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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中国黑色经济与黑社会组织的崛起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8日 来稿)
    
     黑色经济是地下经济活动的重要部份,这里先简单介绍地下经济的含义和门类,以及纳入本章研究范围的“黑色经济”的内涵。
     (博讯 boxun.com)

     一、中国“地下经济”的种类
    
     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地说明了它在各国的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东欧各国则命名为“第二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cio Fua )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等等;2、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等;这两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3、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
    
     中国的经济学界只热衷于谈论由政府统计机构、银行及官方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所构成的“地上经济”。但实际情况是日益肥胖的地下经济已引起了社会严重不安,到了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动摇政府统计的地步。这些未出现在统计公式中的财富、生产及服务,已经形成了巨大规模,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统计的精确性。如GDP、生产率、失业率、储蓄率等,并构成了社会经济的潜伏力量。至于它到底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多大比重,由于一般不公开谈论这一问题,也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故无法进行估计。有人认为约占20%左右,这种估计缺乏依据,事实上远比这一比例为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地下经济大致可分为非法经济(黑色经济)、未申报经济和未统计经济等三种类型。非法经济在中国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走私、贩毒、卖淫、贩黄、拐卖人口、贪污受贿、开办地下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制造假票证及货币,以及偷税抗税等等。未申报经济是指经济主体没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未将其经营活动向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与黑色经济相比,这类经济除了未申报之外,一般情况下如不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未统计经济是指国家统计机关没有进行统计或遗漏统计的,以及由于错报、假报等所导致的“统计错位”,而没有真实地反映在有关统计报表、统计年鉴上的经济活动。
    
     地下经济的存在可以说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是中国转轨期以国有资源和国有经济为掠夺对象以及一些对社会危害极大的黑色经济活动。
    
     二、黑色经济活动分析
    
     本节主要分析黑色经济运行的几个方面,包括黑色收入产生的主要经济活动和经济部门;黑色收入产生的主要方法;持有黑色收入的重要形式;将黑色收入变为合法收入的最常见形式。
    
     1、黑色收入产生的主要部门
    
     根据近年各种传媒披露的材料,最容易产生黑色收入的是下列几类经济活动(或部门):
    
     (1) 走私、毒品交易;
    
     (2) 娼妓;
    
     (3) 赌博;
    
     (4) 拐卖人口;
    
     {5) 合同回扣、贿赂和其它金融违法行为;
    
     (6) 各类泡沫经济,如股票、地产等类市场上的收益。由于中国这两大市场极不规范,许多“内部人”在这两大市场上获得了相当巨大的黑色收入。
    
     (7) 旅馆、饭店和娱乐业。由于近些年“黄色行业”大规模介入这类第三产业,故是黑色收入产生的主要部门之一。
    
     (8) 倒卖各类批文和许可证。
    
     (9) 地下工厂,这是近年中国假冒伪劣商品的源头。
    
     (10) 虚开各类发票,尤其是增值税发票。
    
     (11) 侵吞、私分、挪用国有资产。
    
     (12) 金融拆借、信贷及其它生产要素调配部门。
    
     上述部门和经济活动有些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业,如娼妓、赌博、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虚开各类发票、地下工厂之类。除了虚开发票及开办地下工厂者之外,前几类人大都属于社会边缘人物,具有各种社会恶习及强烈的流氓无产者意识。有些在中国则是属于新兴行业,如股票、房地产之类。有些则是属于体制性的漏洞,如金融拆借、信贷和其它生产要素调配部门,及倒卖各类批文和许可证,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等,这些都是以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为掠夺对象。在新兴行业与体制存在漏洞的行业中,最容易得利的是那些掌握资源管理或资源配置权力的“内部人”,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是“有头有脸”,在政治、经济两大科层组织中占据一定地位的人物。比如近几年因参与走私大肆受贿而陆续倒台的十几位海关关长,就是走私者的最有力的后台。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黑色收入可以在合法的经济活动中产生,如合法范围内的商品生产与服务、资产的销售与采购、资本构成与商品的进出口;也可以在非法经济活动中产生,如走私、贿赂的支付方式、接受回扣及卖淫等,而这些收入在任何国度都是无法进行统计的。所以要分析黑色收入在中国到底占整个国民收入的多少份额,在目前这种极不透明的情况下,简直没有任何可能。国外常用的财政分析法、倾向分析法、物量投入分析法、劳动市场分析法与国民帐户分析法等方法,如用于分析中国的黑色经济,都无法取得近似值。这里仅以1996年上半年日本海关对中国出口汽车和中国海关从日本进口汽车的数量相对照,就可看出走私活动之猖獗:
    
     1996年1-6月日本向中国出口及中国从日本进口汽车数量统计表(单位:辆)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备 注
    
    日本向中国出口汽车
     2,365
     2,489
     5,047
     2,911
     3,347
     3,840
     不含散件
    
    中国从日本进口汽车
     338
     2,848
     2,613
     501
     1,664
     1,020
     含散件在内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贸易中心副总经理陈萍的讲话。见《粤港信息日报》(1996年9月2日)
    
     两个海关统计数字相差如此之大,可见走私汽车的情况很严重。其它黑色经济行业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虽然无法统计出黑色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到底占多大比重的精确数据,但以汽车行业推断,应不低于30%。此外还可以从目前经济犯罪案发率比较高的行业来推断黑色经济活动的大致状况,如从中国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腐败重点查处对象可以看出:1996年国家司法机关公布,在金融、证券、房地产、建筑工程承包等经济热点部门,出现了很多新型经济犯罪案件。
    
     由于中国政府历年公布走私案件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有时单列,有时与其它各种案件混置一起,所以无法将历年资料制作成统一表格,只能列举一些数据以供参考。仅从1995年1月至1996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在金融、证券业务活动中索贿、挪用资金的犯罪案件3,800多件,4,100多人;查办房地产开发管理部门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230多人。此外还查办虚开增值税发票1,000万元以上的犯罪案件、查办法人犯罪案件多件。[1] 1999年,因从事走私、骗购外汇、金融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地下经济活动而被判刑的就高达22,657人。[2] 2001年被法院查处的走私、金融诈骗、偷税抗税、骗取出口退税、骗汇以及制贩假币等犯罪案件达14,953件,犯罪分子19,972人;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案件高达6,650件,犯罪分子8,906人,涉及食品、药品、棉花、农资、医疗器械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764件,判处犯罪分子921人。[3]2003年,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案件12,939起;立案侦办走私罪嫌疑案件12,816起,案值100.8亿元;[4]但这充其量只说明这些领域是黑色经济活动高发地带,到底有多少财富流入“黑洞”,永远是个说不清的谜。据有的研究者估计,仅走私一项造成的损失每年达300亿元~340亿元。[5] 所以有人谑称,中国现在是“五色经济”盛行:
    
     黑色经济--贪污腐败等权钱交易;
    
     灰色经济--制假售假,泛滥成灾的地下工厂和假冒伪劣商品;
    
     白色经济--毒品犯罪;
    
     黄色经济--色情行业;
    
     蓝色经济--走私(因从海上走私,故取海洋之蓝色)。
    
     2、黑色财富的持有形式
    
     与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黑色收入在最终流向上稍有不同。由于上述财富在中国大多属于不能公开之列,故大部份收入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地上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90年代中后期香港楼市低迷之时,入市购买者竟多为大陆人,这一点为香港传媒披露之后,港人舆论哗然。自从中资机构大量进入香港以后,不少中资机构工作者不但以自己或家属名义在外资银行开设帐户,存放非法所得,还为内地亲友存放非法款项,[6] 不少人最后都成为未公开的外国资产持有者。这种处理黑色、灰色财富的方式倒是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毫无二致。
    
     一般而言,这些黑色财富的持有形式主要是下列几种:
    
     (1) 转移到国外的财产;这笔财富无法计算,但随着中国人出入境自由度及对外经济交往的增加而逐年增多。本书第五章中的资本外逃中列举的巨额数字仅仅只是其中一部分,远远不是全部外逃资金。但据有关方面的估计,中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人民币,其中走私收入洗黑钱约为700亿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黑钱超过300亿人民币,其余皆是一些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以逃避国家监管和税收。而中国每年因此受到的财税损失高达100-200亿美元。香港一直是中国大陆洗黑钱的一个主要场所,汕头众大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介绍,利用中港两地洗黑钱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与境外签订合同购货汇钱出去,这时通常得境内外互相配合做假单证;第二种是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汇出;第三种是分散投资化整为零。[7]
    
     (2) 黄金、珠宝和古董。
    
     (3) 处于隐蔽状态的地下金融投资。
    
     (4) 房屋、土地等不动产。
    
     (5) 银行存款。据一份时闻资料报导计算,在1995年审结的三宗100万元以上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金额与储蓄形成额分别为80/500、410/1600、90/700,平均为20.7%。[8] 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犯罪所得收入中有不少由于高利率的驱动,最后形成了银行的长期储蓄。
    
     现金并不是黑色财富的主要持有形式,主要原因一是因为现金并不带来任何收益,二是大量现金容易被发现。放置海外的原因主要是不少人在弄到一定数量的钱以后,为了逃避国内法律制裁有意为之。而其它各种形式的占有只是为了有效地保持资产的价值。
    
     3、将“黑色财富”变为合法收入的几种常用方法
    
     尽管中国的“阳光法”是个“软法”,但许多人还是采用了多种方法将自己的黑色收入变成合法收入。大致来说,有下列几种方法:
    
     (1) 伪称自己从国外某亲戚处获得大量遗产和馈赠。深圳一位当地土生土长的官员,在做某区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即区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几年以后,移民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不到三年即回国投资,声称自己得到了5,000万美元的遗产。而这位总经理的同村人说,这完全是谎话,因为他与这位总经理从小生活在一个村,从未听说过他有什么亲戚在国外。
    
     (2) 让亲属开设商店,假称自己的收入主要来自该处。如果有那么一种店子,人们经常看不到多少顾客,但仍能维持下去,多半就是这一类商店。根据笔者调查,有不少公安局警察开的这类小商店就设在自己的管区之内。
    
     (3) 将钱投入股市。这在目前的中国,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市场极不规范、黑市交易盛行的1991年,根本没任何记录可查,使许多人成功地洗了黑钱,将其变为“白色收入”。深圳清查出来的所有贪官,凡1991年以前进入深圳工作的人,都习惯性地将自己无法说清来源的财产说成是深圳股市初创时期赚来的钱;凡是1991年以后进入深圳工作的人,则将这些钱说是妻子在股市炒股赚来的收入。而事实上,中国股民真正在股市赚了钱的不到1/10。
    
     三、黑色经济活动的载体:黑社会组织
    
     在中国曾经销声匿迹几十年的黑社会组织,自1978年以来又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化到组织化的过程。全国各省、区都有黑社会组织,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山西等省的黑社会势力尤为活跃。1982年9月,深圳市发布了《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通告》,以后每年都取缔和打击了不少“黑社会团伙”(中国官方对黑社会组织的称谓)。广东省人大1993年11月16日通过的《广东省惩处黑社会组织活动规定》,是中国首部承认中国有“黑社会组织活动”存在的地方性法规。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由于有腐败官员在背后撑腰,膨胀极为迅速。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至1999年8年间,全国警方共查获并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团伙100余万个、涉案人员376万名,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黑恶势力。[9] 有趣的是零星见诸于报端的地方性数据与“最高人民法院报告”的汇总数据差距极大。以2001年为例,《中国青年报》报道,2001年四川省打掉黑恶团伙900个,抓获团伙成员3,737名。[10]《人民日报》报道,2001年吉林省共打掉涉黑犯罪团伙379个,抓获成员1,820人,“治爆缉枪”成果显著,共收缴各类非法枪支4万多支,9万多公斤爆炸物品。[11] 而200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则指出,2001年全国共审理黑恶势力案件350件1,953人,而这一据报比2000年各“增加了6.3倍和3.8倍”的数据明显低于上述两省任何一地的数据。[12]中国统计数据之不真实于此可见一斑。
    
     自2000年岁末始,中国大陆国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为期10个月,代号叫做“猎狐”、“怒潮”、“零号”、“狂飙”等打黑专项行动。从公布的事实来看,中国各地已形成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组织,按其类别分析,最主要的是“地缘型”黑社会组织。中国的地缘系统是按国家─省─市─县(或大区与小城镇)─乡─村(或居民区)──邻里七级划分,据此,当今中国大陆地区地缘型黑社会组织一般以省或市或县或乡或村组成。这些地缘型黑社会组织性质的基本成员是企业职工、待业青年或农民,基本关系是朋友关系,有部份黑社会组织已形成了较严密的仿直线制组织结构,并制订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之间等级较明显,并常以虚拟的血缘关系(以兄弟、义父、义子互相称呼)作为维系组织的纽带。此外还有血缘型(基于成员间的血统关系或生理联系而形成的)与业缘型(基于成员间的某种犯罪职业的联系而形成的)黑社会组织。三者之中以地缘型+血缘型为主要形态。
    
     从2000年这轮“扫黑”的结果来看,可以说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已经从一般性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的阶段进入有组织犯罪的高级阶段──黑社会犯罪;从黑社会的关系网络来看,黑社会势力已经深深渗入中国政界。
    
     1、成熟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
    
     从已有的调查材料与破获的黑社会组织来看,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一改原来团伙犯罪临时拼凑的现象,犯罪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组织规则”与管理方式,其特点比较明显:基本成员固定,并且多是职业罪犯;有一套分层级呈金字塔型的组织指挥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或“领导”的首恶,在其之下一般还有“老二”、“老三”等,依此方式排定座次;职务分工各有不同,比如四川资阳“黑豹”集团内就设有“总管”、“打手”、“杀手”、“后勤”、“踩点”等职务称谓,有时候还有“降职”或“撤职”等处罚。“老大”身边常有专门为其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或“顾问团”,由这些“军师”决定行动计划。下面则有人专管杀人抢劫,也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他们洗钱;有一套按等级分配的财产与福利保障制度,有严酷的帮规和保密制度,违反者或变节者将受到残酷镇压。
    
      四川省公安厅刑事侦察局发表一份调研报告指出,现在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模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比较典型的是该省宜宾县的“狄绍伟集团”,他们制定了《员工手册》共四章十七条,俨然是他们的“刑法”,内容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手、断双腿等处罚,直至处死。从总体上看,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再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的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形成了现阶段中国黑社会犯罪的独特形态。这种专业化的犯罪组织,与国外尤其是港、澳、台一些黑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中国政府不肯承认现实,非得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规定媒体只能谈“黑社会活动”而不许说“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组织成员的年龄结构有年轻化的趋向,其中有相当部份是负案在逃、批捕在逃、劳改释放或解除劳教的人员,有很多人犯过命案,他们年轻气盛,完全不受道德约束,行事果断,手段残忍,有职业罪犯的冷血特徵。还有部份成员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退役军人,这些人往往是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因为他们懂武器使用和作战知识,了解警方惯常的破案方式,并且容易利用“战友”关系和“白道”(政府组织)接上关系。
    
     从现状来看,黑社会组织的武器来源日渐丰富,装备越来越先进,原来他们多用猎枪、自制的土枪或抢来的枪支。现在,随着经济力量的膨胀,黑社会组织购买从边境走私的枪支成为风气,有些枪支甚至是中国政府卖给该国政府的,通过一定渠道又流回中国。
    
     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得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在作案前,他们反复踩点考察作案现场,了解作案对象内部情况,收集各种可能的资料,计算作案时间和逃脱路线,准备多套方案供选择,对采取何种具体手段反复进行研究、比较、实验。有的在巨额诈骗案中,精心设套,一旦案发,事先聘用的“法人代表”就被推向前台,代他们接受法律惩罚。他们一旦得手,往往借用比较好的交通工具迅速脱离案发地点,头目则迅速转移到别的城市,甚至逃到境外。所以在实施对团伙头目的追捕中,往往要投入大量警力和花掉大笔经费,比如福建建阳某团伙头目吕伟在案发后先后流窜北京、上海等几十座城市,在当地也居无定所,经常半夜换宿,警方投入数百个工作日,花费几十万元,才将其捕获。
    
     2 、黑白合流:黑老大戴上“红帽子”
    
     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侦破的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其所在地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与公安部门的官员们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大陆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权力部门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政务官(各地党组织与政府部门)与事务官(工商、税收以及银行)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政治身份,戴上了各种“红帽子”。如浙江温岭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温岭恒基实业有限法定人兼总经理、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前4个头衔,是张畏采取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以寻求庇护时得来的。被张畏一案所牵涉到的6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市委书记、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13]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14] 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15] 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等人情况均与张畏相类似。[16] 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各地政府官员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更为严重的是,公安部门最近的报告显示,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在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县市议会)与政协的领导人。通过这些公共权力系统的贪污腐败者,社会公共权力蜕变成了黑社会鱼肉百姓的帮手。这种警察与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黑白合流”的局面,应该说是所有社会形态当中最糟糕的一种社会形态。
    
     3、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国际化
     
      中国港澳台地区成熟的黑社会组织向中国大陆渗透力量不断增强,境内境外黑社会组织联手作案的概率也越来越高。据查,这些罪恶活动的组织者往往利用违法犯罪活动获取巨额资金,并与内地一些党政机关单位的官员拉关系,以获得种种方便作案。80年代以来,其主要犯罪活动一是参与国际贩毒与制造假币,估计从福建沿海由“黑社会”团伙经手的假币流入内地至少在100~200亿人民币,近几年仅在福建一地就查获冰毒1,000多公斤;二是倒卖盗窃文物。据国外媒体报导:近20年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总和还要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珍贵文物也大量流出;三是拐卖人口,近几年已由拐卖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这些罪恶活动当中,起“骨干”作用的就是福建的黑社会组织,这个地区的黑社会组织以“走私”、“偷渡”和“国际绑票”闻名。最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是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谋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据资料显示,至1998年底统计,全省仅捕获的境内外“蛇头”就达1,400多名,截获偷渡人员20,000多人,被遣返的多达30,000多人。90年年代以来频频发生的跨国绑架勒索案尤其引人注目,1993年起,福建省这类案件连续发生50多起,勒索赎金数百万美元,涉及美、英、澳大利亚、泰国和中国港台地区。这类罪案是境内外黑社会组织联手犯罪的典型表现。据现有案例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资料证实,发生在美国的绑架华人罪案全是在美国的福州人组织的黑帮勾结境内组织所为,他们在美国绑票后,再由国内同夥向被绑票者家属收取赎金。这一名声使得所有福建籍的护照持有人在出国签证上受到连累,往往被欧美使馆拒签。
    
     四、黑社会组织泛滥对社会的恶劣影响
    
     1、黑社会行为方式对社会价值观的渗透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比较有名的有这么十几件:1995年江西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人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杀该市八台镇镇长吕净一夫妻俩;1999年3月16日海南国税局税官杀检察官黄崇华;1999年3月26日,抚顺司法局局长谋杀县委书记案……,这十余起案件都是政府官员借助黑社会手段买凶杀人,而凶手有些是黑社会成员,有些则是社会边缘人物。
    
     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而是德能勤绩之外的东西。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让社会饱受惩罚,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都竟相仿效,近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屡屡发生各种绑票事件与买凶杀人事件,有的后面还有警察做后台。在中国的专制威权体制下,人们本来就缺乏安全感,黑社会这种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另类权力的崛起,更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2、黑社会组织对经济活动的介入
    
     黑社会组织早就开始打造自己的经济基础。最先滋生黑社会势力并被其控制的是娱乐圈,这一点与国际社会没有什么区别。《羊城晚报》[17] 曾以“黑社会势力渗入娱乐圈”为题进行过专门报导。这类黑社会组织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企业化经营型:这是黑社会组织中比较成熟的高级形态。在90年代上半期,这种成熟形态的黑社会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到了90年代后半期,这类黑社会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这类黑社会组织的活动。这些人与社会权力部门维持着良好的密切关系,其组织成员已打破了血缘、地缘关系,一些头目还受过良好教育并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其主要财源收入有三大类,一是成立公司,如追债公司,这些公司有的名之为“某某资产重组公司”,让人还觉得这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产物。1995年3月5日在沈阳破获的“航天清款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一些黑社会成员组织的所谓“经济实体”。[18] 只是这一黑社会组织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从其背景来看,都属于“初级阶段”,不够成熟,与作者了解到的“深圳某某资产重组公司”的背景与运作方式不能相比。二是跻身于一些新兴行业,如啤酒屋、健身行业。其办法有多种:或由自己直接经营,或与别人共同经营,或参股。这种参股有的是黑社会组织看到该行业有利可图,用各种方法使原业主无法正常经营,最后挤走原业主;有的是原业主在经营过程中发现诸多困难被迫寻求保护,自己找上门来。三是向“妈咪”(即老鸨)收费。在2001年全国“打黑”行动中,四川省破获了一个打着“天鑫经济贸易公司”的旗号进行经济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开赌场、收保护费、报复杀人、绑架勒索。根据披露的材料,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下旬,实际负责人是王勇,但他们聘请不知情的李某某挂名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一个次要头目张敏担任总经理。公司将赌场经营、人事、武装、维持所控地盘秩序、收取保护费等“业务”分给了各个头目负责。公司成员每10天发放“工资”一次,按等级不同,金额从300元到500元不等,并在每次行动之后,有数额不等的“奖金”。平时,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监控地盘,接受由王勇以公司名义发出的指令,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下列几项:在客运市场,按上车人数,收取每人10元的“保护费”;在电脑市场,按批发光盘数量,每月收取摊主高额的“保护费”;在他们自己经营的赌场中,发放高利贷和收回入股钱款等。到1999年10月案发时止,该公司已有20名成员,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管理严格、组织有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19]
    
     (2) 以暴力为资本型:这是当前中国黑社会的主流形态,也是黑社会组织的骨干力量。这些团伙进行诸如走私、贩卖枪支、偷运毒品、组织非法偷渡、伪造各种证件,欺行霸市等活动。这类团伙成员关系紧密,多以地缘关系或血缘关系为结合纽带。如活动在广东深圳市的潮汕帮,主要是由揭阳、海丰、陆丰一带人组成。这些组织最初主要是在菜肉海鲜批发市场欺行霸市,形成恶势力,然后走向娱乐业。以后在公安系统也结纳了一定关系,渐渐走向“正规化”,打打杀杀之类的事逐渐干得少一点了。其主要收入来自酒楼娱乐业的“保护费”及向其“保护”场地的妈咪收“场费”,有些也参股娱乐业。
    
     这些以暴力为资本的黑社会组织,正采用各种形式介入社会正常经济生活,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海南的“南霸天”一案。这个案子很清楚地说明了黑社会组织和政府中掌权人物相勾结之后对地方的奴役。
    
     “南霸天”王英汉是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王宅村人。80年代初,王英汉擅长武术,以开武馆教授武功为名,网罗门徒。1985年至1989年,他凭借多种手段当上了王宅村村长,进一步网罗流氓烂仔,为其充当打手和保镖。1988年海南办经济特区后,王英汉马上变“武教头”为“包工头”,利用他纠集的黑社会帮会势力,强占工程项目。凡金江镇内的建筑工程,绝大多数得由他做,不做也得挂名分利,由此一举成为暴发户。这个带有宗教、行帮性质的黑势力,其骨干成员都是“两抓两放”或“三抓三放”的刑事犯罪分子。几年来,这个团伙共打死2人,打残13人,遭其侮辱、殴打、抢劫、敲诈者不计其数。一位主持正义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想依法处理王家的一起刑事犯罪案件,就被莫名其妙地免了职,罪犯也在15天后获释。这个团伙在其鼎盛时期,对当地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和政府的某些部门也进行公开威胁和敲诈勒索。1993年12月,海南顺安实业公司经理李某某与县政府签订了一个修路合同,修建县政府门口至电视塔一段水泥路面。王英汉得知后要求分一部份工程做,遭拒绝后竟用武力威胁工人停工,李最后被迫送了18万元钱给王,才将此事了结。[20] 这种例子在当代中国绝对不是个别。如1996年福建惠安县侦破一个专门发放高利贷,并操纵民间帮会并引发多起刑事案件的黑社会团伙,其头面人物连希圣认该县公安局局长郑妈魁为义父,姐夫任水津又是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这一团伙仗着有这些铁杆人物撑腰,平日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大发横财,无恶不作。[21] 另一个以张国进为首的黑社会团伙,从1989年起,就以深圳市文锦渡、皇岗这两个口岸,专以福建籍的客商为敲诈对象。他们对福建在深圳市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和来往车队强行收取“保护费”,并迫使福建籍公司、车队支付其吃喝玩乐的费用。仅福建三远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就被收取“保护费”以及被迫支付张国进等人的各种费用累计近100万元人民币。还有10多家公司也遭此厄运,被收取巨额“保护费”。凡不服其控制的企业负责人均被这黑社会团伙用暴力伤害。这类黑社会组织如不是那种树大根深者,就容易被绳之以法。但另一类和当地警方有联络的,就不是那样容易清除。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在经济信用严重失常的情况下,一些经商者和政府基层单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证不了自己的应得利益,竟起用一些地方流氓来帮助自己收欠款甚至税费。如江西漳树市淦阳街财政所和鹿汇街财政所于1996年4月分别聘请了3名社会无业人员(其中有劳改释放后劣迹累累不思悔改者),向来往的三轮车收税。该所所长声称:因为人们税法意识淡薄,有人偷税漏税,赖税不交,故需借助这些地痞的力量,以“毒”攻“毒”。某全国著名的小商品市场的一些个体老板,因为人家欠债不还,不得已请了一些黑社会人物帮助催讨,据说这些人物讨债“成效显著”,只要他们一上门,不仅欠债赖债者会分文不少地送上欠款,连一些多年的“死帐”也被他们讨回。[22]
    
     有的黑社会帮会头目对地方的控制较之上述人物还要厉害得多,如山西临汾的老百姓流传一句话:临汾有两个市长,一个是白道市长,一个是黑道市长,即黑社会组织的龙头大哥安小根。据披露,这个“安市长”是个城府很深、谋略智慧型的犯罪行家,他没有自己的地盘,却能在平阳府里任何一个霸区吃香喝辣,可以统领整个临汾8大黑帮的行动。这位“安市长”不管在临汾的哪一个歌舞厅里出现,老板都要出门迎接,歌手要专门献歌献艺,所到之处,群呼“万岁”。他看中一个村子的地,村民们响应市政府“绿色计划”而辛苦栽种的3,000株树苗,顷刻之间就被他手下的爪牙用推土机铲掉。设局赌博吃大户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有人因听别人呼他为“市长”,出于好奇多看了他一眼,竟惨遭杀身之祸,杀人者却逍遥法外。他一位手下的妻子因有几分姿色被他霸占,只因说了一两句不满的活,便被其另外几位手下打残。[23] 从上述这些事情中,可看出在这个小小的临汾市,黑帮势力之“鼎盛”,以及一般民众之忍辱负重的生活状态。
    
     以上这两种划分其实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从事企业化经营的黑社会组织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往往要借助暴力。从2001年中国大陆各地的“打黑”报告来看,几乎所有的黑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这些黑帮在打造经济基础时,无一不带有暴力性质。不少黑社会头目的财产完全是通过经营非法生意得来,如广西百色的周寿南,表面上挂的牌子是“百色饭店娱乐总汇”,实际上是通过垄断广西百色的赌业经营聚敛财富。而沈阳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刘涌,则是非法手段与合法手段一起来,而其合法生意一般也是通过非法手段,在短短几年间聚敛钱财逾7亿元人民币。比这两者更绝的是用黑社会手段经营合法生意,这方面的典型是河南许昌的梁胜利黑帮。这个黑帮涉足的是合法生意,但其手段却完全属于非法。比如他看中了南阳市场的布匹托运生意,就采用暴力手段驱赶原来的经营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场。凭借这种手段,梁胜利黑帮进入了服装、鞋帽、建筑、建材、运输、饮食娱乐业等多个行业,并在内部划分了势力范围。但其经营手段却完全不是合法手段,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掠夺垄断利润。最后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凡属这一黑帮组织涉足的行业,所有的人都“自动退出”,不敢与之竞争。但更多的中小黑社会组织是采取收取“保护费”等形式建立经济基础。[24]
    
     随着中国证券业的发展,黑社会的触角已经延伸到股票市场。2001年披露出来的兰州黑帮操纵证券黑市,洗劫股民数亿元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据调查,这些证券黑市幕后操纵者其实就那么几个,掠夺来的钱财都被这些人投入合法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借此发财者俨然已经是兰州乃至西北商界的的名流。他们的各种关系网已经盘根错节地伸展到了政界各个角落。工商局以涉嫌诈骗罪将这些案子移交公安局,而当地公安局总以证据不足拖着不办,任其继续诈骗。就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对此事进行连续报导的同时,兰州的证券黑市还是屡禁不止。直到全中国舆论群起指责,这一案件才算是在舆论压力下受到政府部门惩处。[25] 2004年3月“北京门事件”的主角、香港美邦集团老板、黑社会头目国洪起被江苏省公安厅逮捕以后,他与北京市第二商业局(政府机构)官员联手侵吞香港嘉利来数亿资金案件曝光。通过这一事件,人们发现这位黑道人物与中国资本市场瓜葛甚深。据已披露的有限信息,国洪起长期在证券和投融资领域活动,并且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被捕前在香港和内地拥有数十家公司,所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他在“北京门事件”中,以120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与北京市二商业局联手,得到市值6亿元(60%)的股权,是嘉利来项目股权转让最大的受益人。北京二商集团不遗余力更换股东,不惜“冒犯”中央政府部委,其国有资产却分文未增,将从嘉利来得到的利益转送给新的合伙人。有国家商业部撑腰的香港嘉利来多次起诉,但均败诉,据说国洪起与北京二商集团的支持者当中有高层政治人物。[26]
    
     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通过地下经济活动──其中既有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等非法经济活动,也有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违法经营活动的黑色犯罪链条--正逐渐深入地影响着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势力较大的黑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已在一些地区与社会底层成员中成为一种“公共权威”,并与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从社会后果来看,这种社会权力黑社会化的趋势对社会安全与人民生活形成了极大威胁。
    
     五、黑社会组织与刑事犯罪率上升的关系
    
     大多数黑社会组织从事与黄、赌、毒及拐卖人口有关的违法活动,有些组织且有自己的武装。国家公安部公布的数据起伏很大,以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为例,从1991年至1995年,中国公安机构共破获拐卖人口案件9.5万起,查获拐卖人口犯罪团伙1.9万个,抓获人贩子14.3万人,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8.8万余名。但在2000年4至7月短短四个月之间,公安机关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1万多起,解救了117,302名被拐妇女和近3万名被卖儿童。[27] 此后三年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公安机关却只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20,360起,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42,215人。[28]破案数据起伏如此之大,说明中国公安机关办案的“运动式”特点。而持枪犯罪者也逐年增加,自1996年至2002年,7年之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收缴非法枪支380万支。[29]犯罪率现在正以每年60%的比率上升,从各类传媒零零星星披露的材料来看,黑社会组织的大量存在与中国刑事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有密切关系。
    
     1、贩毒活动成为浪潮
    
     近几年来,中国的走私贩毒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从下列数据可以看出毒品在中国的蔓延之势:仅是公安部门掌握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达38万人,而到1996年更增为52万人,2002年6月27日(世界禁毒日)中国公布的4万多名爱滋病毒感染者,吸毒者占其中2/3,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已达100万人。[30] 2003年增至105万人,其中72.2%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31]这些吸毒者其中80%以上为青少年。如果全国人口按13亿计算,则2003年中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占全国人口的0.08l%;如果按吸毒人员显隐比例1:4至1:7推算,估计中国目前的吸毒者数量可能在420万至735万之间,占全国人口的0.32%至0.57%。[32]1991年到1994年,共破获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案件87,000起,查获涉案违法人员139,000名。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违法案件57,524起,抓获涉案违法犯罪人员73,734名。1998年至2003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54.69万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分子25.01万人,批准逮捕23.56万人,判处刑罚19.65万人,缴获冰毒52.43吨、鸦片14.73吨、易制毒化学品1412.5吨。[33]
    
     近年来,中国的毒品问题已发展为过境贩毒与国内吸毒并存的局面,因吸毒、贩毒诱发的各种违法犯罪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据北京等10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仅1999年,由毒品问题诱发的杀人、盗窃、抢劫、诈骗、伤害等刑事案件就高达2.6万起,各类治安案件高达3.8万起,个别地区甚至已占刑事案件的70%多,成为影响城乡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34] 毒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000-2002年中国涉毒区域一览表
    
     年 份
     涉毒县(市、区)
     占全国县市区总数(2,863个)百分比
    
     2000年
     2,033个
     71.00%
    
     2001年
     2,051个
     71.63%
    
     2002年
     2,148个
     75.00%
    
     资料来源:据国家公安部禁毒局公布资料计算,2000年数据见新华社2000年6月25日电,2001年与2002年数据见2004年6月20日电。
    
     中国对毒品的量刑不可谓不重:贩毒50克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毒贩判处死刑。但由于高利润的吸引,还是有不少人陆续加入这一行列。从90年代初开始,广东的贩毒分子呈明显的团伙化趋势,其中粤东又以家庭团伙贩毒的特点明显区别于广东其它地区。1996年3月29日破获的一桩跨国跨省大毒案,就是由广东普宁沈氏三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组成的贩毒集团所为。[35] 贩卖毒品的利润一般高达100/100,这里只举一例:号称1995年世界第六大毒案、中国第一毒案的主角王世鉴,其在金三角地区以每只4.3万元价格买下的海洛因,一到广州就能以每只9万元的价格出手。[36] 而这里只是批发价,最后到吸毒者手里,零售价格还要比批发价格高出百分之百以上。其间的差额,就成了这些贩毒的黑社会团伙的收入来源。(此处删去一段)
    
     对贩毒团伙每年的总收入,国际上有一个形成惯例的估算比例,那就是每年被查获的毒品只占整个流通量的5%左右。如以此比例估算,中国每年仅损失在毒品一项上的社会财富就相当惊人。
    
     毒品犯罪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已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而作为一个应该在国际禁毒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国,中国有关禁毒的理论研究和指导现在都大大落后于形势需要。
    
     2、被“黑”“白”两道控制的“黄色”行业
    
     近20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娼妓供给呈源源不断之势,许多年轻且无法就业的女性走入这一行业;二是中国社会价值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大变迁,“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已经被社会公众接受。[37]至于卖淫妇女的数据,官方从未向国内公众正式公布过,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8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按照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娼妓已经超过600万人。[38]
    
     中国黄色行业中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还大多处于自由状态,没有黑社会涉足其中。但由于这一阶层基本处于无助状态,她们的财富很容易成为别人觊觎的对象,导致涉娼凶杀案逐渐增多。[39] 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比较倾向于找“保护人”,这就是广东俗称“鸡头”产生的部份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色情行业获利巨大,许多黑社会也逐渐介入这一行业。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色情行业渐为黑社会势力所控制。1996年1月15日大连破获的“三女神”酒吧一案,就是一个由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卖淫集团。该酒吧秘设暗道,齐备淫秽物品,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规则,并豢养着大批维护妓院规则的打手。警方缴获的两本帐本上,详细记载着自1995年7月以来该酒吧接待嫖客420余人次的帐目。该酒吧老板安凌云供认,嫖客只要花上500元嫖资便可通过通道,由暗道里的服务生送往3楼的包间。卖淫女接待一次嫖客,便可拿到一张小票,凭票可以领到200元钱,其余300元便归老板所得。在这类由黑社会组织管理的妓院里,卖淫女已失去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和经济收益,嫖客的嫖资大部份被黑社会组织榨取。[40]
    
     在全国范围内,黑社会组织介入娱乐业已不是秘密。以深圳市为例,该地的啤酒屋、歌舞厅基本上都有黑社会组织介入。据调查,该城各辖区的派出所都设有内保科,要求宾馆、歌舞厅、啤酒屋之类进行治安联网,缴纳治安费。如不加入联防网络的单位,派出所对其治安问题就不负责。而这些地方向派出所交纳,不一定能买到平安,因为派出所无法分出警力坐镇该娱乐场所。而向黑社会组织交纳,黑社会组织会派人“看场子”。故此这些娱乐场所的老板,一般都需“黑白”两道能混得开,否则没法维持。黑社会组织在一个“场子”所得,除了老板所交的之外,还有在该“场子”内活动的“妈咪”上交的供奉。色情活动在这些地方都是较公开的,如深圳市1995年11月16日查获的“金台湾”娱乐城,经常在该处出现的“三陪女”等类从事色情服务行业的人,就有200人之多。这些地方一般都有黑社会组织收取“保护费”,如深圳市冬瓜岭彩田食街,就有海丰与陆丰两起黑社会组织成员强行向各酒家和服务小姐收取保护费,每家酒楼每月交200元,服务小姐每晚交10元,最后发展到向各酒楼每位食客收取10元做“保护费”。[41] 一份调查报告指出,重庆的高档歌舞厅开业,必须邀请黑道、白道各方面的人员玩乐三天。其他地区经营者也谈到,如果某一歌舞厅经营过程中没有对其所在地区的“黑道”力量打点到位,未能获得其准许和支持,那么该娱乐场所的经营秩序就有可能得不到保证,经营者也很可能因为无法正常经营而被清除出这个行业。[42]
    
     在广东沿海一带,“黄色行业”的老鸨俗称“妈咪”。这批人一般都是在江湖上久经历炼,颇有呼风唤雨之能的人物。以深圳市为例,90年代后期在该行业中称为“行尊”的“妈咪”已是第二代人物,无论是在素质还是手腕上,都已远远超过第一代“妈咪”。
    
     所谓第一代“妈咪”,都是从卖淫女中脱颖而出的人物。本身都是“三陪女”之类,由于时间久,认识许多客人与“三陪女”之类,每逢一家新的娱乐场所开业,往往就被聘请去做“公关部长”之类的角色。这些人手面大,其去留往往能决定一家娱乐场所的兴衰。但发展到后来,就有一些并非“三陪女”出身的交际花之类人物介入了这一行业。如深圳从1995年以后崛起的“四大妈咪”,就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交际花。这些人对黄色行业的介入,竟使这一行业有了“行规”。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一行业,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妈咪”的活动情况。
    
     宋某,女,(1968年出生),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原在深圳市某政府部门工作,与高层人物熟悉。后看准了“妈咪”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便辞职作了专职“妈咪”。其手下管有7个小“妈咪”,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下统属的“小姐”有700人之多。在她管理的场子中,“三陪女”陪客的小费都由客人交给“妈咪”,妈咪收上来以后,扣除各种费用以后再发给小姐。不在其关系网络上的“三陪女”,无法在其场子内“工作”。宋某在一个规模中等的“场子”凯悦啤酒屋上交给黑社会组织的费用为4万(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常根据实际情况修订),自称是“中国最大的妈咪”。另一个名列宋某后面、在天X宾馆活动的“妈咪”,原为导游,号称懂四国语言,其活动手段与宋差不多。这“四大妈咪”由于跟“黑白”两道都特别熟悉,据说“扫黄”都扫不到她们坐镇之地。[43]
    
     2000年,中国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写出了专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陪侍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在海南还是在甘肃,无论是在省会城市还是在穷困县,只要有歌舞娱乐场所,就可以找到“陪侍小姐”(即妓女)。而且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一些公安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了“保护伞”,被称为“白道”。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对陪侍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培训上岗;还有一些地区对陪侍人员征收税、费,更加使陪侍活动趋于职业化。同时,黑社会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些从事非法活动的歌舞娱乐场所,被称之“黑道”。几乎所有的经营者和陪侍人员都曾表示,“我们这里绝对安全,如果有检查的,有人会先通知我们”。当询问到是否知道当晚有检查时,大部份“陪侍小姐”都可以讲出检查组的派出单位。据经营者、陪侍人员及其他群众反映,部份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娱乐场所的经营之中。
    
     在黑、白两道的保护下,陪侍活动由公开转向隐蔽:(1) 有些地方的娱乐场所陪侍人员统一着装,以“服务员”的身份出现,不向客人索取小费,而在经营者的收入(消费者向经营者支付的茶水、糖果、饮料等食品以及场地费用)中提成以掩人耳目;(2) 陪侍人员改变过去在娱乐场所内等待客人挑选的做法,主动到娱乐场所外拉客,避开了与经营者的直接联系;(3) 大批陪侍人员向城乡结合部、高档宾馆和饭店等管理薄弱地点转移,逃避管理部门的检查;(4) 在云南等边境省份,陪侍人员甚至向国外转移,为出境的中国客人提供陪侍服务;(5) 陪侍人员不断流动,当某处打击“三陪”风声紧时,大批“小姐”就会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种流动是全国性的。在北京就可以找到许多在南方坐过“台”的“小姐”,这种情况还被称为“南燕北飞”。此外,卖淫嫖娼的地点可能不在歌舞娱乐场所,但歌舞娱乐场所实际上已经成为卖淫嫖娼的中介地。[44] 而女大学生卖淫几乎成为中国一个普遍现象,《青年参考》杂志记者陈杰人写过一篇“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45],虽然连同其杂志总编一道受到中国政府宣传部门的处罚,但此后这类报道不断出现。[46]
    
     贩毒、卖淫、暴力集团的商业活动,无一不是违法的行为,在其中产生了大量的地下经济。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个范畴。如上述贩毒、卖淫所得的收入如用之于购买公寓、汽车、时装等,那么地下经济又可以转化为地上经济。由于中国目前不少人的收入处于不透明状态,无法断定地下经济所产生的收益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到底占了多大份额。但从消费的最终需求看,有不少还是转化成了地上经济。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体制上有许多罅隙可乘,在地下经济和地上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金钱来往自如,穿梭不息。
    
     六、政府官员在黑色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目前黑色经济活动猖獗,与腐败的政府官员暗中支持甚至直接参予有密切关系。那些以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为掠夺对象的黑色经济活动基本上是腐败分子所为,即便是那些走私、黄色经济活动,也有腐败的政府官员支持,前面谈到的惠安县公安局长只是其中一例。就在1996年6月,广东省政协主席郭荣昌在一个公开场合指出,沿海走私为什么屡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缉私部门出现“护私内鬼”。据有关传媒透露,广东部份地区走私非常猖獗,就在1996年上半年的两个月内,仅湛江就先后组织6次区域性联合打私活动,查获走私案件86宗,案值4,637万元。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兴胜和康乐书在6月分别带领视察组到惠东、汕尾、陆丰、惠来、湛江、雷州、徐闻等七个市县以及走私严重的甲子、碣石、江洪、企水等九个乡镇港口、码头实地视察,发现问题不少,如走私案主犯、团伙头子未抓获归案,缉私部门出现少数护私者等。[47] 如广东惠东县自1994年12月28日至1995年11月20日,对走私货物罚款放行共16,691车(其中挂军警牌车辆运载10,689车,占总车次的64%),罚款4,595.7万元,运载走私货物约10.9万吨,货值估算4.4亿元,累计使走私分子逃避关税约2.8亿元。据查,惠东县对走私货物罚款放行,首先是县公安局、县打私办于1994年底、1995年初自行上路设卡、自定标准实行的。对此,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先是失察,而后赞同、支持,并作出某些错误决策,使罚款放行从执法部门的违法行为逐步演变成“工商为主、公安协助、财政监督、打私办协调”的政府行为。一些执法部门的负责人为攫取非法利益,不惜与走私分子内外勾结,搞“假罚款”、“假拍卖”,进行权钱交易,使惠东县一度成为全国的一个走私重点地区。[48] 不少企业也参加了走私活动,1996年6月10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审结广东湛江富力公司走私案,该案走私物品价值达10.4亿元人民币,偷逃关税和增值税达5.4亿多元。[49]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强辉,因放纵庇护走私,造成国家近亿元的损失,于1996年9月上旬被湛江市委勒令停职检查,同时被立案停职检查或移交司法机关侦查的还有该县打击走私办公室、工商局、公安局、农业银行遂溪支行的负责人等6人,其罪状主要是或与走私犯罪嫌疑人通谋,或为走私活动提供巨额资金(贷款)。[50] 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腐败官员获益极大,受惩率不到1/6,政府官员参与腐败活动支付的“机会成本”极低,导致海关官员参与走私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自1998年中国开始打击走私活动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关关长的倒台更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广东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海南三亚海关关长黄贵兴、浙江舟山关长陈立钧、杭州海关关长耿永祥、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等人贪污受贿的案件接连曝光,人们才了解中国的万里海关的官员们早已成了走私活动的保驾者。仅在2001年,全国海关系统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40起,303位官员因涉贪污腐败受到处分。[51]
    
     发生于1999年的“湛江特大走私案”,最生动地说明了政府官员在地下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湛江市委、市政府、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理、商检、港务等一切政府管理部门都参与了这一大案,涉案官员竟多达259人。[52] 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的汕头、普宁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这一案件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下发生的,一些基层政府领导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虚假企业服务;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虚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在犯罪分子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向海关人员送出的巨额现金数目。中纪委“807”工作组前后检查的1,142户企业中,827户是虚假企业,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占98.33%。[53] 震惊世界的厦门远华走私案被牵扯进去的官员的职务更高,人数更多,参与此案的政府官员有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官员共达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连中共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触目惊心。”
    
     至此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黑色经济活动在中国政府的打击中不断成长壮大,其原因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本人就是黑色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庇护者。这一点再次证明了中国的高度软政权化:官员们获取利益的前提就是破坏国家法律与官员们本应遵循的职业道德。
    
     七、地下经济泛滥的严重后果
    
     地下经济的泛滥使少数人得利,但是这少数人的得利是建立在全社会受损这一基础之上。经济学家忽视地下经济的存在,其结果使自己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严重失真。政府根据这些不实的数据和错误的理论去制定政策,只会使地下经济更加泛滥。
    
     概言之,地下经济的严重后果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概括:
    
     1、地下经济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干扰市场进入和退出规则的实施。地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往往没有经过规范的市场准入过程。如地下工厂以及走私贩私者,根本不具备市场主体资格,他们用非法手段进入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成本很低,更兼他们的利益是建立在消费者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其行为短期化的特徵很明显,通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捞足了就一走了之。正是由于他们的大量活动,整个市场秩序陷入混乱。
    
     2、地下经济严重打乱了人力、物力资源的分配,极大地嘲弄了以劳动生产率为本位的分配法则。使人们看到以投机或机会为本位的分配法则更有利可图。中国这些年来以机会为本位,凭借关系网和投机进行分配大行其道,就是黑色经济盛行的结果。
    
     3、黑色经济的大量存在是对政府和法律尊严的极大蔑视。由于黑色经济鼓励违法和投机取巧,最终导致守法者和违法者的收入出现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现在有句民谚,叫做“犯大法挣大钱,犯小法挣小钱,不犯法不挣钱”,就是针对守法者和违法者之间收入倒挂这种严重不公现象而发的。其结果是严重扭曲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毒害了社会心理,使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投机取巧,引导了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去干违法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迫在有限的国家财政中,不断增大惩治犯罪的公共支出投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4、使政府的统计数据严重失真。大量的黑色经济--黑色收入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分配和消费方面所公布的数据均蒙上了一层不可信的色彩。由于大家都觉得统计数字掺水。近十余年来,每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人大代表们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询,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则要按惯例发言,力陈数据的可靠性。2002年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国内,国际社会对此已产生普遍的怀疑。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降低黑色收入的最佳方法莫过于通过法律惩处来加大犯罪的经济成本,使犯罪变得无利可图,进而达到减少或制止犯罪的目的。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S .贝克,就是因他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摘取经济学研究桂冠。
    
     与同时代经济学家有着显著区别的是,贝克研究分析的社会问题常超出一般经济学家考虑范围之外。他在其名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集中论述了罪与罚,亦即犯罪行为和对付犯罪的公共政策问题。贝克根据自己对社会犯罪行为的长期观察,认为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预期犯罪收益大于成本,所以犯罪是在权衡各种谋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以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贝克因此提出,对付违法行为的最优公共政策就是提高违法成本,使违法“不合算”。
    
     贝克认为,一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等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二是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由于一个人把一部份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由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即为犯罪的机会成本。三是处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被判处刑罚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一流的罪犯就是用最小的犯罪成本获得最大的犯罪收益,而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则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公共政策,使罪犯的犯罪成本最大化,最后达到减少犯罪率的目标。鉴于此,贝克特别强调,一个人犯罪以后被捕的概率比监禁期限有更大的阻遏犯罪作用。
    
     借用贝克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状,会发现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黑社会力量渗透社会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上述那种官黑结合的直接结果是大大降低犯罪成本,使犯罪分子的受惩罚概率降到最低。而只要犯罪成本低于守法的成本,那么“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还会存在,黑色经济活动就不会停止。本章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黑结合的结果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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