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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当前中国的政治流派/章文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2日 转载)
    
     《天益网》有一篇“当前中国政治板块的奇丽景象”,作者萧默。文章开宗明义:“原教旨派、民主社会主义派、民主自由主义派、权贵资本主义派,政治板块的碰撞与重叠——和谐弥合前三派分歧,集中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作者附注:“这几个板块,主要着眼于民间,而在执政力量中,四派或多或少地都有其代表或反映。 ” (博讯 boxun.com)

     笔者认为,当前的大陆,绝大多数(包括普通的公务员)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形而下派”,属于上述四类有精神追求的“形而上派”为数不多。而这四类,就其实质论,可以归纳为两派:民主主义派与权贵主义派。此外主导台湾政局的三民主义,也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三民主义是最易于民主社会主义携手合作的。
     诚如作者界定的“原教旨派”(“凡是派”变种)和权贵资本主义派,都主张一党独裁,它们实行的国企与权贵经济均为操纵民众命运的资本,所以可以归并为“权贵主义派”。
     作者历史性地论述:“原教旨派 或称毛派,极左派,渊源于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其构成核心是一批坚信毛主义的离退休高龄老人。他们有的在毛时代就倾向极左,常被称为“老左”;也有一些没那么老、参加过文革仍然坚持文革意识如当年的红卫兵等。”
     又说:“原教旨派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中被一再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代表人物甚至公开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转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中所引马宾言论)。
     最近这些年,“凡是派”变种都要选在毛的诞辰和忌辰组织活动。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这一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都搞了这种活动,参加人数由200多人至1700多人,主题是声讨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号召再一次掀起革命风暴。在天津的一次“缅怀主席、革命不息” 的集会上,播放文革语录歌《造反有理》。魏巍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带头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延安的集会上,与会者情绪激昂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场外朝天鸣枪,似乎武装斗争箭在弦上。(见作者文章)其实,所有这一切小丒跳梁,都是为新贵忘了这天下是他们跟随毛伟人抛头颅洒热血拚出来的,不甘心被冷落和边缘化的反弹。
     对此,作者有正确的分析:“原教旨派的错误是不能洞悉事物的本质,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失误反对改革开放,以图复辟毛的错误路线。他们最怕的就是群众了解毛后期一系列严重错误甚至罪恶的真相,在执政当局将毛泽东思想列入到几个‘坚持’之中和长期‘不争论’的政策促成下,这些历史又恰恰被长期封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几乎被列入于舆 论禁区。有人说“五十岁以下的人可以说都是在谎言和愚昧中长大的”,为原教旨派提供了存活的土壤。”
     其次,作者说:“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思想僵化,不接受任何新思想新事物。”
     作者也估计到原教旨派的危害性,说它“大有在专制的旗帜下与前者(权贵)结盟之势。原教旨派通过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维护专制体制,客观上为权贵资本主义派利用专制得遂其最大私利寻求合法性;后者则以其官僚特权地位与前者维护专制的主张达成妥协。他们从极左和极右两个方面同时对(胡温)施政力量施压,极易造成国家动乱。”
     其实不少凡是派早就摇身一变成了执政的权贵,成了省部以下的头脑人物或拥有千万、亿万财富的豪强。两派既勾结又争夺。只有当年的乡村、街道居委会干部,退休得早,赶不上工资改革的班车,他们及其后代怀念毛泽东而大骂邓小平,在基层相当普遍。当局注意到这种情况,胡锦涛今年春节冒风顶霜走上井岗山与乡亲共度传统佳节,不无弥补多年来照顾不周之意。所以,作者期望争取毛左派与民主社会主义派一起共同对付权贵阶层,让利于民,还权于民无异于缘木求鱼。
    
     谈到民主社会主义派,或称宪政派或政治体制改革派,作者对官方所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未加区分,这是不科学的。所谓中国特色,很难与几千年来的皇朝文化相区隔。而渊源于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的流行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政党理念上是清一色的多党制,连布加诺夫的俄共也成了多党制派。在大陆的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成员是一批被称为“两头清”的离退休老人,多是当年怀抱着救亡图存,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却陷入困惑,新时期以来逐渐觉醒的高龄人士。他们是陈独秀、张闻天、胡耀邦、趙紫阳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今天已认准了欧洲风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理想所在。此外,经历过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至少经历过文革、如今也已五六十岁以上有过血泪教训的正直老人;以及受到过高等教育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知识分子,都是该派的成员。
     《炎黄春秋》是他们的舆论阵地,对于毛在其后期所犯的罪错持否定的态度,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民主社会主义派特别倡导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心的深化改革开放。与民主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主张走渐进式的革命道路,并且希望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把共产党看死。作者注意到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应指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时候,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语)。然而作者误解了该派对一党专政的态度。备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美国会几十名议员加盟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或澳国总理陆克文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主张多党制或两党制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与实行多党制并不矛盾,如欧洲模式。说她是修正主义,这是毛派的观点。一党专政就无法张扬“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就不能实行宪政民主。他们不惜被凡是派与权贵派攻讦,与同样主张宪政民主的民主自由主义派是“一丘之貉” “试图改变国家的性质。”
     笔者与作者认识一致的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上,与原教旨派分道扬镳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作了最后的反思,由恩格斯整理完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已经对1848年他们年青时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倡导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作了纠正。由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倡导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欧洲尤其北欧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这里与民主自由主义或资本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财富在国家主持下的‘调节分配’,即建立第二次福利分配制”。
     民主社会主义派支持胡温新政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问题在于当局说得漂亮做得糟糕,或说多做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这一亲民的科学发展观违反了地方和各部门掌握实权的权贵阶层的意愿。当局并不全然不知地方与部门的阳奉阴违,而是无可奈何而听凭自然。当局至今未动真格来对付反动的权贵势力,怕的是政局动荡,玉石俱焚吧。
     作者没有指出或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派主张实行多党或在野党的监督,空洞地用什么民主来制衡权贵资本主义派窃据的权力。要知道,没有党外竞争与舆论制约,民主必成空谈。 作者必须认识,在大陆,公开在报刊上的文章(如谢韬的文章),还不是畅所欲言的,必须含蓄有所自律。谢韬主张中国走欧洲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欧洲实行的都是多党政治。所以,大陆的民主社会主义派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两码事。
     谈及民主自由主义 作者界定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大陆主张“全部西化”的一些人。主张“全部西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活跃,这派有一定气势,有好多精英人物。而至今的大陆很难找到这派的踪迹,他们多半与民主社会主义殊途同归。作者举例“某宪章运动”,该宪章也并不推翻改革的共产党领导,拉来作为代表,未免牵强。
     权贵资本主义,作者“或称官僚资本主义派,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杂交儿”,笔者赞同。但他说它“是原教旨派和民主自由主义派得以产生的温床”,又有些牵强了。上面笔者已经指出,凡是派变种(“原教旨派”)并非痛恨权贵阶层对国家财富的操纵和吞吃,而是分赃不均。其上层已合二为一,共同维护着一党政治与权贵经济。而民主自由主义的产生根源在于西方市场经济成功及对西方国家自由繁荣的着迷。作者将权贵资本主义看成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是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首要对象,是看准了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
     作者正确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依附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内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成为他们的构成核心。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这一类人物就是他们的代表,(笔者认为应该添上去年弃商从政当上某省副省长的一位世袭权贵)围绕着的则是国内外一批不法资本家和为他们寻找理论根据的专家学者,处于阵营边缘的则是从他们手中分得一杯羹的宵小之徒包括他们的亲友、被收购了的法官和公安、掮客、二奶以至黑社会打手,都是为人不齿的一些力量。郎咸平把他们归结为:‘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
     权贵派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 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腐败则是发展的“润滑剂”。
     权贵派的产生与膨胀,诚然与开放市场有关,“官倒”的发展与膨胀则更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反“精神污染”强调“四项原则”,密不可分。如果不指出这关键性一点,今后政治改革便失去了方向;不改革,难道等待动乱的发生吗?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至2001年,13亿国民的私有财富共达85万亿元,其中,5亿城市人口占有96%,8亿农村人口仅占3.5~4%。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 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其中18500至20000名最富有的人拥有一亿元以上,共持有超过10万亿财富(约当全民私有财富11.8%)。
     总之,权贵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几年的猖獗,已极大败坏了党和政权的形象和威望,造成了信仰危机,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加之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缺乏科学的研究和结论,导致人们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作者中肯地指出,当前的中国,是思想最为混乱、信仰最为失落、判断力最为低下的时代。人心不古,世风败坏,就连贵为副省长的大贪胡长青也说,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他迟早也要到美国去。
     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救市、刺激经济采取了大量措施。舆论普遍认为,国家应对经济承担根本性责任,包括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对实体经济提供直接刺激,以及建立国内乃至全球监管机制等三方面。这和世界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或社民主义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
     当前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各流派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不仅适用于危机时刻,也适用于繁荣时期。民主社会主义党人不仅要从凯恩斯学派中汲取养分,也要结合国际形势的现状作出创新。
     民主社会派应当同权贵垄断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极端派断绝关系,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既维护合理管制的竞争性市场的生产能力,又确保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资金提供者和公共产品供应者,缓解市场所导致的不平衡,维护社会公平。当然,融合多党竞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权贵社会主义,而是介于权贵社会主义和放任自由的市场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
    
     大陆“政改”为何迈不出关键性的多党制这一步?用笔者多次强调的:为什么还不开始国共第三次全面合作?只有这条道路最可捉摸、最不易迷失方向的民主化捷径!作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原教旨派”天生只能与权贵资本主义狼狈为奸,绝不可能与民主社会主义组成统一战线,所以“政改”的阻力十分顽强,胡温若不划清与权贵社会主义的介线,就很难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只能听任党内三、四号人物去声明:拒绝两党制。终有一天,胡锦涛将再度重申“在一中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而不再有杂音出现。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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