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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教育改革,从八十年代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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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9日 转载)
    
      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的太久了
     (博讯 boxun.com)

      经济观察报: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你一定很关注这个问题。
    
      杨东平:非常关注。我特别注意到,教育部在征求意见的公告里,开列了36个问题“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教育体制改革”也在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教育上诸多问题都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密切关系。
    
      我把1978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80年代初期,主要是恢复重建;第二阶段1985年到1989年,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第三阶段是90年代初到2002年左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时期;从2003年至今可以看作第四阶段,在新的发展观的背景下,开始重新调整教育路线。
    
      经济观察报:恢复重建阶段也就是拨乱反正。
    
      杨东平:大多数公众不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70年代末那场拨乱反正,在教育领域却是半途而废,或者说只完成了一半。完成了哪一半呢?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这是必须的;但是,如何发展教育?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澎湃的背景下,怎么来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产生新思维,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回到50年代的办法。
    
      经济观察报:就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办教育的老模式上去了。
    
      杨东平:对,这是教育领域和经济领域最大的区别。经济领域抵制、抛弃了“回到50年代”的选择,逐步以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而教育却不假思索地重新回到50年代的计划体制、苏联模式上去。今天教育领域的大多数问题在50年代已经存在了,这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经济观察报:像应试教育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严厉批评过。
    
      杨东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而教育领域没有根本改变。这是根源,导致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什么是好的教育?怎么举办一个能够兴国的、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一个挑战,并不是说只要尊重教育,加大投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世界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与其说体现在教育投入上,不如说体现在教育改革上。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竞争成为一场教育改革的竞争。
    
      杨东平:所以美国历任总统无不重视教育改革,韩国大选打的都是教育牌,总统候选人提出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方案。很多国家对教育改革的重视程度,是中国难以想象的。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的太久了。教育、医疗、住房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医改、房改都早已开展了,但是教改直到最近才刚刚启动,总算提到了议事日程。
    
      到了重申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杨东平:中国当代真正的教育改革从1985年开始,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
    
      这是教育现代化的纲领,但是究竟怎么做,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方案。关于《决定》出台的过程,去年胡启立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起草过程。80年代末,中央开始制订第二个教育改革方案。1989年4月初,胡耀邦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疾病,就是讨论这个文件。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形势巨变,第二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搁浅。
    
      经济观察报: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决定。
    
      杨东平:现在回顾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经济、科技、教育改革同步推进。这与当时关于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启蒙直接相关,《第三次浪潮》成为朝野共读的改革教科书。也正是在那时,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 1984年和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了1986年以后,还加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经、科、政、教同步推进,并驾齐驱。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今天回头看它还留下了什么?
    
      杨东平: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正确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成,也有一些当时实现了,后来又往后退了。有几个比较大的事:第一,确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第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由各个地方政府管理。简政放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层层下放,逐渐变成以乡镇为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第三,教育部的职能转换,将教育部改为具有更强综合统筹功能的 “国家教育委员会”。当时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情,需要包括人事部、劳动部、科技部等各个部门共同努力,要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成了“大教育部”,而且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教委主任。
    
      杨东平:但是到1998年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教育部,没有任何解释。从教育管理角度讲是一个倒退,丧失了曾经有过的功能。今天这一轮教育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职能还要扩大,还应该搞“大教育部”。
    
      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最最生动、最有声有色的,是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当时高等学校的改革是非常深刻的,明确地提出了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
    
      经济观察报:最终还是要依靠教育家办学。
    
      杨东平:当时没有提出教育家办学,但校长负责制的理念已经有了,党政分开,校长对学校负责,聘请合适的人来当大学的校长,而不是“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当时有100多所学校成为大学校长负责制试点,涌现出了一批教育家,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华中理工学院的朱九思、深圳大学的罗征启等。
    
      经济观察报:1998年制订的 《高等教育法》,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了。
    
      杨东平:开始是不再扩大新的校长负责制试点,后来就说不再试点。1998年《高等教育法》立法过程中,对此争议很大,三审才通过。不少人不同意改变校长负责制,因为它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制度。事实上,无论1949年之前在解放区、根据地的高校,还是 50年代初,实行的都是这一制度。1956年5月,高教部颁发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仍规定大学实行校、院长负责制,校、院长领导学校的全部工作,代表学校处理一切问题。1956年底,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一制度才发生变化。现在到了重申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在8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似乎有意淡化学校的行政级别。
    
      杨东平:当时所有高校都是局级,不管是清华、北大,还是地方的高校。就是为了淡化,淡化是为了取消。可是9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停滞,官本位、行政化的价值回潮,近年来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重新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现在竟然有 39所所谓的“副部级大学”!所以在高校管理体系的维度上,现在比80年代大大后退了。
    
      发展压倒了改革
    
      经济观察报:有一次去采访刘道玉,他说90年代以后的教育只有发展,没有改革,发展压倒了改革。
    
      杨东平: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发展大于改革”,第二个特点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改革”,那就是说,如果说90年代也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让学校搞经营创收,或者说是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模式。
    
      经济观察报:让学校去创收,就是政府推卸、放弃责任。
    
      杨东平:90年代以来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招生数,2006年比1998年差不多增加了五倍左右,可是教育投入一直徘徊在2%-3%之间,没有明显改变,直到现在也没有达到1993年提出的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很多外国人很惊奇,很羡慕,政府又不花钱,还能让教育大发展。其实这经验是没法学的,就是靠老百姓掏钱,靠银行贷款。关键是,虽然教育实现了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等——为代价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当然,对教育的损害不仅仅来自于经济,也来自于官场。教育行政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股力量造成了对学校教育品质的伤害。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学校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官场。
    
      杨东平:今天的学校,同时运行着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官场的、市场的和教育的。
    
      经济观察报:权力和金钱结盟了。
    
      杨东平:“择校生”、“择校费”制度,明确地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制度化、合法化,可以用金钱来交换教育机会。我相信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在过去是为人所不耻的,择校收费在90年代初是偷偷摸摸,不能上台面的。后来就认为,既然有这个需求,“ 愿打愿挨”,所谓的市场规则,还不如让它存在,干脆把它合法化。首先从高中收“择校费”开始。理论上义务教育阶段是禁止择校的,因为连学杂费都免了,怎么还能高额收费。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普遍地在收 “择校生”;而且因为没有规范,更加肆无忌惮,如北京市小学的择校费要高于高中。对这样大面积出现的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行为,这样大规模、赤裸裸的钱学交易,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是非常可悲的。2008年媒体揭露的一例,北京市中关村(4.16,-0.23,-5.24%)三小收取择校费过亿元!难道民办学校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公办学校就可以公开的大规模的赤裸裸的以盈利为目的吗?!
    
      政府行为本身一定要公正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把2003年以来称为教育的第四阶段?
    
      杨东平:因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样新的概念,国家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很多人或许会认为 “以人为本”仅仅是一个口号,实际是非常深刻的,教育领域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价值。
    
      从50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奉行的是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也就是说,国家目标至上,个人是不重要的,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因此个人的兴趣、动机、爱好等等都可以改变或牺牲。今天我们认识到,教育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方面,教育对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与每一个儿童、每一个家庭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一个关乎民生事业。所以,我们既要举办能够兴国的教育,也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体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和价值。
    
      另外,“以人为本”在教育过程中,不仅应体现为“以学生为本”,而且应当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所谓“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不能只关注优秀生、尖子生。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每一个儿童都需要不同的对待。因此,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对现行学校教育而言,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是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教育。
    
      经济观察报:这样一种教育理念,需要制度来支撑。在现实的层面上,基础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如择校热、应试教育等,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杨东平: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这一问题从50年代就出现,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完全有解的。择校热、应试教育等问题,主要是等级化学校制度造成的后果。50年代中国工业化初期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国家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基础教育的功能就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当时中小学工作方针就是这样说的,非常明确。这完全不是全民教育、义务教育的理念。其结果是把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初中升高中的考试都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彻底消失了,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儿童的,是强迫的、义务的。重点学校制度在理论上已经不具有合法性,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多次重申过取消重点学校。但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大家仍然在变本加厉地维系这一制度,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叫示范学校、实验学校等等。正是这种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造成了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刚性结构和“倒逼机制”。
    
      其实,实现义务教育的正常化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办法,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难。首先是学校硬件资源的均衡,第二步就是均衡教师的资源。通过教师流动制度,促进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这也是日本、韩国的经验,我国沈阳等城市也有成功的实践。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名校当然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政府和权势阶层享受 “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靠特殊政策形成的的名校,是不受人尊重的。政府行为本身一定要公正。
    
      杨东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在北京最难实现,可能是最后实现的,就是因为北京的上层建筑特别庞大,特权特别严重,这种利益格局的改变也最难。许多权势部门通过与学校“共建”的方式维系这一特权,严重侵犯了教育的平等价值,很多人对此至今熟视无睹。如果要改的话,必须痛下决心,伤筋动骨。
    
      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
    
      经济观察报:我们认为,这一轮教育改革,首先改变教育部办学的思路,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现在是把学校作为政府的行政下属,所以形成的格局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
    
      杨东平:这是典型的教育行政化现象。教育部必须转变职能,最核心就是下放教育权力,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部能够直接办七十几所大学!要教育家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我们已经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实行的却是前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经济观察报:怎么构建现代化的管理体系?怎么进行制度变革?
    
      杨东平:这种变革说起来也不复杂,各国有很多先例,大学和政府之间构建法律框架下的委托管理关系,教育部通过制订标准、政策、拨款实现对大学的管理。改变政府直接办学有两个核心环节:第一,建立新型的大学拨款机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之类的中介组织对大学进行绩效评价、审核预算,通过下一个年度的拨款,而不是以行政化的方式,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给你拨付。第二是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大学校长不应该按党政干部管理模式由上级部门考察任命,应该由一个独立的遴选委员会面向社会进行遴选,报教育部批准。
    
      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高校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放权、大学自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所谓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在国外“市场化”的概念仅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基础教育的改革是提“民主化”或者“自由化”,核心内容也是更大程度地扩大学校的自主权,鼓励教育家办学,提高学校的活力、质量、丰富性,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
    
      经济观察报:其实世界上有现成的制度和经验可循,应该“取法乎上”。
    
      杨东平:许多理念和制度都是现成的,要解决的是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以前也被认为洪水猛兽,现在已经成为基本常识。但“现代大学制度”还没有被完全接受和认可,很多人不知所云。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关键是解放思想,打破传统的思想禁锢。
    
      杨东平:教育的“软件”需要更新,升级换代。目前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的表达,都是在50年代计划体制、阶级斗争环境下形成的,已经不适合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培养劳动者和建设者”的说法,把教育视为单纯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忽视了人格养成和人的发展。“接班人”的概念是毛泽东1964年在“防修反修”中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义务教育是全民教育,不分阶级、种族、信仰、社会地位等等,一视同仁,必须使用更加现代的概念。基础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
    
      经济观察报:教育改革是非常繁重的系统改革,这次教育改革依然是任重道远。
    
      杨东平:作为一个学者,我希望让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公众议题,一个一个去推动实现。教育改革确实是很难的,没有什么一抓就灵的妙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是需要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教育哲学、教育理想,树立新的目标;然后渐近地和建设性地去做,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例如,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新路,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必须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可考虑将一部分公办高校转制,转为股份制或其他形式。如果允许每个省拿一所高校进行试点,全国就有30个试点,就很可观了,待摸索出有效的经验后再进行总结、推广。总之要破解,要迈出这一步,要允许改革、允许试点。
    
      现在回头来看,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大多数目标和任务都是正确的,当年对教育的批评,今天仍然适用;当年提出的改革目标,许多仍然是今天需要解决和面对的。在这个历史关口,我们需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重温和继承80年代的改革精神,推进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做出超越前人的新贡献。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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