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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清:八九六四回顾百问的继续——要输得像样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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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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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黄河清(西班牙 )
     (博讯 boxun.com)

    拙小文《为什么不把赵紫阳扣下来?——八九六四回顾百问》在自由圣火上首发以来,先后有海外多家网站以及个人博客转载。有跟帖曰:“这是这个敏感的日子以来看过的最有意义的文章了。 ”有来函曰:“先生反思深刻。正义的干不过非正义的,有非正义反面的原因,也有正义方面的因素,只有深入反思,才有可能扭转局面。失败为母,反思也许就是胜利的接生婆。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就在于,像先生这样反思的人太少。请先生努力。”这些鼓励的话语让我感到些许安慰:毕竟人心不死,人心有同。
    
    昨天看到自由圣火上有“剑中”者《试答“为什么不把赵紫阳扣下来?”》,更感慨有人在把拙小文当回事。谨作《八九六四回顾百问继续——要输的像样一点!》以为感谢和说明。
    
    《为什么不把赵紫阳扣下来?》所有的问答其实都落在第48问上:“四十年来根深蒂固完全成功的党文化精髓——‘第二种忠诚’是否在主导着全部思维和行为?是否至今亦然?是否这才是根本、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离开这第48问,都会流于皮毛,纠缠细节,牵丝扳藤,难得要领。
    
    赵紫阳是中共总书记,从根本上他是要维护这个党,维持这个体制和制度的。赵的亲信、政治秘书鲍彤说:“有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的是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赵紫阳是第二种忠诚者的希望和根本!关于赵紫阳的问答,必须从这个根本上来入手,才能避免纠缠在他是否有军权之类的似是而非的节目上。那是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辩不完的。
    
    当前海外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最大最吸引眼球的话题在六四学生领袖柴玲状告《天安门》制作组卡玛事上。海外两大主流精英在言论自由的自我期许自我鼓励中吵得沸反盈天,或签名著文跟帖助拳,或呼吁反签名表态。都是认真的、负责的、真心实意投入的,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批评反驳都是讲理的、实事求是的。许多所谓重量级的精英人物投身其中,乐此不疲。但这于纪念六四又有什么关系?设想卡马赢了,不过是已经有影响的《天安门》继续有影响;柴玲赢了,不过是柴玲的个人名誉得到如愿的纠正(原本就是以侵害名誉权起诉的,至于法院不受理,改以侵害商标权继续起诉,论者多已指出其不当不妥不是不对。不赘。)这样一桩藉口堂皇至神圣的民事诉讼,占领了真正神圣的于国家于民族于百姓于暴徒于历史都至为重要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主要地位,或曰重要地位或曰许多注意力众多眼球。到底与六四有什么关系?到底于纪念六四有什么用处?于柴玲当然是无论公私无论名誉广告都有益有利有价值了,于国家民族百姓暴徒历史能有什么意义吗?倒是正中大陆当局下怀。你们越认真越负责越专注越冠冕堂皇越言正辞严,争论就会越扩大越吸引注意越集聚人气越将六四二十周年纪念的重点集中于此。争的双方无不正气凛然、真理在握,脸红耳赤而以尊重还原历史真实奉献牺牲忍辱负重自慰自我陶醉甚至自诩自得。一旁的大陆当局则开怀大笑。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还剩下什么呢?怪不得谁的!
    
    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天下读书人纷纷从全国各地晋京赶考。李世民在端门上,看着新科进士络绎而行,掀髯大笑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彀”有箭能射及的范围之意,引申可为“套、圈套”,天下英雄都成了他的箭了。现在没有唐太宗,也没有如李世民雄才大略者,但是八十余年的党文化比李世民厉害,它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创制了这一“彀”,形成了一个“势”!现当今,不入彀、不顺势也难。轮子已经转动,停下来或改变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用时髦的话来说,中举殿试、探花榜眼状元有吸引力是人性。才子精英、英雄豪杰们离此只有一步之遥,不动心也实在是违背人性的。原来我只知道教授分等级,现在知道原来演员、作家也分级的,有一级演员、二级作家……。党文化真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啊。一级作家即便修为到家,不在下级作家面前自得趾高气扬,二三级作家即便在上级作家前不自惭形秽妄自菲薄,他们也总会向着一级或更高的位置用尽一切方法努力攀登。这是人性。朝廷豢养有术啊!
    
    笔者在《六四名人列传》中选撰了柴玲,于史实的尽量客观公正的叙述后,评议曰:
    
    “学生清纯,清纯有余,俏柴玲无私无畏,俏领广场绝食;领袖持重,持重未足,勇柴玲忽守忽撤,勇播全球讲话。妙龄女行须眉事,巾帼作为;大学生胜大丈夫,英雄行迹。即或失言,苛责亦失;若有意断章,取义难免叵测。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当有允论。何须状告公堂,何不將對薄嚣嚣,化情寄底层拳拳?
    
    “帏幄运筹未善,商场盘算已巧。从政失败,经商成功,亦事理之常也。富婆何能清纯,在商言商,出入楼馆,觥筹厅堂,珠光宝气,狐裘锦袍,别抱叭儿,固宜也。“6·4”后,军人迁官进爵,“今年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狐裘狗毛,亦不免沾广场同仁、长安市民血斑斑泪点点。处新温故,低首下心,回眸前车,俯览旧辙;悲天纵已荡然,悯心岂能无存;指点江山不再,念兹广场应有;此亦人情之常,天理之必也!”
    
    这个评议对柴玲于肯定爱护中惋惜其有不当不妥不是不对之处,冀其有悟,改弦更辙。写至此,信箱里收到为其助拳最力者的邮件:“致《天安门》制片人公开信第二批签名名单”。真是越来越来劲了。历史将如何看待这事呢?无论助拳者与柴玲关系如何、如何有名,这帐(无论功过罪错是非曲直)都要都是都会都只算在柴玲头上的。柴玲柴玲,你曾经走进了历史,即便真的有冤枉了损害了你的地方和时候,你就不能把这当作是自己继续的奉献和牺牲吗?历史人物这样的前例比比皆是,或者说,就是要经受这一切的,无论是耀眼的光芒,还是诬陷侮辱臭不可闻,抑或是天大的冤枉。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君子被你们学生领袖送交警察,判无期、20年、16年,折磨疯了。他们的冤屈不会比你小吧?他们在自由的第一时间表态理解你们谅解你们宽恕你们。这三位底层君子的胸怀只海一般小,你这位高层名人精英领袖的心眼现在有针尖这么大!你有钱,状告差一点就把你杀死在广场和不差半点把你的同道杀死在广场大街的邓小平李鹏江泽民不是更好吗?卡玛比坦克机枪更坏吗?柴玲柴玲,你真的要从历史的过客变做历史的罪人么?!
    
    香港支联会二十年来为纪念六四为民主自由奋争,坚持到今年,竟有15-20万人集聚维园纪念六四,其择善固执、不屈不挠、一以贯之和卓有成效已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一个坐标、一座灯塔,怎么评价其功德价值都不为过,尤其是在美欧澳亚,海外民运精英集聚之所,几人几十人最多几百人的纪念现状相比较,更凸显其伟大。一帅一兵或三五兵,一人数帅身份而没有兵,仅几十人上百人的纪念活动有三四个点、四五个帅,竟至将受害者囤积居奇形同筹码……诸惨不忍睹的现状习以为常犹在自我陶醉自得自诩自夸的“心魔”,怎么二十年了,还不会不愿去反思,反倒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有人员来为自己羽毛上据说沾了一点污垢,大动干戈地洗刷清除?
    
    大陆有王力雄者,著文《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于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作了高屋建瓴、一针见血的论述。我深为自己《为什么不把赵紫阳扣下来?——八九六四回顾百问》小文之主旨与我素所敬重的王君之文异曲同工而聊为安慰,虽然我并不欣赏王君以为卡玛助拳的形式论述天安门运动。
    
    海外有曹长青者,著文《六四悲剧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王文一样,深刻反思六四和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是大悲观者。我之所以祥林嫂似地重复唠叨着这些常识,只是抱着万一的希冀,有人能认真地读读王文曹文,略瞥拙文,予以反思。在这个整体沉沦堕落的当世,在海内外知识人整体顺服配合专制而以“和解、良性互动、双赢”为自欺欺人的另类帮忙帮闲成为主流的当今,在反动占据上风、黑暗可能会赢、邪恶暂时胜利的时刻,我愿海外会有几个人、一些人、一批人坚持坚守坚执。“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固是,但进步、改革、光明、正善不能输的如此窝囊软骨可笑,后人继续,就会加倍加十倍百倍的付出代价。纵输,也输的像样一点。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我们要有担当,要有准备,输的像共工,输的像伯夷叔齐,输的像荆轲,输的像项羽,输的像司马迁,输的像嵇康,输的像方孝儒,输的像李贄,输的像谭嗣同,输的像陈天华,输的像秋瑾,输的像王国维,输的像鲁迅,输的像陈寅恪,输的像林昭,输的像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输的像王若望……为后人为历史为民族留下一点思想、一点血脉、一点真和勇毅。
    
    近六十年来,中国知识人留下了什么?是否主要是第二种忠诚?这够吗?这对吗?这行吗?要继续在第二种忠诚中输下去吗?
    
    我们应该留下什么、可以留下什么?
    
    共工留下了怒而触不周之山天崩地裂的失败。
    
    伯夷叔齐留下了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气节。
    
    荆轲留下了视死如归刺秦抗暴的勇武。
    
    项羽留下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怀念。
    
    司马迁留下了忍辱负重后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嵇康留下了在被皇帝判死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要求拜他为师的千古绝唱“广陵散”。
    
    方孝孺留下了宁遭诛九族也不改初衷的择正固执。
    
    李贽留下了割喉的呐喊。
    
    谭嗣同留下了“改革须流血,流血自我始”的大无畏大悲悯大牺牲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浩叹。
    
    秋瑾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容就戮”的英烈。
    
    陈天华留下了蹈海成仁的“警世钟”。
    
    王国维留下了沉湖不辱的殉道。
    
    鲁迅留下了吃人筵席、人血馒头和祥林嫂哀鸣阿Q画圈。
    
    陈寅恪留下了“叹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的警悟。
    
    林昭留下了最早反对针砭皇帝的深刻和宁折不弯的刚烈。
    
    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留下了精气神、真善美。
    
    王若望留下了彻底反叛和宁肯客死他乡。
    
    ……
    
    纵输,我们也要努力留下这些。
    
    2009年6月16日于地中海畔
    
    ——————————————————————————————————
     剑中:试答“为什么不把赵紫阳扣下来?”(一)
    文章摘要: 赵紫阳在体制的铁壁前,力量完全不成比例,手里没有一支效忠自由民主或他本人的军队,“登高一呼”的结果很可能就不是软禁而是入狱。但赵紫阳不愿成为镇压民运的千古罪人,仅凭这一点,在中共大佬中就鹤立鸡群
    
    作者 : 剑中,
    
    發表時間:6/11/2009
    
    暴力颠覆民国、从未举行大选的中共,合法性资源稀缺,为六四平反,与彻底揭露、否定毛泽东的效果等同,其执政的合法性将荡然无存。六四是中共的命门,出动数十万野战军,用坦克、毒气弹、自动武器大规模屠杀温和的要求有限政改的民众,古往今来,中共一家而已。六四堂堂正正,无反可平,要的只是传播真相,终结中共暴政。
    
    黄河清先生发表《为什么不把赵紫阳扣下来?——“八九六四”回顾百问》,“斗胆存疑,以待释者解人”。不敢自作解人,对六四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或可抛砖引玉,请黄先生及方家指正。
    
    “1.为什么赵紫阳来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时不留住他?”
    
    此问稍嫌突兀。学生以何为理由留住当时已被权力中心抛弃的赵紫阳,以什么手段留住?
    
    “2.为什么没想到用实际行动支持帮助中共总书记反对、否决、推翻‘垂帘听政’的封建制,实行政治改革?”
    
    “4.26社论”发表之后,担心秋后算帐的学生,将矛头对准邓小平、李鹏。对这一社论的不同态度,最终导致了赵、邓的决裂。(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
    
    “3. 为什么不敢、不会、不能干脆扣留赵紫阳,‘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虎贲三军做后盾;学生们惟有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强行扣留赵紫阳,只是给刽子手提供屠杀的借口,丧失道义和正当性,有百害而无一利。
    
    “4.为什么学运好几个月,没有一张自己的报纸?(文革式的传单、号外、小报、刊物不论。)5.为什么明知道舆论的至为重要,当时的条件完全可以编辑、出版、发行一份全国性的准报纸或其它名目的东东,却未能想到、做到?6.为什么学生没想到、没做到办这么份全国性的准报纸东东,长胡子的黑手、知识人也神不守此重‘舍’?”
    想不想不是问题,有无贯彻想法的资源才是问题。发行一分全国性报纸所需要的资金、人员、体系,绝非一无所有的学生所能办到。1989年4月,钦本立创办的《世界经济导报》只因拒绝上海市委删除“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一部分内容的要求,即被停刊整顿。在此问题上不可求全责备学生和“长胡子的黑手”。
    
    “7.为什么未能及时、定时、系统、组织化地向全国院校通报北京学运情况,而需要各省市院校自行与北京联系询问?”
    
    学运初期和中期,包括CCTV在内的各大媒体,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198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北京新闻界对话,认为新闻非改不可,新闻工作要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领导方法和传播方式上求得要进一步增加公开化、透明度,真正实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此后,报道学运和天安门广场的新闻力度迅速升温,对学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数百名学生开始在天安们广场绝食请愿,全国各地的学运高潮迭起。
    
    “8.为什么学生领袖会、愿、敢且习惯、得意、自认牺牲跪着、顶着状纸请愿?9.为什么明知顶着状纸请愿是窦娥、苏三、阿Q式的乞哀、画圈,还要如此?思想根源是什么?为什对如此明显的奴隶奴才式的跪乞至今不反思?这与当今上访冤民普遍的顶状纸跪乞在思想上心灵上是否一致、同曲同工?这个问题严重否、长远不变否?现在是否变换方式乐此不疲?”
    
    我不认可下跪请愿的方式,但这在当时对人们认清中共的冷酷、获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不无帮助。在双方力量不成对比的情况下,不知黄先生从哪里看到了学生领袖为下跪请愿而“得意”?如此严峻、冷酷、讥讽的眼神似更适合用来审视毫无人性的中共政权。
    
    “10.为什么会将在天安门城楼垂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大型横幅和用鸡蛋颜料投向毛泽东画像的三君子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抓起来送给警察?11.为什么学生领袖集体对抓送三君子给警察而导致判无期、20年、16年以至疯掉之惨至今不忏悔、不公开道歉?为什么从不对原因作思想上深层次的反思、分析、研究,至今亦然?12.为什么至今还有精英名人对抓送三君子交警察辩护,认为有理?思想倒退至此是心智糊涂至斯抑或更深层的原因?是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上辩护表面原因重要,还是深究思想层面上的根本原因重要?为什么对天安门三君子的行为总是只停留在‘蛋污毛像’上而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思想的前卫和深刻?”
    
    对三君子事件的处理,学生过多地考虑到不给当局镇压的借口,但却忘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致同室操戈,令人扼腕!
    
    余志坚2005年6月12日发表的《“五.二三”事件真相》,心胸似海,大义凛然:“提及我们所受的精神磨难,决不是向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兴师问罪。恰恰相反,正如鲁德成在泰国曼古发表声明所说的一样,‘学运领导者对我们的处理并没有错误,有的只是误会而已’”,因为,“‘冤有头,债有主’,跟我们过不去的是中共,是阴魂不散的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思想!如果假定‘革命’一词的正义性,我们是被‘反革命’的中共对真正的革命者冠以了‘反革命’的称谓,就象学潮被冠以‘反革命动乱’的称谓一样。从这个意义而言,‘六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六四’的参与者都是革命者,因为运动的指向必定是‘反革命’的中共专制制度!”
    
    说到忏悔,余志坚认为:“‘忏悔意识’应该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忏悔,主要应该框定在自我个体的道德与良知的范畴。我们需要忏悔,但我们没有逼人忏悔的道理。”
    
    人们对天安门三君子的“前卫和深刻”,亦非黄先生所想象的那般无知,余志坚对此深有体会:“在陈少文的《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的《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以及郑义,任不寐,安田等人的文章陆续发表以后,海外民运界给了我们三人以极高的评价和赞誉,这对有着特殊遭遇的我们无疑是一种雪中送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慰籍和鼓舞!”
    
    “13.为什么最史无前例好的学运与工运结合的如此窝囊、差劲?14.为什么几乎不见军运?为什么至今亦然?15.为什么戒严令下,百万、三百萬人游行示威抗议,戒严令已成废纸的大好形势未能因势利导?16.为什么戒严部队全面受阻,高层大乱、恐慌至不知所措的大好形势至今几乎避而不谈,当时未能利用?”
    
    学运与工运的结合,甚至与农运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出统一的目标和行动纲领,需要经验、组织能力和充分的社会动员,与经济形势、民众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运非敲几下键盘那么简单。
    
    要在中共控制最为严密、大多是中学文化程度的军队里开展军运,无疑是纸上谈兵。未能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只能说这样的形势还不具备转化为全民抗暴的能力和条件,如果包括军人在内的全民都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觉悟,中共早已自动垮台,如苏联、东欧一样和平演变了。\
    “17.为什么阻止戒严部队基本上是市民、学生自发的行动,而未能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实施进行?学生娃不明事理,黑手、长胡子的都到哪儿去了?18.为什么不能不会出现罢工罢市?是没有这个可能,还是故意消弭了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消弭这个可能而不去推动助长创造这个可能?”
    
    阻止戒严军进京的惨烈,惊天地、泣鬼神,实为华夏有史以来为争取自由民主最为悲壮的一幕。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肉体也无法抵抗钢铁的洪流。没有出现罢工罢市,不是个人或团体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尚未达到与独裁暴政决一死战的水平。
    
    “19.为什么那些积极热情到火热程度的两边能说话的斡旋者关键时刻都不见了?20.为什么明的暗的被指为学运黑手、操纵者中的几乎所有知识人都在当时和事后竭力撇清自己与煽动学生、主导学运无关?真的有关者又有关了些什么呢?21.为什么不偏偏有关呢?22.为什么真的无关不变为真的有关呢?”
    
    黄先生为“黑手”未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而痛心疾首,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周舵《血腥的黎明》表明,“两边能说话的斡旋者”对学生的影响相当有限,在清场的关键时刻,若非周舵等人居中斡旋,天安门绝不会只死伤数人,必将血流成河。周舵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指责他们,不如清算中共的冷血。
    
    “23.为什么知识人就不与学生学运有意识、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有思想、有理论、有纲领、有目的地结合在一起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知识人从来以至1989都没有这个愿望、这个意图、这个担当?是什么原因使知识人没有和不能提出更深刻的口号、引导学生进行深层的针对制度性变革诸思想理论方面的思考和行动?”
    
    1949年以来,中共对异议人士和民间团体的严厉打压,注定知识人无法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组织,与学运密切配合,而学运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领导机构。大陆民运为缺乏经验付出了血的代价,值得汲取、总结的教训还有很多,一味的谴责和质疑显然于事无补。
    
    24.“为什么没有出现像罗马尼亚民众在广场上嘘掉齐奥赛斯库那样的局面?25.为什么北京许多次地出现似罗马尼亚嘘齐的机会,这些千载难逢的机会都毫不可惜地任其溜掉作废?至今不反思?”
    
    将罗马尼亚和中国大陆进行简单的类比,非常荒唐。包括军队在内的罗马尼亚民众,不仅只是痛恨经济上的腐败现象,而是决意要铲除共产极权的毒瘤。大陆的情况表明,学运初始只有打着红旗反红旗才可能获得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26.为什么就不几十万、上百万人冲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是没有这个可能,还是不想不敢?是不可收拾,还是可以收拾?是暴力,还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当时学运的主流,也是争取体制内部的健康力量及全社会支持的现实策略。戒严军开枪之前,非暴力都是学生的首选。暴力不是什么敢不敢的问题,而是成效如何的问题。如果民众普遍觉醒,根本不需要什么暴力,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极权即土崩瓦解;如果条件不够成熟,流再多的血也难以唤醒民众,如大屠杀之后无声的中国大陆。
    
    “27.为什么就不想军队倒戈?让军队倒戈?努力军队倒戈?”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军人也是人,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亲朋,什么时候,徐勤先这样懂得大是大非的军人成为军队的主流,中共的末日即指日可待。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暴君、独裁者亦非自封,而是你我他的盲从、愚弱造就了体制,造就了暴君。继续启蒙,继续用各自最擅长的方式开启民智,让自由民主成为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应该是代价最小、过程最平稳的转型方式。(《六四大屠杀二十周年祭》)
    
    “28.为什么至今还要在六四问题上高唱‘双赢’调调?29.为什么至今还会认为赵紫阳把邓小平逼得无路可退了?30.为什么赵紫阳不像叶利钦一样登高一呼?31.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军队不听赵的,赵登高一呼也没用的辩护论调?32.为什么至今还停留在为赵紫阳为何不像叶利钦那样登高一呼而惋惜而遗憾?33.为什么对赵紫阳寄托这么大的希望又对他的软弱懦怯如此姑息?不去作深层次的反思分析研究?”
    
    民运有其内在的逻辑。历史不能假设,我对六四“双赢”一类的话题不感兴趣,但这样的讨论未必完全无益。同样,我也不认为赵紫阳把邓小平逼得无路可退,反而是后者非法解除了前者的职务。与胡耀邦这样开明的领导人一样,赵紫阳在体制的铁壁前,力量完全不成比例,手里没有一支效忠自由民主或他本人的军队,“登高一呼”的结果很可能就不是软禁而是入狱。但赵紫阳不愿成为镇压民运的千古罪人,仅凭这一点,在中共大佬中就鹤立鸡群,因此受人景仰,何来“姑息”之说?
    
    以上,不揣愚陋试答了黄先生“百问”的一部分,如黄先生所言“完全就事论事,避免针对个人”,期待方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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