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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陵:社会转型的第三条道路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2日 转载)
    
    中国再一次走面临选择
     (博讯 boxun.com)

    自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高风险时期。转型加速、社会分化、新旧秩序冲突、道德滑坡、腐败加剧、公民意识高涨、群体性事件增加等等。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走向一个真正的拐点。所谓的改革共识开始破裂,社会开始分化为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博弈开始加剧。2004年,社会冲突继续扩大,在当年四川、重庆、陕西、宁夏等地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其中,四川汉源、重庆万州事件影响最大。之后,群体性事件开始在不同地域、不同的领域爆发,并且其社会震荡强度也在增大。比如最近发生的广西博白事件、贵州瓮安事件都属于比较严重的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深层次上来分析,这些事件反映社会利益集团分化、社会协调模式陈旧,或者说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化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协调社会利益集团的方式过于落后,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这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往往会表现为社会积怨,比如一些社会成员对国企改制不公、土地征用不规范、下岗安置不到位、城市拆迁补偿不公平、反腐败不利、司法不公正、信访不畅通、黑社会势力得不到遏制、政府行为不规范等等的不满就很大。这些积怨从深层次上来看,反应了社会分化后的社会协调机制失灵、社会救济渠道不畅、社会救援渠道狭窄等深层次的问题。当社会出现某些矛盾或摩擦时,社会积怨就会通过群体性事件来爆发,特定的利益群体冲突就会转化为参与者数量庞大、人群分布广泛、破坏性强烈的社会动荡事件,瓮安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样本。
    
    这些事件预示着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大调整时期,旧的治理模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同的群体用行动也表达了对旧模式的反对,虽然这种反对往往带有非理性、暴力性倾向。这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转型要经过三个大的阶段。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推动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是革命。从1949年到2002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现代社会基础建设,推动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是改革。从2002年大约到2020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第三阶段,这一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现代社会制度,推动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是治理改进。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只有通过治理改进才能实现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只有进行治理改进我们才能够巩固改革成果、利用改革成果来完成社会转型任务实现制度创新,否则我们可能把中国引向一个动荡的时代,迟滞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甚至会葬送已经取得的社会转型成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的。一些人仍然迷信传统的方式,对社会发生的变迁视而不见,采用的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愚弄百姓,甚至动辄采用专政工具来处理社会问题(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对瓮安领导的批评),最终使社会矛盾激化、冲突扩大,不但没有使问题解决,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有可能最终葬送我们的改革成果,使中国社会走向“拉美化”,形成恶性循环。另外一些人也是迷信传统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认识不清,往往采用剧烈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认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把自己的权益凌驾于社会之上,缺乏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责任、和平、理性、的现代基本理念,不会采用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在这些人头脑中也迷信暴力,动辄诉诸于剧烈抗争甚至暴力,最终脱离民主法治的轨道,成为街头暴力的积极分子。其实这两种人,都不具有现代社会成员的现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都属于满脑子臣民思想或暴民思想的人,他们仍然缺乏现代社会的理念,也不明白现代治理的精髓。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同的道路选择将决定中华民族不同的命运,我们必须认真的做出思考和回答。
    
    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三条道路:治理转型
    
    回首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困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转型。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中国人要干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一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与此有关系。
    
    在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问题。2008年6月23日经济观察报刊发了中国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秦晓先生指出,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可谓一语中的。许多人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深刻指出,社会转型问题核心是建立一个“现代性”社会,而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化社会,因为现代化社会更是基于物质层面的,只有“现代性”社会才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其实,这个现代性最重要的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的自由、理性、权利等思想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府,一句话是一整套的现代性的社会运行机制,或者可以简约为现代治理,就是承认人们可以参与不同的社会系统,各个系统具有广泛的独立性,系统之间在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生存的前提下通过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
    
    革命和改革已经是20世纪的话语体系了,革命和改革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中,都存在着浪漫的嫌疑,都存在着变质的成份。因此,当人们提出“告别革命”时候,马上得到了众多得喝彩声;当人们提出要“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时,喝彩者也不乏其人。实事求是的讲,无论是革命和改革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前者为社会转型奠定了国家基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中国人无奈地选择了一条先进行民族独立统一的道路;后者为社会转型准备了社会基础,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就不会有现代性社会的建立和巩固,无论是欧美的历史还是东亚的历史,从不同方面都对此给与了印证。
    
    但是我们今天用什么方式来推进转型?这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当一个国家通过革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后,不可能再使用暴力来完成社会治理的完善,当一个社会通过改革初步建立一个多元、多中心社会时候,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往往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此时,改革往往很难深入下去。我们只能通过公民社会的扩张,通过治理的改进,通过量变,通过增量的方式推动社会转型,通过治理改进改善民生,在制度转型和民生改善方面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不过,前边的路依然充满许多变数,治理改进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只有所有社会组织所有社会成员秉持“共同生存”的理念,负责任地、理性地、建设性地推动,治理改进才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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