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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如何推动的?——政治运动造就的恐惧和造假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3日 转载)
    
    来源:网易博客
     宋永毅/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人们常常用领袖和群众共享“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理想来嘲讽当年不可理喻的那种狂热。这样的单一解释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 (博讯 boxun.com)

    
    为什么1958年的荒诞剧未遭到党内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学者将原因归咎为1957年的“反右”,他们认为,“反右”运动消灭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消灭了社会良知[1]。但这些分析忽略了195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1958年是毛泽东继续强化阶级斗争的一年:在国际上,他主动向赫鲁晓夫“叫板”,挑起了关于“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中苏论争;在台海关系上,他发动了“炮击金门”,制造出紧张的战争气氛;在中共党内,这一年是党史上整肃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在民间,1958年还有过一个与经济“大跃进”平行的“肃反大跃进”运动,在某些地区,甚至连中学生都无法幸免于“肃反”。由于内部档案的封锁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有关这一另类“大跃进”的论述,在以往的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被长期忽略。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这就是经济“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的政治社会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期间的一切荒谬以及大饥荒出现的必然性了。
    
    一、为经济“大跃进”开道:“肃反大跃进”和其他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
    
    中共历史上有过多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以下简称“肃反运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曾发生大规模残杀党和红军各级将领、普通士兵和工农大众的“肃反运动”,这些事件后来都被“平反”或认定为严重“扩大化”。中共1949年建政后仍然沿用战争年代急风暴雨式斗争模式来肃清(其实是制造)“敌人”,包括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底许多地区的“肃反运动”尚未结束,1958年中央又指示各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2]于是,紧密配合形势需要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
    
    以山西省为例,根据最近发现的内部档案,太原市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3月31日至4月2日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绝大多数单位的“肃反”负责人与专职干部皆认识到,在全面跃进的形势下,“肃反”工作也必须来个“大跃进”,否则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肃反”可以找到又好、又快、又省的办法,经过“整风”和“双反”,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了这些条件,“肃反”工作也可以来一个“大跃进”。[3]
    
    在“调查工作马不停蹄,定案工作人不停笔”,“要与时间赛跑”,“早上班、晚下班,牺牲工作日,一天当两天”等“肃反大跃进”口号下,太原市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证措施”。太原市提出的办法包括: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研究问题,审阅材料,指挥工作,亲自外出调查,甚至搞“肃反”“试验田”;各单位在调查上要相互协作,以达到又好、又快、又省地进行调查的目的;采用小型展览和群众诉苦的方法发动群众;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4]太原市委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不要“复查”。[5]此外,该市还大力评选“肃反先进工作者”,“在当前肃反大跃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肃反干部的英雄气概,更广泛地开展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进一步推动肃反工作全面大跃进,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进行。”[6]“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例如,太原市邮电局因该局参加“肃反大跃进”的426人中绝大多数是20来岁的“新学徒”,实在“无反可肃”,因此在1958年底要求结束“肃反运动”。该要求被太原市委驳回,市委严令他们迅速“扭转‘无敌论’”,进行“补课”、“扭转局面”,其实也就是要求邮电局在20来岁的青年人中制造“现行反革命分子”。[7]
    
    
    
    
    
    
     实际上,除了“肃反运动”之外,1958年的中国还发动了一系列名目众多的其它政治运动。据一位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回忆,“1958年大跃进,政治运动不断,月月有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运动还未结束又来新的运动,上课、求学,反而被踢到一边,好像读大学就是专门搞政治运动,兹列举如后:大兴农田水利运动、‘双反’运动、第二次‘反右’运动、勤工助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交心运动、拔白旗运动、吆麻雀运动、大战红五月运动、反坏运动、全民皆兵运动、‘四红’运动、大炼钢运动、大战三秋运动等,还有一个夭折了的学生公社运动,共计15项之多。”[14]西南师范学院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通一角而已,借一斑以窥全豹,可以看出,这一连串政治运动加剧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恐惧感,使人们的精神面貌迅速地变得怯懦、卑下、猥琐和沉沦。
    
    二、扫除“大跃进”的党内外障碍
    
    毛泽东要通过“大跃进”在短短数年内便实现经济上“赶超英美”,从而夺得领导国际共运的话语权,就必须扫除党内外的各方障碍,而采用的方法还是他擅长的政治运动。1958年上半年毛在党、政、军、工会及民主党派等各方面发动的政治运动,就是他为发动经济”大跃进”所做的一系列准备。
    
    首先,毛致力于扫除党中央领导机构和政府部门内的障碍。他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1956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1956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1958年“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15]然而,毛对这些“右倾分子”并不放心,于是在随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得到提拔的柯、李、谭三人马上就成了“大跃进”最热衷的吹鼓手和三年大饥荒的制造者。此外,毛还设立了中共中央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导小组,通过这些党务部门直接指挥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在经济建设上架空了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
    
    与此同时,1958年5至7月,毛泽东通过彭德怀和黄克诚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汲取苏联军内朱可夫事件的教训为名,发动了“反个人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运动”。这次军内整肃先打击总参谋长粟裕,后斗刘伯承、萧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不仅把训练总监部的负责人萧克、李达和郭天民打成“反党分子”,还批判了李钟奇、吴伟、赵陵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等十多位将领。从此,毛泽东在军内也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
    
    然后,毛又整肃了总工会系统。1958年5至8月,中共中央安排召开了全国总工会系统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批判提倡“工会独立性”的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宗派活动”。除了主要领导人赖若愚、董昕遭到残酷斗争之外,经中央监委批准,陈用文、王榕、李修仁、吴平、邵井蛙、刘永生、刘健农、冯宿海、陶泊等十余名负责人均受处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秦达远还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而遭逮捕。[16]
    
    对于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反复被整肃的民主党派,毛泽东仍然不放心。他发动了一场所谓民主党派“向党(共产党)交心”运动,又被称为民主党派的“自我改造大跃进”。1958年3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文革”红卫兵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敬爱的毛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一致的、迫切的要求。今天,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在首都天安门前集会,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认真改造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改进作风,交出心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贡献出全部知识和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1958年3月16日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负责人李济深和沈钧儒还在“开会词”中作了肉麻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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