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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公盟事件是中国NGO灭顶之灾的开始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0日 转载)
    2009年7月14日,作为非政府组织(NGO)的公盟,接到了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根据两份告知书,公盟“偷税”所涉及的款项来自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自2006年以来的五笔资助款项,共计人民币110余万。
    
     北京地税局认为,这些“捐赠”没有按规定申报纳税,没有交纳5%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费和教育费附加,偷税达6万余元。北京国税局则同样认定,这些“捐赠”属于法定企业收入,公盟没有交纳25%的企业所得税,共计18万元。按照相关法律,偷税行为可施以50%至5倍的罚款。然而,在对公盟的处罚中,两局执行了5倍的最高上限,罚款总额达到142万元。 (博讯 boxun.com)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发现两个关键词:NGO与所得税。本来,依据中共政府的法律,NGO是不纳税的。那为什么作为NGO的公盟,却要缴纳所得税呢?
    
    这就要追述到中共当局对NGO所采取的严禁政策。如果一个机构要想成为NGO,中共当局首先要求它必须要有一个官方的主管机构。其次要求它必须在民政部门注册,即必须获得民政部门的批准。这两道严密防范的关口,使得NGO不可能合法存在。
    
    所以,出于无奈也出于规避中共的政策,一些机构NGO往往去工商部门注册为公司,即对政府是公司,对民间是NGO.这种方式被称为NGO的“公司化生存”。采取这种方式注册的,有公盟、红枫、农家女、益仁平、爱知行、无国界爱心、德先生、打工之友等。对此,《公益时报》报道公盟事件时,其题目就叫《天价罚单考验草根NGO“公司化生存”》。
    
    公盟全称叫“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是2003年10月,由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的“三博士”和著名民权律师张星水先生发起成立的“阳光宪政”,2005年6月后更名为“公盟”。
    
    它是一家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组织。公盟相信,中国正在且必然完成现代文明转型,在道德良心基础上重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没有健康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会有民主法治健全的现代文明中国,中国需要一批坚守良心正义、能够担当历史责任的公民团结起来,成长为公民社会强大、理性的力量,推动社会和平转型。
    
    它坚持法治、理性和建设性。主要工作方式包括: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坚守法治、理性和建设性的新公民精神,为涉及公权力和具有制度变革意义的典型个案提供法律援助,维护社会正义并推动制度变革;组织专业人士进行研究,组织研讨,通过人大代表和媒体推动公共政策改革;倡导并实践非暴力公民行动,维护公民权利;就公共事件发出理性声音,参与并引导公共事件朝着理性和建设性方向发展。
    
    多年来,公盟参与了一系列维权事件,如借宪法修改之际提出有关人权条款的修正案;就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决策程序问题组织研讨,媒体报道研讨会以后搬迁动议搁置;动员人大代表关注打工子弟学校被强制拆迁,后强制拆迁停止;推动北京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启动公民观察项目,监督政府透明清廉;推动北京律师协会直接选举,推动行业协会自治;组织公民探访并曝光地方政府在北京非法设立的关押上访者的黑监狱;组织律师介入邓玉娇事件;为受到三聚氰胺奶粉毒害的“结石宝宝”维权。
    
    正是在这些维权事件上的参与,使公盟早已成为中共当局眼中钉、肉中刺,促使中共当局决定对其下毒手,将其灭口了事。公盟既然采取商业注册地方式,中共当局也就从税收方面寻找漏洞,正好可以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手段解决”。
    
    而对公盟来说,既然是公司,就需要纳税。对此,公盟也一向小心谨慎,作为其负责人的许志永,甚至还强调过“税务不能出现法律问题”。但他们毕竟是一群法律人士,不太懂工商税务。因此最终还是因为税务问题,撞在了中共的枪口之上。实际上,即使同他们在税务方面不出问题,中共当局照样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到问题;即使所有方面都找不到问题,中共当局照样可以对其栽赃陷害。正如许志永所说的:“在丑陋的敌意面前,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已经没有意义。”
    
    也正是为了将公盟置之死地,中共当局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发出巨额罚款通知之后第四天,即7月17日,北京民政局20多名工作人员来到公盟,以“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为由宣布“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并对公盟所有东西进行抄查。7月29日,北京警方又以“涉嫌偷税”为罪名将公盟负责人许志永与公盟财务主管庄璐抓捕,并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为了对中共当局的迫害表示不满,许志永在收到巨额罚款通知,就于7月15日在博客发出《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的文章表达抗议:“142万的处罚,也许对很多企业而言都算不得什么,可是对于公盟而言,这是残忍而邪恶的,这不是对公盟的处罚,这是对毒奶粉受害的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遭遇物业公司欺负的业主、为内心正义奔走呼号的上访者……是对千千万万最需要帮助的无权无势者的处罚,这处罚丧尽天良!”
    
    发出抗议的同时,公盟于7月16日分别向北京国税、地税两局递交了《听证申请书》,要求对处罚举行公开听证。为此,北京地税、国税两局答应分别于7月24日与7月30日举行公开听证。然而,到听证举行时,公开听证却变成闭门听证。不仅如此,大批公安及便衣还在现场门外严加戒守,阻止各界人士对公盟的声援。地税举行的听证,只准许志永与另外两名志愿律师参与。而国税举行听证时,许志永却已经被抓捕。
    
    本来依照程序,即使要抓捕许志永,也需要等到听证结果出来以后。然而,中共当局却遵守其制定的法律,违法提前抓捕了许志永。
    
    实际上,许志永也预料到他会被抓捕,因为依据中共相关法律,这样数额的偷税漏税会被判处七年刑期。因此,在《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中,他直接表示:“作为公盟的法定代表人,我宁愿接受七年的刑事处罚”。也许,让许志永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事情来得如此之快,仅仅发生在十五天之后。
    
    对于公盟所遭遇的处罚、取缔以及许志永遭遇的被捕,国内的《南方周末》、《公益时报》与海外的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瑞士《新苏黎世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给予关注与报道。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也立即对公盟与许志永发出声援。与公盟进行合作的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其主任保尔。格沃茨发表声明,同情公盟的遭遇,并且为公盟创始人许志永正名。而国内外的维权网、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中国人权、北京益仁平中心、中国律师观察网、公民力量等组织,也发出呼吁与声援。
    
    其中,公民力量于8月1日发出的《关于许志永博士被拘捕的声明》,呼吁“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紧急关注许志永博士的遭遇,并将逮捕刘晓波、劳教纪念‘六四’的民间人士、拘押许志永等行为进行综合研判,意识到中国政治大踏步倒退的危险。”将公盟事件与中国政治大踏步倒退联系起来,确实是有必要。
    
    实际上,除了公盟之外,中共当局还于7月30日。查抄了另一家NGO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将其编印的内部出版物《反歧视法律通讯》定为“非法出版”而扣押。8月1日,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也传唤。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公盟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它是中共严酷打压NGO组织的开始。
    
    对此,博讯发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当局打压非政府民间组织手法曝光》予以揭露:“中共当局在取缔北京公盟和打压北京益仁平中心之后,将对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无国界爱心、德先生研究所、打工之友’等非政府民间组织(即NGO)一一下手,有海外资金支持的NGO将首当其冲,同时中宣部将禁止国内任何媒体为这些NGO遭遇打抱不平。这一次整治行动是统一规划、有备而来,其打压手法多样性、步调一致令人惊讶。主要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重点是要断其经济来源,找到把柄后通过税务、文化主管部门、警方、民政部门对症下药,找到法律依据后‘依法’处罚,让这些虽有热心律师支持但难免有不规范之处的NGO组织哑巴吃黄连。”可见,遭遇灭顶之灾不仅是公盟一家,国内很多NGO也将遭遇灭顶之灾。
    
    作为极权主义政体的中共当局,之所以对NGO这么痛恨,要将其一网打尽,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旧政权与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找到原因。托克维尔说:“任何独立的团体都被旧政权看作是一种祸害,而不管它的规模有多小,只要它似乎渴望争取行动而不是出于旧政权的庇护之下就会引起旧政权的惊恐,同时也不管它的目的是否有害,只要它是哪怕最微小的公民自由结社”。
    
    转自《公民》月刊2009年8月号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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