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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5日 转载)
    
    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90年前的事情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2009年5月5日 (博讯 boxun.com)

    
    
    
    【明報專訊】昨日乃「五四運動」90周年,特區各路獨立時評英雄皆有文章或紀念或反思,幾乎異口同聲地指摘中國官方的「五四觀點」過於偏頗扭曲;他們認為,中國官方只願強調「愛國主義」和「賽先生」而不願多談「德先生」與「批判精神」,等於「閹割」了五四、「侮辱」了五四,也等於,「對不起」五四。
    
    這類批評令我聯想到一篇寫於「五四運動」80周年的紀念文章,作者乃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標題叫做〈走出「五四」〉。 該文起始引述了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一段詞條解釋,談的正是五四運動,陳教授指出,詞條史實之錯漏顛倒,嚴重程度令人咋舌。
    
    百科詞條是這樣說的﹕
    
    「1919年1月,各協約國談判對德和約,消息傳到中國,中國人得悉和會決定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同時日本政府對以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圖獨自支配全中國……五四運動前夕,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開始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推動新文化……」
    
    對此詞條,陳平原教授是這樣反駁的﹕
    
    「二十一條乃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由日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當面向袁世凱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要袁世凱在48小時內答覆。兩天後,袁除對五號條款聲明『容日後商議』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要爭取的是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等,而不是是否答應『二十一條』。另外,袁世凱死於1916年6月6日,『同時』一說,令人誤會1919年的中國,仍由袁執政。其時中華民國的總統乃徐世昌,總理為錢能訓,外交部長則是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談論影響五四運動之得以形成與展開的『知識分子』,李、陳、毛的排列順序令人費解。就算排除『溫和派』的蔡元培與胡適,影響最大的『激進派』,也仍非陳獨秀莫屬。」
    
    陳平原的細心駁辯令我們注意到﹕「五四謬誤」在中國大陸其實無孔不入,官方陳述固然優而為之,學術文化竟亦有以附從,甚至不僅觀點角度有錯,連時空史實也有錯,錯錯錯錯錯,五四運動90年了,錯而未斷,確實愧對當年的愛國仁人志士,而袁世凱先巴黎和會而死卻仍須為巴黎和會負責,泉下有知,恐怕亦忍不住搖頭苦笑。
    
    德先生賽先生之外
    
    還有費小姐Freedom
    
    然而,話說回來,五四運動因巴黎和會而起,抗爭內容確又涉及二十一條約,既是始作俑者,把袁世凱跟廣義的五四運動連在一起,亦非無因,惟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袁世凱當初對於日本的強盜要求曾經百般抗拒,其策略之一,是派遣「民國外交俊男」顧維鈞化裝避開日本人的監視掌控,潛入北京的大使區,向英、美使館透露機密,讓日本鬼子的兇狠野心成為紐約和倫敦的新聞頭條,望能經由輿論引起民憤,經由民憤掀動壓力,令日本帝國不敢過於造次胡為。如今回顧五四精神,若從1915年算起,這點「新聞自由」的積極力量亦應被包含在內;換句話說,除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可別忘了尚有一位後來愈來愈被中國知識界看重的「費小姐」(Freedom),她從一開始就是五四運動的其中一個關鍵元素,地位絕不次於前面的兩位先生,而可悲的是,跟這兩位先生一樣,90年來,她依然未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知恥近乎勇
    
    執著謀自強
    
    其次,二十一條交涉了4個多月,幾經修改,終於簽訂,變成中日新約9條,換文11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1件,換文兩件。跟最先提出的二十一條相比,新約內容對中國算是稍為「溫和」,但肯定仍是喪權辱國,令中國人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頭,故連袁世凱亦在簽約翌日發表了如斯沉痛的公開講話﹕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我負國民付託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曾謂袁世凱此番話語乃「發自肺腑的知恥之言」。其實,推而廣之、廣而論之,若要探究真真正正的五四精神,除了可以大論特論口號堂正的「德先生」、「賽先生」和「費小姐」,尚值一談的或許是「知恥」﹕正因知恥,袁世凱於簽約之前才會幾番抗拒日本仔的敲詐勒索;正因知恥,學生才會於簽約之後冒險上街遊行抗議,也才再有4年後的五四運動。一部百年中國史,「知恥」才是推動中國人不斷往前衝刺,跌倒了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的核心動力,其餘的,往往只是手段與方法。
    
    「知恥」的另一種展現形態是「執著」﹕正因知恥,也正因恥辱未清,中國人才會不斷摸索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左翼的右翼的,進步的保守的,各有所取,目的卻都是希望把中國從恥辱的泥濘中救拔出來。
    
    且以五四運動為例,5月4日的知恥精神固然可敬,5月5日的執著精神更是可嘉,當天早上,北京的中學和大學生代表集會商議,要求政府釋放昨日之被捕學生並懲處相關官員;當天下午,14位校長於北大集會商議,以蔡元培為代表,前往總統府和教育部抗議濫捕、聲援學生;同一天,天津和上海各地亦有學生示威,聲討北京政府的賣國罪行,北京總商會亦就愛國學生被捕之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抵制日貨,支持學運……槍聲和牢房並沒有嚇怕中國人,濫捕只會令中國人更勇敢,濫殺只會令中國人更精進,五四如此,五五亦是,以至於其後的90年,中國人一直在牢房的關門聲和槍炮的血腥味下奮力前行,正是箇中「知恥」與「執著」,令中國無論遭受多少挫敗與倒退,亦不至於絕望與無望。
    
    2009年5月5日,回看「五四」90周年,近觀「六四」20周年,我看到的是一條叫做「希望」的線頭,從歷史的彼岸接到這岸,然後再往前伸去;終有一天,我相信,能夠伸延到一個我們真正期待的文明盛世。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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