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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建国方略》90年 /冼岩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31日 来稿)
     90年前,当孙中山蛰居租界,潜心勾画《建国方略》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军阀混战于内、国民一盘散沙、民生凋弊,列强虎视于外、欺辱频仍的中国。9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东方,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四大经济体,一举一动,皆举世瞩目。当年的孙中山,欲与西方列强勾通消息而不可得,通过多种途径的辗转反侧,结果往往是音讯渺渺,致使其借力西方的发展大计胎死腹中。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世界500强企业争相进驻,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备极尊荣,一言一行举足轻重。
    
     90年,对个人而言是一生,对国家、民族而言,不过只是一瞬。只有把目光放到90年前,中国人才会发现,自己的步子迈得有多快,做得有多好。 (博讯 boxun.com)

    
    或许有人会说:前进是历史的必然,花费90年才走到今天,这算不了什么。确实,历史总要向前,人类终究要摆脱茹毛饮血走到现代文明。在历史的纵向轴线上比较今天和昨天,或许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们可以横向比较,看看这90年的中国与世界。
    
    即使在世界史上,这也是极不平凡的90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演绎了一场波及半个世界的革命,以及随之而来东西方冷战与对立,90年间,多少帝国灰飞烟灭,多少民族土崩瓦解。霍然回首,在世界顶级强者的圆桌会议席上,有多少名字消失了?有多少位置挪后了?惟一能从无到有,并且座位还不断前移的,只有中国。
    
    这是何等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不正是孙中山那一辈为国为民的慷慨之士,甘愿为之抛洒热血的奋斗目标?孙先生及诸君,倘泉下有知,当能含笑九泉。
    
    一,90年走对了四步棋
    
    仅仅90年,中国的一切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说明,它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作出了正确选择。屈指数来,这90年的中国,主要办了四件事,走好了四步棋。
    
    第一是北伐。1924年至1927年的北伐,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始,也是这90年迈出的关键第一步。没有北伐的胜利,中国难以摆脱军阀割据的内耗局面,从而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也不会有1927年至1937年的民国“黄金十年”,不可能初步整合国力,实现年均工业成长率9.3%,铁路修建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开辟12条航线、长达1万5千多公里的经济奇迹。没有这一切,对外来侵略者而言,中国就不过是一块可任意切割的奶酪。
    
    第二是抗日。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生死存亡之局。这样一场生死大劫,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消除了内耗、军民众志成城历经8年艰苦奋斗后,终于胜利完成,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生命力的坚韧与顽强。历劫后的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与全新的进步起点,但也面临着更加深沉的内耗之隐患。
    
    第三是统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这90年来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开始。从那时起,全国范围内再也没有了足以挑战中央权威的另一种势力。除台湾等个别地区外,中国人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向着同一个目标使劲,共同创造自己的未来——当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亿万中国人拧成一股绳时,东方睡狮就醒来了,它注定要震惊世界。
    
    第四是改革开放。发端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就像一个魔咒,唤醒和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与激情,为他们走向幸福生活提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在这种希望的激励下,高山可倾,大海可平,市场化、全球化展示了巨大威力。连续30年,GDP年均增长9.6%,人均GDP由257元提高到22641元,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四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面目。今日中国不但已融入世界,而且已成为后冷战时代举足轻重之一员,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
    
    二,大国兴衰之道
    
    时至今日,谁也无法否认,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路上,且已取得足以自豪的成绩。今日之状,正是孙中山毕生孜孜以求的,正如他在《建国方略》序言中所述:“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
    
    见惯了世界各国的风风雨雨与起落兴衰,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并非一种必然,而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是因为有无数仁人志士的拼死奋进,是因为中国走好了关键的四步棋,是因为中华民族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这条路已经为世界史上无数民族的兴衰起落所印证,正是对这条道路的接近与偏离,使得一些民族后来居上,一些国家始盛终衰。这条路就是:消除内耗,铸造共同体,形成合力,和平发展。它的诀窍很简单,但对大国来说,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自1840年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如果不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血脉传承,如果不是孕育了如此多心系中华的英雄儿女,或许也走不到今天。
    
    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构建与有效运行,是一个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这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除民族之外还需要国家的原因,也是“秩序优先”成为政治学基本法则的原因。正因如此,胡锦涛主席不久前特别强调“不折腾”,而早在几年前的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天安门事件等敏感问题时,温家宝总理曾深有感慨地劝说:不要再纠缠于这些容易引起争端的历史问题了,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果照这样再发展个10年、20年,中国将大不一样——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确实看到了、抓住了大国兴衰的命脉。
    
    三,建国大业慰先灵
    
    孙中山先生被尊为现代中国之父,他在90年前构想的现代化大计《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除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成份外,大多已成为现实并被超越。90年前被视为“理想空言”,90年后却成为现实寻常,这说明中华民族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
    
    孙中山构想的《实业计划》,以六大计划为经络。在第一、第二、第三计划中,他设想要在中国的北方、东方和南方分别各建一大港口,“顾吾人之理想,将欲于有限时期中发达此港,使与纽约等大。”而今,在孙中山昔日设想之地,三大港口已蔚然成群。北方港口群以京塘港为中心,两翼有营口港、丹东港、天津港;东方港口群有上海港、宁波港、南通港、连云港港及上海洋山深水港;南方港除广州港外,还有深圳、蛇口等港口,吞吐量均在亿吨左右,其繁忙景象已远超孙中山当年设想。
    
    在第四计划中,孙中山设计了5条贯通全国的铁路大干线,细分为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等。他甚至设想了高原铁路的建设,认为“此是吾铁路计划之最后部分,其工程极为繁难,其费用亦甚巨大”,“此线行经之距离约一千一百英里”,对沿线所列地点之细,令人惊叹。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设想在今天也都已成为现实。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全线通车。完备的基础设施,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在《实业计划》“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孙中山设想了整治长江口至重庆间的航道,建设沿江港埠等航业问题,更第一个提出了长江上游的水利开发建设,即三峡工程目标。按照他的描述:“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36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几年前完工的三峡工程,大坝蓄水至156米,除完整实现孙中山上述航道改善、发电等设想外,更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世纪伟人,总有着不同流俗的情怀。而今日中国的建设成就,也足以告慰这位28岁即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改革主张,一生致力于“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国父。
    
    四,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序言中,将建国目标界定为“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必须进行心理、物质、社会三方面的建设。
    
    心理建设方面,90年来,中国人经历了由崇洋惧外到自信自尊,盲目排外到大度能容,因循保守到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孙中山所深恶痛绝的“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因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已成为历史陈迹。孙中山所推崇的勇于探索、敢于冒险等国民精神,已成为经历了市场化、全球化洗礼的中国人之心理特质。
    
    物质建设方面,如前所述,今日中国的成就,已超出当年孙中山所能想象之极限。惟独在社会建设方面,今日中国离孙中山当日的设想犹有距离。
    
    孙中山认为,民权是社会建设之“极则”。在《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中,他提出了四大民权,即“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实际上,民权的意义虽有其独立价值之所在,但它更为人所重视,尤其是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所需的,是其现实治理的功效。孙中山也是因为痛感中华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国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从而针对性地开出民权药方,以期激发国民的主人翁精神,最终实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社会建设目标。
    
    物质建设的成功,并不会必然导致“人民安乐”,历史上相反的例证并不少见。由“物质成功”到“人民安乐”,中间需要一道桥梁,那就是收入分配的均衡、合理。如果好处总是流向特定一小撮人的口袋,即使蛋糕做得再大,也会离“人民安乐”的目标越行越远。对收入分配均衡、合理的关注,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源起之处,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必要的理由。官场贪腐与贫富分化,则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表征和症结所在。
    
    在一个正经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转型阵痛的大国,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是无法避免的,但超过了某种限度的分配不合理,却是危险的。度的把握,或许取决于个人的感受,而既得利益者与相对利益受损者的感受,必大不同。值得庆幸的是,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已感受到问题的严峻性,并将其提升到重要议事日程。“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就是调整收入分配,使发展成果能够为全民共享的宣言。
    
    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价值存在,而是社会具体需要的产物。如果现行体制下即能够完成收入分配的调整,那么政治制度变革就并非是这个时代的客观需要。如果调整无法完成,则改革成为必须。所以,能否有效完成收入分配的调整,已成为判断现行体制是否需要根本变革的试金石。
    
    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并不是意识到其重要性就能完成。调整既不能为“无米之炊”,本身也需要一种推动的力量。所以,它既受限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更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力量对比。如果社会力量的变化始终有利于既得利益群体,那么很难想象调整能够真正被推动。此时,惟有寄希望于旨在伸张民权的政治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使社会力量的消长,能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调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90年前孙中山所构想的《建国方略》,对今日中国仍有借鉴意义,因此,它注定还会与现实中国纠结不休。这,既是世纪伟人深远前瞻的证明,也映衬出今日中国人肩上责任的沉重——这种沉重在于,它决定着迄今为止中国人所取得的成就,到底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昙花一现,还是一棵可以不断生长、繁荣的常青之树。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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