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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疑”重于“信”/雷颐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9日 转载)
    
    喜欢读张中行先生的文章,确如一饱览世事的布衣老头,坐在冬日的阳光下,不紧不慢地拉拉家长里短,说说世态人生,却又简净素朴,不着余墨。喜欢他的文章,还因为怀人忆事、谈艺论学基本不离红楼沙滩“老北大”,恰是我一直工作和曾经居住的地方;银闸胡同是他当年和“林道静”(杨沫)同居之处,虽然现在面目全非,但每当路过这条胡同,我仍会不禁想起他的“银闸人物”中那些个有趣的“人物”,甚至会对“余永泽”、“林道静”们的不同选择和命运生发一番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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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京城舞文弄墨,与先生的“近距离”接触却只有一次。1995年5月17日,葛剑雄兄由沪来京,因张中行对他在《读书》发表的一篇文章曾赞赏有加,故《读书》编辑在东四北边的孔乙己酒家做东,宴请他与张中行先生,庞朴、王蒙诸先生作陪,在下也忝陪末座。后来,张先生在颇引争议的《有关史识的闲话》(《读书》,1995年12期)中,还提到这次聚餐:“席上除绍兴花雕之外,还有几位常在《读书》上耍笔杆的”。葛、王均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汪洋姿肆、一泻千里之人,他二人凑一起,正是“侃”逢对手,整场饭局的“谈锋”自然被这二位垄断,只听他们侃侃而谈、你来我往、妙语连珠,他人委实难以置喙。张先生本是“主宾”之一,话却不多,只是静静地认真倾听。文与人,都给人以散澹飘逸、平淡冲和、粹然儒者印象。不过,如果对他了解较深,便会知道,他的慈眉善目之下还有“决不宽恕”的怒目金刚那一面。凡事顺随平和的人生态度下,却决不轻信,坚守不少人都未能坚守的做人的底线。
    
    
    
    张中行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2006年,他人生的前七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厮杀、大动荡的七十年。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之中,个人只是扁舟一叶,能随波起伏不被惊涛骇浪吞没即是万幸。劫后余生,看到太多的死亡悲剧,张先生对生之不易的感受格外强烈,所以格外强调“小民要活”,“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他的要求实不过分,只是升斗小民能平平安安地“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并不易得,1947年,他的家乡土改,再穷的村也要找出地主来,张家虽不富裕,但在村里尚属能吃饱之家,也成为土改对象。土改开始时,不断传来邻村打死人的消息,张家准备外逃避难,但此时村里被围,“对象”之家一个人也不许出。这时,张中行的妹妹不久前刚生一个有残疾的女孩,狠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中淹死,全家人谎称埋孩子混出村。他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张者:“张中行:决不宽恕”,《文化自白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有此经历,在新时代,他一直小心翼翼兢兢业业,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能不表的态就不表,就是在“鸣放”时,无论怎么动员,他虽有自己观点,却就是不“鸣”不 “放”。因此,幸免“右派”之厄运。他不是学术权威也不是领导,历次运动都是有惊无险。甚至“文革”中,他虽然也受“监督劳动”、“被斗”、“认罪”之罚,但毕竟不是“重点”,只是心惊胆战地看着朋友、同事、邻居被打被抄甚至自杀。而他“文革”中在“干校”三次被批斗经历,是当时许多“小民”的家常便饭,因此更具“典型性”。
    
    
    
    到“干校”时,他已年过花甲。有次在水井打水不小心水桶落入井中,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结果此事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了他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所有的发言和口号,都是证明水桶落井不用心捞,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应当认罪。第二次,是一天晚上正要上床时,听到有人在外喊“看彗星”,他也与大家一起跑出去看彗星。以后的几个晚上,为了看彗星有何变化化,每天上床前都到院里看看彗星。没想到,连这都有人向领导汇报,认为动机可疑。领导又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又开了他的批斗会。会上发言全部集中一点:你看彗星是妄想变天。最后,还有一位“战友”的发言“最为深入”:想变天还有更深的思想根源,就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第三次则是在劳动之余伏在桌上悄悄在纸片上抄写唐诗宋词,也被人汇报,又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而且,这次“ 罪行”最为严重。因为当时只能读“红宝书”,而他有时间却不钻研“红宝书”!由于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所以先来一番搜查,果然在他箱中搜出《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就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批斗会自然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竟敢轻视红宝书、可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等等。而“处理只是这个合订本没收,未说判什么罪;还有优于俞平伯先生的,他偷看《水经注》要写检查,我则未奉命写检查”。他承认,每次批斗会他都是站在会场中间,立正、低头、认罪,而没有坐“喷气式”、挂黑牌,实属优待。(张中行:《流年碎影》,第555-5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这种严苛环境下,他认为对“小民”来说,“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张中行:决不宽恕”)不过,这种经历也使他强调人生只能“顺”、“随”之下,还有一个做人的底线:“我一生不在背后窥人隐私,打小报告或告密,以求用别人的血换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为奴也决不破例。”(《流年碎影》,第554页)因此,在“文革”中杨沫单位的“专政组”来外调,对他进行种种威吓,要他按他们的要求“证明”杨是假革命、是叛徒时,张中行却顶住巨大压力,说杨当年是真革命的,我是不革命的。后来,杨还写文章对此表示感谢,说他这次表现十分勇敢。言下仍有他当年钻故纸堆,没有随她走上革命道路是胆小之意。但她毕竟知道,这时的不说假话之人少之又少,需要的勇气却也不下当年的“革命”,所以才格外感激。因此,他才有资格对那些借运动来整别人的人、损人利己、无情无义的人“决不宽恕”,性情中才会有一种令人意外的刚烈。
    
    
    
    说到当年与杨沫的分手,张中行认为主要是两个人思想上有了距离,杨走“信”的路,他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的“疑”来自北大,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但他做不到,因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流年碎影》,第329页)
    
    
    
    所以,当北大约他撰文纪念建校90周年时,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读过的罗素的《怀疑论集》,他一直记得书中说过,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时,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劳都是德国的,而罗素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罗素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对罗素此论,他大加赞赏,屡屡提及。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张中行:决不宽恕”)他说自己思想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他一家三代共有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说:“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张中行:决不宽恕”)“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陈洁:“女儿眼中的张中行”,《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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