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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靖国神社》为何迟迟不能在中国公映?/李缨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2日 转载)
    
    纪录电影《靖国神社》为何迟迟不能在中国公映?
     ——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 (博讯 boxun.com)

    
    尊敬的各位两会代表:你们好!
    
    我是在日本生活了20年的旅日中国人,纪录电影《靖国神社》的导演。首先请允许我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恭贺“两会”的隆重召开。我深知,中国有着太多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关注和推动解决,而我现在给你们致信,是希望各位代表能关注关系到中日关系和中国的国际形象的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敏感话题。我花费十年所拍摄的《靖国神社》,也因其对靖国神社和日本战争历史后遗症的纪录及其挑战,去年在日本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电影风波。电影以无解说词的形式,从靖国神社的灵魂象征体“日本刀”作为切入点,结合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发生的种种故事和参拜现象,从多方视点将靖国神社的所谓“神圣性”及矛盾性予以层层深入的呈现与追寻,从而将一座“神殿”的虚构性予以破解。这极大的刺痛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神经。风波的触发点,是认为一个中国导演拍了一部“反日电影”,而日本政府竟然予以资助。在胡锦涛主席去年5月访问日本之前,《靖国神社》因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家的干扰被中止了原定的公映计划,引发了全日本社会的争议,成为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事件。在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和艺术文化团体及历史教育机构与律师联合会的声援下,当时的福田首相对不能公映亦表示了“遗憾”的姿态,这部电影终于在5月3日得以与观众见面,至今仍在日本各地巡回公映,而且已经成为日本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部纪录电影,引起了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及其后遗症的极大的反思。但是,现在我极其遗憾地遇到的问题是:在最为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中国,《靖国神社》却迟迟未能获得正常的审查批复和公映许可。
    
    《靖国神社》是一部中日合拍的电影,由日本龙影公司与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及北京中坤集团联合摄制,并得到了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纪录电影联盟基金和日本文化厅属下的文化艺术振兴基金的资助,最终克服了种种巨大的障碍,于2007年得以完成,随后在200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和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引起极大反响,并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人道奖最佳纪录电影奖。这部电影从一年前就依照中国电影发行的正常途径开始申报在中国的公映许可,我相信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认真的讨论与审查,但任何部门都处于无法独自决断的状态。当然,对此现状,我可以理解的是,这部电影因题材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其能否公映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中国电影审查体系的正常范畴,但问题是,现在有一种难以逾越的声音认为,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公映很可能会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从而影响中日两国正在谨慎构筑的“友好关系”.而我不得不说的是,这部电影在中国面临的尴尬其实也正反应了中国的某种政治文化环境及外交处境的矛盾与尴尬。所以,我不得不 值此“两会”召开之际, 以公开信的方式,向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意”的各位陈述一下我的困惑与见解,希望能得到各位代表的关注和判断:这部电影在中日两国“新的历史起点”中真的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不良影响吗?《靖国神社》是否应该在中国与观众见面?
    
    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摩擦及中日友好关系的构筑,我一直深有感触。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有着令人尊敬的种种多样性的社会文化,而靖国神社问题是战争后遗症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病菌,既影响着日本的社会肌体的健康形象,亦造成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及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之间良性的相互理解与交往,无视这一病菌,或者为了表面的“友好”而刻意掩饰,只会使“病情”更深的潜伏下来,导致更大的危害。所以,在坦诚相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才是一种最重要的“爱情”的表达。我从来强调的是,“反日”是一个片面煽动民族情绪对立的词汇,反对靖国神社并非等同于“反日”,拍摄《靖国神社》,恰恰是我致意日本的“情书”。值得庆幸的是,电影在日本的公映引起了巨大的良性反应,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了“连日本人都不了解的靖国神社”,是“面向真正的亚洲友好的电影”, 而日本社会最终对这部电影的广泛接受,也恰恰体现了日本主流社会对靖国神社问题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健康的体质”。而这也是我期待着要向中国观众传播的一种“靖国神社现象”。
    
    中日两国之间太需要“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我很高兴在2006年的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声明中看到,两国之间决定要展开“共同历史研究”,而靖国神社问题,正是两国无法绕过的历史课题的一个象征。现在,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府领导者采取了暂时的克制的策略,但这绝对不意味着靖国神社问题的真正解决。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对话,更多的“求同存异”,搁置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情绪化的抗争,无疑更为符合两国战略性的友好利益,但假如因为了政府间的“搁置”,在民间层面上也以规避和放弃在两国国民中富有矛盾性的这一敏感话题的交流作为 “中日友好”的姿态,那么, 我不得不说,这将是一种非常令人遗憾和非常令人痛心的判断。
    
    作为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的中国人,我深知,国家关系的灵魂是国民感情。在中日国际关系当中,要建设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展开“共同历史研究”,基本的条件恰恰是不能回避矛盾的和不和谐的声音。规避中日之间由来已久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摩擦,将“反感”心照不宣地掩藏在“好感”当中,片面的强调“和睦”,并不能达成真正的“友好”。正如在2008年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周年之际日本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在中国“强颜作笑的友好拥抱”中,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却反而降到了历史上最低的水准,这恰恰说明了两国国民间的交流方式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和温差。而在中日两国交往的种种误差当中,假如《靖国神社》这部由中国导演拍摄的“中日合拍”的电影,在日本国民当中对中国韩国等国家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开始予以理性理解之际,在中国却不能及时地公映,这就难免使中国一贯强调的“以史为鉴”的历史态度沦为一种不可理喻的国际关系现象;而假如我们被动地要在日本领导者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时才将这部电影推出,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在相对冷静的氛围中让中日两国的国民情感相互呼应相互理性地疏理沉积问题的“友好”时机,并将中国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反应重新构置为一种情绪化的被动局面。
    
    尊敬的各位代表,在此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靖国神社》是一部令人理性思考“战争与和平”的电影,这部电影在日本的公映所引发的巨大反响,正在促使日本民众对靖国神社问题的认 识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对外交层面的摩擦反应转变为日本社会内部的矛盾反应,由政治层面的表面冲突转化为民间层面的深入反思。而国民的理性思考力也正是一个国家的成熟度的标志。那么,在中国,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就无力承受《靖国神社》这部电影吗?
    
    围绕《靖国神社》在日本公映的风波和能否在中国公映,我深有感触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靖国神社》在作为一部艺术电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部“政治电影”,牵涉到国家外交政策的问题。而在外交政策上,我特别注意到,去年奥运举办前后,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反对“奥运政治化”,强调奥运是一种“人文外交”,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政治进步。依据这种决策精神,我也同样期待着我们国家在“电影政治化”问题上的更大的进步,并期待着能将《靖国神社》在国内外的公映当成一种正常的“人文外交”和“国际民间文化交流”,而不是在国家外交政策发生转换的同时将之处理成一部必须看风驶舵的“政治化电影”。因此,我认为,《靖国神社》能否在中国获得公映的问题,也是摆脱了各种政治化时代的国家在进入到全球化时代时采取何种文化策略的一个象征性的问题。
    
    在今年,这部电影即将在韩国和美国以及法国等国家公映,而在日本的公映也正在顺利延续。同时,另一部同样曾被担心“或许会引起中国观众对日本的反感”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影片《南京!南京!》据悉也已获得在中国的放映许可,依据同一种审查标准,我深信,《靖国神社》这部真实地反应了战争后遗症的纪录电影在世界范围包括在中国的公映,也将会在今天充满不稳定因素的世界推动关于战争与和平这一世界共通课题的思考,并极大地有利于中日两国及亚洲的友好未来。
    
    综上所述,我认为,《靖国神社》不能在中国公映,既不符合中国正在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利益,也是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形象的一种损害。《靖国神社》这部电影从一诞生起,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推动这部电影成为中日两国国民进一步相互了解的一个窗口和深化对战争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交流的一个契机。为此,我谨向各位代表提出一个动议,希望各位能推动《靖国神社》在中国的审查和放映,并推动政府以两国国民具有巨大关心度的靖国神社问题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在化积怨为互利的外交新思维下化被动为主动,在国民当中因势利导,“正面地”逐步疏通彼此之间的“反感情绪”。这无疑更符合两国的最新合作精神, 更是两国“破冰”“融冰”和“暖春”的友好关系的一种自然延伸。
    
    谨此期待各位国家代表的关注!在建国60周年之际,顺祝我们的国家在各位的鼎力推动下能越来越繁荣与自信!
    
    
    李缨
    
    二零零九年于“两会期间”敬上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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