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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余英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2日 转载)
    
    谈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
     余英时 (博讯 boxun.com)

    
    
    季羡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还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亚文字,是个古语言学家。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他身上产生了不少风波。
    
    第一个是很好的一面。因为他在学生被镇压的时候,站在学生一面,支持学生。但是慢慢就变掉了,被共产党攻心之法攻下来了,变成歌功颂德的人了,专门提倡中国民族主义,所以他晚年这十几年,就被共产党不但捧为“国学大师”,而且还成了“国宝”。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 零五年写《泰山颂》,歌颂泰山,其实歌颂的主要就是共产党。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现在天地都变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间许多冷嘲热讽。
    
    同时,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所以又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
    
    他也听到这些不大好听的话,有一次就公开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师”,尤其不是“国学大师”。以为这样子就能平息闲话,可是事实上没有用。共产党官方已经把他封定为“大师”了,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好象德高望重的人来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从最初这个抗议天安门屠杀,到后来歌功颂德。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反右啊种种,跟其它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政治上的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 一个任继愈先生,我个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继愈跟我也算是同门。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时候,他那时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还特别到旅馆来看我。后来,到美国来,还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们有些私交。他当然也算是“大师”级的,年龄比季羡林小不了多少,这两位都是念书人,原本都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任继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学问,他写过佛教史的论集,也是跟季羡林一样,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就没见到有什么新的工作了。这是环境使然。
    
    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已变成“大师”,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 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动他的手。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本来有它的尊严,学术界不是给政府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变成“歌德派”,学术界的人就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过去,“歌德派”的人,绝不会成为“大师”。而在共产党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学术界没有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跟它的政治制度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共产党底下,不会让你跟党的基本的教义、或者基本的意识形态相抵制而存在。现在虽然不坚持马列主义这一套,可是还有一点是一定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维现在的政府,说现在的执政党是伟大的、中国前途完全靠它这个党、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学界大师,象杨振宁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 但是有一点是跟过去绝对不同的。因为以前的“大师”是监督政府的,或者说是批判政府的。这种力量是独立的,政治领袖没办法在过去的时代制造出“大师”来, 就是从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社会上、从底下念书人心里头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来的。任何人 捧、任何人吹、特别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这是所谓中国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象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 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很大的危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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