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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我们该如何纪念二战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2日 转载)
      仇恨是毒药,是毒害人的心智的毒药,也是毒害一个国家心智的毒药。 宽容是医治创伤和人性的良药: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
         纪念二战应以宣扬和平和爱为目标,而不应以宣仇为目标;纪念二战应以对战争的反对、对人类遭受战争伤害的悲悼为目标,而不应过分地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宣扬对另一个国家的仇恨、培养敌视心态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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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日本成立了一个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反日”照片的超党派议员联盟,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如果是想掩盖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反击,如果是想让我们忘记那段血泪历史,我们当然要反击,如果是想让我们不再纪念二战,那我们要反击,如果是想让我们放弃控诉二战历史的权利,那我们要反击。如果是出于中日两国友好未来,我觉得他们的说法也未必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各地的二战纪念宣传,利用各种声光技术、照片技术,写实地再现各种日本人的兽性行为:杀戮、奸淫等等,这种强刺激的宣传,看得出来,多以“宣仇”为基本目的,这种宣仇式纪念,对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参观者没有什么正面意义,相反,负面意义倒是很大。这会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仇恨,他们得到的教育不会是:“战争是人类灾难,全人类的悲剧,要避免战争。”恰恰相反,他们得到的教育是:我们要强大,要强大到通过战争保护自己,我们要强大,强大到敌人不敢来侵害我们,我们要强大,强大到在未来的战争中能够杀尽敌人。
         这种宣传不会让他们真正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反人类性质,相反,会让他们渴望一场“正义”的“复仇”的战争——他们变得好战,而且残暴,因为他们已经反复地仔细地看了敌人是如何地残暴,他们相信——只有比敌人更残暴,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们”才会胜利。
         宣仇式二战纪念,让中国的二战纪念完全变了味:它变成了直接的反日宣传,仇日宣传。它让我们看不到:日本人民也是二战的牺牲品,在战争中受伤的是整个人类。
         任何二战纪念和宣传都应以宣扬爱、和平为目的,而宣仇式的纪念是反人类的:这种纪念的恶果如今正在当下的年轻人中显露,他们狭隘好斗的心胸,视仇恨为荣耀的心态,就是这种宣传种下的恶果。他们是半个世纪以来仇日宣传种下的恶胎。
         目前各地二战纪念展出的大量血腥图片,不利于“人性”教育,尤其不利于广大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类观、战争观,让他们直接看那些血腥图片容易伤害他们的心灵、心智。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参观过无数的二战纪念馆,那些国家都是深重地受到二战伤害的,他们受伤的程度不比我们轻,但是,在他们的纪念馆中,很少看到这种鲜血淋漓的照片。孩子还年少,应该让他们在对二战的纪念中知道:人类最终是善的,人类是美好的,明天是和平的,我们要珍惜和平,保卫和平。我写过《英国人怎样纪念二战》的
        文章,我们应该向英国人学习二战已经过去50年了,我们应该学习南亚各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纪念二战的经验,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仇日的情绪,相反他们和日本相处很好。我们也应该学习法国和英国的经验,他们没有仇德的情绪,他们和德国合作得很好。5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天天说:我们落后是因为日本侵略造成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修补好创伤。
         仇恨是毒药,是毒害人的心智的毒药,也是毒害一个国家的心智的毒药。
         一战失败之后的德国,正是被仇恨毒害,才再次发动了二战。而从这个教训我们也应该知道:对一个发动过战争的国家的惩罚以及道德蔑视、指责应该有限度,越过限度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不应该用罪人的方式来对待罪人:反复地要求一个罪人道歉,用羞辱他们的方式(要求他们下跪)“教育”罪人,都是不正确的,岂不知,在这之中,我们是犯了和罪人同样的过。
         宽容是医治创伤和人性的良药: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
         纪念二战应以宣扬和平和爱为目标,而不应以宣仇为目标;纪念二战应以对战争的反对、对人类遭受战争伤害的悲悼为目标,而不应过分地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宣扬对另一个国家的仇恨、培养敌视心态为目标。
        
         又,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内战?我们应立一块“内战纪念碑”
        
         20世纪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内战。1917至1927年、1931年至1935、1946年至1949年之内战,无不是惨烈人寰,重伤民族元气的大战争。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方式,真正纪念过这些战争:我不是说那些为歌颂胜利者而作的纪念,我说的是,真正民族整体立场上,为战胜和战败的双方的死难者,战场上直接的和战场后间接的死难者,为这个民族用战争这种方式解决内部纷争造成的内部分裂和创伤而作的纪念,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没有。
        当年的内战已经发生了,双方的对错自有历史公论,今天,我们纪念内战如果还处于当初的见识之中,要为双方分一个胜负、对错、正邪,把当时的恩怨情愁计较个清清楚楚,那么我们的纪念就没有真正达到纪念的目的--教育后人不要兄弟自残、亲人屠戮,教育后人以民族团结,兄弟和睦,热爱和珍惜今天的和平,不要用战争的手段去解决纷争,尤其是内部纷争。
        当年,川军是打内战闻名的,大小400余战,自相残杀,但是,抗战之初,川军将士即纷纷请缨参战,川军将领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川军一二二师从师长王铭章始,全师五千余人,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川军一三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
         一个民族,有时候会迷路,会内讧,但是打内战的也不定都是坏孩子,他们也可能都是好男儿。如果我们跳出当年的恩怨,站在历史和后来者的立场看,对于内战,我们真正要纪念的并不是战争的胜负,而是战争这种方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求助于内战解决问题,而有无限的理由求助于和平谈判来解决纷争。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人,他们怎么纪念1861年到1865年之间的内战?葛提斯堡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南部小镇,美国内战的转折点葛提斯堡战役一共打了三天(1863年7月1日至3日),死伤人数达到5万人。如今美国人怎么纪念这场战役?整个战场基本保持了原样,南方北方阵地上都有大炮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在当年北方战线这一边,主要是纪念北方军队的,当年南方战线那一边,则主要是纪念南方阵亡士兵的。
        “形状各异年代不同的纪念碑上都刻有阵亡官兵的单位和来自哪个州以及主要军官的姓名。双方阵亡将士都得到后人的纪念”。
        他们不仅仅纪念北方的死难战士,也纪念南方的战士 --因为这是一场内战。葛提斯堡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林肯当年演讲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还回响着林肯当年 “民有、民治、民享”呼声。--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么?我想,应该有,在“民有、民治、民享”这个基础上,也许我们才能真正避免内战,“民有、民治、民享” 之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用和平的方式、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而不是依靠内战,也只有“民有、民治、民享”之民族,才能以反思战争、反对战争的方式纪念内战。
         随着连战两次来大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已经拉开序幕,它已经为我们反思半个世纪之前那场内战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内战纪念碑”,纪念双方死难的将士,让我们的后人记住那场战争,永远地憎恶战争,渴望和平。也只有这样,台海的和平才有基础—— 否则另一场战争也许就在眼前。
        
        
         我请求,所有爱国的人、咒骂我的人,都拿出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提的这个问题。 也许“以血还血”、“以仇记仇”在现实中更有效,也许我的所谓宽容、和解只是说了一个书呆子的昏话,果真如此,也请大家原谅。
         纪念二战可以从民族矛盾的角度、反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角度、中西意识形态冲突的角度、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真假抗日功过是非的角度,也可以有其他的角度:比如全人类的角度、比如和解的角度等等。
         如果日本人有能力理解他们那些来中国认罪、谢罪、道歉的国人——没有说他们是日奸、卖国贼,那么,我想我们中国人也一定有能力,谅解一个在中国说了一点儿关于“原谅罪人”、“爱仇敌”的昏话的书呆子。我所说的“宽容”、“爱”、“和解”并不是要抹杀历史,我只是说:仇恨是记住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宽容”、 “爱”、“和解”也可以是记住历史的方式——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它是错误的方式,但是,远不足以至误国、害国、卖国的地步。
       要不要纪念二战?要。要时时、处处纪念。国家要纪念、家庭要纪念、个人要纪念,时时、处处。就像欧洲做的那样。
         我反对的只是宣扬仇恨的纪念——把纪念二战变成宣仇,就背离了纪念的宗旨;我们也不要指向反日的纪念——把二战纪念变成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的反对,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反对,就背离了纪念的宗旨;我们要反思过去“宣传”式纪念,冷战思维对我们纪念二战的方式影响很深。
         二战的纪念要多一点对死者的悲悼、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渴求,对人类善战胜恶的信念的歌咏——多一点从全人类角度的纪念。纪念二战对于中国来说,让人们记住日本当年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很重要,但是,同样也应该让人们知道人类在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方面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仅包括被侵害国的人民,也包括了德国、日本等侵害国爱和平的人民。从个人、民族、国家角度的纪念很重要,从人类角度的纪念同样重要。二战纪念应该激发怜悯的情感、和解的情感、悲悼的情感、人类爱的情感、渴
        慕和平的情感,而不是相反。
         今日纪念二战,不应仅仅停留在“抗日”的层面上。“抗日”是战时的必要精神,伟大精神,同样宽容、和解,并且用宽容和解的心态来帮助、敦促日本从军国主义泥淖中解脱出来,是战后时代必要的精神。纪念二战不能只停留在中西方对峙的冷战思维上,也不能停留在对国、共两个战线功绩的评断上。没有战后的“宽容”、 “和解”,我们就无法保住二战胜利的果实,就无法保证和平的局面,无法避免再次发生战争,那才是真正地对不起那些在二战中死难的中国人。我相信那些在二战中死去的国人,那些英勇奋战的国人,他们的在天之灵并不要我们和日本再开一战,并不要我们永远地仇恨日本,在下一次战争中战败日本、消灭日本。我说要宽容、要和解,不是想抹杀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全世界犯下的罪行。恰恰相反,我是因为记得他们有罪,才提倡宽容。提倡宽容、和解,我的前提是我们记着他们的罪,知道他们的罪需要我们的宽容、和解来救赎。
         反过来,我要说的是:只有在宽容与和解中记住日本当年的罪,这种记住才构成对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真正“解放”,从受伤和受害情绪中真正解脱。
         中国在二战中是战胜国,中国的几代政治家在许多方面做得很有前瞻性,对日本表现了战胜国的大宽容,实现与日本的国家和解,我们的人民同样有这样的风范。 “宽容”、“和解”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高的地位、高多的尊重、更大的生存空间。对我们国家有利。只有宽容能够赢得宽容,和解能赢得和解,而仇恨只会赢得仇恨。
         事实上,我们要多观察美国处理战后美日关系的方式,多观察新加坡等国战后处理其与日本关系的方式。他们与日本的和解不是因为他们受日本的危害没有我们深 ——屠戮生灵之害万劫不复哪里有深浅。我相信我们受害最深,也因为受害最深,我们对宽容与和解的需要才更多。
         我是出于对我的国家的爱,以一介匹夫之身份来议论这个问题的,我永远地热爱我的国家。我不会卖国,也不会做汉奸。我相信:提倡以爱和和平的精神为中心的纪念二战的方式、反对以宣仇和“反日”为中心的纪念二战的方式,“够不上”卖国和汉奸的罪。
        中国和日本有旧仇,仇深似海,这个谁也不能否认,谁否认就是没良知。日本在二战中对我们犯下了滔天之罪,这个谁也不能否认,谁否认就是没有良知。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住日本的二战之罪:这个谁也不能否认,谁否认就是没有良知。我们要时时、处处纪念、提醒国人注意日本的二战之罪,这个谁也不能反对,谁反对就是没有良知。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应该指向爱与和解。只有它们指向的是爱与和解时,这一切的纪念、记住都才有价值。
         旧仇,不能变成新恨,不能用仇恨来纪念仇恨,旧仇是真实的,旧仇变成新恨的心态,却是不好的。我之所以要求中国人以“宽容”,不是想否认日本当初为孽中国的事情,我是想寻找一种对待这罪孽的新路。不能再恨下去了,应该和解。这是纪念二战的
        最好的方法,也是回避战争避免杀戮的最好方法。
         纪念二战,应该摆脱“摆脱”仇恨情结。不能只从爱国主义角度来纪念二战。军国主义犯下的是反人类的罪:军国主义者也爱国,但是,他们的爱国侵犯了人类的整体利益。纪念二战,更不能仅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进行,军国主义者大多是民族主义者。如果纪念二战,我们得出的是要复仇,要把日本消灭,那么我们就彻底地纪念错了,我们就根本没有从二战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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