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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主义医疗等待改革:价值观决定医改的决策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7日 转载)
    
    来源:亚洲周刊
     朱一心/港人长期依赖完备的公立医疗系统,价廉物美,但政府未来将难以负担,医改已筹划多年,仍难定调。医改将培养「小病自理,大病政府承担」的社会医疗文化,市民需改变过去的心态。 (博讯 boxun.com)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在奉行资本主义的香港,市民在医疗上却是非常的社会主义,到公立医院看急诊只需付一百港元(约十三美元)(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之前更是免费),孕妇生孩子只需数百港元就可埋单,即可享受完整及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但由于预计未来政府将难于继续负担如此庞大的医疗开支,于是展开医疗改革的研究。
    
    对香港来讲,医疗改革已经是横跨三代的老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这是攸关香港人往后的身体健康,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去年中,香港政府及民间一共办了超过一百六十场医疗改革论坛,请来各方专家,终于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完成「二零零八医疗改革文件」谘询。
    
    虽然这一百多场的论坛未能即时解决具体问题,但这次总算有了两个清晰的核心价值观,值得正在进行医疗革命的地区参考。这两个核心问题是:一个城市建立「基层医疗的决心」,以及培养「小病自理,大病政府承担」的社会医疗文化。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香港便引用以税为本的英国模式医疗,八十年代中又开始提出医改,以防免费午餐有朝派尽;但谈论经年,「回收」了多个医改报告,除了改了由医管局统一管理外,香港以税为本及贫富平等的医疗体制基本没变,最新一轮医改谘询虽收到四千三百份意见书,但市民普遍对文件中的六个融资方案没多大意见,甚至没什麽反应,当局表示仍要花大半年时间分析,再进行谘询,看来香港医改仍要一段颇长时间才有定案。然而,港府早已像地震般发出七级预警,若不医改,结局就是缩减教育及其他社会福利,或者大幅加税。
    
    香港医改谈了二十多年
    
    香港医改有多难?一个只有七百万人口,行政划分上无城乡差别,医院水平先进的城市,偏偏走了二十多年,还没改革成功。医改路上崎岖难走,也不仅是香港,美国及印度等国家谈论医改也纷扰十多年,仍没定论;全球第一个开始全民强制性医疗保险的老大哥德国,近年只是进行小修小补,如增强个人责任,也经历数载才达致共识;印度也在改,去年推出新医保,却仍无法全面照顾贫苦大众,还有,台湾的健保,一改再改,仍摆脱不了门诊滥用的习惯,以及每年二百多亿新台币(约六亿美元)亏损的困局,且还要每年向银行还债,或许,只有新加坡的医改走得较为畅顺,但保费是个人薪金的百分之六点五至九,相信香港老百姓不易接受,单是三级病房无冷气,香港人定必强烈反对。
    
    新一轮香港医改,主要提出两部分,第一方面是未来融资的六个方案,包括在职人士供款、增加医疗收费、强制开设医疗储蓄户口、鼓励自愿购买医保、强制购买医保,以及储蓄及保险混合模式;但是第二方面的五个医疗改革细节,才是医疗变革的核心,首项便是改变医疗服务的重点,由目前以公立医院为中心,重新转放在以人为本的基层医疗和预理,特别是家庭医生与医院服务的衔接,以及社区的医疗护理与其他服务的配套,其馀还包括公私营合作和社区门诊等,这正是医疗改革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一如二零零二年的英国医改,并没有改变以税为本,也没有改变拨款,只进行结构性改革,重组基层医疗,减低浪费及「塞车」,二零零八年六月,英国开始推行「合併诊所」,二或三个小诊所合併资源,承担医院分流的小手术。
    
    香港确实和全球各国一样,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问题,也确实跟英联邦国家一样,出现大「塞车」。在香港,现时新症专科门诊,政府医院的轮候时间是三十一週,预计二零一二年轮候时间将是三倍,旧症病人也好不到哪里,非紧急手术诸如白内障等,政府的轮候名单是五万名以上,人人要等二至三年,若再塞车,一位长者要看清世界,就要模糊等待四、五年。但为什麽白内障这等简单手术,市民一定要塞进政府医院,不能分流到社区诊所?
    
    
    
    
     这正是香港医疗大塞车的症结,政府专科医疗失控,民间基层医疗同时失控,政府没好好发展社区门诊和基层医疗分流,民间也事无大小穷人富人全享用政府医疗。每年春末香港乍暖还寒,政府医院急症室便塞满伤风与流感的香港人,这等小病本应普通科私家医生或家庭医生就可照顾好,却跑到政府医院接受由头到脚检查,结果影响其他进院病人,塞车效应循环不息;「因为,我们基层软硬件都不足」,行政会议成员梁智鸿向亚洲週刊记者解释:「大部分香港人都没有进私家医院的经验。是否一张厕纸也收费呢?大家也不知道。但在政府医院,市民就可放心,留院一天才一百元,以现时的生活水平,一百元也不够一天吃三顿茶餐厅。」
    
    价值观影响医改成败
    
    这是香港医疗的现实,九成五的市民由祖父辈开始就全盘依赖政府医疗,更嘲讽的是,梁智鸿续说:「你看看香港报章的讣文,有钱登几页的讣文者,也是在玛丽医院过世。」玛丽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等都是香港政府医院,许多港人生老病死都在这里渡过。
    
    医疗融资确是有必要,但香港是否就此放弃半个世纪以税为本的基石?若然没有良好的医疗文化,医保一样滥用和塞车,事实上,各种模式的医疗保险,主要还是一盘帐以及管理监督的问题,真正要考虑的还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才是一个医改应追寻的方向。
    
    建立基层医疗条件和概念,包括培训家庭医生、社区门诊替医院分流、公私营合作替专科医疗把关、推广保健提倡老而健康,并建立照顾个人健康的责任,若基层医疗能承担这些,政府医院又怎会被小病人阻塞,有了这个基层医疗概念,大病风险由政府承担,而医改的融资就可以是一种辅助,这套医疗文化,梁智鸿、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阮博文博士、史泰祖医生和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何泺生教授,在多个医疗论坛上,他们和许多医生及学者也同样认同。
    
    现代医疗的社会资源耗费,毕竟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刻,但香港有多大决心改革基层医疗,又有多大决心保持平等的医疗?来港出席论坛的英国医疗专家萧庆伦教授认为;「这都要看香港人是否愿意改变」。十年前,萧庆伦有关香港医改的「哈佛报告」,完全不获市民支持,政府只好收回,「哈佛」提出改变香港传统以税为本贫富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建议医疗应收回成本,试行以税优惠鼓励购买一体化医疗护理服务,并建立「联合保健」及「护老储蓄」供款制度;二千年时,前卫生福利局局长杨永强在「医疗改革绿皮书」亦曾推荐新加坡模式,认为值得香港借鑑,但仍无功而退。
    
    新加坡开始医改的时间其实和中国及香港相若,都是在八十年代中,但新加坡于一九八四年捨弃原有的以税为本,改为「用者自付」后,就决心贯彻,成为医改成功的国家,那就是全民价值观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林明健教授在论坛上的一番话,一矢中的,他说:「箇中的方案抉择没有对错可言,是我们的价值观决定我们的选择。」说到底,医疗改革就是价值观的取捨抉择,而非单一融资方案,没有新的医疗文化,又怎有医疗革命。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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