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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最高层动力枯竭是中国政治的总病根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18日 来稿)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空间不断发育的同时,权力腐败、贫富悬殊、官民冲突、环境破坏等病症也在加剧。未来混沌不清,很多人忧心忡忡。裸官、裸商忙于转移财产、安排后路,公共知识分子则开出多种药方:民主、宪政、社会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儒家、道家、法家……应有尽有。未来究竟有没有出路?路在何方?中国能否主动进行选择?这些可说是当下中国最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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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药方都有其依据,都不难自圆其说。或许,只要其中任何一种药方能够真正落实,中国的状况都可能得到极大改善,未来也将变得清晰。实际上,不需要那么繁琐的理论论证与方案设计,不需要那么多的君臣佐使,只需一味药服下去,中国的问题就可解决得七七八八——这味药叫做“从严治官”。
    
    柯云路小路《新星》的主人公原型吕日周,在山西长治时治矿难的故事,颇能说明“从严治官是解决今日中国一切问题总钥匙”的道理。在吕日周2000年任长治市委书记以前,煤矿数量、产量均占山西全省十分之一,而且多高瓦斯矿的长治,同样矿难不断。吕到任后,只立了一条规矩: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下矿井,各自负责不同矿区。如果某煤矿发生矿难,只要负责的县委书记或县长没到该煤矿下过井,首先要辞职,然后追究具体责任;如果下过井,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时官员可先不辞职,只按具体问题追究具体责任——仅此一条,长治从此无矿难,真正“长治”了。
    
    对比目前中央政策只要求企业负责人和私营煤矿主下井,对党政领导不作要求的现状,不难明白而今许多地方矿难不断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从严治官”在现实中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一旦做到,犹如提纲挈领,效果可能出人意料。
    
    原因也简单,中国是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官员的权力极大,掌控着全国最重要的资源。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在于,只要把官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事情就能快速推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前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经营城市”,都证明了这点;同理,只要把官员管好,纲举目张,国家就好治理。劣势在于,如果官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举步维艰,廉政建设如此,调整收入分配也如此;同理,如果官员管不好,其他方面做得再多,最终可能也只是白忙乎。所以,官没管好,可说是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管好官吏,可说是解决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而要管好官吏,古今中外只有两种有效手段:要么以民主方式交给老百姓看管,要么执政者自己必须从严治官。
    
    众所周知,政治民主化对今日中国来说,还属于任重而道远。但令人奇怪的,从严治官在中国似乎也此路不通。君不见,在各种会议、文件上,照例说是要“从严治党”、“从重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怎么处理最后还是由“一把手”说了算。在英国,伦敦市副市长用公务卡为同学聚会买单(这还是北京奥运期间他从中国官员身上学到的本领),事发后不但被免去副市长一职,而且被法院判令到一家社区公厕从事清洁工作;而在中国,像于幼军、邱晓华、陈久霖这样的大案,也不旋踵即可“复出”——现状如此,贪官在中国这种土壤上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就属正常现象;不这样,反倒令人匪夷所思。
    
    人非圣贤,没有民权的伸张,没有权力的分立,中国当然做不到英国那种程度,但也不应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不常见的状况,一般只有在历朝历代的末期,才会出现。而当代中国由于经历了对官僚集团的“赎买”,以换取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所以特殊利益集团快速壮大,吏治“超常规发展”到了朝代末期状态。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那种“为民做主”的“青天”,这样的官员不论真假,在官方对先进典型的宣传中,人们还不时可以看到;真正缺少的,是那种能够从严治官,敢于刀铡皇亲国戚的“青天”。正因如此,“铁面宰相”朱容基才能赢得基层民众、知识分子乃至海外爱国人士的广泛拥戴。朱容基对当代中国的最大贡献,不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掌控力,也不是他的人格风范,更不是他反腐坚决,而是他对待官员、同僚毫不因循苟且,一改官场蝇营狗苟的庸酬之风,为当时中国带来一派新气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对从严治官的衡量,不是看每年抓出了多少贪官,而是要改变这种不断滋生庸官(此庸非指智力,乃指作为,因循苟且)、贪官的土壤。为什么中国反腐愈反愈腐,贪官、庸官弥漫?原因其实简单,民间谚语早给出了答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不但下必效之,而且杜绝了改变的可能性。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一切重要改变,都必须从上层决策开始。如果上层本身就是现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他们又怎么可能推动现状改变呢?
    
    为什么早已形成全社会共识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得不到实施?有媒体报道,某项调查表明,90%的公务员都不赞成财产公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这种调查所能接触的,只是中下层官员。这种官员别说90%,哪怕是100%反对,只要高层有决心,同样可以实行财产公开。真相在于,也仅仅在于:正是因为高层本身不愿意、不敢公开自己的财产,所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才一直“时机不成熟”。
    
    政权高层的利益化和这种利益格局的固定化,导致了权力最高层的动力枯竭:只能顺着原有惯性维持现状,不能提供改变现状的加速度。这是中国当下政治的总病根。在这种状况下,从严治官固不可能,民主化更不可能,宪政不可能,社会主义不可能,儒教不可能……反腐,也只是一种调剂与点缀。
    
    最高层动力的枯竭,具体表现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能力受到3条绳索捆绑。1,强人不再。自邓小平后,中国很难再出现可以一人之力推动整个体制变化的强者,强人已丧失生长的土壤。而这种强人的存在,正是现行体制下摆脱利益集团束缚,改变现状之必须。2,高层决策集体化、规则化。近些年来,最高决策层越来越强调集体领导;在人事、决策上,逐步建立起越来越多难以改变的规则。最高层的这种民主化、法治化趋势,原因之一就在于保障核心层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任何个人,都难凭一己之力改变现状。有意改革者,也只能有心无力。3,前代干预。前代领导人的权力基础还在,影响力不退,这既是对现任领导人的制肘,也是对利益分配现状的加持。现在还只有前一代,十八大后可能出现前二代并存,加持之力将更大。
    
    在这三重捆绑下,很难期待中国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者普京。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与当时的大小政治、意识形态气候密切相关,很难在中国复制。普京的出现,虽然是叶利钦末期利益安排的产物,但他的强势拥有两大根基。一是前克格勃强力系统,这一在前苏联解体过程中受到最大重创的体系,为普京重建权力基础提供了特殊支持,就像文革后老干部复出对邓小平的支持一样。二是选民,这才是最根本因素。民选制度为普京摆脱对利益集团的依赖,转而依赖民众,成为俄罗斯英雄,提供了制度基础——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总统,其实从没有在美国出现过;真正出现的,只有俄罗斯,只有普京。
    
    既然最高层动力枯竭,运行轨道已被锁死,围绕十八大的种种迷雾与纷争,其实就与中国的未来命运,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少关系。就像红楼贾府中大老爷二老爷吵架、邢夫人王夫人争风,与焦大、刘姥之流不相干一样。不管十八大最终花落谁家,中国的轨迹都会沿着早已设定好的方向和方式运行,中国的未来不会有大的改变。
    
    十八大后的中国,至少还会遵循以下三项定式:一,挖空心思保证经济增长,这是执政集团一切利益与存在的前提;无论于公、于私,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能谈其他。对此,邓小平早已精辟概括为“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确有特殊的“中国因素”存在。对此,笔者将另文论述。
    
    二,特殊利益集团分肥不断。参与坐庄分肥的人,不会减少,只会增多,所以他们的掌控力将越来越大。不要妄想什么遏制特殊利益集团,一切与他们利益根本相悖的东西,最终都要让路。“三个代表”的提法既有延伸性,又有概括力:原来只是“一个代表”,代表大家坐天下;现在还要代表大家“先富起来”,代表大家享受“先进文化”。
    
    三,面对贫富悬殊,由于金字塔上层部分只能增不能减,于是只有不断强化财税的汲取功能,从中间部分挖出更多养分,既满足上面越来越膨胀的吸血需要,又可填补下面逐渐增多的空缺与窟窿,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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