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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鳴︰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思想?/陈凯博客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2日 转载)
    陈凯一语: Kai Chen's Words: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博讯 boxun.com)

    
    那些在鉴别中国文化是不走“极端”的人其实是在走腐儒“中庸”的极端。 将带有豆粒的粪便说成是营养,而将带有谷糠的面包说成是与粪便一样的糟粕是中国的人们“灵残智残”的写照。 --- 陈凯
    
    Barry Goldwater once said that in pursuit of freedom, extremism is not a vice and in rendering justice, moderation is not a virtue. Chinese culture of "middle of the road" is only a reflection of extreme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soul and mind. --- Ka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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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鳴︰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思想?
    
    Why have Chinese crippled their own mind/soul?
    
    發現中國歷史(三三)——思想“不走極端”,永遠不會有思想
    
    作者 : 黎鳴 2010-05-12 12:00 AM
    
     說中國人沒有思想,這個結論太絕對,任何中國人都不可能接受。但是通觀中國歷史,這又是一個我們不能不接受的“苦果”,而兩千多年來,中國人也的確沒有一部真正像樣的思想史,而惟一只有儒家的非思想史,無思想史,反思想史,害思想史。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首先弄清楚,究竟什麼是“思想”?
    
    現在看來,思想必須與信息相關,必須具有新增的內涵,誠如情報與信息之間的差別,如果沒有新的內容產生,即不能夠稱之為信息,而只能稱之為情報,甚至是毫無價值的情報。說白了,信息必須是創造性的,因此思想也必須是創造性的。如果任何一個人的“思考”均不能夠產生新的內涵,而全都只能是日常話題的重重復復,顛來倒去,那就只能認為所有的這些所謂的“思考”,的確是沒有“思想”。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思考,在孔儒的精神壟斷之下,基本上就是如此沒有“思想”,甚至幾乎是完全地喪失了“思想”。中國人如果還不能認識到這一點,還要繼續堅持孔儒的精神壟斷,中國人真是沒有任何一點希望了。
    
    說中國人沒有思想,這應該是一個歷史的話題,或者說是從中國歷史的考察之中發現的問題,而不是僅僅針對某一個,或某一些中國人的話題。事實上,歷史學界一直所揭露的有關中國歷史嚴重停滯發展的問題,其實質上也即是“中國人沒有思想”的問題,或者換言之,中國人的思考產生不了新鮮事物的問題。因為只有產生不了新鮮事物的歷史才是真正嚴重文明停滯的歷史。
    
    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思想呢?這個問題,如果真要全面地進行回答,應該是一本書的內容。我今天的文章將只從一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國人思維的傳統習慣談起。
    
    什麼是習慣?物理學上稱作“慣性”,如果一個物體的“慣性”太大,那麼想要改變它的運動就將必須從外部加上非常大的力量。至于說人的思維的習慣性太強,那情形也類似,就必須不僅需要加上外力,或許更重要的是必須從人的內在精神性上作出更巨大的努力。我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個中國人普遍的思維“習慣”性的問題,形成了“中國人沒有思想”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國人究竟具有一個什麼樣的思維“習慣”呢?孔儒壟斷了中國人的精神意識兩千多年,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基本上就是孔儒的意識形態——思維的習慣,說得更具體一點,即孔儒的傳統“經典”——“四書五經”的思維習慣。為了論述的簡便,我們僅拿其中《四書》中的一本來說,例如《中庸》所造成的中國人的思維習慣。
    
    “中庸”的一個最普遍的解釋,即是永遠都“不要走極端”。其實,“不走極端”並不總是正確的。大家可能記得,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也曾談到過中國人絕對地否定“絕對”觀念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兩個基本上相同的問題,因為“絕對”與“走極端”基本上同義。而“走極端”顯然就是反“中庸”。中國人永遠不“走極端”,實際上就是中國人永遠都擁護“中庸”。然而,我要告訴我親愛的同胞,中國人永遠擁護“中庸”的習慣,恰恰成了“中國人沒有思想”的最重要的歷史根源之一。為什麼這麼說?
    
    眾所周知,我曾談到人類總共有三種“活動”︰言說、行為和思考。不走極端,對于行為來說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即使對于言說來說也不必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言說在更多的時候反映的是思想),然而對于思考來說卻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什麼?因為人類的思考恰恰需要絕對的自由,尤其人類的思考如果想要發現真理的終極目標的話,那就更是必須“走極端”,也即必須完全絕對地抽象、獨立、惟一,說白了是完全絕對的“自由”,如果不走極端,就將不可能發現任何真理,因為真理本身的確是存在于客觀、必然、絕對、惟一的狀態之中的。
    
    我告訴我親愛的同胞們一個奧秘,凡是能夠稱作真理的命題,幾乎全都是不能不“走極端”的言說,或者說,真理話題本身即是一個個“極端”的言說,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走極端的言說,它根本就成不了真理。這從真理的屬性也可以看到︰惟一性、客觀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絕對性。這同時也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歷史問題︰由于中國人永遠都只講“中庸”,而且更是無論什麼場合,無論言說、行為、思考,全都必須講“中庸”,實際上也就是永遠在所有的方面都不允許“走極端”,所以中國人永遠都發現不了真理,無論什麼真理。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中國人確實是一個沒有發現過任何真理的民族,無論物理的真理、倫理的真理還是心理的真理,迄今為止,這些真理全都是西方人發現的,全都與中國人無關。
    
    這從如下的一個事實也可以獲得驗證︰凡是自然科學,幾乎全都必須運用數學。為什麼科學必須運用數學呢?因為只有數學才具有上述屬于真理的諸種屬性︰惟一性、客觀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絕對性。學習自然科學的人們都知道,自然科學的真理多數都是通過數學公式來加以表述的。中國人沒有發明具有惟一性、客觀性、普遍性、抽象性、絕對性的數學,當然更沒有發明具有上述種種屬性的自然科學。上述的種種屬性,至少其中的惟一性和絕對性是必須通過“走極端”的思維才可能達到的,實際上,從現代思維科學的角度來看,其他的屬性︰客觀性、必然性、普遍性和抽象性也一樣,如果沒有思維的絕對的自由,所有上述的種種事物的屬性都將是不可能被發現並達到的。
    
    孔儒的“中庸”原本就是“無知”的托辭。這很容易理解,因為任何事物,如果不能清楚地知道兩“端”,將如何可能保證取得真正的“中”間呢?事實上,我們認識任何事物,如果我們不能達到如同數學般的“精確”,我們也應該盡可能獲得現實的“準確”,再退一步,至少至少我們也應該獲得一個“定性”的“明確”。如果我們連最起碼的定性的“明確”都認識不到,我們就應該承認自己的無知,而決不是拿出什麼“中庸”的“托辭”來騙人。關于《中庸》,我在前面已經有文章進行過具體的批判,它根本就不是哲學,因為它根本就是反邏輯、反真理、反真實、反真誠的鄉願之談。現代所謂的第三期“新儒家”,把《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視為至寶,他們的“哲學”,說一句不好听的話,全都是“冒牌貨”,根本就沒有半點可以稱作“哲學”的依據。全中國,包括海外,竟然還有那麼多的人們听從他們的胡說,真是愚昧之極。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理解,一味堅持“不走極端”,或“中庸”的態度,顯然是極其錯誤的。令人痛苦的是,中國人堅持孔儒的“中庸”態度兩千多年,事實上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惡果︰中國人沒有思想。由于中國人沒有思想,所以中國人沒有進步,而惟一只有歷史的停滯。上面的討論還只僅僅涉及“中庸”,而並沒有談到“大學”、“論語”和“孟子”,更還有“五經”,實際上它們與“中庸”一樣,同都是中國人思維的有形的“桎梏”。
    
    有人會說,孔儒的“中庸”只涉及做人,而不涉及做事;對于“做人”來說,“中庸”還是需要的。
    
    孔儒的“做人”和“做事”的分類原本就是非常荒唐的。“做人”和“做事”能夠分得開來嗎?不同于這種分類,我把無論“做人”和“做事”全分為三類︰說話、行為和思考。對于“做人”來說,說話、行為和思考的對象是人,對于“做事”來說,說話、行為和思考的對象是事或物,而對于人自身來說,他只需要具備說話、行為和思考的基本能力,掌握好說話、行為和思考的基本的“質”、“量”、“度”,他就無論“做人”或“做事”,將都會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要告訴我親愛的同胞,孔丘及其儒家的教人“做人”的教育是絕對錯誤的,在這里,孔儒反而在行為上自己“走了極端”,自己反了“中庸”,包括就像孔丘在“義”和“利”之間單單只取“義”而完全排斥“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樣,同都是在行為上的走“極端”。而行為上的走“極端”才是真正有害的,行為上的確應該保持“中庸”,但是行為的“中庸”,卻恰恰是在言說和思考允許乃至不能不“走極端”,也即反“中庸”的情況之下才是可能做得到的。如果沒有言論和思想的“極端的”自由,也即允許人們的“走極端”,人類的行為就將永遠都只能在混沌之中胡來,而絕對不可能會達到真正行為的相對的“中庸”。中國人漫長的歷史正是這種嚴重地缺乏“言論和思想的自由”的歷史,所以中國人的行為的歷史也就只能永遠都是在混沌之中“胡來”的歷史,這正是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只能“停滯不前”的最根本的原因。
    
    回到我們本文的主題,我要正告我親愛的同胞︰我們的思維需要絕對的自由,為了追求真理,我們必須學會“走極端”的“抽象”,我們必須學會“走極端”的“客觀”、我們必須學會“走極端”的“必然”和“普遍”,從而最後達到真正“絕對”、“必然”的“惟一”。我要告訴我親愛的同胞,自然科學中的真理正是如此“走極端”的思維取得的,例如物質能量的守恆、萬有引力規律、物質的分子、原子組成的規律、生命的基因密碼規律,等等;社會科學中的真理也是“走極端”思維取得的,例如社會中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言論的自由、人人行為的自主、人人思想的自由,等等;心理科學中的真理也是“走極端”思維取得的,例如人人“真、善、美”心理追求的均衡規律,等等。
    
    關于“走極端”的問題,我最後的結論是︰思維需要“走極端”,也即需要絕對的自由;說話允許“走極端”,同樣需要絕對的自由,雖然與思維不同,說話的絕對自由是先驗自然(有界)的自由,這里的“界”不是外界的“界”,而是說話者自身認同社會公共意志的自界,也即關于言論,一般而言只需要道德審判(例如輿論的譴責,至于如果言論“泄露了國家機密”,這已經牽涉到行為,而不僅僅是言論的問題了),而不需要法律審判;思維的絕對自由是超驗無界的自由,它永遠是人們自身永恆的權利,無需任何審判,除非它有所流露,語言的流露需要道德審判,行為的流露,尤其產生了後果,則必需法律審判。為什麼它們的“自由”同都屬于“絕對”?因為它們同都區別于行為,只有行為才必須是完全相對的。人類的行為必須盡量避免“走極端”,而這個避免“走極端”的底線也決不是什麼混沌的“中庸”,而必須是明確的“法律”。
    
    孔儒傳統的意識形態一方面籠統地要求中國人“不走極端”,要求“中庸”,另一方面卻又在事實上自身的行為中“走極端”,要求中國人“三畏”、“四非”,運用強制的“極端”限制中國人的言論以及思維。孔儒在漫長的歷史之中事實上一直都在慫恿統治者行為上“走極端”,慫恿他們非人道地嚴禁中國人言論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而孔儒自己也同樣在“做人”和“做事”之間“走極端”(只取“做人”,而不取“做事”),在“取義”和“取利”之間走“極端”(只取“義”而不取“利,而事實上他們真是不取“利”嗎?騙人而已),很顯然,他們走的是“騙人”的“極端”,在這里,他們根本就毫無任何“中庸”可言,顯然可見,“中庸”之論原本就是他們的騙人之談,而根本就毫無任何真理可言。所以孔儒的“中庸”實質上也是他們無知的“托辭”。
    
    正是因為上述的種種,孔儒的“中庸”的騙人之論事實上讓中國人喪失了思想的能力,喪失了思想的歷史,甚至更喪失了思想的權利。這究竟是誰之罪?難道僅僅是歷代的統治者們的“行為”之“罪”麼?孔丘及其儒家所提供的全部意識形態,包括他們所提供的所有的“經典”——“言說”和“思考”,難道就沒有(已經形成嚴重歷史後果的)“罪”麼?完全可以斷言,實際上它們全都是對于中國人精神意識——“言說”和“思考”的“毒害”。這種“毒害”的罪惡簡直罄竹難書。
    
    在我看來,所有孔儒的“經典”,惟一只有古代歷史的價值,或至多還有一點點古代文學的價值,而根本就沒有任何涉及思想——哲學——人學的精神價值。正是因此,孔儒壟斷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兩千多年的歷史結果,只能是導致“中國人沒有思想”,而且更糟糕的是造成中國人根本就不會思想,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什麼才是人類真正的思想。
    
    那些一直為孔儒辯護的人們的頭腦,我真不想詛咒它們,以其說它們“笨如豬”,還不如說它們“僵如石”。中國人的沒有思想,今天即完全表現在這些人們的身上。我既惋惜他們,又悲憫他們,這都是我親愛的中國同胞啊!!!(2010,3,27)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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