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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官僚国企行吗?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4日 转载)
    
    一、用一个“比较优势”来概括30年的经验,有风险
     (博讯 boxun.com)

    
    
    问:您认为中国现在这种比较优势发展模式何时能够终结?
    答:就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而言,如果非要用一个发展模式来概括的话,从学术角度讲我认为其中有很大风险。大家都知道,这30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摸索性的过程,局部获得了成功,但都不是那么清晰,还远不是一种成熟的模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30年,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策略,而是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策略。总体上而言,是一种相机抉择的发展模式。
    林毅夫教授是我博士后研究阶段的合作指导教授,按常理来说,我应该是无条件支持他的比较优势应用战略理论,推广这套理论。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林老师的这套战略应用理论是近十来年才得到官方认可的。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发展模式光用这套理论来概括也不正确。所谓比较优势就是比较相对成本、比较要素禀赋,在古典经济学里面,有一定价值,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却绝对不是这种简单的策略和思维。如果真要按照比较优势来专业化生产的话,中国这13亿人口大国,单纯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难以发展成功的。为什么?没有资本、没有技术,不发展一些新兴产业,仅仅靠劳动力要素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所以要讲比较优势,也要建立在多样化的基础之上。我们知道,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落后,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大批的就业问题,而坏处就是让劳动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真正的提升和发展,技术上、知识上、收入上都是如此。二十几年前沿海一带工资就已七八百,二十多年后仍是这个数,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上升缓慢。
    在我们总结过去经验时,大多是一个论调,那就是过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这30年中有没有一些教训?走过了什么弯路?有没有走错、失败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环境污染问题,甚至总书记、总理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为了成本优势,国内居民收入上不去,结果内需不足;GDP结构过度依靠外需,大国中惟一,世界经济略有风吹草动,国内经济就有较大影响,命运接近东南亚小国;经济规模庞大,经济质量不高,核心技术阙如,未来新技术难创,结果是大而不强;资源和环境瓶颈提前到来;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内部分歧——这些现象的原因都很复杂,很难归结于某个发展模式。
    
    
    
    二、为国民提供发展的空间和自由选择的机会,是30年最宝贵的经验
    
    
    
    问:您认为这30年,最应该总结的经验是什么?
    答:要问这30年最宝贵经验是什么,其实就是去除了很多不公平的束缚,让每个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让每个人能够自己去做出部分选择。人天生就具有比较和选择的理念和意愿,就日常生活层面而言,什么好、什么不好,自己喜欢什么,再愚蠢的人也会知道。但是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就没有选择的机会,没有选择的权利,改革开放正是将一个封闭的社会打开,让人们能够自由地去选择。
    从个人层面上来说,社会越进步,一定是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个人的主观意愿和整个社会的秩序越来越吻合,而不是越来越冲突。社会秩序不是少数领导人规定的秩序,而是人们共同选择形成的秩序,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我觉得这个权利对我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我不希望你侵犯我的权利,同时我也不会侵犯你的权利。而不是说:我政府为了保证你个人的利益,我先来侵犯你们的权利,你们先别提要求,一切要服从我,服从我以后,你们才能得到好处。
    中国领导人过去最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家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位设计师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成熟的完整方案吗?没有。所以这30年应该是一个社会逐步开放的过程。开放的程序一旦启动之后,社会上有很多自发的力量都融入到改革进程之中,尝试了很多没有预计到的思路,创造了很多想像不到的奇迹。
    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试错”,这个试错过程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径,只是在思想概念上有一个大概的方向。30年后,我们回头来看整个过程,不过是表达了一个朴素的原理:原来被压抑了很多年,现在只是在回归本源,得到释放。过去左的思潮束缚了生产力,这30年的最大功效就是清除了一些体制上的障碍,将生产力彻底释放出来。老百姓生活切实改善,生活越来越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自由,更谈不上个人发展的权利。过去我们一直将人们的思想限定在单一的维度上,只讲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集体利益,忘记了最根本的发展目标还是个人利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
    
    
    
    三、为什么工资难涨?为什么民族品牌逐渐消亡?
    
    
    
    问:有人认为正是比较优势发展模式使得工人工资长期没多大提高,您怎么看?
    答:工人工资长期没有多大提高,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说私人资本家黑心那只是一方面,不是最关键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时期,原始积累的残酷剥削必然存在,但是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残酷剥削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但现在我们沿海一带工人工资十几年、二十年几乎没涨,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问一下私企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作为一个企业家肯定要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没错。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中,我们民企的生存却异常艰难。最近这五六年,有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国有垄断企业越来越强势,利润越来越丰厚,即使它不思进取、没有什么创造力,仅凭借其垄断地位,仍然可以获取垄断利润,获得很高的报酬。相反,中小企业却被逼得几乎难以生存、无路可走。与此同时,我们社会的舆论却是只敢拍苍蝇,不敢拍老虎,把谴责的目标对准这些中小企业,说这些黑心的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是谁剥削了谁?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如此挥霍、浪费和腐败,公车档次不断提高,这些钱来自哪些纳税人?垄断国企员工的高额工资真是来源于其创造的价值?
    现在我们的民族品牌越来越少了。大马路上跑的汽车,哪些还是民族品牌?没有研发、没有创新能力,你自己的牌子就会越来越少,剩下的自然也都是一些外国货了。问题出在哪里?拿汽车产业来说,为什么非得国企来搞?为什么不对私企开放?如果当初我们汽车工业开放的力度更大一点,在对外资开放前先对民间资本放开,我们的汽车工业还会是现在这样吗?吉利算一个品牌了吧,那是私企,在内外夹攻的境况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品牌。奇瑞发展的不错吧,但也算不上什么大国企。相反,一汽二汽现在都怎么样了?不是大国企吗?为什么沦落到今天主要为外国品牌加工生产的这个地步呢?“国进民退”其实就是最大的国家经济风险。
    我们再拿零售业来说,现在的大型超市、百货公司还有多少是国企?到处只见家乐福、沃尔玛,我们的国企超市呢?竞争不过别人,自然就逐渐消亡。但真是我们没有竞争力吗?国美家电为什么可以?如果我们早一点向私人企业放开、向民间资本放开,可能现在占领市场的就不只是那些外国品牌了。尽管我们现在能够和别人抗衡的只有少数成功的私人企业,但即使是它们,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也深受限制。相反,国企垄断势力膨胀,创新活力越来越缺乏。
    
    
    
    四、“国进民退”其实是一种制度性偏见
    
    
    
    问:有舆论称近年的政策取向是国进民退。您是如何看待的?
    答:近几年的政策取向就是“国进民退”,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深层原因是过去的计划思维没有转变。有关部门始终存在着一种制度上的偏见,那就是对民营企业有偏见,认为民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主体部分,充其量只是对主体经济的补充,只有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主体标志。中国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希望建立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很窄,到处设有制度障碍,民间活力受束缚,难以释放。
    中国政府的灵活性太大,政策总在变,这不像很多西方国家,经济制度在大的方面基本上几十年、上百年不变,别人可以放心投资。在中国,今天欢迎你来投资,请你吃饭,给你免税。但过几天,就可能说你这个不合法了,说你这个有原罪了。和官员关系好一点,还有回旋余地;关系不行的,甚至就给你扣押封存没收了。主观随意性太大,政策层面缺乏明晰的尺度,投资者的风险当然是不确定的,很可能是巨大的。
    我们讲经济发展模式,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种经济理论,或者经济战略,其实这种模式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知识体系。过去我们以为只要在某个领域研究清楚了就可以,其实不是这样。尤其在中国更不是这样,就现实的经济运行来看,不可能只讲纯粹的经济学,而必须涉及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与政治学和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的结合。
    回顾30年取得的成绩,除了肯定取得的绩效之外,我们应该从制度层面反思一种体制性的缺陷。制度缺陷是内生的,斯大林式的僵死社会主义模式经过中国实践、其他国家的实践都表明是行不通的,照着原来那种模式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要改革。在改革中,我们发现,原有制度束缚越多的地方发展得越不行,在没有制度障碍的地方,经济发展得最好,最有活力。
    
    
    
    五、慎用产业政策,其关键还在于形成竞争性的主体
    
    
    
    问:有人认为产业升级还需要政府积极扶持,您怎么看?
    答:经济发展不在于政府采取了多么高明的决策,恰恰是在政府没招的情况下,激活了很多地方的活力。官方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决策英明,采取了什么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效果,往往还有诸多负面效果。反而当政府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知道正确的路径是什么时,先让民间试一试,给民间自由发展的空间,结果是大部分都发展得相当好。我们看看改革初期的农村政策,放手让农民自己去干,自己去奔,结果农村欣欣向荣,当时那还真是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总结中国30年改革的成功之处,关键就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开放,让人们得以更多地尝试和发展,更多地试错。这30年里,国企到底是搞好的,还是保护好的?国企是凭借技术创新能力获得高额利润,还是通过其垄断地位获得丰厚回报?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这些企业每年的超额利润都是怎么来的?工商银行,作为全球最赚钱的商业银行之一,它的资产和利润是怎么得来的?是在和别人的竞争中获得的吗?那是国家不断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得来的,也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承担了它们的损失,但是后来全体国民都因此而受益了吗?
    在市场经济中,产业政策一般都是很审慎的。政府补贴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依赖。政府扶持某类企业,是因为这些企业还有一定竞争力,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如果这些企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效率极其低下,还扶持这些企业做什么?如果你本身就是个垄断企业,你还低效,还扶持你做什么呢?政策扶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主体。
    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对企业有补贴,就以为只要我们也对企业发补贴,整个产业就会发展起来,其实这种想法还是太简单。通常对哪些企业补贴、在什么情况下补贴,都没有弄清楚。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国企赚了几百个亿,同时还要向国家申请亏损补贴,这种现象不是很荒唐吗?但它的确就在中国发生了。结果真正搞技术创新的企业却一分没拿到。试问这种情况,产业怎么发展?技术怎么升级?
    产业升级换代是企业自身竞争能力培养的结果。在政府给你补贴之前,企业就应当在技术上达到一定高度,上了一个台阶。而不是光靠政府投钱来搞研发,政府投一笔钱,就升一点,不投就升不了,这算是一种创新能力吗?近些年,我们有多少能拿到世界上和别人比的创新成果呢?原因在哪里?缺少一个创新的机制和制度背景,很多配置资源的制度本身就是扭曲的。有些人提出要保护民族产业,保护有用吗?你国内很多产业本身就是垄断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保护得越久,也不过是增加了更多的腐败、更多的低效。如果真能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公开宣布让私营经济也成为国家经济主体,中国13亿人,从来不缺聪明人,难道就不能把各种产业搞好吗?
    前段时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有人趁机幸灾乐祸地叫嚣,市场经济不能救中国。这个结论其实是非常肤浅、荒谬的。人家美国是富裕国家,得了富贵病,这和穷国的发展困境能相提并论吗?市场经济是几百年以来最为有效的、最为公平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
    不可否认,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但是不能以市场失灵为由,就不要市场经济,就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搞中央命令式经济。有些人是想回到那个时代的,只是不好明说,所以就说要加强国家干预,实行凯恩斯主义。其实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在经济危机时采取的一种特殊办法,而绝不是经济发展中的常态和基本手段。
    其实,一部分人对凯恩斯主义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的权力干预,国家一干预有些人就有权力了,就可以用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名义来支配资源了,很多人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官员能得到的好处是比较少的,只有别人通过寻租手段来贿赂他、只有通过腐败才能获得资源。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情况下,除了腐败,他还可以堂而皇之地配置国家资源、增加全民税收,搞裙带政治,给自己及其家族或利益集团捞取好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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