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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民:《我的宣言》(2)我看中共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28日 来稿)
    二、我看中共
    
     2、1 中共的建立和早期活动 (博讯 boxun.com)

    
     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政权完全不是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由外国人带着外国的种子在中国土地上强行种植的结果,而且所用的底肥和追肥也是外国的。
    
    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会上,列宁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在欧洲并没有如他当初企盼的那样,在他发动十月革命夺权以后,各国无产阶级就会跟着发动革命;而且他在欧洲各国“引爆革命”的努力也毫无效果,所以列宁只好把目标转向中国。他根本不顾中国的国情,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只是为了他那罪恶的目的,采用欺骗宣传和直接派特务发展组织的卑鄙手段,一定要把中国拉向他一边。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进步人士都认为必须学习西方,无论是改良派、君主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承认这一点。日本就是学习西方成功的榜样。中国革命人士在久经挫折后,终于在1912年建立了符合世界现代民主理念的中华民国。但到1919年中华民国还很脆弱,现代工业还只有一点点起步,无产阶级人口远不到千分之一,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也根本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条件。可是列宁根本不顾这一切。
    
    早在1919年,列宁的第三共产国际就派了很多人来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李大钊接触过的就有:布尔特曼、缪勒尔、柏烈伟(又名鲍立威、布鲁威、百禄威)、伊万诺夫(伊文、伊法尔)、波波夫、波波塔夫、荷荷诺夫金(霍乐勤)等。他们还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提供了《共产主义ABC》等很多马克思主义读物。1920年3月有一个叫维京斯基(中文名吴廷康、魏琴、卫金)的率领一个俄共小组来华,先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后去上海找到陈独秀,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还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1年6月3日,为了中共建党,“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赤色职工国际”指派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的23岁俄国青年,列宁派了曾经当过自己政治秘书的马林(原名斯内夫列特,荷兰籍)一起来华,7月23日在上海、其后在嘉兴南湖主持召开了中共一大。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只有13个,大多年轻,最小的19岁。毛泽东在1942年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英租界召开了中共二大,出席会议的12人,其中包括维京斯基的翻译——俄国籍华人杨明斋。会议通过了党章、一个宣言和8个决议,其中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这个决议中,附有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21条。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完全归共产国际远东局管,是它下面的一个支部,直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为止。在这21条中有9个“凡是”。后来反映突出、使陈独秀大为恼火的“两个凡是”为: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决议都必须执行。可以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这个“21条”的卖国性质并不亚于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 “21条”;不同的是:袁世凯是在日本武力威逼之下拖延了四个多月,才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不得已签下条约的,而中共纯粹是“欣然接受”,毫无顾忌。
    
    中共的三大、四大、五大都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并作指示,中共六大更是秘密地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领导人的选定也主要是共产国际说了算。中共的方针政策、行动计划、宣传口号也都是共产国际定下的。中共的活动经费也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在中共三大会上陈独秀曾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中国的共产党人把中国的政治事务全权交给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有人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统计,“仅在1923年到1927年的五年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达110多次,作出了730多个决定。” 中国的政治事务怎么能让外国作决定呢?一个外国政府又怎么敢公然把中国的国事当作它自己的内务一样管理呢?就是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也不至于这样越俎代庖。这些中共人士也不是不知道在历史上俄国是侵略中国最厉害的强盗。
    
    从以上事实可见,共产党不但一开始就里通外国,而且完全是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拱手送给了苏俄帝国,自己当了可恶的汉奸、内贼,成了列宁、斯大林扭转中国发展方向的走狗。
    
    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本是中华民国政府和改旗易帜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司令的张学良将军决心收回由苏俄控制的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国内铁路主权的爱国之举,本应受到中国国民的支持和拥护。可是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打倒中国”的标语口号,在东北到处挂起斯大林的画像。1929年9月共产国际又向中共发来命令说:“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在这一事件中,刘少奇表现得十分卖力,他全力以赴发动和组织工人反对中国、支持苏俄。由此一点看来,1980年5月17日对刘少奇的平反其实不平也可,因为他虽然不算共产党的叛徒、内奸、工贼,却完完全全、正正实实地充当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的叛徒、内奸、工贼。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会上,共产国际安排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要打国民党的旗帜,争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夺取国民党的群众,发展自己。当时的一把手陈独秀不赞成这种做法也不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 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发出指示,要求把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必须“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土地并将其无偿地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毛泽东正就是根据这些“上级指示”不折不扣地开展革命运动的。他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接着是大力发动农民运动,实行“一切权利归农会”。到1926年6月农民运动遍及17个省的200多个县,农会会员915万多人。杀了不少“土豪劣绅”,也杀了一些西方传教士。“蔡和森的家乡湘乡县是全国最激进的一个县,传教士被强令离开家里,20多人被农民协会在‘人民权力’的名义下枪毙了。”【 Dick Wilson:《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P.82】。毛泽东于1927年2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就是他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汇报。几个月后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运动倒过来又在湖南杀了一万多共产党员和跟着造反的农民。这样一折腾就在中国农村人为地制造了“你死我活的阶级仇恨”。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利用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处开展工人罢工、建立纠察队,周恩来等还在上海组织和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时间分别是:1926.10.23;1927.2.21;1927.3.21。其中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后占领了上海。实际上,中共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中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是和所进行的武装起义一样,仅仅是为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工厂、农村进行运动的实质就是“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蒙骗人们为共产党的罪恶目标卖命。
    
    由于在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失算,他为了争取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而把斯大林的指示档(“五月指示”)递给汪看了,这才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识破了苏俄让共产党员打进国民党内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阴谋,知道了中共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从而发生了共产党所说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此后有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杀人太多、滥杀无辜,在共产党的极力渲染下,很多知识分子因此转向“革命”。
    
    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共产党沿着湘赣边区山脉往南流窜。与一般落草为寇的土匪不同的是,中共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们持枪抢夺比较富裕的农民的财产分给穷人,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告诉他们“革命道理”:你们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富人剥削了你们,他们不劳动,专吃你们的,这很不合理,但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要维护这种不合理制度,所以只要你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这个政府,建立新中国,穷人就可以翻身得解放,做国家主人,以后还会进入共产主义美好社会。再穷再愚的人只要有强人多次当面赞扬,说他如何如何有道理,他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道理;说他如何如何伟大,他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伟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很有效果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江西、福建的多山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几万至十几万人(也有说是20万、30万)的军队。实际上红军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土匪,无法无天,祸国殃民。在红军中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跟随。
    
    在1931年11月7日这个苏联国庆节日里,在中华民国的江西省和福建省的边界区,中共建起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个有宪法、有军队、有政府、有首都的完整的苏俄式国家,是第二个中国,首都就是瑞金,当时改名叫瑞京。很显然:共产党多年来在城市里组织工人罢工、起义,在农村发动农民斗地主,挑起阶级斗争,其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改善中国工人农民的境况,而是仅仅为了要在中国颠覆中华民国,建立这个“苏维埃”。
    
    1934年10月被政府军打败以后,红军往西逃窜,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一直随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这个便于接受苏俄援助的好地方。中共把这一段历史叫作“二万五千里长征”,其目的说是为了“北上抗日”。
    
    共产党是一个世界性组织,它的目标是不可改变的,只要共产党的组织没有根除,它就会抓住机会发展壮大,并最终实现其目标;为了达到目标,他们会采取各种欺骗宣传,利用间谍、特务等各种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共都沾了很大便宜,很多国军将领和官员的政治秘书是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总部和中统特务机关总部都有共产党员,国军的电报多被共军截获,军事秘密都被中共掌握。而共军的电报一次也没有被国军截获。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共一直没有参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一直在保存实力、扩大根据地、争取群众和发展组织。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无祖国”;民族之间的战争,归根到底也是阶级斗争。中共后来在学校政治教学中说过:抗日战争在实质上就是日本统治阶级勾结中国统治阶级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所以共产党的基本教义就决定了:它并不在乎什么国家不国家、民族不民族,它只追求削弱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就是列宁利用了俄国在一战末期疲弱不堪时趁机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
    
    蒋介石是对共产主义最有研究、对共产党认识最深透的人。他曾说过“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之日,就是中华文化毁灭之时”。他看到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道路,另一条是毛泽东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所以他想在开展大规模抗日战争之前,先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曾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 提出过抗日战争中要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这本来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建国方略中就拟定建国分三步走,当时只到训政时期,还没有进入宪政时期,还不能像美国一样实行那么多自由和民主。
    
    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政府能不能战胜共产党,还不一定;也就是说中国究竟会走西方的民主政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还不一定。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苏联和美国的态度。苏联是中共的后台老板,始终全力支持中共,特别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完全控制了东北,肆无忌惮地支持中共对付国军,把缴获的日军武器都给了中共;而且苏联与中共之间很多交易是秘密进行的,外界不得而知。而美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系却是另一回事。美国的总统、国务卿和多数来华官员都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特殊性质没有深刻认识,只把共产党看作一般政党,他们总以美国的民主标准看待中国问题,对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花言巧语和《新华日报》的宣传都信以为真,很有好感;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主要伴随战乱而来的混乱落后现象很反感,很厌恶。所以多数美方官员主张将武器和物资援助延安,而不想给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坚持不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地盘的情况下,美国强求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蒋介石不答应就被说成是独裁、专制。以至于在1946年7月29日至1948年11月这一战争的关键时段,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行了全面的武器禁运【(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P239】。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在客观效果上正好配合了苏联,一起将中国的发展方向从中华民国的民主道路改变到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方向,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有香港学者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资料研究得出:苏军把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中共以外,还用火车从苏联运送过几次(好像是3次)武器给中共。在国共战争中,中共的枪炮数量大约是国军的4倍,而且共军的三八枪、七九抢比起美国过去给国军的卡宾枪更适合阵地战。
    
    共军取胜还与他们善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农村土改有很大关系。他们对农民大力宣传“革命道理”,用暴力支持贫农残酷斗争地主(从1946年开始的北方农村土改中,一年多时间内就“消灭了”25万地主、富农),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和生活用品分给贫农,建立起贫农对地主的残酷专政,这样,整个农村就变成了共产党的控制区,还能够为战争提供兵源和军粮。那些斗争地主手上沾了血的人是共产党的最可靠战士。
    
    由于中共历来对历史歪曲宣传、极力渲染,国人大多相信毛泽东英明伟大、用兵如神,相信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历史规律必然地战胜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很多学者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就是因为腐败、由于杀人太多,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年马克思主义席卷全球,所向披靡,可见西方民主制度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宣传攻势和阴谋活动,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也可以说是缺乏对付马克思主义这种邪教的机制。
    
     2、2 中共掌权以后
    
    中共夺得政权以后,过去为了推翻国民政府而说的那些关于民主、自由、人权、选举、宪政的漂亮话再也不说了,从此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就完全反映其本质了,可谓原形毕露。就像过去在江西、福建当土匪那样,打下并占领了一个村子以后,这个村的一切生杀大权就全在他们的手里了,随便怎么做都行。在真实的毛泽东眼里,人民本来就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他们的权利只能靠主宰者赐给:过去靠皇帝给,现在就全由他掌握,人民的财产权、吃饭权、说话权、思想权、选举权等等都由他说了算。中共夺取政权以后,紧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镇反、土改、肃反、土改复查、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统购统销、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反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跃进、反右倾、大炼钢铁、社教、教育革命、反修、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援越抗美、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打倒四人帮等等。在这些运动中,多半是以批判斗争开路,弄得人心惶惶,人各自危,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部“人们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面对中共的倒行逆施,“人民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2、2、1 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在建国后随即开始的镇反运动中,中共根据苏联的经验计划要杀掉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镇服人心。在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一月的报告中说,总共逮捕了262万人, 其中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处决了71.2万人,处决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1.31。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 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甚至更多。如果按150万人计算,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2.78。
    
    在土改中中共任意没收地主的田地、房屋和生活用品分给贫农,并且发动贫农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斗死了很多人。斗争手段的残忍程度绝不亚于中共宣传的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还有很多更残酷、更卑鄙的斗法。不同的是:在重庆受刑的是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犯罪分子;而土改中被斗死的却是被划为地主、其实是并无罪恶的农民,这几百万被冤枉斗争和斗死的地主至今还算罪人,没有人敢为他们说半句公道话,甚至现在的计算机游戏中就有“斗地主”的游戏。很多地主家庭早已绝代。
    
    在北方1946-1948年的土改中就有严重的暴力事件,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驻华大使说,在这一年多的土改中“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在南方土改中不知道斗死了多少人。有一种最残酷、最卑鄙无耻的斗地主方法我想在此说出来,这种方法叫作“拉美国胡琴”,就是让地主家的女人跨开胯站到中间,一根绳索穿过胯下,两个男人各持一头来回拉扯。我知道当时有个约20岁的闺女就受过这种酷刑,在另外两个地方也听说有这种斗地主方法。土改中斗地主的那些执行酷刑的人多半原来就是二流子或流氓,这样的人到处都可以找出很多,只要有共产党撑腰,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听说在邵阳地区有一个土改中用猫放到地主家女人裤裆里乱抓的人后来当了县长。
    
    据我所知,在南方农村,1949年以前阶级分化并不严重,贫富差别并不大,我知道的都在合理范围以内,农村社会也相当和谐。在合理的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下,即使是平分财产以后,过了几十年就必然会有贫富差别。一定程度的差别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从我看到的和听到的看,南方的地主田地都不多,有的家庭人均还不足2亩(合0.329英亩),多数地主不及毛泽东家富裕。因为土改划地主是有政策指标比例的,如5%,8%,没有很富的就拿较富的凑数。我知道的地主和富农都很勤劳、很节俭,一般没有什么坏名声。所以我认为,过去的地主和富农95%以上都是优秀农民。我问过很多人,他们也都同意我的说法。在我家住的一个大屋里,1950年土改中划出2家富农、2家佃中农、2家中农,我确切知道的是,那2家富农家的生活跟其他四家一样,有一家甚至还差一些,这家富农可能就是因为老人家过去当甲长时抓过偷谷的小偷,这小偷的丈夫后来正是贫协骨干。
    
    在共军于1949年底进入“和平解放”的湖南以后,还没有开展“土改”之前,有些地方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和他们发动的贫协骨干就在每家每户的谷仓上贴封条,过了几天就“担余粮”,有一户6口人的佃农家庭就担去22担谷(约合1210kg)。面对这种十足的土匪行径,可怜的农民无可奈何,都不敢吭声,更不敢据理力争。因此造成1950年春夏极其严重的饥荒,以野草充饥,多数人外出讨米。从现在看到的一些当时的地下党员离休后写出的文章看,他们那时对农村“殷实户”担谷是为了“迎接解放军”和“支援前线”。
    
    在统购统销运动中,中共根据自己随意制定的政策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不顾农民死活,使很多农民挨饿。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挨整三十年,家庭子女跟着倒霉。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期间更是把每个人的全部权利都剥夺了,强制农民搬到他们指定的房屋挤住在一起,吃着由食堂发给的一份越来越差的食物,听由队长每天训话和安排劳动,稍有不服的轻则不准吃饭,重则批判斗争,打人是常事,这些农民当时的处境就和劳改犯一样。关于这些做法,共产党自然毫不怀疑其正当性,因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农民吃饭的权利是他们赐给的,一天不让你吃饭,只不过仅仅是这一天停止赐给你吃饭的权利罢了;你还应该好好感谢党才对,因为即使是这一天党也并没有收回赐给你的生命权。
    
    毛泽东不愧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运用得最娴熟的。在他的统治下,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罪恶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重,阶级敌人的队伍越来越大。原来是“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后来发展到“黑五类”、“黑九类”、“21种人”,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可以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被划作阶级敌人。土改过了十多二十年,还说地主富农“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对敌斗争也越来越残酷。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一些农村,让一些四类分子自己挂着黑牌子、敲着铜锣游垄,要自己喊“我是* * * ”、“我不是人”、“我是牛鬼蛇神”。本来以前是由“革命群众”压着坏分子游的,由于二十年来,坏分子早已驯服了,革命群众也懒得走了,所以运动一来就让他们自己挂牌天天去游。黑五类分子还要每个月或每周去公社或大队汇报思想和接受训话。
    
    1970年的“一打三反”是声势最大、气氛最紧张的一场运动。很多“阶级敌人”二十年来每次运动都要挨斗,毫无人类应有的起码尊严,估计这次更难过关,纷纷选择自杀。在运动开始还不到十天,* * 县就自杀了73人。这时运动工作队开会,队长作报告说:“同志们!现在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动向!现在阶级敌人改变了向我们进攻的手段——他们现在是以自杀的手段向我们无产阶级进攻!!” (我相信希特勒绝对不会有这样残忍),于是规定每次抓到人都要搜身,要解掉裤带,并严加看守。
    
    在文革中的1967-1968年间,在湖南道县的贫下中农对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家庭实行全家杀绝,父母杀死以后,队上打电话或写信告诉其在外工作或读书的子女回来,然后在路上设卡抓了就杀,有很多是活埋的。我的一个同事说他有两个同学出身地主家庭,那个女的长得很好,都被活埋了;他那里原来有十多户地主富农,全都杀光了。生产队长宣布“生产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据当时在长沙的报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杀了五万人,很多死尸丢入湘江,以致几百公里以外的衡阳市也有很多人看见从市中间穿过的湘江水面漂流的尸体。一个湖南大学的家庭出身为地主的学生回道县探家也被杀了。同样的事情听说在广西省也发生过。
    
    有报导说文革期间在广西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我相信是真的。记得报导说,最早是在南宁的一个大学,一个造反派组织将斗死的“阶级敌人”劈开,取其心肝煮熟给大家吃,该组织的一个女学生头头带头吃了,以表明阶级立场站得稳、显示对阶级敌人有深仇大恨(这样做的人可能是显示自己最先进,亦可能是本身有政治上的“弱点”怕别人整她)。后来迅速扩展到农村,生产队将“阶级敌人”斗争后,像杀猪一样杀了煮熟大家分着吃,全部的肉都吃光了。书作者下去暗访时,那些吃过人肉的农民如实说来,并不以此为丑。说是中央派员下去调查过,处理了。但现在仍然封锁资料,说明共产党总还是有点“怕丑”。书作者现在可能还在美国,只要美国议会肯帮助,美国政府拿出勇气来干涉一下“中国内政”,不怕中共以经济手段报复,就不难能让这段历史公之于世。
    
    其实中共大可不必那么“怕丑”,这些现象也可以说并不是中共的丑,更不应该是中国人民的丑,而是那个德国人马克思创造的阶级斗争理论产生的社会效果。故也可以说:在中国文革中出现的人吃人这种最激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是丢了马克思的丑,丢了德国人的丑。贫富人口之间本来不存在必须斗争的道理,有史以来穷人富人一般都能和谐相处。但共产党实行的暴力土改在农村造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激荡之下,阶级仇恨越来越强烈,“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过了十多二十年,当马克思的理论和当时的实际运动发生共振的时候,“全家杀绝”和“人吃人”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这些阶级斗争的理论也不是毛泽东自己创造的,而是马克思教唆的结果。就好像红色高棉害死几百万人,不能光算波尔布特的错,而是他的老师毛泽东、他的教授马克思教唆的结果。
    
    孔孟之道提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基督教让人忏悔自己、容忍别人、强调感恩;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民主国家力求机会均等、扶贫助弱,所以能够有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用于中国实践,就是一味强调和激化矛盾,挑起人们互斗;就是无限放大或捏造地主、资本家、反革命等阶级敌人的“罪状”,再唆使所谓“革命阶级”对他们的罪行实行“零容忍”的斗争,越残酷越好,不残酷就有自身危险,这样自然就会导致上述骇人听闻的残杀,极端情况就是人吃人。
    
    记得在2003年时中国为建高速铁路要引进技术,究竟是从日本还是从德国引进发生争议:日本技术虽然好,但日本鬼子当年侵略中国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仇恨实在难消,真不想从日本引进。其实是这些人是不明白:几百万日本鬼子所杀害的中国人全部加起来也远远不及一个德国鬼子——马克思所害死的中国人多!
    
    德国人在1999年居然把马克思评为德国历史上最杰出人物的第二名,好气人!这是不是因为马克思害死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东方人,所以他们不在乎;而希特勒害死的是西方人才算罪人?历史应该揭示真相!
    
     2、2、2 经济方面
    
    中共宣传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事实不是这样。
    
    土地改革并没有增加农业产量。因为过去的自耕农、佃农、富农和种地的地主都很勤劳,又有技术,地种得很好。土改后,有些分到地的贫雇农民不会种,有的本来就懒惰,种不好。为此中共号召成立农业互助组,作用也不大。1956年毛泽东就开始学习苏联搞农业集体化,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年就要进入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年,即1958年就大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农民一年比一年辛苦,一年比一年不自由,一年到头,从早到晚,辛辛苦苦,可是地里产量不增反减,上缴越来越多,导致大饥荒,饿死了5000万人以上。
    
    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宣传说导致大饥荒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连续三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这种荒诞的欺骗宣传居然就能骗住可怜的中国老百姓,至今大约还有90%的人仍然相信。我当时就想:在中国历史上,公共食堂办了三年,第一年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第二年又说比去年更大,第三年更更大,哪会这么巧?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规律怎么会因为公共食堂而改变呢?显然中共是在骗人。
    
    现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资料分析,从全国范围看,公共食堂那几年可算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根据现在已经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资料看,也不存在“苏联逼债”的问题。据网文资料说:当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华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协商援助事宜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但毛一口回绝,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事后,毛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补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认为原因就是毛泽东一手搞起来的5个东西同时出现:“人民公社 + 公共食堂 + 大跃进+ 大炼钢铁 + 出口粮食增加”。因为:
    
    a/ 当时在农业上没有新技术,没有化肥,没有新品种,没有电,也没有机器,全靠农民认真负责苦干。可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和责任心,只是在干部的严厉胁迫下不得已干活,加上瞎指挥盛行,所以粮食很难增产。
    
    b/ 大炼钢铁、修公路、修水利调去很多劳力,影响农业。特别是1958年秋收季节缺乏劳力影响收割,有些粮食没有收回。
    
    c/ 公共食堂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国耕地面积少,粮食本来就不能敞开肚皮吃。建食堂前家境好的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精打细算;家境差的只好省着吃。进食堂后,大家一样吃,干部多吃。寅吃卯粮,吃完了就只好挨饿。再者,在南方,一般农户都自己养猪、养鸡、养鱼、种油料作物,能提供蛋白质和脂肪。进食堂后全没了,蔬菜也不多。
    
    d/ 大跃进上了很多项目,增加很多非农业人口,势必增加粮食征购。由于官僚作风,可能增加的征购量远大于这些人在农村时的粮食定量。
    
    e/ 中共出口大量粮食,一要换取外汇以购买制造原子弹的装备和材料,二是支援世界革命。这也可能是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1957年11月访苏时许下15年赶超英国的诺言,1958年钢铁产量要比上年增长一倍,即达到 1070万吨。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毛听了陈云提出的“发动群众搞土炉子”的建议,先是在全国各个大学、机关、院所建炼铁炉,甚至连毛的警卫员们也在中南海建起了小高炉。眼看还不够,毛又发动全国的农民也参与进来,到处建铁厂,很多农民、中学生都进场,最小的初一学生(可能还有高小生)用手搓煤球。我自己也参加了,是到约八里路远的“矿山”挑“铁矿”,一天挑四次,脚都肿了,饭也吃不饱。我看到的两台高炉是当地农民用红砖砌的,不知道里面是否砌了耐火砖。没有电当然就不能用鼓风机,是用木制风箱代替,每台风箱由四个壮年农民分立两边,喊着号子来回推拿。当时听说厂里有几千人,负责的是一个农民副乡长,我认识,他只读过2年老书。
    
    那时还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炼铁要用“大洋群”的观点,而要坚持大搞“小土群”。
    
    有资料说当时每个省都有数百万人参与,最多时全国有9000万人炼钢。到年底说是生产了1108万吨钢,后来据说其中有308万吨是不能用的废钢,实际情况肯定还要差得多。毛大概不知道钢和铁的差别:高炉练出来的算是生铁,还要经过炼钢炉氧化去碳后才算钢。到后来毛只是说他原来并不知道炼铁还要用焦炭。没有焦炭就发动农民砍树烧炭,但一般农民并不会烧制木炭,乱砍了很多树。铁矿石肯定也没有几家品位达标的,也没有矿石破碎设备。铁矿石的品位必须很高才行,那时候大概只要是比重大的黑石头就算,根本不可能化验。现在我国还从澳大利亚和巴西大量进口铁矿石,都是高品位矿石再经选矿富集的。
    
    实际上,炼铁原料中还必须有石灰石,其中的氧化钙与铁矿石中的氧化硅结合生成低熔点的炉渣硅酸钙。可惜毛泽东的技术高参陈云可能缺少了这一点点知识,而毛又“不愿下问”随便哪一个炼铁工人或技术员;同时由于反右斗争中把敢于说话的人都整下去了,形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所以也不可能有人胆敢主动去告诉毛,所以大多数的小土炉连铁渣都练不出来。
    
    为了完成炼钢任务,就发动群众收废铁入炉,将农民进入公共食堂后家里留下来的铁质大锅、菜锅、饭锅、夹火钳、柜门上的铁质合页等等都收去了。但在小土炉里,投入的是铁,出来的应该是渣,而不是铁,更不是钢,甚至连铁也没有烧融。
    
    据测算,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造成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全部工业投资也不过250亿元。
    
    大跃进期间全国上马了很多工厂,但多数是头脑发热,根本没有作可行性研究就盲目上马,谁敢提出异议就遭批判,因此后患很多,以致后来很多年都没有再建新厂。
    
    大跃进期间盛刮五风:共产风(又叫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干部多吃多占,地富子弟等政治地位低的人和老实人只好多挨饿、多干活,当时可见一些人带着“专生队”(专门在地里干生产的队员)的红袖章在地里干活。
    
    毛泽东制定的那时期国家发展总路线是“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一句狂热的口号。在毛的坚持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说为“三面红旗”,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容怀疑的圣物,以致在第一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至今还高耸着“三面红旗”巨塑;那些年内,对每一个人的政治评语中都要写明对“三面红旗”的认识。
    
    1962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很快就见成效,到1966年上半年人民生活达到最好水平,但随即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折腾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直到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还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人民日报语】。从1949年底至1978年这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最黑暗的年代,比抗日战争时期还差得多,被中共斗死、枪毙、害死的人超过1000万,在农村饿死了5000万人以上。没有饿死的也经常处在挨饿状态,我自己就是饿得很厉害的;而且在这期间人际关系很紧张,人各自危,互相防备,活得很累,同时劳动量又最大,最不自由。
    
     2、2、3 文化方面
    
    中共掌权以后,对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摧残是最让人痛心的。
    
    1949年以前,乡以上政府官员都是经过政府选拔、有一定文化的人;乡以下的保长、甲长是下面选举出来的,总能挑选名声较好的人出任。很多家庭拥有藏书,那时有文化的人社会地位很高,家族出现什么纠纷总是请本族的文化人出面调解就可以了,以前很长时间也根本没有什么警察之类的公务人员,居然社会和谐太平,大家安居乐业。中共上台后,以前的官员都被赶下去了,按共产党政策规定,保长以上就算“历史反革命”,土改中乡长、保长很多毙命了。土改上台的村级和乡级干部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的贫雇农民,其中有些人是过去的“二流子”,品行不端。在土改中,地主家里的书籍字画全都被毁了,有的烧了,有的书被农民拆开反过来订成本子给小孩作大字本。
    
    1958年搞公共食堂时,各家各户紧急搬家又丢弃了一批书籍。我和一个姓赵的家乡老人聊天,他说1958年自己曾经三次挑书到约十里远的合作社去当废纸卖,总共57斤书。我自己知道邻居家有一本很厚的《家庭百科全书》没有逃过公共食堂一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因为当时业已造成了一种极左狂热的气氛,每个人都宁左勿右,所以只要是过去的、不是毛主席支持过的东西就宁可烧掉。一时间,不知道烧了多少书籍、字画、衣物、艺术作品,打碎了多少古玩、玉器、艺术雕刻、宗教菩萨和宗教道具,因为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还有哪一样“破”得不够,万一被红卫兵发现了不好办。在农村也一样,每个生产队都当作一项政治运动高度重视,将人们过去苦心珍藏的书籍、字画和各族家谱都集中烧掉了。以致后来重修家谱时,有人看见别人居然还留有过去的家谱感到很惊奇。共产党对中国古代文化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根本不认为书籍字画有什么留下来的必要,他们心中只有革命、苏联、马克思等概念,从1919年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就是他们一贯立场的反映。曾有一首批林批孔的歌小学生都会唱,歌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一心想复辟……”。
    
     过去中华民国的高级官员都学历很高,很多是留学英美的,地方官员也学历较高,德才兼备;教育系统学者专家很多,学风浓厚,很少受到政政治干扰。而中共上台以后,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原来那些专家学者有什么必要,而是像历史上的皇帝一样对战争中过来的军官论功行赏,各就各位。以致中央和各省各部官员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军人。其中陈云曾经在上海一个店内管过账房、会打算盘就算是了不起的专家了。而且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以外行自居,很多人就是因为表示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类似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
    
    中共对欧美系的知识分子大多不信任、怀疑、敌视和迫害,没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其中很多人被划为右派。很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本是国之瑰宝,但大多被毛泽东糟蹋了。中共执政60年来也没能培养出很高水平的人才来,倒使原有的学术大家失去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毛泽东对学校教育的搅浑和瞎折腾严重干扰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教育,很多读书时受了影响的人现在正是公务员,这对社会的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共产党和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完全不兼容的。
    
    江泽民在位时抛出“三个代表”,说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的历史说明正好相反。
    
     2、2、4 支援世界革命
    
    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毫不顾及国家利益,立即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立场向苏联“一边倒”,一头栽入斯大林的怀抱。1950年毛泽东只想到世界共产主义早日实现而不顾中国自身利益,不顾人民死活,执意参加朝鲜战争,与联合国军作战,结果以三十多万中国青年的生命保住了金日成的独裁政权,使北朝鲜二千多万人民50多年来一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同时也使中国在世界上孤立了几十年。1960年代的援越抗美战争也是一样。对柬埔寨、老挝、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的出兵和秘密颠覆活动,实际上都是为共产党、毛泽东“尽国际主义义务”。其中光是在印尼支持以艾地为首的共产党,就招致50万华人被杀,很多华人被迫回国。对马来西亚游击队的支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还在湖南省益阳地区建立了马来亚之声广播电台。毛泽东将自己的全部“革命经验”传授给了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总书记波尔布特,这位先生不愧是毛的好学生,全盘照毛办事,结果是执政三年多,造成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丧命。1979年3月,中共发动的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实质上不过是由于同年一月越南支持洪森部队开入金边消灭了红色高棉,这使邓小平这个共产党死硬分子如丧考妣、气急败坏地不惜用中国人民的生命去“教训越南”,以为红色高棉出气。不知有多少万中国青年在这次荒唐的战争中白白丧了命,至今也说不清敌人是谁。
    
    中共还与前苏联紧密配合,组成社会主义阵营,在南亚、中东和非洲大力拉拢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支持阿拉法特,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支持非洲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支持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是真正为了中东和非洲人民的利益。而在非洲和中东,由于有些国家发展程度不够,急于独立后原先已经有些起步的民主政治建设受挫,独立几十年来腐败严重、宗教派别互斗、政变频发,很难摆脱贫困和混乱,实际上非洲和中东人民并没有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军事和物质支持中得到真正的好处。
    
    中共竭力从国内输出粮食以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这也是造成国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原因之一。例如:1958.9.22中国宣布承认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1960.5.17毛泽东接见阿政府代表团,随后中国“向阿方提供价值7000多万元的各类援助”。当时中国的外汇主要靠出口大米赚取,国内大米的价格是每斤0.08至0.13元(1斤=500克),按0.10元计算,7000万元可买大米7亿斤。在1959至1961年间估计饿死了5000万人。7亿斤大米分给5000万人,每人可得14斤;如果每人给30斤就可以不饿死,7亿斤大米就可以少死2330万人。
    
    2、3 中共的对台政策
    
    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一贯横蛮不讲理。本来就是中共在苏联的培植和帮助下,把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从大陆赶到了台湾,但也并没有消灭它,这就形成了两个政权,两个中国,至今已经整整60年。中共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以前总是说要武力解放台湾,现在也还是要在强大武力威胁下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是要求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向中共投降,不然就打,根本不考虑2300万台湾人民的意愿。
    
    在李登辉和民进党执政期间,中共威逼台湾投降的态度更是咄咄逼人。中共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处处限制台湾的生存空间,不惜重金收买台湾的邦交国。1996年仅仅由于李登辉到美国参加其母校校庆,中共就以向台湾周围海域发射导弹相威胁,大有武力攻台的架势。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发生后,口口声声“血浓于水”的江泽民答应给台湾的捐款竟是区区5万美元、10万美元;而且向全世界宣布,凡是要给台湾捐助钱物的都要经过中共手下的大陆红十字会,俄罗斯大概是没有听江泽民的话吧,俄国的救援飞机就没有被准许过境中国领空,而是绕道海参崴到达台湾的。
    
    在中共武力威胁和政治孤立双重压力之下,台湾人民,包括1949年以前去台的台湾人民自然会有人考虑放弃“中华民国”的牌子,换个国名以图生存,这是被中共逼出来的。但中共却以一个个“制造两个中国”、“分裂祖国”、“搞台湾独立”、“民族罪人”的帽子直往人家头上扣。实际上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就是共产党、毛泽东,正是他们在1931年11月7日这个苏联国庆的日子里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于1949.10.1 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了“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根本不在乎一个中国,还是几个中国,他们一心追求的就是那个“苏维埃”,就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为什么中共现在就这么认真计较起来了呢?我看绝对不是现在真正考虑到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根本利益,而是中共仍然死抱着那个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没有放弃,不能让台湾落入资本主义阵营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中共现在设计的解决方案就是照香港那样实现“一国两制”,但台湾人民绝对不会答应,他们怎么也不会接受一个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所以现在中共如果仍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跟上世界民主政治潮流,就不可能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只有大陆放弃共产主义实行民主政治,两岸才有统一的可能。否则还不如保持现状,和平竞争更好。
    
     2、4 中共的改革开放
    
    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揪出了四人帮,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封闭,与世隔绝,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执政了27年,屠杀了上千万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折磨了几亿人,严重摧残了中华文化,扭曲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各自危,互相防备;并且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迅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西方不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走下坡路,反而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而且在亚洲还出现了“四小龙”。
    
    这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道理很明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模式不好,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经过长期的历史证明很好;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在当时最正确的改革方案应该是:对进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试验大胆地作彻底否定的结论,重新走中华民国的资本主义之路!这就需要一个在当时握有实权的大睿大智的领袖人物,可是中国没有!而苏联和东欧诸国都顺利转变过去了。
    
    当时中国老百姓都受共产党牢牢控制,不敢说话,只能任其摆布。而且由于几十年来共产党的洗脑宣传,国民的思想完全是中共塑造出来的,很多人真正相信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多数人认为离开了共产党就不行,相信中华民国很坏,西方资本主义不好。所以假如有人带头反共,回应者必少,而且很快就会被群众抓起来,甚至被打死;掌握政权和军权的中共更不会容许。就在这时,一个跟毛泽东一路走过来、思想立场最接近毛、只是有些方法上与毛有异的人出现了,这就是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还不会打,可能还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意思是只有经济搞好了才能在今后的“三战”中打败资本主义阵营。他选择了既能肯定马恩列斯毛、肯定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保住他们既得利益、保住他们子子孙孙的特权、保住共产党的统治,又能发展经济以保住社会主义政权、增强社会主义实力的改革开放政策,即不改政治、只改经济的路线,也就是“吃资本主义的药,治社会主义的病”的办法。后来实施的主要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迁就一下农民多年来的愿望实行包产到户;学习台湾蒋经国总统于1965年设立高雄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的成功经验,打开国门,在沿海城市建立出口加工区,让农民外出打工;引进台湾、香港和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建立“三资企业”,改造国营企业;在经济领域由过去的严格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开放房地产市场,由过去的计划分房改变为自由购房。
    
    即使是这样小步的改革,邓小平还是小心翼翼、遮遮掩掩,尽量为共产党辩护。例如:他不是直说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好,而是诡辩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样逐渐扩大市场经济的比例。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安徽小岗村农民为了自己生计,冒着被批判斗争的风险,先暗地里搞联产承包,党中央一直都是顽固地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只是到最后才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实际上几乎每个农民心里都明白:只有分田到户才有出路;但中央那些中了马克思主义邪毒、和毛一样不顾人民死活的大官就是不明白,是他们一直在阻碍生产力的解放。
    
    在改革以前,农民根本不能擅自出外,探亲也必须有大队(相当于村)的证明。那时不许私人经商、开餐馆、开旅社,更不能办工厂,一切都是国营的。即便是种点菜、做点买卖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九亿农民就守在非常有限的土地上,实行集体出工、评工计分,从年头到年尾几乎天天出工,还是缺吃少穿,越来越穷。那时没有化肥或很少化肥,没有电力,没有农机,化纤织物也不多。
    
    随着政治气氛逐渐有所放松,一部分胆子大的人开始躁动,试图翻越社会主义的围墙。在开始的上十年中,中共中央一直严格控制,政策常左右摆动,因此很多走在前面的人遭受过批判,有的坐过牢。在这种慢慢改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实行物资价格双轨制的时期内,高官及其子女捞足了油水,文革中被群众斗下去的中共官员都已复职并得到足够补偿,其子女得到优待安排。
    
    改革开放后,与外国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来越多,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生活也提高很快,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农民不但不要交税反而有农业补贴了。这下子中共可就够有吹的了:改革开放的成绩足可证明党的英明伟大,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结论农民大多相信,连那些以前遭受过残酷斗争和迫害的人都对中共有了好感,说共产党能有今天这个样就不错了,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这么好?旧社会哪有这样的好生活?
    
    依我看,所谓改革开放,不过是中共在原来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后退了几步,在经济上少搞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少搞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而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并不是显示了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相反,正是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沾了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光。因为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借用了一点点资本主义制度的好东西,这就象是吃了灵丹妙药一样立即见效,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有多好;另一方面,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使得没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国家一直保持了快速发展,使得他们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那么多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加上我们大量廉价劳动力,才能在中国创造高价值,才能为我国打工者提供过去不可能有的收入。而且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际法规,中国也不可能很顺利地就和外国接上关系,例如孙中山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没有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向朝鲜、越南、古巴开放会有什么结果呢?
    
    由于中共至今拒不接受西方价值理念和民主政治模式,国家仍然是中共压迫人民的机器,这部机器对于防止独裁、防止以权谋私、防止贪污腐败、防止决策失误、促进发展和繁荣、保护人权、保障公平竞争、保证国家权力平稳交接等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很多漏洞、缺口。所以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至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模式和不完全、不规范的半市场经济模式,国家仍是中共驾驭的一台手扶拖拉机;而西方先进国家就像性能优越的、可以自动驾驶的高档轿车。
    
    现在刚有了几个钱,加上中共的宣传,有些人就翘起来了,“崛起”、“复兴”之词不绝于耳,以为中国和先进国家就差不多了。实际上不过是按照中共一贯的“自己和自己比、现在和过去比”的纵向比较感到很富了,要是和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就会知道自己算老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2007年世界GDP排名,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GDP总量排名第四,而人均GDP 2460.79美元,排名第106位。这一年美国人均45845.48美元;台湾人均16606美元,排名第38位;香港人均29649.51美元,排名第33位。在2009年4月IMF公布的2008年世界排名中,中国大陆GDP总量排名第3位,人均达到了3315美元,排名也只提高到第104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所有外资企业在中国产生的GDP都是算作中国的,这一部分有相当大的比例;第二,中国的财富分配极不均匀,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农民所占份额很少,按人均计算拥有的财富更少;第三,财富有累积效果,我们每年所剩无几,十年也积累不多;美国人2007年人均GDP是我们的18.6倍,而且他们已经发财几十年、上百年了,其财力雄厚程度我们无法相比;第四,先进国家掌握着科学技术的高端产业,引领世界潮流,而我国主要是低端产业。
    
    前些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就是价廉物美、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现在农村出外打工的已经达到2.5亿人,城市里原有失业的、下岗的也不少。特别是早年出外的农民,这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塑造出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权不人权的,在外面受到城里人的歧视甚至欺负,也很少计较,并没有要和别人争取平等的想法,知道没有什么组织或什么个人会帮助他;国家政策规定的劳保、退休、探亲、最低工资、最长工作时间等等都不惠及他们。甚至由国家控制的铁路部门早些年还在一年一度的农民工春节回家时残忍地宰他们一刀——春节火车票大涨价。对此农民自己并没有表现出反对、抵制、抗议的声音,甚至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发起呼吁后才取消春节火车票涨价的。
    
    但是人的要求总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国家政策也在逐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打工者也因为在外见识多了逐渐有了起码的人权要求,这样就逐渐提高了企业的劳力成本,降低了利润,所以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向更有劳力优势的国家转移,中国的劳力优势也就会逐渐丧失,这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世界经济形势也会不断变化,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是有阶段性、不均匀的,所以我们的机会也是不固定的。过去有效的政策以后不一定有效。
    
    此外,中国在与先进国家的交往中明显的有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现象,这样做在经济上、技术上占了很大便宜,这也是中国发展很快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因为不接受国际理念、不遵守国际规则,不讲信誉,以后总会吃亏;更重要的是,因此一来,国内自己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调动不了人民搞创造发明的积极性,会严重影响到本国的科技进步。故这种局面决不可长此下去。
    
     2、5 当前的中共
    
     2、5、1 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胡锦涛在2008.12.18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就像公布他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公布了30年来“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主要就是终于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党刊《求是》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当然很难搞懂,一般人是搞不懂的。当年林彪说过:“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毛泽东后来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毛这么说,他当然认为自己是党内为数不多的真懂马列的人之一。可是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毛并不懂马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胡锦涛又说经过“创造性地探索”才终于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说明胡锦涛已经认为自己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毛泽东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他理解不对才铸成大错。如此看来,中共党内每一个在位的领导人都是最伟大的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下台以后就不是了。毛泽东那么伟大尚且如此,你胡锦涛不也会被下一任否定吗?这样下去还有完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其实答案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一个宝贝,不是真理,而是一种邪教,是一个万恶的潘多拉魔盒。所以只要你信仰它、并以它作为思想指南、作为精神支柱,那就不管你怎么理解都是错误的,都是误入歧途。中共并不是到毛泽东晚期才走错路,而是一开始就错了,现在也仍然走在错误的歧途上,如同仍在梦游!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四期刊登了董德刚的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文章,文中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创新成果)。” ,“假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分裂,我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是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可是必须是经过历史实践验证过的正确的主义才行。中共早年壮士夏明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马克思主义就是不真,夏明翰的头白砍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说就是错误的、荒唐的、骗人的;在马克思的故乡,在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早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在中国和世界的实践也完全证明它是制造矛盾、分裂族群、危害人民、破坏生产、使社会停滞和倒退的祸根,就是一种邪教,怎么还能用它作为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呢?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走到了只能靠邪教来支撑的地步,还有什么可救的呢?
    
    现在国内有很多研究生、大学教师和宣传官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写出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极尽所能地渲染皇帝的新衣如何如何艳丽多彩、巧夺天工,吹术过人者,“博士”定拿。
    
    自从191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造成的损害真是罄竹难书:它使中国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强行转移到共产主义道路;是它引起的国共内战死亡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在中共建国后的前30年中被枪毙、斗死、打死、冤死、饿死的人大约一亿;它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和对国民教育的严重干扰将影响久远;中国从现在这种僵局、乱局过渡到以后必然要去的自由民主社会不知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记得在2003年时中国为建高速铁路要引进技术,究竟是从日本还是从德国引进发生争议:日本技术虽然好,但日本鬼子当年侵略中国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仇恨难消,实在不想从日本引进。其实这些人是不明白:几百万日本鬼子所杀害的中国人全部加起来也远不及一个德国鬼子——马克思所害死的中国人多!——可是德国人居然还在1999年把马克思评为德国历史上最杰出人物的第二位,好气人!
    
    这些年来中共还一直在宣扬它早年的光辉革命历史,中央电视台把那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敌后特工、打进国民政府的间谍、打进台湾政府的间谍等等都作为革命先烈、风范国民反复宣传;而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国军将领过去都当伪军官对待;上百万的国军抗日英雄、包括曾在缅甸抗敌后幸存的远征军将士,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四年内战中惨死在共军手下,他们的家属都算反革命家属。现在说是有政策:只要是日本鬼子打死的而不是共产党打死的国军军官就可以算作烈士,但现在即使是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宪兵少校军官也查无资料。
    
    在1989年“六四”以后的一个中央文件中,不知是引述邓小平还是江泽民的话说,“中国如果实行资本主义就势必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李鹏插话说“香港还是殖民地嘛”,姚依林插话说“台湾也还是半殖民地嘛”。反正人民奈何不得,无法与他们争辩。
    
    中共管理国家历来漠视人民意见。他们自己搞不好还无耻地放话说“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谁也不行”。其实只要是丢开中共,丢开马克思主义,就会立即“天外有天”,中国好搞得很。试看我们周围吧:日本人用大和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相结合很成功;大韩民国用中朝古文明加基督教结合西方民主制度也非常成功;台湾的中华民国用中华文化、三民主义结合向西方学来的民主制度也很成功;新加坡用中国儒家思想加西方民主理念加西方民主制度也做得有声有色;香港用西方民主理念加中华文化加西方民主制度也很好,今年已经超过瑞士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澳门也是。台湾、香港、新加坡、澳门都是华人为主的社会,日本和韩国都是我们的邻国,其历史和文化都与中国差不多。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能搞得那么好,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华人就不能通过西方民主制度搞好呢?
    
     2、5、2 大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009.2.9 《人民日报》登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大力标榜“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坚强领导,保证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总体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了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献计出力”。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
    
    看到中共居然对这些东西也如此大加宣传,我不禁想起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时中共宣传公共食堂有11条优点;全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在是最好地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文革中有一段宣传“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实行高度集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所有这些最大限度发挥制度“优势”的大事,结果都是一团糟,致使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中共本来应该公开地深刻检讨、总结教训,才能杜绝再犯。但中共现在的宣传势头就和1958年差不多了,能肯定它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吗?在湖南多处可以看到取名“人民公社大食堂”的饭馆,餐纸包上印有当年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年轻人哪里知道公共食堂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政协制度1949年以前就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有什么好吹的?也根本就谈不上是“制度”。因为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中共想要用来装点门面的。当外国人对江泽民说“你们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时,江泽民忙说“咳,我们还有八个民主党”。实际上,现在这些民主党不过是共产党摆给别人看的塑胶花瓶,它自己既不能自主发展组织,也不能自主解散,甚至其领导人也由共产党为主安排,它自己还不如太监,怎么也能算是党呢?如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先有八个民主党一把手联名表态支持学生运动,事件过后中共召集八个党的原二把手开座谈会,原来的一把手就没露面了。
    
    这些“民主党派”也谈不上“参政”,因为根本就没有法律赋予它权力或资格,民主党官员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不同于西方的国会议员。仅仅是共产党想起来要问一下就问一下,就和问其他老百姓一样,主要还是做给外国人看。真正由宪法赋予权力的是人大,它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但实际上人大也不过是中共手里耍弄的一个花瓶。如果中共现在把“民主党派”当作是法定的国家智库,身为一个民主党人士就能得到优先待遇,这是对其他国民的不公平,是非法的,也可以说是中共在搞不正之风。现在中共官员都算公务员,老百姓无可奈何;但倘若连民主党干部也要享受公务员待遇,老百姓岂不是更加雪上加霜?现在中国的公务员比例是先进国家的几十倍,反正中国老百姓不敢吭气,但也不见得永远不会吭气!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既名份不正,又没有起到一点如西方在野党那样的积极作用,甚至还配合中共做一些不光彩的事。一些民主党的头头就是不公开的特别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就是中共的支部。在1949年以前的这种做法是毛泽东为了欺骗美国人、打垮国民党而施行的流氓奸计。
    
    现在的所谓“民主党”如果真想为中华民族出力的话,就应该为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遗愿而努力,而不应该只为了共产党施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存在下去,也不应该就以现在名称寄希望于在未来的政党竞选中取胜,不要当政治扒手!
    
    现在很多大学生争着入党,因为加入了共产党或民主党就多了很多机会,这自然可能吸引一些追名逐利之徒。
    
    2、5、3 比资本主义更腐败 贫富更悬殊
    
    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了,人民得到了实惠;但在此同时贫富差距和腐败的发展速度更快了不知多少倍。现在大陆的贫富差距比1949年前大、比台湾大,也比美国大。凤凰卫视报导过的说法是,现在中国大陆0.4%的富人拥有全国70%的财富;大陆的官场腐败也比1949年前严重得多。官场腐败和贫富悬殊是两个社会毒瘤,对此每个国家都认真重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也就是针对贫富悬殊而提出来的。
    
    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比西方更大,而且性质不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富人都是在社会的平等竞争中致富的普通人,多半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财产和缴税都是公开的,慈善捐款也多,富人是社会的积极因素,是人们的榜样;而在中国,超级致富的多半是高官或高官子女,是在机会不平等的条件下致富的,他们的财富多半来路不正或不透明,税也交得少,慈善更少;而且多数富人心术不正、质量恶劣,是社会的消极因素。
    
    在先进国家历来很健全的招标投标方式,在中国几乎都是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背后搞定,所以豆腐渣工程很多,一线工人待遇很低,而贪官发大财。在中国社会现在办什么事都要拉关系,就连去医院看病都是。前不久一个老工人说自己得胆结石病好几年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做手术,他说“没有熟人,没有关系,怎么行?”大概他自己钱也不够,经不起各方宰割,确实很多医生看病也只望着钱,医风很坏。社会上什么东西都有假货,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使几万婴儿出现严重尿路结石;还发现医院用的流感疫苗、狂犬疫苗、氨苄西林胶囊、头孢氨苄胶囊竟完全没有有效成分。
    
    现在人们精神空虚,缺乏追求,关心国事的人很少。很多地方打牌赌博成风,到处是牌馆、麻将馆,政府官员、公安警察也多好牌赌。常有小规模禁赌,都没有效果。听说是公安人员赌完了就去抓赌,抓来赌资自己赌,钱赌完了又去抓。赌博之风耽误人的时间、麻痹人的精神、影响工作学习、造成一些矛盾纠纷,实在不是一种应有的国风。但从未见国家真当一回事认真抓过。我感到中央好像是乐见如此:沉迷牌赌、不问政治、不闹事、不上访就是好的,最符合“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
    
    很多在机关任职的人经常是茶馆进酒馆出,很少回家吃饭。有的人在吃喝以后只要签名就行,同时也有一些开饭馆的因为官员赊账太多而被迫关门。这种情况存在十多年了,越来越严重。
    
    行贿受贿之风越来越严重,升官、提干、入党、参军都要花很多钱,常常有公开的价位。如一个在广东的官员最近告诉这边家里的母亲,说只要花16万送礼就可以再升官,他还是不想升了。
    
    现在很多大学生争着考公务员,门槛很高,给人以公务员素质很高的感觉。但公开招考的公务员可能还不到现在公务员总数的千分之一,整个队伍的素质不知有多低,待遇却很高。公开招考竞聘似乎更增加了他们高待遇的合理性。
    
    社会上曾有一些流行语,如:“不吃白不吃,不贪白不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良心?良心有几斤几两?谁还讲良心?” 从很多案例看到,中共官员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道德约束,干坏事毫无顾忌,仅仅是担心怕被暴露了自己吃亏。
    
    现在很多中共官员自己家有妻室还要找更漂亮的女人,包养“二奶”,仍不甘心还要找处女,仍不甘心还要找18岁的女学生,进而16岁,14岁,13岁。在这些人的眼里,自己有权有势就有权力、有资格享受这些“待遇”,他们根本不会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下层人,没有任何人权的概念,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
    
    这些年来为了减少腐败,中共也想过一些办法,如:“三个代表”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党的先进性教育”等等。但收效肯定不大,因为所用的教材就是假的。要想用这种方式提高人的素质,无异于缘木求鱼。共产党哪有什么先进性可言?所以有些人故意把“性”字读成重音,就变成先进的“性教育”了。事实上也是越教育,党员性犯罪的越多。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可能遏止这种官场腐败和贫富悬殊的发展趋势?——答案是:没有可能!
    
    中共的腐败是必然的,因为既没有客观的有效监督,又没有主观的道德约束。
    
    人都有贪图私利的本性。三权分立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孟德斯鸠说过:“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的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所以西方民主国家都是用三权分立之类的法律来明确限制官员的行为;孙中山先生还特意要将三权分立改为五权分立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党高于一切、领导一切,行政、立法、司法、监察都是它管,还管着军队和新闻媒体,完全是一手遮天。西方在司法方面分设公安、检察、法院也是为了有互相制约,可是中共却将公检法都归党的政法委员会统管,而且所有的各方干部都由党的组织部统管,这就完全失去了互相监督的机制。
    
    中共高官,特别是各级各单位的“一把手”实际上几乎没有受到监督,只是在其贪财贪色方面太出格的丑行偶然暴露出去、掩盖不住了,而且他的靠山也不想保了的时候,才会惩处这个“倒霉鬼”。现在官官相护、集体犯罪的事例越来越多,定贪污罪的赃款标准越来越高,中共制定的法律越来越偏私于党政官员。官员的犯罪风险很小,犯罪的成本很低。中共中央也常常没有勇气真正彻底侦办贪官,因为真是如一些人说的,担心“不惩办贪官会亡国,惩办贪官会亡党”。
    
    现在中共的7600多万党员中,没有几个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所谓“政党”,应是一些有共同政治信仰、有共同政治目标的人的集合。而现在的中共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没有信仰的、骑在人民头上、侵占国家财富的利益集团。
    
    即使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使人的思想好到哪里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理论,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就是认定人的思想意识完全由他的物质利益所决定,就是让穷人去革富人的命,就是抢之有理;根本不讲自己应该如何付出、克己、感恩。在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实践中,共产党人都学会了利用这些革命的强盗逻辑,伪装自己、欺骗别人、追求权力、以权谋私。在这样的制度和环境下,“适者生存”下来的自然不乏奸诈之徒,真正的忠厚老实、正直无私的人大多会遭淘汰。
    
    西方的基督教有很多戒律,信徒心中有上帝,一心戒恶扬善;过去中国人多半相信佛教或道教,至少也信点土迷信,相信因果报应,做多了坏事死后到阴曹地府还要受到阎王惩罚;相反地,多做好事多积德就可以上天堂;小孩从小就教孔孟之道,读四书五经,强调自身修养,向一些好榜样学习,成人后就有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共产党上台后就把孔孟之道丢弃了,把所有宗教、迷信都说成是统治阶级用以欺骗人民的坏东西,都被破除了;而重新确立的就只有阶级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等概念了。
    
     2、5、4 人权观念未变
    
    在近一千年来世界之所以越来越文明进步,发展越来越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主要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人们普遍承认人权天赋,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在承认人人平等这个前提以后,才有民主制度,才有个人自由。在西方各政党中,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各个政党都很强调人权,而且从右派、到中间派、到左派政党,人权口号越叫越响。事实上西方政治社会和法律的起源就和基督教的人权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到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全世界对人权越来越重视,要求也越来越高,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坚持异样的人权观,它认为基督教的人权观是骗人的,是麻痹人民的,是维护罪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一最大的人权目标而提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它对历史的错误解释、对现实的错误分析和错误的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实施的效果不但不能解放人类,反而造成了举世空前的人权灾难。马克思总是用他那阶级斗争理论强词夺理:“阶级社会几乎是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而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的;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是马克思在他自己制作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牛角尖里得出的畸形结论。
    
    马克思的这些论调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许难辨是非;可是到现在,每一个农民工都可以从亲身体验中知道马克思是胡说八道。例如,一种新型的打火机(或电话机、电视机、VCD机、DVD机等等)的发明,可算是一个生产的进步,不但可以为发明者带来好处,还能为推广者、企业家、打工者、农民工、消费者都带来好处。即使是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每一项新发明也有这样的效果,生产的每一个进步都可以惠及全世界:例如,手机和计算机,拿破仑、华盛顿、毛泽东都没用过,只因为外国人发明了它,现在几乎大家都有了,多好!不但是科学发明的效果如此,一些正确的社会科学产品也一样,例如:《联合国》的成立;《世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签订;《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等等都为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基督教这种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对世界人类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成功的基石,是国际上所有行之有效的现行法统的基石。相比之下,不接受这种观念的伊斯兰社会的情况就差很多;而否定这种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国家更是吃了大亏,东欧国家已经迷途知返了,只有中共还在死撑着,他们就是不顾人民、只图自己的历史罪人。
    
    在中国现在连最起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没有。1954年中共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有这些自由。” 可是直到现在这些自由一项也没有,随便说几句共产党的坏话、或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论处。西方的、台湾的、香港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页都不能听、不能看。1998年因为江泽民在联合国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以一些中国公民就试着去民政部申请注册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可是没过多久江泽民就大肆抓人,徐文立、王有才等人都被判十多年徒刑,各个省都穷追到底,务必斩草除根,而且一直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国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1989年的“六四”事件充分显示邓小平、李鹏们无视公民权利的顽固共产党立场,至今还极力掩盖真相;江泽民出于政治恐惧,武断地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对其成员实施惨无人道的迫害;毛泽东在野时,利用民国政府给他的言论自由高唱自由民主、谴责独裁,强调政府官员要经民众选举,哄骗了美国人和很多“中国民主人士”,可是他一上台,过去说过的话就都不算数了,完全不承认人民有任何政治权利。
    
    中国官员在人权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就是:老百姓有生存权、吃饭权就不错了,就和猪一样。政治权利则统一由他们掌握最好。
    
    世界主流社会面对中共严重践踏人权,曾经实施过各种制裁,但因为中国很大,造成的困难有13亿人民分摊,中共反正不怕,而且通过宣传增强了国民的仇外心理,同时更增强了对中共的信任。后来国际社会改而实行善意的人权对话,又有几十年了,可是,中国人权到底有没有进步、有多大进步?多年来只要外国政要就中国人权问题讲几句话或接见一次民运人士,中共就会指责他们“干涉内政”、“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甚至不顾国家利益,在贸易、外交上以倾国之力相报复。2009.2.11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段话说明人权对话的效果等于零。
    
    中共仍然不承认有什么“普世价值”,坚持认为人权是中国的内政,政府对国民是打是杀,都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人指手划脚;仍然不承认西方坚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实际上还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西方基督教人权观的不可调和的差别所致。只要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放,西方和中共的人权对话就是对牛弹琴。本来,中共就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剥夺人民权利才得以上台的,现在如果给人民太多的权利,让人民知道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让人民自由说话,中共就维持不下去。
    
    中共这种人权观念与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是很不相称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是:由于中共在冷战时期串通中东、非洲的民族主义和穆斯林一齐反美,至今他们立场未变,友谊还在,目标仍然相近,而在联合国亚洲、非洲票数很多,所以曾经出现过把美国挤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尴尬局面。现在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中共的势力比美国还大。因为在2006.3.15第60届联大会上,以170票赞同、美国等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以联大人权理事会取代原有的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总共47席,亚洲13席,非洲13席,“西欧及其他国家(包括北欧、北美、澳洲国家)”一共才7席。所有这些发达国家的席位由原来的18.87%减少到了14.89%。这显然又是中共对西方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样一来,原来以基督教为主的人权观念话语权,是否会逐渐让位于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邪教呢?是否今后在人权方面美国将要越来越多地听取中共的训话?值得关注!
    
    2、5、5 中共、中国和中国人民
    
    在中国这三个概念与西方的执政党、政府、人民三个概念之间,有着巨大而复杂的差别,外国人很难弄清楚。在中国,共产党就是永远的执政党,任何人也不许怀疑它,更不能反对它,只能拥护它,热爱它,所有宣传媒体都不计代价地歌颂它;党管着政府、人大、政协、工会、妇联,还管着军队和各种媒体,总之党是统管一切的。为了万无一失,人大、政府、政协的一把手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此外中共还特意在人大、政协及中央和省级各个重要的政府机构中设立了权力核心——“党组”。在中国,人民实际上任何权力也没有,因为人民唯一可以行使的权力只有选举人大代表,但中共制定选举法的宗旨就是要保证共产党的胜选,而不是西方那样只为公平、公正、公开,所以选出的代表只能是共产党满意的。加上现在的腐败、黑暗,实际上都是钱、权、色在背后搞定,很多人就是为了干坏事才去争取弄个光环。
    
    中共在外面无论怎么招摇撞骗都说是代表13亿中国人民。遗憾的是西方各个大国居然全都认可,把中共的、中国的意愿,都理解为中国人民的意愿;把中共的利益等同于中国人民的利益;甚至还把中共的一些腐败归咎于中华文化。
    
    实际上西方人士也不是不知道:中共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腐败的利益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中共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人民不过是被中共挟持的人质。
    
    中共不可改变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中共急于要收回台湾实际上也是出于世界共产主义大局考虑,不让台湾以后成为资本主义阵营进攻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而不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共不愿意和美国等西方民主社会搞到一起,而要和俄国勾勾搭搭,搞什么“多极世界”,实际上还是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目标,而绝不是真正为了振兴中华。台湾搞得好,人民过得好,大陆应该引以自豪,怎么还要以武力去破坏呢?即使不能统一也应该和平竞争才是。
    
    知道实情的中国人民对美国不但没有敌意,而且是非常友好的,中国人民没有与基督教不兼容的宗教观念,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中国百姓视美国兵为亲人就可看出。跟美国不共戴天的只是中共,因为它永远不会接受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和制度,实质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邪教与基督教、与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调和的对立。
    
    不过也难怪外国人弄不清中国人民的想法与中共的想法究竟有何差别。举例说:在2001年“9.11”事件中,美国国防部大楼和纽约世贸大厦被国际恐怖分子炸毁,这是对全世界文明人类的最野蛮进攻,令人发指。可是在中国我估计有98%以上的人欢呼庆贺,都说“炸得好!”我还听到一个小官员说要是把小布什一起炸死就好了,这种情况就和穆斯林世界差不多。他们不是穆斯林,但在几十年的冷战期间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就是拉拢穆斯林世界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所以现在还有相似的政治倾向。中国人民的这些态度完全是中共几十年思想灌输的结果,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历史上的和外国的事实真相,只能听共产党的宣传,特别是一些年轻人都是共产党骗出来的。所以我说,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独裁政权实在是太占便宜了:像朝鲜的金正日那样,他们再怎么倒行逆施都有国人支持,因为他们可以按自己需要随时刷新国人的思想和认识,西方世界的影响很难进去,他们也不愿意被人指责为“干涉内政”。
    
    中共现在神气得很,西方世界根本不是对手:西方的短波广播都遭干扰,明显是中共违反了国际条约,但西方都不敢吭声;外国不拥护共产党的网址都被封闭,他们也没有办法;美国的搜索引擎就像中共自己的一样好管,都乖乖地听话。很显然,中共只要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就会不惜以倾国之力投入,不怕牺牲国民利益,这里没有纳税人意见的问题,没有不同机关、不同政党提出异议的问题。而西方的媒体大多是私人的,怎么惹得起中共呢?就是美国总统也常常奈何不得,他事事都要计算国家利益、选民意见等等;而在中国,只要他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就没有做不到的事。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
    
    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不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中共。西方的态度是: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起来推翻中共?不起来造反就说明拥护中共。实际上,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人民是不可能推翻政府的。原因有四:一是以西方为主制定的国际法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并不区分是不是共产国家;二是国内人民根本奈何不了以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政府;三是独裁的共产党政府控制了所有媒体,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任意保留或刷新国人的思想;第四,中共的残酷暴力和暗箱操作令人畏惧。所以要想早日结束共产独裁政权,必须靠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出力才行,首先就必须突破新闻封锁,进行有效的宣传攻势,让国人知道实情。原来在国内的民运人士,在外国人权舆论压力下中共释放他们去了美国,但从此以后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对国内没有了影响。这让中共尝到了甜头,所以最近有《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出国以后回来时就不让入境了,这样他就失去对中国人民的影响了。美国国会、美国政府知道这些情况吗?能不能给无可奈何的中国人民多一些有效支持?
    
    此外,这些年来,国外有些学者(包括王丹)看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和韩国政府都由过去的独裁状态过渡到了民主政府,因而寄希望于、并着手促成中共也由独裁逐渐演变到民主政府。不知道这些人为何这样糊涂:大韩民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本来就是根据西方民主理念设计的民主政治架构,只是当时为了防共、反共,实行了一些非常措施;而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就是一党独裁,要它放弃独裁实行民主,他就无法存在下去。共产党要转变为民主政党就要完全否定它的历史,否定它的一切信条,实际就是消亡。鸡蛋可以孵化出小鸡,石头行吗?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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