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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权运动的新战略尝试/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7月27日 来稿)
     2009年12月22日,我再次向Yahoo雅虎提交付诸2010年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国人权提案,其内容与我向Google谷歌、Boeing波音、Chvron雪佛龙、H-P惠普、News Corp.新闻集团等大公司提交的提案类似,包括两点:公司的产品和技术不得违反用户的基本权利,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2]。
    
     2010年1月4日,我接到雅虎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副总律师)Christina Lai回复,称我的提案有两点不符合美国Security & Exchange Committee (SEC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信件和股份证明日期是12月17日,提案有两份[3]。我1月8日回复:一、我的股票交易公司17日发出证明,我也同日准备好提案,5天(其中包括周末两天)后我收到股份证明立即发出,公司也同天收到,符合常识;二、我的提案只有一个,就叫“雅虎在中国业务的人权影响”,只不过包括两点而已。为了消除雅虎雇用的律师行的恶意误解(雅虎总是雇用同一个律师行O’Melveny & Myers LLP对付我这个微小股东),我把两点放到同一段落[4]。 (博讯 boxun.com)

    
    2月9日,我接到O’Melveny & Myers发来的27页传真,是律师行传给SEC的附件,代表雅虎请SEC就雅虎排除我的提案行为“不采取行动”,其理由还是1月4日对我的回复。我想,SEC也读到我1月8日的回复,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虽然SEC已经让我失望过几次,我对SEC律师的公正和知识还保持着期待。
    
    3月30日,在收到SEC的通知之前,我接到雅虎董事会的用于股东大会的正式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5],其中包括明显误导股东的内容。4月2日,我不得不向SEC报告,特别指出雅虎用来敷衍股东的“雅虎人道基金”早已被误用、滥用成某一个人的私人政治黑箱。没想到,这一次SEC反映神速,当天回复雅虎并转送我,附有Attorney-Advisor(顾问律师) Alexandra Ledbetter的informal views(非正式意见),认为雅虎的意见appears to be some basis好像有一定基础,所以不建议就雅虎排除我的提案行为采取行动[6]。虽然,SEC同时说只有法庭的判决才有正式效力,但我这样的微小股东怎么可能为此提案与雅虎和其雇用的律师行到法庭上打官司?SEC这样的偏袒大公司的行为正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我不可能同时在此追究SEC。当然,SEC把这样的决定放到网上,也算是一种补偿,让相关的人知道雅虎等公司用什么原因拒绝了多少提案。我查过一次,注意到各大公司每年都要拒绝几个股东提案。
    
    与此同时,我时时在思考全球化格局下以自己仅有的微弱资源推动民主、人权、民权事业的新战略。
    
    我以政治学访问学者的身份逃出日本来到美国,从威斯康星大学搬到硅谷后,又参加了许多进步政治组织和活动,学到许多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受益匪浅,但总是遇到局限,特别无法贡献出自己的知识,没有独特的价值和主动性。有一次,我随反战人士们在圣塔克拉拉会议中心的大厅外抗议到硅谷来募款的小布什,与被临时动用的当地警察和马队对峙。我们不断向警察喊话,要他们保护人民、而不是保护大厅里的杀人犯(至少是嫌疑犯)。实际上,爱达华州的几个天主教徒就在警察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替天行道”按照州法律暂时逮捕来讲演的发动战争嫌疑犯卡尔·洛夫(小布什的“导师”)送交警察,结果反而被警察逮捕。因为正是世界上的那些国家“万户侯”粪土们握有权力和资本。我注意观察前面的警察,像个刚毕业的高中女孩子,一方面为把我们隔离的政治制度悲哀,一方面更感到自己的无力。硅谷作为全球化的发源地,也吸引着全美和全世界的政治和媒体,每当我读到“雅虎创办人与江泽民出席财富论坛”、“胡锦涛访问微软、波音”这样的垃圾新闻时,总在想:用什么方法以最小的资源把民主、人权、民权的agenda议程提到全球政治、媒体的headline头版头条呢?
    
    在硅谷,政治家没有多少全球影响。我为圣塔克拉拉县/郡和圣何西市的官员们义务打工,还参加过六个星期的西班牙语培训(因为墨西哥后裔是硅谷的最大人口),2003年获得过县“硅谷杰出移民”的表彰。我从他们那里也学会不少美国地方政治的知识,特别对于在县厅里开会利用地方政府反对联邦(小布什)政府的战争、移民等一系列政策感到新奇,很希望有一天移植到中国。国会议员Honda本田等人也不错,为我写信给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起码防止了他们把我也列入“恐怖嫌疑”的名单。但是,归根结底,美国政治家们要面临选举,我这样的流亡思想家没有资金和时间,不可能是他们的diehard铁杆支持者,他们也不可能对中国和全球事务有足够的关心和支持。
    
    这里是硅谷,有的是全球瞩目的大公司,如果能够影响他们的政策导向,会达到比许多国家政策更深远的影响。如何能以最小的资源把民主、人权、民权提到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议程上呢?我最后想到了股东大会。其实,Ralph Nader这样的媒体宠儿从八十年代已经在关注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了。
    
    自从我5、6年前把退休基金转换成公司股票并选择性地帮助一些大公司改善他们的人权事务以来,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开始取得了一些效果。在此与大家分享,希望有识之士也向我这样,共同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我发现的最大“秘密武器”是SEC1934年制定的Rule规定14a-8“Proposals of Security Holders”“证券持有者提案”第2问“谁能提交提案”中,规定must have continuously held at least $2,000 in market value, or 1%, of the company's securities必须连续持有至少两千美元市场价值或者1%的公司股票。这是美国经济民主的最重要的法规,只要持有价值两千美元以上股票一年以后,而任何小股东都可以提交提案要求公司付诸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回想过来,如果美国民众都知道这个法律知识,以此为武器参与股东大会[7],美国经济哪会被华尔街等大公司如此轻易地出卖?这实际上也是几乎所有公司律师以及被公司雇用的律师行最害怕的法规,我在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充分感受到他们为了回避这个法规所用的诡计和阴谋。本文开头雅虎的对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他们并不能总是得逞。
    
    当我今年以数千万分之一的股份成功地把中国人权提案摆到谷歌、雪佛龙的股东大会上,得到数以千万计的股东的赞成(对于不赞成者,也是一种宣传)时,这是多大的公共教育成果啊!比起“股神”巴菲特的区区百分之几的回报,我得到了千百万倍的回报!
    
    但我们不能以此满足,更大的目标是实质性地改变那些拒绝变革的公司的政策。
    
    另一方面,中国民主、人权、民权、人道事业几乎都因为资金短缺无法进展。唯一有充足资金的是前面指出的雅虎人道基金,却被误用、滥用。作为安那祺主义者,我本来对所谓“法律”很轻视(为此在日本连人身安全也不保),对公司法更是门外汉,哪里去找义务提供法律帮助的罗宾汉去与公司交涉呢?我只好向香港的战友长毛或世界上那些环境保护者学习,实践安那祺主义的“直接行动”,冒着被赶出会场或被逮捕[8]的可能,在Cisco思科2008年股东大会上当场挑战公司的头头们(以及坐在我前排的雅虎创始人)[9],在谷歌2009年股东大会上抗议主持人专横而退场[10]。我一点也不感到孤单,也不在乎任何人的反对,因为我知道自己所代表的事业和广大的没有权利直接面对公司头头们的民众。当然,我也在期待理解和帮助。我的信息已经传送出全美国,罗宾汉会出现的。
    
    成功完成了雅虎人权案件的Morton Sklar律师开始逐渐与我联系,教会了我许多新的领域、弥补了我的短处。我们决定对思科立案,帮助思科改变特别是中国政策。3月2日,我致函思科,提交2010年股东大会的提案,要求公司遵守美国相关法律(包括天安门法款),在中国执行尊重人权的政策[11]。老练的Sklar同时向当天举行的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人权与法律分会举办的听证会提交书面材料,提请国会关注美国公司在互联网方面违反人权的状况,特别提出思科在中国的例子。
    
    3月10日,我接到思科Senior Corporate Counsel高级公司律师John Platz的回复,说我的提案好像包括3个提案,词数也超过5百。这个要求并不苛刻,我3月12日马上修改、回复思科。经过断断续续的通讯往来,最后确认由Director of Global Investor Relations全球投资者关系主管Laura Graves代表公司与我们交涉。以下是我2010年6月29日的电邮[12]。
    
    -----
    Graves女士:你好!
    
    感谢你6月22日的电子邮件。为使我们之间的会谈对话顺利进行,我花了一些时间准备问题、列出提案未包括的其他关注事项,也再查阅了和O'Halloran女士之间自去年来的通信,特别是她2009年7月24日电邮中对我提出的一些关于思科政策和做法对中国人权所具负面影响的问题的回应。
    
    我关注的根本问题是,思科通过向中国政府提供技术使中国执法机构能够监控和追踪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电子通信从而支持和帮助了中国政府对运用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中国民众的逮捕、刑事起诉和长期拘押。这些问题我和其他股东在股东会议上及股东提案中都提出过。美国国会在听证会上也表示过关注,比如,2008年5月18日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展示过有关思科向中国执法部门非法销售出口互联网监控产品及技术的一些书面证据,并成为公共档案的一部分。
    
    思科违反美国出口法向中国执法部门推销、销售、出口产品和技术,使互联网相关的人权侵害在中国成为可能。这些产品和技术,比如电子通信路由器,是中国执法部门正在广泛使用并依赖之的互联网活动监控手段,以识别和找出在政治或宗教上虽然本质和平但为中国政府所不愿见的电子通信。有一次,我和我在中国的家人打电话,我提醒家人不要谈及敏感话题,正在监听我们通话的人突然跳出来打断我们:“你不高兴(我们监听)?小心点!”
    
    对我、其他股东、美国国会提出的问题,思科作了回应,采取了一些一般性措施,比如采纳了《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在2008、2009年分别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于思科对华产品销售问题,思科回应说思科并未对销往中国的产品进行“定制”或为其产品增加特殊的监控性能、思科在“全世界销售同样的设备、思科(的销售)符合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关于人权问题制订的行为准则。然而,这些回应并未回答我所提的问题。举个例子,尽管思科主观上想按全球网络倡议的行为准则行事,但却在制订该准则的途中退出,而且从未正式提及思科对全球网络行为准则(Global Network Code of Conduct)的承诺。众议员Durbin也特别提到,在他与思科就最近于2010年3月10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进行联络时,思科不仅未能并且拒绝采纳全球网络行为准则。我的理解是,思科没有接受众议员Durbin关于参加听证会并提交证词的邀请,而且思科也没有对他要求思科提供对华销售特定信息一事做出回应。这些作为很难支持思科关于已按既定人权标准从事经营的说法。
    
    类似地,对众议员Durbin在2010年3月2日听证会上发言表示思科的产品将帮助中国执法部门监控及跟踪中国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的电子通信这一事宜,思科回应道思科不应对其中国附属公司的行为负责。在证据显示思科和中国人权侵犯事件明确相关、思科违反美国出口法律有意支持中国的互联网监控活动的情况下,试图回避问题、向国会表示思科美国公司不应对其中国雇员代表其实施的营销行为负责任并非合适或负责任的做法。
    
    思科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未涉及以上任何一个关注点,也未涉及我在股东提案中就思科对华营销和出口导致的负面人权影响而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这些报告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与其他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相比,十分微不足道。而且,仅就报告里关于人权的简短陈述而言,也未涉及思科产品和技术是否可观地帮助了中国侵犯互联网相关人权这一核心问题。在2008年股东会议上,Chambers先生对我和其他股东说思科对中国的人道救济贡献巨大。对此我尚未有机会回应他。事实上,在中国,即便人道主义活动也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思科(帮助中国人道主义救济活动)的良好愿望实际上更多地帮助了政府,而非民众。举个例子,2008年,成都的黄琦帮助将我们人道中国的救济金和大米发给地震受害者,却遭到逮捕而后又被判入狱三年。我希望我们可以讨论这些不足问题并探讨思科如何能够更实质地、有意义地处理这些问题。
    
    具体而言,我期待得到思科对以下问题的回应和信息:
    
    1、确保我的股东提案能够包含在股东大会的投票里。董事会是否已经就我的提案开会讨论?董事会对此有何声明?
    
    2、自2007年来思科对华营销、销售、出口的产品以及购买机构的清单;
    
    3、思科采用何种方法评估上述产品的营销、销售和出口符合《美国出口管理法案》所设标准,尤其是刚颁布的《产业安全局规则遵从方针》对每一个销售和出口产品都要求进行最终用途和终端用户评估的规定?
    
    4、思科已采取或计划采取何种机制和程序以处理企业社会责任(有关企业行为在中国及其他压制政府下对公民权和人权领域的影响)?请详细说明。具体而言,思科是否制订有《行为准则》?能否提供一份使用中或考虑中的相关标准的复印本?哪些管理人员、什么程序负责监督这些标准的实施,以确保思科产品不会被滥用于支持对人权的侵犯?
    
    5、为何思科还未采纳全球网络倡议制订的行业行为准则?
    
    6、思科将采取何种控制措施,确保附属公司及雇员不会继续使用与2008年5月已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公开并显示思科产品帮助中国执法机构利用互联网打压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的营销材料相类似的其他营销材料?
    
    7、自2007年起,思科的代表和销售团队都参加什么市场营销会?在各个营销会上,都营销什么产品,售出什么产品?请提供营销材料的复印本。
    
    8、思科有否与了解中国人权及商业并有联系的外部专家谈过?思科在中国与哪些非政府组织合作?
    
    我期待能与你们当面交谈。我在人道中国的一些同事将一起参加。
    
    赵京
    ------
    
    7月19日,我与人道中国的理事周锋锁、张前进,以及专程从华盛顿飞来的Sklar(他已经接受邀请成为人道中国的顾问)一起赶到思科,与Graves和另三位主管法律事务的官员会谈。这大概是我们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与美国大公司第一次就中国人权问题的直接交谈,感谢当代罗宾汉Sklar,我们取得一定的进展、受益匪浅。从我的7月23日电邮中[13]可见会谈的重要意义。
    
    ------
    Graves女士,你好:
    
    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你及其他思科官员在周一(2010年7月19日)就股东关注问题,也即有关思科交易将导致帮助中国政府监控电子通信、造成许多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网民被逮捕和判刑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期待在你提议的8月份的跟进会议上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实质性地处理。
    
    大约12年前,我刚刚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搬到硅谷时,我为《人民日报》的一个代表团(代表团中的一位编辑是我朋友)与包括思科和雅虎的一些硅谷互联网技术公司会见时提供过翻译服务。自此,我总是热切盼望能够回到中国,能够欢迎这些公司并协助推广它们在我的祖国——中国的工作。不幸的是,受天安门广场事件和其他严重侵害人权事件的影响,我至今不能回到中国从事这些工作。因此,和你们碰面并与你们在解决电子通信监控压制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为我以及其他和我一样受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直接影响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替代机会。
    
    更早以前,当我1985年参加研究生考试并从中国教育委员会获得唯一公派出国读社会学的奖学金时,我的目标是学成后回国“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是唯一一位被取消奖学金(及公民身份)并被赶出日本大学的中国学生。那时驻东京的中国公使唐家璇协调日本政府出卖我们在日本举行的人权运动(详见“出卖民主:天安门在日本的阴影”,地址:http://www.isn.ethz.ch/is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ord588=grp2&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110634)。这是为什么我总是提及当前中国统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希望所有在中国的国际企业记得这个政治现状的原因。我们人道中国和我们工作联系中大量的人都有独特的直接的在中国被侵害人权的经历。这些经历我们希望能和你及其他思科高层决策者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我向思科和其他公司提交股东提案的原因,我想协助确认美国技术企业不会无意参与或帮助发生在中国导致我流亡在外、导致许多人权/公民权运动参与者受伤和被判刑的人权侵害行为。基于这些原因,我非常感谢你们将把我的股东提案纳入思科本年度股东会议中的决定。
    
    按你的提议,我们八月份再会面时,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思科能够采纳人权标准和国际机制,确保公司行为和政策对人权的潜在影响能够被监督和评估,相关交易信息能够向股东和公众披露。我们相信这些措施不会对你在会谈时提及的公司保密性和竞争力造成伤害或导致削弱。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合作。
    
    首先,我们希望你能就我们在会谈时及会前在电邮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向我们提供更多具体的信息和明确的回答。按你提议,我们接下来将向你和其他思科高层决策者提供有关我们在中国的经历和联系网的背景信息,以帮助你理解(我们所提议的并已在我的股东提案中说明的)采纳信息披露机制、人权遵从标准、国际监督机制的重要性。这将包括一些政治和宗教压制的近期信息,中国怎么继续并扩大使用电子通信监控措施,以及一些中国的互联网和无线网用户因此被判刑入狱的例子。根据你的要求,我们也将向你提供一些包括信息披露和人权评估方法在内的行业“最佳实践”例子。美国商业部产业安全局最近发布的遵从手册中包含了其中几个例子。谷歌最近将“不作恶”作为其在中国互联网审查方面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个努力(虽然执行和结果还都不理想)是试图解决问题的另外一种负责任方式。供你参考,我已经将我对谷歌的股东提案和谷歌在本年度股东会议上的声明放到了网上http://cpri.tripod.com/cpr2010/google_proxy.pdf. 雅虎采取措施设立人权顾问组和特别人道基金为中国电子通信相关的人权受害者提供帮助, 也值得思科考虑。
    
    当思科的有关高层官员准备好参加你提议的8月份的跟进会议后,请尽早通知我们。我们期待与你们交流更多信息,进行更多讨论。
    
    赵京
    -----
    
    当然,我们并不盲目乐观。要最终帮助思科实现人权政策的转换,面临比对雅虎更艰难的斗争,还需要别的股东、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这样的经历会对别的人士有所启发,共同或各自展开新的案例,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场战线,开辟民主、人权、民权运动的新天地。在这场全球性的中国民权运动中,我们要启发、唤起、动员所有资源,帮助所有在中国从事生意的国际公司,至少要象谷歌那样“不做恶”;更进一步,还要帮助所有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改善政策、遵守人权等普世价值。只有这样,全球化才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赵京,加州圣拉蒙,2010年7月26日。引用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为准。]
    
    --------------------------------------------------------------------------------
    
    [1] 这里用“民权”包括民主、人权、公民权(维权)等多种含义,围绕“权利”rights(而不是政治性的权力power)展开。
    
    [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Yahoo_Resolution.pdf
    
    [3]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Yahoo_Zhao_100104.pdf
    
    [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Zhao_Yahoo_100108.pdf
    
    [5]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Yahoo_Zhao_statement.pdf
    
    [6]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14a-8/2010/jingzhao040210-14a8.pdf
    
    [7] 美国每年有1万3千多股东大会。SEC Votes to Seek Public Comment on U.S. Proxy System, #2010-122. www.sec.gov/news/press/2010/2010-122.htm
    
    [8] 我2006年就师涛等事件伴随”记者无疆界”等访问雅虎总部时,被保安阻止,并声称要叫警察来逮捕我们。
    
    [9]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isco.pdf
    
    [10]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c.html
    
    [11]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isco.pdf
    
    [12] 谢谢Xuefang Huang的翻译。
    
    [13]谢谢Xuefang Huang的翻译。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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