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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过去和现在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9日 转载)
    
    《民运政治论纲》(之17)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
    
    我在《论经验意义上的民主》那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目前我们中国人在民主知识和理论方面的主要缺欠在于我们没有把握“经验”意义上的民主,因此,在需要民主理论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所“经验”过的东西一股脑儿的忘记了,就只能搬外国的理论充数。如果说在这个21世纪的风气中,猎奇本身是人们兴趣的一种自发趋势的话,那么,谁用最新鲜的语言和最大胆的方法搬弄出的东西,谁就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民主——本文要研究的事物——它的遭遇也是如此。
    
    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中国普通人认识民主和学习民主,大概都经历过把民主“一分为二”的事情,即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于是,我们在“对比”中,就应该接受后者而拒绝前者。当时,情况是这样,在所有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国家或社会里,公民生活都被划归到“无产阶级民主”之内,此外的都被归类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之中。现在看来,这样的方法和做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在新的情况下追求民主时,就应该批判它;可是,在目前,中国民众对于此种错误别说是批判,甚至对之缺乏必要的反省。
    
    在上述问题上,我有一种思考,那即是说,在某一个时期当民众的错误若是具有普遍性,那么,它可以不可以同民主——这个普通的制度——发生某种有价值的关系呢?我的看法是这样: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的发展和发展所经历的过程都应该在每一个时刻关联着“普遍”的认同价值,哪怕在特定的时间上“关联”的方式或者形式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这样一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对过去我们中国人为民主所做的“一分为二”之历史给一种“回头看”呢?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而这样的价值同今天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有没有关系?若说“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分析关于民主的“一分为二”的问题时,首先我们得具有一种和过去做此分类时完全不同的“开放”式态度,认为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认为被分类的东西是“绝对”的。西方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老笑话说,哲学家大体可以分成两类:自己养狗的,确信狗有灵魂;自己没有狗的,则否认狗的灵魂存在”(萨根著《伊甸园的飞龙》)。如此说来,分类既然具有“相对意义”,我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剥离出其中的“相对意义”,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19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人类基本事实是,所有被我们中国人划为资产阶级民主的部分最后都“成功”了,而被认为“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都已经“失败”或者正经历失败(中国、朝鲜、古巴甚至包括越南)。情况尽管是这样,但只要是研究者,人们便不难发现,“失败”的无产阶级民主并不是一塌糊涂或者“彻底、完全”的“失败”,因为无论怎么说“失败”后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遗留物”却依然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愈来愈表现出它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分界线没有因为民主制度的运作而消解,反之,在某些国家民主变革后的生活中,前无产阶级民主的那些因素在民主的大选中好像依然起作用,有的甚至起主导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专政”在作为人类历史上可悲的一页彻底地被揭了过去时,原来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那种“阴魂”依然不散。
    
    正因为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我们这些仍然生活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人,对前毛泽东时代的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做一个“回头望”,就有可能发现我们中国普通人在过去所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和不可能认识、认可的价值。在那个时候,当我们在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寻找一个定义和给它一种解释时,我们的行为面对的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它是一种建构的东西,并不是“客观存在”),事实上,我们行为的一半已经不自觉地涉及到与之相对应的无产阶级民主了。就这样的情况看,在我们中国人民还处于政治上的蒙昧时期,我们却陷入了哲学的泥潭。这也就是说,当实际上的政治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政治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时,我们却挥舞起了“哲学的武器”想解决它,结果,哲学在开通了人民的思考风气后,却为人民精神发展营造了一个准宗教的氛围。
    
    当时,就在人民接受哲学的那个时间上,人民需要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确切的政治学,启动人民学习哲学的也是政治问题,只是,当政治问题在得不到相应的解决途径时,用粗略的哲学方式来叙述和解决之,就情有可原。就此,我们即可以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即当政治上的阶级以及阶级诸问题在脱离了政治的轨道而变成一个哲学问题时,能够“吃准”它的人就屈指可数的了。毛泽东——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而非职业哲学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人民中间获得了“精神导师”的地位。当人民亟需要“教育”,而“教育”的“最高境界”也非哲学莫属时,这种“高等”的“教育”之于人民就变成了“操纵”。从精神上“操纵”人——这就是前毛泽东时代统治的真谛。
    
    问题就在于,当政治的东西在被哲学的“理论指导时”,而哲学在它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又没有方法可以获得统一时,极端意义上的事情就可以用两个人谈哲学、也会分成为两派的极端的模式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和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林彪,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和邓小平)。于是,哲学问题所导致的人的分派就被自然而然的当成了政治上的分派,政治斗争被赋予了哲学的意义——这下子就没有人可以掌握其标准了。
    
    明白了这个问题,政治斗争话语中的“资产阶级问题”就必然失去了真正的社会阶级的性质,变成为一种人们可以任意发挥的东西了。与之相应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变成一个标签,可以任意地贴了。
    
    情况既然是这样,可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在被那种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东西里的确有着一种可以辨别的因素,那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虽然选举被认为是“公正”,但是,在选举的事实中,于经济、文化诸方面处于劣势的人们最终赢不了选举,而选举是那些能够“操纵”选举过程的人和政党的囊中之物是用不着掩饰的;再,当民主政治本身不是被人们放在政治的架构中去理解,而是要被类似的哲学方式解读的话,那么,民主可以说是“虚伪”的。这样一来,拒绝“虚伪”的民主的意向的另一头却无意识的系上了要“真正的民主”这样的附带物——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在于:依这样的方式思维的人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又认为“虚伪民主”的另一头立着“真正的民主”。于是,人们在批评、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时,认为自己已经生活在无产阶级民主之中,就具有了逻辑和心理上的意义了。可见,在过去的时间里,中国普通人特别是当时的“广大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并不感觉到民主之缺乏,是有原因可探的。我要补充的是,“精神”或者“心理”上的拥有,对于人来说也是一种拥有啊!在这里,我的观点是,民主虽然没有被作为成型的东西宣扬,缺乏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性因素,但是,在人民大众中间它作为一种暗示却广泛而又普遍地被感知着。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一种生活世界的存在,而暗示性的民主是其中一个价值,否则,我们在要求民主的同时却大量扬弃那些民主的前价值就等于自己拆自己的台了。
    
    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人要批判专制主义,光寻找出一个“上当受骗”的教训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那些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在那些曾经被我们“翻动”过的价值中去重新的认识和寻找价值。因之,如果我们普通人把过去“戴高帽子”时期的“高帽子”拿掉,那么,普通人在国家和社会政治事物上享有参与权,则是对民主的“正说”说;如果此“正说”是和过去的那种“哲学”式的“反说”相联系,那么,过去毛泽东用“戴高帽”的方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造成的民主悬念,就可以在政治领域里因着我们对之再造而转变成为坚定不移的人之权利(权利是普遍的,社会基层“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都是具备的)。于是,暗示的民主的意义在场合和场景变化中,由懵懂的感知状态而走向感知者清醒理解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只是当这一切被暗示的东西在变化成为一个经济的话题时,被催眠的民众就失去了从政治上觉醒的机会,他们好像在经济上被钱的催眠曲给催眠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别的共产党不同,它从20世纪30-40年代起就具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两重性,因此,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历史也可以还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时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期”。毛泽东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共产党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可以保持统治,而邓小平对他的“错误”的批评和“否定”恰恰是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样也可以保持党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时期的风险比较起来是最小的,统治的时间也可以长,甚至可以保证“一百年不变”。
    
    在前毛泽东时代由于中国人民中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造反精神,也由于共产党高层对于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许诺兑现之困惑以及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目标之仓促定位而引起的广泛焦虑,使专制主义的党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丧失政权,“一个早上起来,就可以人头落地”,“江山易色”(改变颜色)……这样的情况就迫使党的统治日趋紧张,而于紧张之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自我监督,但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党用政策结束了革命时代,解除了“继续革命”的紧箍咒,摆脱了焦虑、不安和恐惧,就无异于放开(“改革开放”)了自己的手脚,开始了一种不计后果的大规模作恶,以至于使毛泽东生前关于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预言变成现实,但是,毛没有预见到的是,在这样的“现实”中,人民并没有起来“革命”,原因是“恶的统治”和现代技术手段柔和起来,就造成了统治的“技术化”。于是,毛泽东生前所料及的党的腐化堕落可以导致政权丧失的危险,遇到了技术手段的救济。
    
    从逻辑上讲,说共产党领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通的,但是,符合逻辑的仅仅是“理论”的要求,比“理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统治行为本身,而不是统治的“理论”。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弄清楚邓小平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新政策”“不搞争论”,并且恬不知耻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既然我们抓住了邓小平“改革”一来的“新政策”要害,那么,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策中,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发现一个类似于我们以前所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庶几,我们在批评、批判专制主义的时候就会不转向,避免“打”错“靶子”的错误。
    
    在此,我说目前中国共产党要搞类似的“资产阶级民主”,读者们听了也许不顺耳,但是你要是对于“成熟”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解的话,那么,毛把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历史证明了此种做法是有源有头的。就此,我们想起了中共16大前后,胡锦涛刚一上台时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林进北京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去“赶考”的故事不就是可以发人深省吗?逻辑在这里可以做如下的表述:既然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可以把共产党的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那么胡锦涛为什么不可以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搞一种类似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东西呢?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民主从来都是好东西啊!”
    
    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只是就民主在早期发展阶段中排除社会上无权无势的人(相当于无产阶级)而言的,事实上,它在满足发展某一阶段变成了有产阶级把玩的东西。如果资产阶级民主又不完全地封锁社会上的异议言论,中国当权派允许社会上有知识、有文化、有地位、有名气的人发表“异见”,也构成了民主的一种表象。除此而外,我们还的看到,官方媒体和官方舆论把21世纪的民主——一个立即实行的制度——宣传成18、19世纪的民主,一个需要等待的东西,完全是别有用心,加上某些鹦鹉学舌的知识分子的鼓噪,人们就以为有理由把“当下”的民主兑换成为“未来”的民主。于是,“一百年”的共产党统治和一百年后中国实现民主的时间就一致了。
    
    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共产党高层把中国实现民主的时间一再推后的原因是维持其统治。他们或者把中国实现民主的事情推到“经济高度发达阶段”,或者把“国民素质”的提高来作为条件,都是一种“扯淡”行为,诚如美国学者哈里•法兰克福所言:“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许多人在扯淡”。在中国,民主被“扯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扯淡不是说谎,却是真理的最大敌人。因为说谎的人知道何为真理,却讲的是假话。而扯淡的人既不关心何者为真,也不关心何者为假,只在关乎自身利益。这种认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 (引自《论扯淡》)。
    
    
    目前中国的社会远远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但是,在中国社会里,权利、财富、荣誉却愈来愈被“党内资产阶级”和权贵阶级(它们相当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所垄断。他们是社会上的极少数,在中国家庭中,他们只占0.5%,可依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他们却“坐拥”70%的“社会财富”。因此,如果这也可以被说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诚如某些学者所言,它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质言之,毛泽东给中国选择了一个最坏的社会主义(“贫穷”),邓小平却又给中国强加了最坏的资本主义(一小撮人不顾他人死活的“先富”),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在批评、批判上诉两种东西的时候,我的方式和方法就有一些不同,我不是把过去的“我”绑在毛泽东和邓小平“错误的柱子”上,稀里糊涂的批,而是把“上面”(专制党)给予的东西和“下面”“我”实践中的东西分开来看待,这样就可以发现两者间的区别:前者是异于“我”的,后者却是属于“我”的。在批判了“异于”“我”的东西后,我就保守了属于“我”的东西。于是,社会主义所连带的民主价值和和资本主义所连带的自由价值,在“我”的实践中就出现了统一,“我”遭受统治的历史就变成了“我”寻求“解放”的历史。
    
    在过去的时间里,把“异于我”的东西和“属于我”的东西量化为一种物理学的量,以为它是同质的,就是我们的错误;纠正的办法无非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量或政治学的量,于是,在我们的历史中,共产党统治的力量和“我自己”的力量之消长就可以被计算出来。“我”在寻求解放时,共产党所强加于“我”的那种社会物理学的关系就不再具有权威,把接受统治的“我”和施加统治的党的力量物理学化的一贯方式就被“我”使用的社会学的或者政治学的方式所替代。新的方式和新的思维,使我们在传统的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内,发现了非传统的新意义,它就是我们在共产党统治还没有终结时,已先于看见了它终结的开端,并且在我们遭受奴役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由。
    
    在此一篇文章的末了,我要说明的是,在通篇论证中,我没有去争论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而是通过论证把在我们生活与实践中的那些和民主有关的政治片段串通起来,以发现民主的先在和此在。
    
    2009-7-16于首尔市《民主论坛》上载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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