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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访新加坡 从“取经”到“叫板”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30日 转载)
    
    来源:《中国青年报》
     洪艺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也借鉴了新加坡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做法。近年更有不少官员、学者、记者,对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深感兴趣。这背后有着一股怎样的政治力量在推动?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他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来观察行动党和新加坡? (博讯 boxun.com)

    
    许多中国年轻人和新加坡年轻人一样,出来工作后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也定期把月薪一部分存入一个户头,这户头名称也和新加坡一样,叫做“公积金户头”。它最早是由前总理朱鎔基担任上海市长时在当地推行,后来逐渐推广到全国。
    
    公积金制度是中国最早从新加坡搬去的制度之一。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之旅,官员是主体。除了高层的访问,南洋理工大学自1992年以来,也为中国培训官员,除了开设被称为“市长班”的管理经济硕士学位课程与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开办一些短期干部培训班,至今已培训了4000多名中国各级官员,让他们分享足以作为“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不过,中国来新加坡取经之路,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而要了解中国为什么想学习新加坡,就得先对中国的政治改革道路有所认识。
    
    1978年11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莅临我国访问,李光耀总理亲自到巴耶利峇机场迎接他。两人在访问期间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奠定了新中两国的深厚情谊。左一为李夫人,右二邓夫人卓琳。(档案照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现行政治运行体制的改良和变革”。这个过程可分为试探性改革、审慎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三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动荡,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激进的改革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渐进的政治改革不但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影响不明显,也比“震荡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更有回旋余地,改革的社会代价也在渐进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化解。
    
    第一个“十年”
    
    中共在1978年至1989年进行的是一种探索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如“摸着石头过河”或“步子小、缓缓而行”。
    
    开放后的中国,开始有意向其他国家学习。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此行也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时任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会晤,后来还邀请吴博士访华,并聘他为国务院经济顾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这可算是中国借鉴新加坡的开端。
    
    邓小平回国后,中共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年,也是新中关系的重要年份。
    
    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批评,也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作出重大决策。邓小平也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1980年,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来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考察。期间,他坦诚地问新方联络人吴博韬,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和劳工便宜得多,却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吸引到许多投资?吴博韬当时答说关键在于政治稳定所产生的信心和不断提高生产力。
    
    因此,中国在有效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借鉴精神文明建设及司法、政党建设等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
    
    第二个“十年”
    
    1988年,中国物价改革的失败和经济体制双轨运行所产生的种种腐败,激发了社会的不满。1989年至1998年期间所进行的是审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优先考虑。村民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逐步扩大。政府也实施了公务员制度,并加强对腐败党政官员的惩治。
    
    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建交,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当中国在90年代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想到了新加坡。他在1992年南巡时发表谈话,呼吁广东省不仅在经济上要赶上亚洲四小龙,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超越它们。他当时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在这之后,中国就开始对新加坡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1992年,中共中央派出以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为团长的考察团,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访问,掀开了中国全面总结和吸收新加坡经验的序幕。考察团回国后出版了《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报告。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和各省市陆续派出多批考察团来新深入了解政党、政府、经济、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和建设等方方面面。
    
    1994年启动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计划,又把两国拉得更近。这不是一般的经济投资合作,还包含了大规模的管理软件转移、城市规划发展和经贸官员培训。这种紧密合作,也为日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个“十年”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经济体系和政治管理体制受到国际政经体系多方压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困境。城乡差距和区域经济差别扩大、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和乡村治理困境,都成为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隐患。
    
    因此,中国在1998年至2007年推行的是一种结构性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改革和治理理念。当局提倡让公民有更加便利的政治参与渠道,并强调政治和政府对社会问责和在行政管理上的效率。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考察团数目增加,中共内部出版的多份考察报告,已带动了有关新加坡的学术研究。
    
    《东南亚》、《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纵横》、《南洋问题研究》、《当代亚太》等区域研究专刊,都曾发表多篇有关新加坡的研究论文,一些综合学术刊物和大专学府的学报如《政治学研究》、《策略与管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学术论坛》、《思想战线》、《暨南学报》、《山西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也刊登有关的文章。
    
    据中国期刊网的数据显示,1994年至2006年在中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已超过4000篇。
    
    许多中国学者受东亚研究所等机构邀请到新加坡当访问学者,在本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回国后也纷纷出版论文,介绍他们的观察与研究心得。
    
    最早讨论热点:新加坡的经济成就
    
    新加坡经济成就是中国学者最早的讨论热点。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十几部有关新加坡经济的专著。总论方面有陈乔之、曹云华的《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1992年)和王勤的《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1995年)。
    
    专门研究方面有刘心一、秦泮义的《新加坡税收原理》(1991年)、邱华炳的《新加坡证券市场与投资分析》(1993年)、张书的《新加坡金融制度》(1998年)、财政部的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的《新加坡财政制度》(1999年)等等。
    
    李路曲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1996年)是总体论述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力作。曹云华的《亚洲的瑞士----新加坡启示录》(1997年)是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研究新加坡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所遇到的挑战。陈祖洲的《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2001年)则突出新加坡现代化的政治特色。探讨新加坡成功经验的著作还有郑维川的《新加坡治国之道》(1996年)和李一平、周宁的《新加坡研究》(1996年)。
    
    2002年后新热点:执政党的建设经验
    
     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执政党的建设经验,是2002年以来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王瑞贺的《新加坡国会》(2002年)介绍了新加坡议会制度的形成和特点。孙景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2005年)则论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历程、环境、机制、合法性等,尝试从执政党的角度解答“新加坡之谜”。
    
    为借鉴海外新加坡研究成果,中国学者也陆续翻译了多篇外国人的著作,包括苏联安季波夫的《新加坡经济地理概论》、美国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英国赫夫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世纪的贸易与发展》等等。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的著作《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也在中国翻译出版。
    
    苏州大学还成立了中国—新加坡比较研究中心。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也成立了新加坡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由研究新加坡政党政治制度多年的李路曲领导。深圳大学则在这个月成立了新加坡研究中心。
    
    中国学者大多对新加坡政治制度和人民行动党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吕元礼的《新加坡为什么能?》可说是近期最广受研究新加坡的中国学者引述的专书之一。
    
    吕元礼教授原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目前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他说:“如果说西方社会比较值得称道的是自由世界的话,那么新加坡值得赞扬的应该是和谐社会。”从新加坡身上,吕元礼看到一个重要元素:要构成和谐社会,就要坚守天道(坚持价值永恒的价值观念)、地道(脚踏实地、与时并进)、人道(顺应民心)三大原则。
    
    吕元礼去年八月在《联合早报》所主办的公开讲座上演讲时,表示希望中国人大代表能像新加坡议员那样接见选民,办些“民事诊所”。
    
    他说,这个情景对新加坡人来说或许是习以为常,但对他而言却非常新鲜。选民一个个进去了,谈过后,议员就写了封信,就好像病人看病后,拿了个病方就走。虽然100个人当中,能实际解决问题的只有20%左右,但经过了这个程序,人们心里上会有种安慰。在他看来,那不仅是个民事诊所,也是个民情诊所。
    
    不过,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加坡的权威体制却颇有微词,对中国借鉴新加坡模式更是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文章都基本上不否定新加坡特殊的政治体制为新加坡带来的经济繁荣与国家进步。
    
    部分学者:对新加坡模式不以为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这篇文章中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属于“选举权威主义”,即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
    
    他指出,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对政治有高度敏感与参与愿望。此外,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累积了“官僚的经济腐败、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等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又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些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
    
    相反的,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也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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