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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之谜/韩毓海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6日 转载)
    
      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历史上的山西也是非常富有的,有着很辉煌的商业传统,而近代以来,山西有一个衰落的过程。如果把晋商的兴起与衰落放在1500年以后——亦即“世界经济”的形成时期来看,探讨一下其兴衰的历史原因,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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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于长途贸易的晋商
      
      
      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老旧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性质是不同的,正如毛泽东曾说过的,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
      但是另一方面,在19世纪初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以中国南方广东的行商和山西的晋商为例,却会发现这两地的商人几乎主宰了当时的世界贸易和商业活动,不但晋商在蒙古、俄罗斯、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国际投资,而且广东行商还曾经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建设,无论外贸还是金融,他们都已具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规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这个论断?即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呢?
      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今天我们一般把企业家、商人和资本家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这是很不准确的。没有正确地区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没有既区别又联系地解释他们产生的原因。
      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长途贸易的产物,长途贸易是理解近代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而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而已。
      长途贸易就大不同了。长途贸易是指跨国的大宗贸易。这种贸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产者所能够经营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承担的。因为所谓长途贸易,它不但要求一个国家有生产大宗商品的资本和财力,而且还需要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财力、资本,先去把这些商品购买下来,然后再转运到远方去出售,也就是说,需要他们为远方的消费者预先垫付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存在大于、起码是等于生产资本的商业资本,要求存在一个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商人阶级,如此,长途跨国贸易方可能发生。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并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赚取的白银为2282万两,到道光13年(1833年),每年海上对欧美的贸易所赚取的白银都在2300万两之上。北方的恰克图贸易,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统计,1854年两国间的贸易额是1968万卢布。当时南方的海洋贸易是由行商主导的,北方大陆上的长途贸易则是由晋商主导的,从这些数字大概可以看出,当时南方从事海洋长途贸易的行商和北方的晋商积累了多么雄厚的资本。
      
      作为信用机构的山西票号
      
      除了对于独立的商人阶级和商业资本的要求之外,长途贸易又必然要求并依赖信用资本的发展——这是它另一个根本特征。因为长途贸易的贸易周期比较长,例如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一个贸易周期差不多要三年时间,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生产商需要一个有信用的凭证,以保证它在三年后怎样才能从销售商、贸易商那里拿到货款和利润。对于贸易商来说也一样,他也要向中间商和代理人提出类似的信用要求,例如对当时的英国贸易商来说,他们并不是把货物运往广州直接销售,而是将货物交由他们的中国代理商——行商寄售或者代售,尤其当货物的价格行市不理想的时候,英国贸易商尤其喜欢这样做,即他们将货物交由行商处理,三年之后,凭着行商开具的信用证再来结算货款和利息。
      所以说,长途贸易不但要求一个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而且它也必然要求一种规范、严格的信用资本的存在。从而,长途跨国贸易在催生一个商业资本的同时,必然地会催生相当规模的信用机构的诞生。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论述的:“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里;但是,要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动的增长。”
      马克思的论断很经典地说明了:信用经济和专业性的信用机构,乃是长途跨国贸易的必然产物,这一论断也很好地解释了晋商是怎样的一种商人,他们为什么会从边关贸易商发展为长途贸易商,并且最终发展为票号资本即信用资本。
      马克思说,商业信用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山西票号就是一种典型的经营商业信用的机构。
      1823年前后,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市场的信用网络诞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过渡到信用资本,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顶峰。
      在票号之前,中国第一家经营信用凭证的机构是“账局”,乾隆元年(1736年)开设于张家口,也是山西人经营的。“账局”也是北方共同市场形成并逐步扩大的产物。张家口是明隆庆年间兴起的市场,这当然是由于明代的边关贸易和白银经济的驱动,特别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互市界约》,开通了北方中路贸易的商道,山西就处在这个中路贸易的核心处。随后,北方大陆共同市场不断扩大,共同市场对信用的要求也不断扩大。1830年是北方中路贸易的最高峰,因为当时英法战争封锁了欧洲海路,所以欧洲与世界的贸易,只能经过恰克图这个北方中路贸易的通道来进行,恰克图贸易是当时世界贸易的核心,而张家口这个地方,是以晋商为主的北方贸易商人接受国货和贩卖外货的枢纽。
      
      被西方金融垄断所击溃的晋商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网络,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一言以蔽之,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它并不投资于战争。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而投资于战争则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才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战争中缺席的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西方最早的银行,如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号的起源根本不同之处。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正是通过投资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方面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国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例如,1895年,日本正是在英格兰银行借款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而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日本作为战胜国,迫使清王朝必须将所有的赔款白银2亿余两,全部折合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也曾向山西票号借款100万两白银作为战争经费的补充——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因为战争原因向民间信用机构融资,但是,随着甲午战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作出的明确规定——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必须从西方银行获得,不得从中国民间金融机构融资,从而不但使得西方金融机构通过借款行为掌握了包括海关税在内的中国国家税收,同时更将中国金融机构彻底排除在“战争金融体制”之外。这就是列宁所率先提出的“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就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一方面是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所以,这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山西票号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战争经营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山西票号当然并不是一个垄断性的金融机构,而是一个辅助性的、经营借贷、汇兑的信用机构。从一开始,票号就不是垄断银行,它不能以国家信誉和国家税收作抵押而拥有发钞权,也没有发行国家债券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的银行不同,它不投资于战争这桩最大的生意,从而它更不是国家的债主,可以凌驾在国家之上,最终发展为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毛主席所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弱小。
      晋商和山西票号的衰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随着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中国边疆崩溃,随着通商开埠,西方商人大规模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建立贸易据点,山西因而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继站的地利,而晋商也丧失了充当国际贸易中转商的利益,它的财力日益萎缩。
      
      晋商贸易的衰亡
      
      而这里最为主要是,历史上长期居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北方“中路贸易”通道,在近代逐步被废弃了。随着中路贸易商道的废弃,山西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这里最好的例子是恰克图贸易。恰克图互市开始于1728年,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对抗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扩张。特别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集中于此,这个曾经的荒漠之丘,一时名声大噪,成了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清人何秋涛称其是“百货云集,市肆喧嚣”的“朔漠之间一都会”;俄文史料称其为“西伯利亚汉堡”;也有的西方历史文献甚至称其为“沙漠威尼斯”。但是,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通,中俄贸易的线路从此转向了东部。 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瓦解,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掀起了分裂运动,在20世纪的前半页,整个外蒙古地区随之成为俄、日两国努力争夺的势力范围。明清以降500年以来,中国在这个地区历经数代的艰辛经营逐步瓦解,而由山西到恰克图的北方中路贸易也从此衰落。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了让苏联当局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与当时的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承认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和恰克图从此被从中国分隔出去,而中国内地经山西联系北方的“中路”,从此彻底断绝。
      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归来,途经当时已经属于苏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都的乌兰乌德,他不但拒绝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并一反常态地拒绝下车作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当时沉痛地说:这里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
      恰克图,是清代中俄边境的重镇。它南通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就是今天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也是毛主席当年拒绝下车的地方。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图条约》在此草签,次年正式换文。恰克图在蒙古称为阿尔丹布拉克,而它的另一半则被称为“买卖城”,这个北方共同市场的核心城市,是由我们“走西口”的晋商建造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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