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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杨二神经"的悲剧人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1日 转载)
    
    
     ---作者:严家伟 (博讯 boxun.com)

    厕所内的“反标”
    1978年春,我当时是四川省第四监狱的“就业员医生”,被指派到何家嘴就业中队医务室做事。那里名义上有个“干部医生”负责,可他老兄是吃粮不管事,一天除了喝酒、看小说,百事不理,三天也不一定会来看一下。整个医务室从医生到护士到药房全由我“大权独揽”。
    那天早上我刚起床在洗脸,有个叫戴康乐的“右派就业员”就跑来对我说:“严医生你快去看厕所里出现反动标语了!”我去到公厕内一看,在白粉壁墙上用兰色粉笔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打倒毛主席和华主席”。那时虽然文革是过去了,但华国锋正在“抓纲治国”,阶级斗争的弦照样绷得很紧。所以这几个字无异于现在本•拉登突然现身纽约一样令人震惊。
    此事不仅惊动了狱部,而且当时的宜宾专区公安处都在第一时间立即介入。在保护现场取证之后,立即展开拉网式的搜索追查。整个就业队实际已处于戒严状态,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外出。就业队门外也出现了武警巡逻,一派如临大敌之状。所有的就业员每天吃了饭就集中开会学习,互相检举揭发可疑的线索。当时公安处的一位向干事在会上说:“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写这条反标的人就在你们这伙人中。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证据,但我们还要给你一个最后走坦白从宽之路的机会,就看你交不交代了。”一阵呵哄吓诈,但仍无结果,于是又开始核对每个人的笔迹。当然不能照着原文写,得分成三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打倒帝修反”。中国人确实聪明,能把反标变成革命语言。每个人右手写一遍,还要左手写一遍,那时最自豪的是几个文盲,他们天然就可自证是无辜的。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在专制下不识字最安全。
    折腾了几天,仍一无所获。那天戴康乐又来找我查血压。他原本是个教师,五七年和我一样先成右派,再打成反革命,再当就业员。也许是这种近似的遭遇使我们很知心要好,他喊我“严家淦”(台湾总统),我则回敬曰“戴高乐”(法国总统)。我们两位总统几乎无话不谈。那天查完血压他问我:“你说这标语究竟是哪个干的?害苦我们了。”我说:“你是戴高乐总统,我不是福尔摩斯大侦探。不过我觉得写这标语的人,应该不是个有政治头脑和有政治目的的人。”他问我:“何以见得?”我说:“他既然在政治上与你为敌,还尊称你为主席吗?”他连连点头说:“有道理!”
    谁知第二天开会叫大家发言,他不知哪根神经短了路,竟然在会上把这话说了出来。不过没说是我说的,而说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话音才落,公安处的向干事一下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鼻子里冷笑一声说:“哼,你认为他还骂得不恶毒?你看了还不过瘾是不是?那请你来设计一下,这条反动标语该怎么写你才高兴。”我知道闯大祸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那个人整人人害人的年代遇到这种事,大家都巴望找个替罪羊,自己就可脱身了。于是批判斗争的火力一齐指向戴康乐,好像反标就是他写的,他自己已经暴露出反动思想了,不是他戴康乐还能是谁?甚至还有积极分子说:“戴康乐背后还有黑手,你老实交代!”我真担心他顶不住批斗,我这个黑手也要被揪出来了……
    我当了一回侦探
    正在我惶惶不安之际,有天傍晚戴康乐又到医务室来了。他人都瘦了不少,却坚定地对我说:“老兄放心,整死我,我也不会把你扯出来!”说完转身就走,我当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正发呆,忽然有个稚嫩的声音喊我“严医生”,我一看原来是监狱干部杨某的儿子杨兵。这孩子十一二岁,高小快毕业了,样儿挺可爱的,因其家就在我们就业队附近,故常来找我,目的有二:一是要吃钙糖片;二是要烟。前一事我尽量满足他,那时普遍享受公费治疗;后一事则常被我拒绝。我说:“你好大点,怎么能抽烟?”那天他来,当然又是如此。我给了他几粒钙糖片,说:“烟的事,说都不要说了,我都没烟抽了。”他问:“为啥你都没有了?”我说:“出了这么大的事,门都不许出,你没听你爸说呀?”谁知他一听,笑得拍手打掌,前仰后合。我很奇怪,便问:“我们倒霉,你高兴个 啥?”他仍一个劲儿地笑。我更觉蹊跷,便哄他说“你给我说为啥这么高兴,我再给你10粒钙糖片”。他说“不行,我要烟”。我说“你乱编两句哄我,我都给你烟呀?”他说“哪个狗儿才乱编”。为了怕我不信,便凑在我耳边说“本大人把你们整惨了”。这孩子已和我混得很熟了,我知道他说话没老没少,天一句,地一句,一个娃娃就自称“本大人”,那些孩子都叫他“杨二神经”。但今天他的话却暗合了我原来的推测:这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标语。
    在我“烟”和“钙糖片”的双重“引诱”下,杨兵很快就向我“坦白”厕所内的字是他写的,而且为了让我相信,还一字一板地念给我听:打倒毛主席和华主席。这一下我心里踏实了。因为事发当时他根本不在现场,很快现场就被封锁保护起来了,反标的事就业队都只有少数人知道。杨兵绝对“乱编”不出来的。我当时真是气不打 一处来,你这孩子如此恶作剧,我们这些人却弄得来“吃不了兜着走”啊!
    我向就业队的刘中队长“报告”了小孩的胡闹,想大家就此可以解脱了。谁知刘听后一脸“秋霜”,说“严家伟,你说话要负责啊!杨兵是我们干部的子弟,你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谁?”坐在他身边的公安处向干事更是阴阳怪气地说:“转移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是阶级敌人的一贯伎倆,这是主席教导的嘛,阶级敌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我当时觉得自己没退路了,只有硬着头皮说“我相信党实事求是,而且只要对对笔迹……”。他们不等我说完,便很不高兴地呵斥道“下去!这些事情还要你来教我们呀?”我遵命转身“下去”,听见从背后传出带着冷笑的斥骂:“嚣张!”。
    这一夜我都无法入睡,因为我担心万一有个意外,我就成了“重新犯罪”了!第二天的追查会仍然是批判戴康乐,要他老实交代。大约11点左右,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就业队门口停下,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狱部的王管教,另一个好像是宜宾公安处的。他们走过来先给刘中队长等人打了个招呼,接着便说“严家伟到办公室来一下”。所有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到我身上,不知要出什么“爆炸性新闻”了。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办公室,尽管我没干什么,但那年头只要“专政干部”一叫你,你就会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有横祸飞来。这就是在人权无保障的情况下,人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们不像是要对我采取“果断措施”的样子。王管教说:“这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哎呀,杨兵那个娃娃一天神经兮兮的,而且也还小,才12岁嘛!我们会教育他。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许在下面去对任何人讲,听见没有?”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连忙答应着。那位公安处的干部,似嫌王的语气太温和,又“威严”地补上一句“说出去造成影响,一切后果你自负!”这是什么鬼道理?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吧!
    “杨二神经”
    次日,刘中队长把这场“厕所风波”平息了:“一个小孩乱写乱画,大家不许再提了!”我想,杨兵要是个“就业员”或“阶级敌人”的儿子,事情恐怕绝不会如此轻松地过去。
    
    几天后,我一个人正背着身子在清理药品,突然“哇”一声有人从背后把我抱住,我回头一看正是杨兵。我心里还有点紧张,以为他要来找我生事吵闹。谁知他抱着我“哈、哈、哈”地笑个不停,用头在我身上撞过去、擦过来,好像我俩才做了一场顶有趣的游戏那么开心。面对他如此的天真可爱,我心里反而自责起来,觉得自己用“警探”式的手段去对付一个孩子,实在很不光彩。
    那年代穷得一无所有,我只有抓几粒钙糖片给他吃,然后摸着他的头问他:“老师骂你没有?”他说“老师只骂了我几句,老爸把我打惨了。”我说:“你爸爸打你也是为你好啊,这种事都能拿来开玩笑呀?你幸好是个娃娃,要是个大人,那可要坐牢、杀头啊!”我以为他听了会吃惊、害怕,谁知他一下兴奋起来,作了个“革命样板戏”英雄亮相的姿态,用似像不像的京剧台词念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于是我觉察到这孩子的精神有问题。根据自己粗浅的医学知识,这是精神分裂的症状,也就是说,其人的精神活动不能正确判断外界环境,以至使二者之间处于分裂和不协调的状态。再说直白点,就是俗话说的“不知利害”,不知什么事做得做不得,因而往往干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
    不久,我被调回监狱医院上班,便很少再见到这孩子。可是他们可以“封”得了我的嘴,却封不了杨兵的老师、同学、邻里这些“革命群众”的嘴。据说那天杨兵的班主任把他叫去问他:“你在何家嘴厕所墙上写了字没有?”按常人而言,不是抵赖就是害怕,他却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说:“哈!你怎么猜得到是我?”好像他的谜语被人猜破了一样欢喜,气得老师说不出话来。此后,“杨二神经”的外号更不胫而走。也时不时听到其他孩子讲杨兵又闹了什么“笑话”等等。事不关己,且我人微言轻,也只有一笑而已。
    麻仓大火,午夜惊魂
    时序如飞,转瞬到八十年代中期。杨兵由于一贯被视为“表现不好”,因此既不可能上公安警校,连个司法技工校也入不了,只有在四监狱(对外名称:宜宾麻纺厂)当一名大集体工人。
    一夜,大约两三点钟,我正熟睡,只听外面人声鼎沸:“失火了,快去救火!”我推开窗一看,只见麻纺厂麻仓方向火光冲天,消防车呼啸而来。医院一方面派人去救火,另一些人(包括我)作好救治伤员的准备。直到次日晨才将明火扑灭。整个麻仓被烧,估计损失达数十万元。
    第二天明火虽被打灭,但在堆积如山的黄麻下面,火仍在蔓延,灭火仍十分困难。医院叫我去现场,做点儿对受轻伤人的临时治疗。我正提着诊疗箱在工地上巡回,杨兵突然走到我面前,这时他已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他对我说:“严医生,我这回恐怕不判死刑都要判无期啊。”我吓了一大跳,连忙说:“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他说:“我昨晚守夜值夜班,严重失职嘛。”接着又问我:“失职会不会判死刑?”我心里立刻升起一团疑云,但立刻又否定了,怎么可以如此乱怀疑人呢?但我确实不想和他去谈这个“敏感”话题,于是转身便走,边走边说:“我不知道,你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见。”
    “我才是福尔摩斯!”
    这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当政时,是近60年中中国政治上最开明宽松之时,所以当局也没有像上次查“反标”那样一口咬定是犯人或就业员干的,不过他们心里怀疑、排查的重点当然仍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可是过了十多天,“专案组”却一无所获,一筹莫展。
    那天下午,医院突然召集开会。李院长兴冲冲从狱部开会回来,满脸笑容地对大家说:“好了、好了,案子破了,你们猜,哪个干的这坏事?”大家都望着他问道:“哪个嘛?”李院长把茶盅重重往桌上一放说:“哪个?那个龟儿子杨二神经杨兵干的……”这一下会场上七嘴八舌地议开了:“这龟儿子神经病吃多了呀?”“他为啥会去放火嘛?”“这个神经发大了,命都要出脱啊!”“怎么破的案?”这时医院的一把手、政治协理员(即党支书)大声说:“大家听李院长讲,不要乱哄哄的,什么神经病?不要乱说!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现行纵火犯。”
    李院长喝了口茶接着说:“本来专案组没有任何人怀疑他,做梦都没人想到是他。他自已跑去问专案组的人‘你们这么多天了,怎么还破不倒案呀?’人家问他‘你有线索吗?’他说‘火就是我放的!’人家以为他在开玩笑,连忙制止他说‘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别在这开玩笑’,他说‘开什么玩笑?火就是我放的’,接着原原本本把他当晚守夜巡逻如何避开另一个守夜巡逻的人、如何用打火机、如何引火点燃、事后如何将打火机丢在粪池内,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讲了出来。专案组马上叫犯人下到粪池去,果然找着他说的那个打火机和其他的作案工具。专案组的人都大为诧异,问他:‘为啥要这样干?’,他说:‘我就是要试试你们破不破得倒案,看来你们就是不行,没有一个是福尔摩斯,只有我,才是福尔摩斯……’”。李院长讲至此,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了,只有我心里感到阵阵悲凉。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肯定是精神分裂症,但那个年代,中国连“精神病学司法鉴定”这个词都还鲜为人知,谁能去、谁敢去为他辩护?更遑论作出公正的鉴定。
    最后的要求:要一瓶香水
    最后的结果,自不必多说了。枪毙杨兵那天,据说是为了教育群众,震慑敌人,特别弄到监狱附近执行。“看客”如潮,像看球赛、看奥运一样地兴奋。我却没有这个“雅兴”。事后有人当笑话一样告诉我:行刑前,问杨兵最后还有什么话说,他说:“要支烟抽,还要一瓶香水”。问他“拿香水来干什么?”他说“拿来洒在身上,免得遗臭万年”。讲的、听的都在笑,我却笑不出来。
    人们应该还记得,1981年3月30日,里根遭到一名企图“以刺成名”的刺客的刺杀,一颗子弹仅离里根心脏3英寸。这名有精神病史的26岁青年叫约翰•辛克利,他暗杀里根的惟一目的竟是为了引起女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后来经过公正、科学的精神病学司法鉴定,辛克利没有被起诉,而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杨兵烧了一个麻仓,固然经济损失不小,但能和对总统行剌相比?辛克利,是因精神分裂而想以此引起女影星的注意,而同样患精神分裂症的杨兵,则是想当一回福尔摩斯大侦探——但他不可能像辛克利那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生活在伟大的中国。
    还记得一年多前,大陆网易网站搞了个民意测试,题为:假如有来生,你还愿投生中国吗?几天内,近三分之二网民都说了“NO”!理由是,中国人没有人权和尊严。官方立即叫停,相关编辑饭碗被砸。
    杨兵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了,他那天真的样儿还不时浮现在我眼前。在此,我想对他说一句:“假如有来生,请你别来中国了!”
    2009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一周年时完稿
    首发《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第5期(7月30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article/82
    • 第5期 2009年7月30日
    • 第4期 2009年7月16日
    • 第3期 2009年7月2日
    • 第2期 2009年6月18曰
    • 第1期 2009年6月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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