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东：中国大旱与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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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东：中国大旱与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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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29日转载)      西南大旱，温总理下到干枯的河床神态穆纳，为节水，竟不肯喝百姓为他冲的茶。温总理亲民爱民，这百姓都有体会，百姓也认可，但作为总理，安慰百姓不是责任，防患于未然才是责任。

     　　2004年，美国国防部委托GBN公司完成一份报告预测，2010年前后中国西南地区将出现大旱，为此《中国青年报》还作了报道，但报纸同时转述国内气象专家的表述：“GBN预测的情景发生的可能几乎为零。”专家的评价给这篇报道的作用真的归于零，使这篇本应警示人们的资料变成了美国的某种企图。专家不认可，政府嘲笑，老百姓便当成一缕清风。但六年后事情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六千多万人面临缺水，农作物大面积绝产，荷塘干枯，井底无水，所有的水利工程全部作废，据预报大旱还将继续，而这一切我们却没有丝毫准备。 (博讯 boxun.com)

     　　政府的职责是为民服务，为民服务就要防患未然，不然百姓为什么拿出辛苦钱来养活政府，百姓不就是图个安心吗。《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是正确的，但我不知当时报道的记者采访了多少专家、采访了哪些专家？有没有支持美国报告的专家？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没有透漏。我想当时肯定会有支持美国报告的专家，但这样专家的声音肯定是发不出来的，因为一旦专家的领导做了结论，那报纸只能发表官方的言论，而这种言论是压倒一切的。这是中国的悲哀。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言论自由开放的国家，我们的媒体不是被一方把持，而是可以代表各个方面的利益，可以以自己的事实开展报道评论，可以不以长官、政府的意志为转移，那六年前美国的这份报告可能就会被炒作起来，炒作的结果就是让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事，都知道了就可以辩论，就可以研究，就可以防范。这难道不是教训吗？2004年，正是温总理新任总理第二年。记得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忧患”，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忧患意识，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但怎么才能“忧患”呢？让谁去“忧患”呢？这却是个问题。“忧患”在一个专制政体里并不容易，“忧患”要有制度的设计和环境的特许，因为“忧患”就是挑毛病、就是揭问题、就是指缺点、就是“不保持一致”，而这些都是被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所不容的。关键在那里呢？关键就在我们的制度，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就是制度问题，就是要改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就是要让这个社会有言论自由的机制和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制。

     　　言论自由有什么不好？统治者为何如此惧怕？其它国家不怕，为什么就我们怕？“说话天是塌不下来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统治者连言论都不敢放开，连让老百姓说点不同意见都不敢，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有希望吗？大旱总会过去的，但我们可能还会面临其他灾难，面临其他困难，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和言论环境，如果不让这个社会充满争论并阐发出思想的火花，如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不能得以行使，那我们必将遭受更大的灾难，而且这灾难还将蔓延到全世界和全人类。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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