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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政治需要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1日 来稿)
    
    作者:荒原
     (博讯 boxun.com)

    “经济超高增长”的现实困境
    本次“经济拉动计划”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敏感时期,受时机和政治稳定之压,北京当局该计划出台的规模之巨,涵盖之广,不亚于建政以来的任何一次,属前所未有。
    “中国在去年11月提出的四兆投资计划中,分析师估计至少有一半的资金系由北京当局所控制的银行提供,《时代》杂志指出这意谓着银行毋须耗时进行法定核贷程序如调查授信对象的信用,只需顺从中央的指示将钱投入另一个承包基础建设的国有企业即可。银行大肆贷放,造成贷款把关松散,贷款品质堪忧。尤其当前在中国已为产能过剩所苦之下,这些产能一旦必须打消,恐将引发银行危机。”----四兆计划启动 中银贷款品质加速恶化 记者郭秋怡
    当前中国经济的三大支柱,是出口、投资和内需。中国经济难以复苏的根本原因皆与此三项紧密关联,即一是全球经贸环境恶化,投资规模将比去年缩减30%左右,中国出口订单骤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二是本次投资拉动方向不对,缺乏真正能经济刺激的良性工具,同时庞大的资金规模也真伪存疑,效果不但难以立杆见影,而且对长期发展也无大利。三是因为贫富分化严重,做为内需基础的普通国人无力消费,国内市场本就先天不足。
    虽然在经济拉动计划中言之凿凿承诺要解决内需,也留有关于内需即民生方面的议题,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无视早就嗷嗷待哺的民间消费层面的急迫需求,并未计划进行直接的资金注入,而是间接进行政府主导下的项目投资意图以长链条来反向拉动,这种隔山震虎之举,效果肯定要差得多。
    “大跃进”式的经济急速扩张计划,只会因为不具备终端消费而使本已过剩的产能加速恶化,结果不但不能脱离经济不振的困境,更可能会动摇产业未来的基础。
    中国只看重在短期内达到经济成长,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敏感时期”。由“出口导向型”转入“内需驱动型”对中国至关重要,但却非朝夕之功。虽然从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的迅速出台看到中国一党政体的前期高效率,但政府马上就已经拒绝公布计划的细节,一贯地不愿接受国人的监督,这如何能保证如其所说的“投资效率”?从此可看出其集权体制决策上的传统弊病之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此,多数人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表示悲观,更妄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之梦呓了。
    时到08~09危机年,无异于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霜上覆冰了。“屋漏偏遇连阴雨”,在旧病体上又有新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双重施压,对稳定的要求更甚于正常年份,所以对经济的增长更要逆势而上,要拿出比平时高数倍的药量来维持病体不倒,甚至还幻想着有起死回生之效。值此生死存亡之秋,别说大国崛起和盛世再现,就连最低限度的“保稳”也真成了大问题。如何熬过这坚难的时刻,不至于在日出之前“归天”,成为了政府高层眼前最迫不急待的工作。
    3月31日下午,西安市长陈宝根说:“力争使西安GDP增速达到13.5%以上。如果没有这样的速度,很多人就不能就业”----无用投资不如发给老百姓 网易财经
    自顾不�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如有人说会在哀鸿遍野的世界经济灾难中独善其身,又何来一枝独秀的上佳表现?中国经济回暖的前提,必然要看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状况如何。如此,让人反思的一个言论便是:到底是中国拯救世界,还是世界回过头来拯救中国?
    
    政权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中国在经济事务上历来以政治的思维,运动的手段来操作。50年代曾搞过一次“大跃进”,虽然是名正言顺地以振兴经济的名义,但最后在荒谬无度的滥权面前彻底失败了,并因此造成三年大饥荒,使数千万人为之付出生命。90年代曾有过一次“工业区、开发区”热,多数同样以失败告终。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提出过“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如今多少年过去了,其效尚有否?从这个中国经济时代起始时期的“振兴”计划的表面来看,“四化”包含了“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即所有物质层面皆有所指,却唯独不涵盖与经济相配套的新“四化”(自由、宪政、民主、法治、)内容。不论此议与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措施有没有直接联系,但同一时代的产物,即便无意对应,也必有内在的关联,也反映了改革的初始定义和理念之所在。
    若真要从源头上追述的话,其实从党诞生之始的理念之中,就已种下了最终失败的种子----一个纯种的华夏族人,非要将一种异族的异端邪说尊为鼻祖,并循规蹈距地信奉着谎言与暴力的“山寨”国传统,如何能将一个国家引向正常的生存秩序呢?
    建国六十年来,前三十年完全是以政治思想上的“折腾”内耗为主,后三十年虽然在抓经济,但却依然紧闭政治的大门,为了稳定和谐,则以道德的腐败做为聚合剂,使中国的软实力一朝跌至世界文明的末端。若将短期经济成就与万世道德损失相较,其得失成败,恐非当世之人可轻言之。
    中国官方多年来都有从上到下的政绩考评制度,有了经济的高增长才有政绩,才有个人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官运,才能在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才能让国民对党感恩并放心地当奴民,才能进而巩固政权。这一切背后所隐藏的,无疑是政府病态的施政心理和好大喜功的利益冲动。
    如此说,决非是不要改革之念,而是要强调:中国的改革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我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却没做到。其中深层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原罪。
    本次经济拉动计划仍无视市场经济规律,还在坚持“以政府主导”,对经济权杖紧抓不放,满足了当政者一贯的权力欲望,却怕是事与愿违,成为另一个顾头不顾尾的“豆腐渣”计划。所以从此点看,其心态是自私的。
    
    “经济超高增长”是一剂“毒药”
    为什么非要选择“超高增长”经济模式?因为政府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法理传承,所以不惜一切代价用经济“超高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便成为现实的政治需要,同时却错误地将城乡二元,两极分化、资源透支、低收入政策当做施政手段,使国民经济在发展的同时走向畸形状态。
    因为中国最难解决的是国内的社会矛盾平衡问题,一旦失去经济高速增长并大幅滑坡,危机必将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领域,就可能会触发长期因经济高增长而被掩盖的各种社会危机和矛盾直至引起社会动荡,最终转化为政治危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经典案例,虽然身在其中者不愿意承认这个无情的现实。
    中国经济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证,经济增长的定位只在于保政治保稳定保利益,而不是保民生保福祉保持续,所以只能是在“高增长”这个经济“毒药”的支配下,如一架在雷雨云层中被颠簸得忽上忽下的飞机一样,必须不断地快速适应“抑制通胀--刺激增长”这个冰火两重天式的恶性循环,根本就不具备进行自我良性修复的市场功能,一旦与“高增长”出现动作不协调,中国经济便即非冷即热。
    一般物理常识是,两个相关物体要达到振动频率的共振状态才能安全。一旦频率出现差异,则意味着二物其一必有损伤和破坏。在雷雨云中颠簸的飞机,就是那个受损物体,也就是“高增长”下的中国经济。
    中国的社会形态从政治到经济本来就是畸形的,国家肌体就如同一个虚脱的病人,长期以来一直带病运行。为了制造健康积极的假象,只有不断地给其供应数倍的能量,保持极度亢旺的精神状态,它才能表现出高于正常人的“先进性”超常功能,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尊敬。
    但这个代价是巨大的,就是用资金、资源、环境、道德等无限度地输送,一旦停供,则后果不堪想象。但假若一直这样不停地供下去,则又会如失控的火车般地狂奔不止。既然本已残喘不止,在速死与疯狂二者之间,为了维持肌体存在和繁荣的表象,选择后者永不停息地狂奔下去,则成为了必须和唯一,真到哪一天强力的“高增长”毒药将病弱的身体折磨至死方休。
    这一切,皆是为了如其所说的“稳定”之需。稳定者,其意为平稳固定,这是中国富人权贵阶级的心理期待,是对“穷思变,富守成”古训的现实解读,但其内涵却意味着在现有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并能得到更大利益,这对多数如饥似渴的穷人来说,则是一种罪恶。----稳定没错,但不能以稳定之名图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之谋,不能不顾其间抵抗力最差的穷人的感觉,而仅以富者的需要和视角来制定政策法律,而且再富的个人也无法拯救中国,只有共同富裕才是“和谐”的真谛。
    扬汤止沸,不如去薪,道理如此,但对于无壮士断腕之勇的政府来说,只能像青蛙一样在温水中等待死亡,长痛短痛都是痛,拒绝政治改革者显然正带著这个梦魇走向自己挖掘的坟墓。
    2009.4.2.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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