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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信访经”与干部的“新四怕”/周宏忠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5日 转载)
    
     近日,中办、国办转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三个《意见》详细规定了领导干部接访的方式方法、基本要求和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班子成员在信访工作中的责任划分,健全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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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意见的规定确实十分具体。比如,规定干部下访的2种主要方式:统一组织和分散组织。比如,规定规范矛盾纠纷的3项排查方法:经常性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属地为主、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信息汇集与分析研判相结合。比如,规定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4个主要方式方法:公示、接访、包案、落实。比如,规定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5项基本要求:热情负责地接待群众、认真解决突出问题、严格依法按政策办事、及时就地化解矛盾、强化思想疏导工作。比如,规定强化矛盾纠纷化解的6项措施:区别不同情况,实施分类化解;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协调化解;整合工作资源,及时就地化解;确定重点问题,领导包案化解;下移工作重心,督导督办化解;健全完善政策,注重从源头化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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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中央的“信访经”,用心良苦。
    
     在中央的规定中,让群众印象深刻的是地市级党政主要领导每季度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上访,县党政主要领导每月要安排一天时间接访。
    
     为什么要专门对市县级党政主官作具体规定?道理很简单,市、级党政领导应当是“开门见人”的——开门就要见群众,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有些干部对群众总是怀着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看到群众就害怕,以至于有些地方在设计政府办公大楼时总要考虑一条“特别通道”,一遇到群众上访,领导可以从“特别通道 ”顺利回避——这是另一种性质的“用心良苦”。
    
     说到领导怕群众,我想到了几句群众编的关于干部“四怕”的顺口溜,十分形象地反映出这三十年来干部对群众态度的变化。说以前的干部有“老四怕”,曰:一怕肚子高,二怕火里烧,三怕扛大锹,四怕催是上缴。“肚子高”指的是计划生育,“火里烧”指的是实行火葬,“扛大锹”指的是组织上河工,“催上缴”指的是收农业税。不管这些事多么难,毕竟是在执行当时的政策,这“老四怕”基本是都是工作问题。现在的干部则有“新四怕”,曰,一怕媒体曝光,二怕群众上访,三怕事故伤亡,四怕吹牛撒谎。群众的语言往往都是鲜活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我们不是有干部想方设法控制媒体曝光吗?我们不是有干部对群众上访软拖硬堵吗?我们不是有干部提心吊胆地如坐火山口吗?我们不是有干部一到年底考核或一遇换届考察就在“政绩”上玩数字游戏吗?在干部的“新四怕”中,除了所谓“吹牛撒谎”指的是虚报政绩外,其他“三怕”都全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所以,干部的“新四怕”主要体现在干群关系上。
    
     干群关系的焦点究竟在哪里?焦点在群众有困难无人帮,有冤情无处诉,有痛苦无人解,有忧愁无人排。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畅通上下沟通渠道。畅通渠道的症结在哪里?症结在于干部能不能主动沟通。而干部主动沟通的难点在哪里?难点在主要领导能不能带头沟通。
    
     群众上访是个老大难问题。群众中有句俗语,叫做“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上阵就不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信访责任进行硬性规定,正是得民心之举,对以县委书记、县长为主的主要领导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也正中要害。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条真理。从开国之初毛泽东亲自重视群众信访,到胡锦涛无数次亲自下基层了解群众呼声,再到温家宝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时刻牵动着领袖的心肠。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还会大量存在,去年以来多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当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领导实行“大接访”,在广泛的范围内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信访新机制正在形成。但是,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满意呢?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在认识上没有把群众真正放在心上,在行动上没有把群众真正放在眼里!不是有人说上访群众是“刁民”吗?不是有人居然把99%的上访群众都“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吗?这些封建思想的残余,不可思议在当今社会沉渣泛起,还不能引起我们最高度的警觉吗?
    
     中央的规定已经十分详尽,真的是苦口婆心了。能不能起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关键还是看各级干部执行和落实的力度。
    
     如何确保中央的规定真正转化成人民群众的利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条。
    
     其一,把作风建设放在建立新的信访机制的重中之重。三个意见中对信访责任的相关规定,并不是什么新的创意,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各地已经充分实践过并被证明是有效的。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做到,而有的地方做不到?关键是干部作风建设上的差距。要让我们的干部真正从“怕群众”到“想群众”到“为群众”,必须在全社会强有力地反对官僚主义。近来,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关于信访的批示引起了热议,毛主席说:“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其二,把加大督查、考核和责任追究的力度作为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那些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而言,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群众,而是他的官帽,所以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群众上访,而是严格的干部考核制度和坚决的问责制。所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最后指出:“要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作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工作成绩突出的,要给予表彰奖励;对因决策不当、工作不力、玩忽职守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坚决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如果我们真正把解决上访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同步考核,作为干部任免的重要条件,我想,我们的工作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让人民群众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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