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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杨继绳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5日 转载)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博讯 boxun.com)

    杨继绳
    
    《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县采访。完成工作任务之后,我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并找了一些当事人个别交谈。事后,又在定西和兰州的有关部门找到了“通渭问题”原始资料。新华社甘肃分社老社长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解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页)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大发在坐,他是《通渭县志》副主编,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2005年,我收到了张大发寄来的他的30多万字著作:《金桥路漫》,这本书是用县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还访问了很多当事人,书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早年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公社化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开斗争会)。仅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565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个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庄稼成熟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岭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个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浮夸粮食丰收。1958年计划总产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万斤(实际入库4154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总产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倍),征购任务为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在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注: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粮食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征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征购粮食时,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都揪出了霍维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60]检二字第054号,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农民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在大批人饿死的时候,席道隆开始允许农民自找生路;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
    
    
    
      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经中共中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做了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认为信阳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兰州会议认为,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有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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