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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房宁商榷多党制的问题真缔/张小鼐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0日 转载)
    
     房宁的《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一文,对他我可算早就“认识”了,因他为“脱美国化”叫好,我曾而上书中国社科院长。在我看来,问题决非是什么“脱美国化”,实质性应承认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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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提这个问题,就正如贵网这期文章标题所称之:《中国如何走出“左摆压迫,右摆剥削”之劫》了,并明确指出“不是左就是右,左右摇摆成了中国劫。都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志办事。民主共和制度始终难以完成。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目前只能维持高压政治,经济发展也只能是失衡状态,不是平均主义,就是贫富严重分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磨难的中国人应当惊醒了。各端各派应当看清这种互相不给活路的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牢牢确立共和思想,建立社会沟通对话互相妥协制度,中国才能走出一条既无专制压迫,又无剥削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文注)的原则立场、与实际当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我完全赞同这种思想,但要建立社会沟通对话互相妥协制度,也就面对反对派(党)要能参加的现实问题。
    
     我认为学者中有人忘怀了或在否认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就是多党制的现实,历史上多达超百余个政党,后才以国共两党之下的少数政党能得以存在下来,也是政党政治逐次成熟的结果。中共乃工人阶级政党、并以民主而起家、取替国民党的。现在我国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制,政协就是多党参政议政的民主政治机构之一,它就是我国社会现行的社会沟通对话、共同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大陆搞了60年的时代特色与政治机制。
    
     但由于没有反对派的合法权利以及阶级斗争与“文革”等发生,我国的多党制有严重缺陷:有多党但没有反对派。反对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有让反对党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开站起来,中国社会才不会走历史的回头路。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多党制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反对派的问题。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有人称所谓之“中国模式即经济改革,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政治方面却一字未谈。没有相应的政治基础和条件——改革开放,又何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与西方不同,因为我国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无论过去还是至今,根本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民权!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曾说过,却并没有真正地能解决好这一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始终最具根本性的严重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因没有反对派的合法权利,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才会陷于绝境而罹难。历史上的这种反对派,后来也就大都为历史所肯定,因为当时他们的正当权利被剥夺。
    
     在对过去全民所有制的改制中,工人应拥有的权利必须有绝对性保障,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政策出了大问题。现在工人民众开始有了知觉,而政府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反映。
    
     今天的左右之争表现得十分激烈;其主流派更是否定已经存在并发生的事实,企图用高压打压,不让不同观点有同样的权利,出现我所谓之的“北大帮”——即北大有些教授坚持西化、却剥夺广大工人民众的基本权利,要用西方一些理论概念来决定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当时在民间反响强烈,一些学者却坐在办公桌前头头是道、坐而论道之,他们根本不深入民众、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去。
    
     以我单位改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就完全可以看透其中所表现出的严重问题,我曾在给中国社科院长的上书中也谈到过;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政府职能的主管部门无视国家明示公告的具体法规;进入法律程序后,法院不法,使这场官司我打了近十年,而至今没有结果之。
    
     在这种情况下谈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过于简单也与历史事实及我国现实不尽然之,却有点太不适时宜。我并不反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但问题决非于此如是之!西方多党制式,有其产生发展的条件与相应之社会需要,是西方社会的历史产物和文明成果;也为西方社会普遍认可、普遍推广的政治制度,但至今也在西方社会发生、出现了些严重问题,尤其较东方一些国家的集权制亦显出所存在的弊端——这些问题是他们的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决非制度本身不对。
    
     提出这一问题,确有其针对性的,有些学者曾想在中国推翻中共领导, 搬来所谓之西方多党制为名、实际是想使自己去取而代之——“89”政治风波中有不少人就吃了这个苦头。但在处理上,邓小平出手太晚,放弃了及时性、和发表主流政见、观点的正当做法,等到事情过了头时,造成各方面都有严重损伤,其中当然伤及到一些民众。(改革开放中一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等人,也就因此而下台,被迫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命);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一点的就是,趋利(势)性或许是人的本能,但如其担任国家要职及社会重责却趋炎(利)附势,丧失良知,它只能是我们社会与广大民众的悲哀 ——在我的记忆中、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曾感同身受过之。据我所知,房宁是“海归族”者,回国后能得以重任是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无限期待。但多党制并非是外国有的事实,中国始终是多党现实,清末民初更乃如此之,只是中国的执政权因都由强权(即马背上争得、或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所决定的,所以,(王权)专制是中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始终长期至近的政治现实;而权力政治下,更是党派群生,彼此间明争暗夺的,这也成为传统,中国自古历来就如此,并且总是最后能发展到强势、就去取而代之的改朝换代现象——它正是权力政治的恶果之——你消灭我,我消灭它的,世界就永无宁日;历史也折腾来、折腾去的,民众受苦,国家遭殃,最终还导致了中国近代的百年耻辱,几乎要会灭族亡国矣!慈禧追杀反对党,至死也要把光绪带走,结果大清国还是亡了,她的身后名更因此而被革新派攻击得百无一是了;国家一党一家专制,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房宁文中没有看到它;而就中国历史与现实来说,都和西方政制是无关的,更没有直接的联系。
    
     昨天我发了一篇文章给人大经济论坛,大清国就是这种情况下亡国的。这个问题的真实性,是在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上,现实使人们对中共党的领导不断地提出了挑战,尤其是过去搞政治运动,一党专政曾经专了广大人民的政!文革中甚至取消政协,取消过宪法,改革开放中也有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些权力无法或实在是失之于法制之外,尤其是如何来对中共权力的法制规范化问题,以及如何明确政府责任制、等政制具体分工和宪政明确地法治化法制之;多党制与反对派在中国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客观事物,决非西化或能不能搞,而在于要科学理性地面对与认知。
    
     我认为正是这种情况下曾造成过对农民权利的剥夺和类似国企改制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权力得不到真正有效的制约,老百姓还是没有真正的权利;并且发生了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人们期待把中共党的领导规范化、制度化,完全纳入法治之下,既使这一特权回归于权利之中,受到宪政的具体制约和明确公示之,使社会和广大民众可以用法制来有效地监督中共党的领导与政府职能行为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说中国历史吃了大亏!而面对这一真实问题,再搬弄什么西方多党制说,今天还如此而言之,就有失一个学者的良知了。要讲真话!老百姓并不是傻子。俗话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被历史与现实所肯定,特别是民众不能接受的话,那是行不通的。
    
     换言之,体制改革于政治变革中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中共党的领导提出批评及如何改进之;过去那样的政治运动(如反右和文革),现在想着我都觉得也叫人心神难安;实质上更关系于中共党的发展与未来,是中共党的生存问题。 另外,不仅如此,它同时也对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在不断地提出更加真实且更高的要求;这些才是房宁等人要真正能够看到、并能提出些让大家乐见乐闻的好建议与文章之。
    
     我提一个个人看法,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面临到了必须实行社会化,即社会主义的阶段;人类已经在向世界大家庭的发展未来迈步,全球化趋势必不可免地使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发展的方向上,世界大同的时代正在到来!所以西方国家在政制上也和我国情况一样,需要政治变革,这是西方国家出现对自己政制进行反思、总结和认识的真实原因,却与我国历史发展的改革开放完全不同。
    
     中国至近的历史都是封建社会,过去的那种“社会主义”也被基本否定,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观念,而民主政治变革(主要是反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文化专制),却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始终追求和愿望;我于历史上看到,西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点,也是后现代的必然趋势。
    
     以有先行者身份的孙中山主义来说,他最早的思想上,就是基本“美国式”了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构想蓝图的,(包括对孙中山思想影响很大的改良派何启,和孙的同乡郑观应等在中国政制变革的设想中,亦多有借鉴于美国式的明显倾向);孙中山明确提出过五权分权制的中国政制规划,后又从苏联模式,尤其是以党权专制的列宁主义思想,并通过苏联要中共加入国民党,使多党成为一党,以适用于当时国情形势的迫切需要;造成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制后果。建国后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参照的是苏联模式,并曾认同过蒋的一些做法,说他很会抓权的。文革完全暴露了当时在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使毛泽东犯错误——这是不能由他个人完全承担一切责任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
    
     这里边,根本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适用中国的具体情况,使之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具体地说,我认为只有二点:一是民权;二是政治体制上;民权为民众在政治上的权利,即法治的法制当要明确他们都有些什么基本权利?如何参与政治活动,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等—— 这是反腐和对权力最有效的制约;政治体制上要让反对派站起来,使他们在法治的法制下同样地参与政治活动,并且有发表正常言论的平台;
    
     ——反对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毛泽东也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正是过去没有权利观,造成了反右与“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使很多精英被迫失落、甚至于罹难,如罗隆基、章乃器等(政协要把这些人的事绩和经历,传记等,组织出书和写些文章,弘扬时代精神,继承优良传统以加强政协工作),现在回顾历史,如果当时能找到另一种形式,不搞反右斗争,或许既不会有“文革”,也不会出现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中国社会,会发展得更加光辉灿烂;
    
     另外,民众对于权力腐败现象反应强烈,这是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只有让反对派站起来,才既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真正加强中共党的领导之!当年一些右派言论,仅管难免不当和失言,却有很多今天看来都已证明还是很正确的。所以,不必赘言,真正的问题决非所谓的我国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在于对权力的科学监督,与让反对派站起来!正确地对待对立面,使政治体制改革,赶上时代和民众的要求,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去!我们在政治改革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也是必须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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