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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新月派诸子的自由风貌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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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之九

     (博讯 boxun.com)

     (上)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中,最为深沉的是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而最为亮丽的则是新月派诸子的自由主义追求。这群通过《新月》月刊聚集到一起的知识分子,无论就其思想自由、还是就其文学成就、抑或就其独具个性而言,都无愧为光彩夺目的一代俊逸,与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阮籍那样的传奇人物,遥遥相望。
    
    
    
    与中国政局陷入国共两党称雄争霸截然相反,新月派诸子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以民主政治的聚合方式,拒绝领袖,不立核心,共同负责,群而不党。他们的新月书店实行股份制,他们的《新月》月刊,不设主编,由诸同仁轮流编辑,交互当值。对此,其中坚人物梁实秋在后来的《〈新月〉前后》一文中,回忆如斯:“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子离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改为集体编辑。”倘若将“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一句改为“是何等开明的人”或者“何等豁达的人”,该回忆就更加准确。
    
    
    
    作为最初的发起人之一,胡适之于新月社的创立,功不可没。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言,胡适在新月社期间的政论之精彩,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绝不下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开拓性,其贡献足以成为他整个文化生涯的颠峰。
    
    
    
    1929年4月,针对国民党政府发布的一道保障人权命令,胡适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批评国民党专制导致“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的惨状,从而呼吁“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和“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文章义正词严地告诉大家: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此文铿锵有声,有如瓦釜雷鸣。蔡元培回应:“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张元济盛赞:“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新月》月刊,一下子声名雀起,颇有当年《新青年》之盛况。而胡适也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写出一系列的自由主义政论,诸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我们走那条路?》,《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等;其批评的锋芒不仅直指专制当局,而且也划破被国民党及其国府奉若神明的国父孙文之脸面。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舆论监督,自清末民初始行以来,至此方才被新月社诸子挥发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新月社的另一政论家罗隆基,也相继发表了诸多尖锐政论:《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论共产主义》,《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总统问题》,《社会选举原来如此》,《中国的共产》,《什么是法治》,《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秉承一个自由思想者的公义原则,罗隆基两面开弓,既针贬当局的专制,又提醒国人警惕共产主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祸害。
    
    
    
    与罗隆基的捍卫人权相应,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和《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篇什,聚焦于思想自由。新月社的另一位政论家王造时,则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中,痛快淋漓地道出民国政治的流氓性质: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
    
    
    
    王造时此后还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系列政论,诸如《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中西接触和中国问题的发生》、《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于 1935年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1936年呼吁抗战之际,王造时成为名震天下的七君子之一。
    
    
    
    《新月》的政论家当中,储安平是一位当时仅写文学作品投稿、日后才以政论斐声天下的著名论家。储安平在后来的《客观》和《观察》周刊上先后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政论,诸如《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等,影响卓著。尤其是他提出的“党天下”之说,更是击中了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的要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违背民主社会之政党政治原则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先后实行党天下专制。“党天下”一说,远比诸如西方学者诸如极权后极权之类的概念,更为准确地界定出中国一党专制的涵义。
    
    
    
    此外,储安平还以发表于《观察》周刊创刊号上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标明其自由政论的基本原则:“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并且,由此进一步表达了自由政论所持的“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储安平在其政论中所表述的自由立场和民主信念,至今读来,依然激动人心: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
    
    
    
    倘若参照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新月派诸子的政论不过是阐说了常识意义上的诸多理念。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讲说自由和民主的常识,却需要具有普罗米修士般的勇气和苏格拉底般的智慧。就思想学问而言,新月派诸子都算不上顶尖大家,但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言,他们着实开辟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在中国政治史上树起一道光彩夺目的丰碑。
    
    
    
    新月派诸子因为他们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政论而付出的人生代价,与他们的不朽文章一样,让后人永世不忘。其中,除了胡适和梁实秋于四九年之后流亡台湾之外,罗隆基、储安平和王造时,无一例外地在五七年的反右迫害中,中箭落马。罗隆基因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力图纠正“三反”、“五反”、“肃反”中的偏差而获罪;储安平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致使那个著名的“党天下”一说成为“右派分子对党倡狂进攻的代表作”;王造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那篇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由于号召党内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成了他自比魏征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这三位右派,罗隆基死于文革前夕,储安平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而从人间悄然蒸发;稍后不久,王造时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而死。他们的悲惨遭际,证实了储安平早先的预见:国民党时代,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当政,自由会变成有无的问题。
    
    
    
    当然,他们的误入祸地,并非为了证实他们的预见。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胡适和梁实秋那样出走避祸,并不是他们一时糊涂,而是跟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有关。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三子的政论,有如唐初人杰王勃、骆宾王的诗文,朝气蓬勃,才华四溢;然于世事于历史的洞察,却尚未具备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透彻和洞若观火。在王、陈二位一眼透底的世事,罗、王、储三子,却需要亲身体验才恍然大悟。罗、王、储三子在政论中的犀利,还不足以构成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因此有了他们之于毛氏新朝的认同,有了他们寄托予新朝的朦胧希冀,有了像王造时那样被请吃了一顿饭过后,对统战高手周恩来的感恩不尽。须知,当年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元帅的信》时,是何等的大义凛然。他们的自由主义信念,何以会在共产党建政之际,变得摇晃起来?这除了他们在思想上难以招架马列主义和毛氏话语的凌厉攻势,除了他们在生存境遇上难以在毛氏革命成功面前保持如如不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本身,含有认同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成份在内。
    
    
    
    后人之于这三子的论说,大都忽略他们的师承之于他们的影响。那种影响不说是有意识的,至少也是下意识的。仿佛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全都先后师从过伦敦大学教授、著名的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左翼自由主义理论家拉斯基。这位出身富商之家的犹太学者,其自由主义学说,掺杂着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曾经参加过“左翼书社”,后来又成为工党领袖。工党执政之后,他主张基本工业国有化,甚至还一度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二战之后,他又异想天开地试图结合民主与社会主义,提出建立一个计划化的民主国家,由此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其论著《主权问题研究》、《现代国家的权力》、《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论当代革命》,也因此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经典。
    
    
    
    平心而论,拉斯基的左翼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不仅有市场,而且确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一种强势的商业文明之下,需要这样的左翼自由主义,构成一种政治局面的多样和社会生态的平衡。事实上,左翼自由主义也确实在欧美世界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形成。因此,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左翼思潮的代名词。然而,这样的左翼自由主义一旦被引入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环境里,就像半个世纪以后的新左派一样,不仅完全变样,而且误人子弟。为什么同为新月派的自由主义政论家,胡适和梁实秋没有像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那样认同毛氏革命及其结果,这跟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不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而是来自美国诸如杜威那样的思想家,颇有关系。拉斯基式的左翼自由主义,仅是在其中国学生身上潜移默化。这并非是意指拉斯基对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的悲剧负有什么责任,而是想指出,由于拉斯基的左翼影响,致使这三位中国自由主义政论家,没能像另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那样彻底和决绝。这就好比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子,由于追随了美国学府里的左派教授,居然会向毛泽东的亡灵鞠躬致意,有些相似。当然,无论就思想还是就人格而言,倘若罗隆基、王造时和储安平是高山,那么那些新左人物,不过黄土而已。因为前者是自由思想者的历史悲剧,而后者是一群世故的政治投机者们挟带西方左翼思潮向专制当局献媚的喜剧。本书所附笔者《中国当今思想界的真实图景》一文,对此有所论述。
    
    
    
    从拉斯基之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可以想见,当罗隆基得知自己被罗织为章罗联盟之罪魁的时候,何以会咆哮章门,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他是真的想不通。因为在他的自由主义理念中,并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更没有与共产党为敌的意思。他的清醒是在于,当他听到民盟的盟章不得不写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再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时,怆然感叹:“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而王造时的天真在于,他以为被周恩来郑重其事地请客一顿饭过后,人家就真的把他当朋友了,以致于他那个大会发言的题目都充满憧憬,叫做《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相比之下,储安平总算深思熟虑一些,但最后还是经不住朝廷的循循善诱,掏出了深藏在心底的肺腑之言。站在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中国自由主义政论家的历史墓碑跟前,中国当今的自由知识分子,理当懂得了,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生态平衡物,绝对不能搬到中国来误人子弟,或者自欺欺人。唯有用于悄悄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应该没有问题。
    
    (下)
    
    作过上述比较之后,人们可能会认为,胡适是那个年代最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不是的。应该说,胡适算是彻底的。但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是胡适,而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新月派诗歌的首席代表人物,徐志摩。国内学人曾以《徐志摩的另幅肖像》一文,描述过徐志摩之于苏俄的洞见。文章写道:“20年代的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下的《欧游漫录》,一是回国后负责《晨报.副刊》时所主持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都有关苏俄,而苏俄在当时的中国直接影响国共两党,也同时影响中国知识界。”徐志摩指出:苏俄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记述自己在莫斯科参观过列宁遗体之后,如此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马列主义:“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还在与人争论苏俄的文章中,如此表达他对列宁的看法和感受:“他生前成功是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 Fanatic。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徐志摩的另幅肖像》一文还相当生动地昭示了徐志摩对胡适的批评:
    
    
    
    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认同苏联政府的新教育:“苏俄虽是狄克推多(即“专政”的音译),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在胡适之前也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为清读者耳目,他在发表胡信的同时,特地作了篇“按语”。指出:胡适眼中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比较遗憾的是,该文没能指出徐志摩何以具有如此深邃的目光;胡适及不上,人称深刻的鲁迅更是相距甚远。该文作者甚至以对徐志摩的诗歌不以为然,反衬其激赏徐志摩的政治感觉如何敏锐。殊不知,徐志摩之所以能够抵达胡适和鲁迅都无以抵达的敏锐,与其说在于其政治立场的不为苏俄革命所动,不如说在于其审美境界的为胡适和鲁迅所难以比肩。这就好比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群落中的天之骄子,就因为其审美上的非同寻常。倘若可以将二十世纪具有文艺复兴意味的中国文化比作一顶皇冠,那么王国维《人间词话》就是镶刻其上的一颗明珠。而徐志摩的诗歌,其审美境界恰好与《人间词话》完全对称。不仅其飘逸深远的意境,而且其谦卑和悲悯的心胸,都足以与《人间词话》媲美。
    
    
    
    这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著名的《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以徐志摩之于林徽因的一往情深,读不懂此诗的读者,会怀疑这首徐诗是不是真写给林徽因的。因为怀疑者会把诗中的那种空灵,读作是徐志摩不把恋人当回事的潇洒,而浑然不知,这恰恰是情至深处的忘我。爱情的品质,根本不在于中国男人通常会有的占有心理,而在于处处替对方着想的呵护情怀。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因为把自己和林妹妹比作《西厢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惹恼了林黛玉,赶紧赔罪之际,一时忘了自己多么在乎林妹妹,慌不择词地如此负荆请罪:“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贾宝玉这么说的时候,只知道一味的矮化自己,以此取悦心上人;根本不曾考虑,假如林黛玉真做了什么人的一品夫人,他是否受得了。郁达夫似乎是明白多情男子对于所爱恋人的这种呵护心境的,因此会写出“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诗句。
    
    
    
    想想看吧,与林徽因相遇时,徐志摩已是有妇之夫,并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林徽因却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华。以徐志摩的那种贾宝玉心肠,呵护都来不及,岂有动用甜言蜜语朝着楚楚动人的小可爱狂轰乱炸之理?相反,在诗中用辞越轻淡,情意越真切。
    
    
    
    《偶然》一诗更深邃的意境还在于,并不因为彼此相爱而理所当然地全然拥有,而是不停地告诉对方,你依然自由,你依然可以在天空无牵无挂飞翔。甚至连“交会时互放的光芒”,都可以忘掉。此中深藏着的情趣在于,越是给对方留出自由的空间,彼此的爱恋就越是难舍难分。这就好比爱到极致的双方,通常将满心的爱恋,诉诸不停的猜忌和吵架;一如《红楼梦》里人情练达的老祖宗所言:不是冤家不聚头。比起贾宝玉被纠缠于林黛玉的不断猜忌,徐志摩许以林徽因最好忘掉,可谓是,情到深处,矢言相忘。这样的深情,这样的境界,远不是世俗的山盟海誓可比拟的。
    
    
    
    徐志摩的如此多情,就像他的审美境界一样,在五四新文学诸子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在男女情事上多少有些变态的鲁迅是不用说的了,即便是胡适,也没有这份情致。爱情的至死不渝和悉心呵护,与审美的敏锐,具有同样的生命品质意义上的标高。正是因为这样的标高,徐志摩能够写出《再别康桥》那样的绝唱。又是因为这样的标高,徐志摩的这首诗虽然像《红楼梦》一样广为人知,却也像《红楼梦》一样,真正读懂者寥寥无几。此处特意全诗引出,以飨读者: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1928.11.6 中国海上
    
    
    
    悄悄的来去,不存丝毫占有之心。根本不像后来的庸俗国人,儿女读了美国的名牌大学,马上就“哈佛女孩”、“哈佛男孩”的炫耀不休。出身豪门的徐志摩,似乎天然具有谦卑的心地,自喻不过是“康河的柔波”里的“一条水草”。云彩,波光,彩虹似的梦,还有星辉里的歌,这一切固然美丽无比,却没有一样想要拥为己有。诗人天然具有不着相的慧根,无论是灿烂的瞬间,还是美好的记忆,全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情形一如《红楼梦》里的由色而空。诗人的空灵,与其说在于挥手作别的潇洒,不如说在于由色而空的妙悟。顺便说一句,如此意境,不排除茫茫大海的成全。此诗系海上所作,别有一番超脱。康桥记忆,色彩斑斓,却如一阵轻风,在海面上飘飘洒洒。康桥再美丽,有如人世再浮华,最终也不过是“挥一挥衣袖”而已。斯情斯景斯意斯境,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再别康桥》,名不虚传。假如徐志摩没有意外夭折,而像李后主那样经历一番沧桑和磨难,其诗歌成就完全有可能青出于蓝。后主落难之前的词境,远不及徐志摩这般空灵。而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至《再别康桥》方才体现得淋漓尽致。无我者,并非我的不在场,而是我相由色而空,随风而逝,随自然而挥发。
    
    
    
    由于历史上世人之于鲁迅的夸张,徐志摩始终被置于鲁迅式目光的审视:有钱阶级的花花公子。事实上,鲁迅从来没有读懂过徐志摩,一如鲁迅从来没有读懂过《红楼梦》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此而言,鲁迅确实只和毛泽东相通。这两个人都可以煞有介事地谈论《红楼梦》,但都不是《红楼梦》境界里的人。徐志摩似乎并没有怎么谈论过《红楼梦》,却天然就是《红楼梦》意境里的人。从《山海经》既可抵达庄子,也可以直接抵达《红楼梦》。基于同样的审美方式,从《红楼梦》既能解读出王国维,从《红楼梦》又能弄明白徐志摩及其诗作。中国文化之中最为精粹的一系命脉,就是如此的绵绵不断。性情和空灵,自由和尊严,尽在其中。
    
    
    
    新月社还有一个鲁迅读不懂的人物,即徐志摩那位双胞胎般的挚友,邵洵美。彼时,二子在巴黎相遇,一见如故,终生相契。这两位大家子弟,在鲁迅眼里只见富贵,不见清纯。殊不知,只消读一读他们的诗作,就会联想起英国湖畔诗人的青春气息。他们各自的爱情传奇,有如法国十九世纪沙龙里的故事,虽然有人不无俗气地将此写作,《我们太太的客厅》。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他们各自的爱情一般,透明。他们的品性之典雅,足以远溯自由自在的先秦风貌。与鲁迅同处于一个时代,并非他们的骄傲,而是他们的无奈。
    
    
    
    就诗风而言,邵洵美以华丽见长,用陈梦家的评语来形容,便是:“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相比之下,沈从文略逊一筹,说邵洵美的诗歌,“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以擅写湘西少女著名的沈从文,只知道山水间的自然是自然,无法从华美的文字中体味内心深处的自然,亦即,朴素和清纯。而这恰好是邵洵美诗歌的别具一格:其激情有如鲁本斯画作中的狂放线条,其意像颇具安格尔画面上的幽雅沉静,而诗中透出的内心景深,则是个心地极为单纯的多情公子。比如,《致莎茀》: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祼体,我不见你包着血火的肌肤,你却像玖瑰般开在我心里。
    
    
    
    又如,《季候》: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可以说,现代白话诗歌能够写出李商隐那般精致的,恐怕也就邵洵美一人。这不是文字功力所及,而是白璧无瑕的天然。倘若说,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慧根;那么,在邵洵美的诗句里,则可体味出淳厚的善良。同样的不将所爱据为己有,在徐志摩诉诸悉心的呵护,在邵洵美写出一片缠绵的空旷。不见肌肤,却像玖瑰开在了心里(《致沙茀》);梦里与所爱一起出现的,是“一群冬风”(《季候》)。练字造句,十分讲究;而情意绵绵之际,又相当豁达。
    
    
    素有海上孟尝君之称的邵洵美,生性慷慨,为人忠厚。其诗如人,其人更富诗意。那样的诗意,又总是见诸无私的心血。假设一个人看上去没有什么嗜好,从而自以为拥有了对他人指手划脚的道德标高,而另一个人却一会儿坠入爱河,一会儿沉缅于赌桌,宛如一个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一旦到了紧要关头,这两者哪一者会自我牺牲?答案已然在彼。世故文人通常习惯自我压抑,但绝对不会无私奉献;浪漫诗人却什么都品尝,包括赴汤蹈火。大敌当前,世故文人只知道带着全家到日租界避难;唯有浪漫诗人才会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海上孟尝君与海上春申君一样,面对日寇进犯,不惜毁家纾难。先秦的君子,颇具《山海经》式的旷达。民国时代的上海滩上,具有如此旷达之胸襟者,也就是享有春申之誉的一位闻人和享有孟尝之誉的一介诗人。
    
    
    
    当然,邵洵美最倾注其牺牲精神的,是其出版事业。邵洵美那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的豪放作派,在他的出版事业中全然化作无私的奉献。邵妻盛佩玉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据他们的女儿邵绡红回忆:“他不考虑现实生活,也不懂生意经,做生意就像抒情一样,对生活他就是抒情的,搞出版也是抒情,有些朋友的东西并不能热销,但他也拿来出版。”
    
    
    
    有关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后人经研究发现:
    
    
    
    自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办了《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然而,在有关邵洵美的官方介绍里,提及其出版成就时,只有寥寥数语:
    
    
    
    早期主编有《狮吼》、《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论语》、《时代》等九大刊物及“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其影响延续至今。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
    
    
    
    可以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全然遑顾这样的事实:邵洵美是当年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文化界,首屈一指的出版家。尤其是“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一语,故意遗漏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自由谭》上,曾经全文刊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同时,邵洵美又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单行本。其英译由邵洵美的美国情人项美丽完成,毛泽东本人专门为此写的序言,则由邵洵美亲自译出。英译本印有五百册,又由邵洵美亲自出马,分发到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寓所。在日寇铁蹄之下,这无疑是把脑袋拴在裤腰上的赴汤蹈火。邵洵美为此特地买了把手枪防身。这段轶事颇具当年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传奇色彩,可叹从抗战中获益的共产党政府,对此讳莫如深。
    
    
    
    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二十多年之后,一九五八年,邵洵美竟然被毛氏当局加诸“历史反革命”罪名,投入大牢。邵洵美女儿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回忆见到从牢里出来的父亲,说:“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
    
    
    
    其实,邵洵美晚年即便不系牢狱,也已非常落魄。邵绡红回忆说:
    
    
    
    他后来穷到陆小曼过生日,要把图章卖掉给陆小曼做寿,但是徐悲鸿给我妈妈和他画的画像,很值钱的艺术品,他也说捐就捐了。我妈妈和他都不会理财,做图书公司的时候,一堆画家在那里管,画家也不会理财。办报纸,可以去批“进口纸”,能够节约很多钱,负责批纸的人就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但是他们都不晓得去批。
    
    
    
    邵绡红对其父得出的结论是:“他很天真,骨子里是个诗人。”
    
    
    
    邵洵美的诗歌成就如何,故且不论。仅是其人之有诗意,不要说当时的诗人当中,即便是古今中外的诗人群落中,也是屈指可数。同样的浪漫,李白是“将尽酒、杯莫停”地散尽千金买醉,邵洵美是毁家纾难式的抵抗日寇,是为文化出版事业耗尽家产,鞠躬尽萃。笔者曾经作过一个比方:张爱玲有如《红楼梦》大观园里一不小心掉到上海滩上的一个聪明丫环;而邵洵美则像是从《山海经》里,一交跌落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古色古香人物。因此,其诗有《诗经》式的风流倜傥,其人有上古先贤的高贵和谦卑,并且往往诉诸天真到懵懂的厚道和童趣。这般人物,岂是从泛黄的古纸堆里钻出来的鲁迅能够读懂的?更不用说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溜出来的毛泽东们。
    
    
    
    还有一个足以跻身于让鲁迅和毛泽东读不懂的人物行列的新月社诗人,是陈梦家。有关陈梦家,钱穆晚年回忆如斯:“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钱穆提及的其夫人,便是著名的翻译家赵萝蕤,艾略特那首滥用典故以致晦涩不堪的长诗,《荒原》,的中文译者。
    
    
    
    钱穆在回忆中显然不愿指出陈梦家所具有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学家气味,仅用“长衫落拓”一词略过。毋庸置疑,该词不会用到任何一个儒家诗人身上,比如杜甫那样的。该词通常会让人想起魏晋竹林诸子,与儒雅无关,而颇有放浪形骸的意思。陈梦家那种不修边幅的名士风度,既可以是才华横溢的别一种说法,也可以意指他的不通人情世故。给老师写信,以兄长称之。平日里“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新朝建政之后,高等学府院系调整,他被当局从清华大学文学院调到社科院考古所,可能是防止他在讲台上信口开河;但他照样坚持业务第一,针贬当时的领导体制是“外行领导内行”。新朝简化汉字一举,别人不敢吭声,偏偏他会挑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一九五七年,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由此获罪,划入右派。
    
    
    
    从来不谈政治的陈梦家,对政治有着像徐志摩一般的敏感。早在新朝初建之际,据其旧友回忆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一听马上反应道:“这是《一九八四》来了。”比徐志摩不幸的是,陈梦家此后还真的亲身领教了中国式的《一九八四》。那样的噩梦,于一九六六年开始走向疯狂。陈梦家不堪凌辱,断然自尽。诗人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也许看见了嵇康在刑场上的身影,或者听见了那位自由主义先贤弹奏的《广陵散》。
    
    
    
    一场毛氏革命,对于熊十力和梁漱冥那样颇有救世意识的糊涂人,或许多少含有喜剧成份,但就《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政论家和个性独具的诗人而言,却只能说是悲剧。他们之中,邵洵美也罢,陈梦家也罢,在自由丧失之后,能够继续保持的,惟有不可侵犯的尊严。此情此景,颇类古希腊戏剧《特洛伊妇女》。区别在于,同样的尊严,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后,由该城剩下的妇女展示;而在毛氏新朝建政之后,则体现于少数不愿屈服的文人雅士。
    
    
    
    人的不可侵犯之尊严,一如刻骨铭心的自由秉性,通常是无言的。有时见诸一了百了式的自尽,有时见诸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据人回忆,在五十年代,那些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正在逐渐被剥夺殆尽的日子里,陈梦家晚上看完戏,照例会寻到一家看似不起眼的小馆子,享受“蜜汁甜菜”。他“将白菜帮子切成筷子粗细,放入胡萝卜丝、生姜丝,然后用蜂蜜、白糖拌匀。他要了一盘又一盘,饮二锅头白酒,边吃边谈。”直至“时已午夜,路静人稀,他才在微醺中回家。”
    
    
    
    邵洵美也有于潦倒之际、照样从容不迫的唯美气度。在女儿的回忆《我的爸爸邵洵美》里,曾提及旧友秦鹤皋的如此一番记述:“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论说文化的时候,曾将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比作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文化的鲜花,是无拘无束地开在大自然里,还是被人刻意种植在装模作样的塑料花园里,只消察看一下,其尊严的有无。没有尊严的文学和文化,有如人工种植的塑料花草,总也逃不了人去园空的命运。那些曾经荣耀一时的装饰物,一旦荒芜,枯死之后便再也不会复生。而有尊严的花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月社上述三子,徐志摩、邵洵美和陈梦家,无论是他们的诗歌,还是其哀婉的人生,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三株芬芳的奇葩。无论其诗其人如何的飘逸,如何的华丽,如何的落拓,骨子里都有一种生命本然的朴素和谦卑,其形象一如陈梦家诗作《一朵野花》的描述:
    
    
    
      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藐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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