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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从圣:匈牙利党内民主派如何突破垄断推进民主?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6日 转载)
    
     1.极权体制对执政党内部的压抑和禁锢
     (博讯 boxun.com)

     1985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三大召开,卡达尔连选连任总书记。卡达尔,1956年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匈牙利党政最高领导人,已经统治这个国家将近三十年了。如今他虽然已经百病缠身,行将就木,但他还是不愿意下台。1986年8月9日,卡达尔说:当他离开目前工作岗位前,匈牙利现行政策的主要方面不变。他对谁接班的问题并不特别担忧。
    
     一切照旧!!根据这个体制,党的最高领导人选全凭他的个人喜好来确定。整个国家的各个级别的领导人也都是这样自上而下地任命产生。三十年!在民主国家将产生五六任杰出的总统和总理,与此相应,也将有五六代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领袖纵横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各个舞台。而在这里却完全被抑压和淹没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朽的愚顽之下。
    
     在民主集中制的控制之下,上下级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依附关系。除了对上级领导效忠、服从,甚至奴颜婢膝以外,任何人也休想在官场上能够升迁。这个体制是扼杀人性,创造奴性的最伟大的设计。
    
     有人仅仅看到在极权统治之下,党的领导干部是这个体制的特权拥有者,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党的高级领导也同样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在有些国家,高级领导的一言一行都被严格监控起来,虽然往往是以保卫首长安全等等借口实行的。这些领导人受到更多的禁锢,行动更不自由。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有个性、有人性的领导人同普通民众一样有着突破体制禁锢的强烈愿望。没有体制内部对极权体制的瓦解,我们是很难实现民主制度的。
    
     2.党内通过推动党内公开化和多元化突破体制的禁锢
    
     与波兰主要靠体制外团结工会的推动不同,匈牙利则主要是靠体制内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高级领导的突破和瓦解。在推动匈牙利民主化的运动中,匈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匈党中央书记卢卡奇·亚诺什、总理内梅特和外交部长霍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卡达尔长期患病,对整个体制控制的放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匈牙利的民主历程看,党内反对派要想突破铁板一块的体制,必须呼唤民主,推动党内公开化和多元化。独-裁-者最害怕的就是民主和公开性的辩论。只要能够推动公开性,民主派就有机会撕裂体制的禁锢。
    
     早在1986年4月3日匈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对《匈牙利民族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1987 年4月匈党刊《党的生活》第4期刊登了匈党中央书记卢卡奇·亚诺什的文章《改进党的工作》,文章说:匈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党的工作的改进,党内不能有禁区,不能有什么不能讨论的问题。不能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压制对领导的批评。这篇文章直指领导,尤其党内最高领导卡达尔。摆脱卡达尔的压制实际上是整个执政党的迫切要求。
    
     在1988年5月召开的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波日高伊说:哪个地方团结如磐石哪个地方就不会有进步,而只能是政权的奴隶。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种政治声音,而应当是多种政治声音,不是一元的,而应该是多元化的。
    
     在党内民主派的推动下,党内垄断被突破。这次会议对党的核心领导层进行了彻底改组,卡达尔为首的元老全部退出政治局,选举格罗斯为党的总书记。卡达尔改任新设立的党的主席。这是专门为卡达尔设立的一个荣誉性的虚职。激进派的国务部长波日高伊,总理内梅特及外交部长霍恩、“改革之父”涅尔什等进人政治局。
    
     3.党内民主派默许甚至扶植党外反对派以获得更可靠的保护和支持
    
     长时间以来人们没有理解一个道理:一个反对党的存在对于本党的成员有保护作用,甚至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来说,根本性的保护是因为在本党以外存在反对党。一旦所有的反对党都被消灭掉,那么在一党垄断的情况下,党首对本党党员,当然是对最主要的领导人的迫害就会毫无顾忌。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垄断性政权的建立将使党员没有任何逃避迫害的可能。而如果存在反对党,至少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跑到反对党那里以逃避打击。实际上,由于有反对党的存在,政党之间存在竞争,本党党首为获得竞争优势,会对本党成员,尤其对它的优秀领导人刻意笼络。而一旦获得垄断性权力,本党党首便不再需要优秀领导人的支持;相反,优秀的领导人会对党首的垄断权力构成威胁,因而是党首率先打击的对象。
    
     因此,党内民主派要想获得生存,必须在党外扶植建设性的反对派。
    
     当匈牙利党内民主派正在挑战垄断权威的时候,党外反对派还相当微弱。1987年3月15日布达佩斯发生两起“要民主”的群众示威游行事件,但规模相当小,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党外反对派出现的起点是1987年9月27日,一批民粹主义作家和知识务子集会,建立第一个大的反对派组织匈牙利。这次会议得到了党内民主派的支持。波日高伊参加这次会议。此后,反对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涌现。1988年4月青年民主同盟成立;同年5月,一些民主反对派组织形成一个称为自由创新网络的团体,11月该团体改名为自由民主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党制时期存在过的党,如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社会民党等也在1988年底恢复了。
    
     4.党内民主派在国际上获得民主国家的支持
    
     匈牙利的极权体制是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依靠武力维持的,要突破极权体制,不仅要得到国内反对派的呼应和支持,在国外还要努力获得国际民主国家的支持和保证。这对于匈牙利这样的一个小国尤其重要。1989年8月25日,匈牙利民主派领导人总理内梅特、外交部长霍恩和匈牙利驻西德大使霍瓦特秘密出访西德,会见西德总理科尔。这次会见的起因是匈牙利开放其与奥地利边境,导致大量东德公民取道匈牙利进入奥地利,再从奥地利进入西德。这是对另一个极权国家东德的重大打击。匈牙利必须得到西德的支持和帮助,以便能够对抗东德及其主子苏联和华约集团的可能出现的军事和经济威胁。科尔做出了肯定的答复。[7]
    
     5.党内民主派与党外反对派呼应,共同压制党内保守派
    
     卡达尔退出实际领导岗位后,格罗斯成为匈牙利工人党的总书记。党内保守派包括格罗斯、别列茨、里班茨基等,他们建立了一些组织;如明尼赫·费伦茨协会(1988年)、马克思主义统一纲领派(里班茨基,1989)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革新联合会(别列茨,1989年)。反对派主要有波日高伊、内梅特、涅尔什等人,其组织主要是“新三月阵线”、“改革派俱乐部”等。双方的较量首先在对纳吉及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评价上。
    
     1989 年1月28日,主持历史委员会工作的波日高伊在接受匈牙利电台采访时说: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政治的人民起义”。他还说,“这一评价使官方的立场接近于历史学家和舆论的观点,表达了舆论和许多党员的感觉,即把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这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否认事件的反革命性质的言论。[8]
    
     对于执政党造成的历史冤案的重新评价是民主派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的重要手段。
    
     对于波日高伊的谈话,党的总书记格罗斯在讲话中强调:结论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委员会来作,而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来做。
    
     1989年初开始,一些反对派组织积极活动,要求重葬纳吉,为其恢复名誉。有的甚至要求追究卡达尔等前领导人的责任。
    
     面对反对派的压力,匈牙利工人党不得不作出让步。5月初,匈党中央全会免去卡达尔的党的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5月31日,中央全会就重葬纳吉一事发表公报称,纳吉事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纳吉被处死是非法的。6月16日匈牙利为纳吉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重葬仪式和追悼会。[9]
    
     迫于党内党外的压力,1989年6月23——2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改组了中央高层领导:组成了匈党中央四人主席团,涅尔什任党的主席,另外三人是内梅特、波日高伊和格罗斯,原政治局改组为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确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并进一步肯定了政治多元化。这次会议使保守派的格罗斯的权力受到限制和削弱;党内民主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6.党内民主派与党外反对派共同组织圆桌会议,实现民主与民族和解
    
     到 1989年6月,反对派的各个政党已经发展起来。民主派也在匈牙利工人党内部获得优势地位。经过反复协商,6月10日,执政的工人党与反对派达成召开“圆桌会议”的协议。1989年8月29日,匈牙利三方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决定各党今后不在工作单位建立组织。各党只能在居住区展政治活动。三方协议规定。从有关的党政合作法通过之日起,各级法院的政党组织就要停止活动;其他单位的政党组织1990年停止活动,只有武装力量可以迟到1990午12月31日停止活动。三方圆桌会议还同意,今后任法官者不得参加任何政党,从而保障司法独立。
    
     民主改革基本完成。
    
    ---------------------------------------------------------------------
    
    注: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苏联东欧风云录》第21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990年6月第1版。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苏联东欧风云录》第2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990年6月第1版。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苏联东欧风云录》第2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990年6月第1版。
     丁维陵、李东雨、赵连章:《苏联东欧剧变启示录》第23——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同上。
     张月明、姜琦:《政坛10年风云——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政党研究》,第9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7]〔法〕若韦尔:《改变世界的六天》,来自网上。
     [8]张月明、姜琦:《政坛10年风云——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政党研究》,第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9] 同上,91页。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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