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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中将句句直指当下中国深重危机的要害/焦予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20日 转载)
    来稿原标题:伴随着薄熙来上台而演出一场空前的胜利大逃亡
    一、
     (博讯 boxun.com)

     最近,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将军,即: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中将,在香港一本名为《凤凰周刊》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中国实施西部战略构想的万字长文《西部论》。我相信,凡通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在对刘将军所构想的中国西部战略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更会对这位中国军界著名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就中国内政的议论留下极为强烈的观感。如,刘亚洲在文中说,中国时下“一切向钱看”的极端糟糕的社会现实和死水一潭的政治体制必将走向穷途末路的放胆干政言论,的确令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撼。
    
     刘文说,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其实应该是胡耀邦)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从以上刘亚洲的话语中,我相信不独是笔者,而是任何阅读过这篇万字长文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最后写在《西部论》结尾的一大篇文字,其实完全游离于该文所论证的“西部战略”之外,句句直指当下中国深重危机的要害,全是对中国最高当局最近20年来所奉行的大政方针已经偏离世界文明主流的放胆直言。这种肆无忌惮的逆耳直言,这种深植于一个有着悠远历史情怀的思想家内心的忧患意识赤裸裸表露,与那些如今充斥于中国主流媒体的各路高官的陈词滥调和逢场作戏式的大话和空话,简直有着云泥之间的距离。这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为此,笔者甚至不揣冒昧,而对刘亚洲的相关文字作了更准确的补充,那些以括号的方式所加上的文字,就是笔者手痒难耐而加塞进去。
    
     众所周知,刘亚洲作为一名现役的解放军中将、中纪委委员,又是中国军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他不可能不知道其放胆干政的上述言论会给他本人,乃至给他所在的整个军方带来什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问这样两个问题:1、中国的顶层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2、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正在酝酿着什么难以预测的大变局和如何展开这一大变局?
    
    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向西方世界门户开放这30余年来,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国际交往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传统的中华文明同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密切交汇,广大中国人的视野早已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代中国人,仅仅用30年时间展开对西方文明的追赶,其耳聪目明,其思想解放,其所作所为,其物质成果,也早已超越了过往150年乃至过往3000年累加的所有成就。
    
     然而,因为中国人固守自己那“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刘亚洲语)的落伍政治制度不变,其上层建筑作为旧世界残余的一个最大的金字塔架构,已经成了阻碍中国人融入现代普世文明的桎梏。当代中国人除了得益于搭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顺风车才得以实现GDP最近30年一路高奏凯歌之外,其社会形态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改革,日益深陷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危机之中,其实是任何一个既开眼看中国又撑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残酷现实。
    
     前不久,中国一位网名叫木然的国内学者,在《中国已经进入危机社会》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中国进入危机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故作高论,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的全面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其中政治危机是其它危机的根源和罪魁祸首。”
    
     木然说:“如果单纯是经济危机,哪个国家都会有,哪个国家都会相对容易渡过,美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都转危为安。如果是社会危机也可能通过培育中产阶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解决、使人们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机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并配以体现人类终级关怀的宗教得以化解。这些危机的解决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来解决,而通过暴力化解的危机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正因为政治危机有如此巨大的破坏作用,分析的着力点集中在政治上也就理所当然。”
    
     在木然的眼中,中国的政治危机主要包括制度危机、接班人制危机、政策危机、上访制度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制度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的制度不论如何搞 “六个绝不”,如何宣传优越,如何宣传特色,实际了却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联欢、大合唱场所。即使没有既得利益这一层关系,两个关键性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一,专制的问题解决不了。第二,自由的问题解决不了。
    
     接班人制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接班人在接班的时候总是充满着变数、恐怖、血腥、暴力、阴谋、暗杀,每一次接班都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胜利,不是公开的胜利,而是阴谋的胜利。苏联的斯大林之于列宁、勃列日涅夫之于赫鲁晓夫,中国的林彪之于毛泽东、邓小平之于华国锋、胡耀邦之于邓小平等。接班人制的危机不但是权力交接时的危机,更是政治斗争的危机。接班人制最大的危机是它与党内民主产生矛盾产生的危机,接班人的核心是接班,接班人是指定的或内定的,原则上不能更改,其实质是历史专制传统的延续。
    
     政策危机。因为权力是专制的,政策的制定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其政策制定出来会在传输的过程中失效。所谓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政策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邓小平理论,其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是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作为理论的色彩并不浓,主要还是三个不同的政策,或者政治发展的理论政策,这三个不同的理论政策一方面表明继承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表明前任的理论政策具有不足和缺欠,表面看来,通过三个理论政策化解了危机,实际上却是危机在接班人手中的传递,是把滚雪球般的矛盾传递。一个政策危机解决了,一个更大的政策危机出现了,一代人解决不了的政策危机不断地推给下一代。
    
     政策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稳的失败:“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上访制度的危机。从湖北省委厅级夫人被打称被打错了就可知上访制度的暴力性。上访变成了截访,成了钓鱼执法的变相形式。上访不但没有化解民怨,反而使民怨沸腾。暴力执法导致暴力抗法,因上访渠道不畅,各种各样的反社会行为不断增加。
    
     合法性危机。上述四个方面都可以从合法性危机得到解释。合法性是人们对权力的自觉认同和服从,如果人们对权力缺乏信任,对权力的服从来自于惧怕,那就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三十年,也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三十年,是权力不断腐败的三十年,人们从过去的永远忠于党、信任政府变成不信任党不信任政府最后发展到制度与民、政党与民、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到鸿忠抢笔,从平其俊讲官话到徐光辉不让直播,从人为制造的灾难变成救灾升官的网民反应来看,其对立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人们不再信任制度,不再信任政策,不再相信政府所说的话,哪怕是正确的对民对利有益的制度、措施和官语。
    
     最后,木然将中国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问题的核心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滥用,它进入经济领域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它进入社会领域就会造成社会不公、非正义、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大量移民。它进入文化领域就会钳制人的大脑和灵魂,使人除了形成感恩的奴才意识之外不能形成民主自由意识。中国进入全面危机,都是政治危机惹的祸,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以宪政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危机的后果不堪设想。”
    
    三、
    
     按照木然先生上述对中国政治危机的综合性论述,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那些开眼看中国看世界的统治者和众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被统治者,他们在既存的社会秩序中,似乎都感到快要走到历史的尽头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国人在10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历经一次诡异的世纪轮回,似乎再次摆在了13亿国民的面前。
    
     对时下的中国社会深陷政治危机主导的综合性危机之中,另外一位华裔美国学者裴敏欣在其所著的《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一书的结语中,这样写道:深陷综合性危机之中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掉入陷阱的转型(社会),最终将创造出某些条件,迫使统治精英作出根本性的抉择。总的来说,这些抉择与(历史上)深陷于令人不满与不可持续现状的政治领导人所面对的那些选择是相同的——如同紧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出现的状况那样。”
    
     对此,裴敏欣继续写道:“伴随着经济表现的不断恶化与社会紧张状态的不断加剧,中国的统治精英将被迫选择是继续维持正在不断恶化的现状,还是冒着实行更加激进改革的风险来重建政治问责制并约束分权化的掠夺行为。如果选择进行改革,他们很有可能会通过动员起新的政治集团来克服受益于掉入陷阱的转型的人群对改革的抵制,并有助于打破旧的局部改革均衡。然而,依照前苏联的经验来看,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对已经威信扫地的政权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促进变革,会在不经意间释放出一场推倒政权的革命。这样‘脱轨的改革(run-away reform)’或者说‘托克维尔悖论(de Tocqueville paradox)’,给潜在的改革者们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在书中,裴敏欣给中国的政治精英支招道:“只有当改革者能够保持对重启的改革进程的充分控制时,这个国家才能够在不经历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摆脱转型陷阱。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与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结果只有在改革者获得社会反对势力中温和派成员的协助时才有可能实现。”
    
     对中国社会由执政党所主控的全面改革可能走向失败的前景,裴敏欣写道:“通过重启的改革摆脱转型陷阱的另一种可能结果则是政权崩溃。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与分权化掠夺行为(decentralized predation)的逻辑,意味着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制度性退化(i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将逐步扩大,并造成威权主义政权的表现不断恶化,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在面对不断降低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动荡的前景时,拥有可用的退出选项的统治精英很有可能会接受这些局面,特别是在政权存亡面临危机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到一种类似银行挤兑的政治局面——不再有意愿或动力来保卫这个政权的内部人将惊慌失措争相退出。不幸的是,尽管在危机条件下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崩溃可能会打破局部改革均衡,但并不保证随后就能够回复到一个稳定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这一点可以在前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与苏哈托政权垮台后的印尼所经历的困境中得到证明。”
    
    四、
    
     对裴敏欣所描绘的这样一幅中国黯淡的改革前景,一个令人绝望的全局性悲观现象似乎正在逐渐展开:中国的财富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像一条老旧航船上有着第六感的生灵一样,已经开始感受到这条在中国社会转型三峡险滩中航行的巨轮,随时会触礁沉没,而纷纷开始或准备开始用脚投票,明智地选择逃离这条航船。
    
     时下,在中国做个裸官、裸商,或做个在中国和西方双栖的学者,已成中国上层社会人群的最佳人生抉择:那些既有权又有钱的官员们,纷纷给自己的家人在西方民主社会筑下安乐窝,一有风吹草动就脚板涂猪油三十六计走为上,乱邦不居,前往国外同家人团聚以安享天伦之乐;那些财大气粗的商贾阶层和民营企业家们,则纷纷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为自己和所有家人办妥西方世界的新移民身份,个个怀揣护照和绿卡,以一种准备随时逃离乱邦的姿态,犹如惊弓之鸟一样,只要嗅到社会灾难可能降临的气息,就绝对会撂下那些带不走的固定资产而逃离险象环生的家园;至于那些学有所成的知识精英们,其首选的人生安排,无疑是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做个候鸟一样的双栖人,才是人生真正成功的最佳标志。
    
     如果不讳言未来中国社会真实的图景,必须承认,裴敏欣所描绘的中国基层社会各自为政的公权山寨化和碎片化的前景,以浙江遂昌警方作为地方政府的家丁而肆无忌惮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捕揭露地方黑幕的记者为标志,无疑会成为极有可能变成事实。裴敏欣在书中写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国家,通常很难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一个足够有力的新改革联盟。但地区性与地方性的改革联盟则可能在有远见的地方精英的首创性与社会力量所施加压力的联合作用下产生出来。虽然权力的下放导致了分权化的掠夺行为,但这两种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加积极的改革动力。权力的下放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对地方精英更大的政治问责。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权力的下放鼓励了地区间对资本、劳动力与市场的竞争。地方问责与地区间的竞争有可能驱使地方精英与公民社会团体共同进行新的体制改革试验以应对掉入陷阱的转型在地方层面造成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最具创新性的治理改革尝试,如乡镇一级的选举以及严密设计的村民选举,都是为了纠正地方问题而由主张改革的地方官员按照“由中而上”(middle-up)的首创-冒险-接受(initiatives-risk- taking)的理念来实施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司法权采取这种由中而上的路线,那么至少由掉入陷阱的转型造成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弊病能够在地方层面得到改善。最终,地方的首创性可能将助长全国范围内治理方式的分化(governance divergence),因为一些地方会试图通过改革来摆脱转型陷阱而其它地方则会继续停滞下去甚至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重庆模式的问题与未来
    
     对照裴敏欣的以上论述,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裴氏所描述的那种未获中央权力枢纽中最有权势的首脑们一致首肯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改革,其究竟能否令深陷综合性危机困扰的中国社会走出转型的陷阱,其是否真正值得乐观,亦大可存疑。眼下,一个明摆着的最突出例子是,薄熙来正在重庆主导的“唱红”和“打黑”运动,就非常具有典型标本的意义。
    
     毋庸讳言,虽然西南重量级城市重庆在薄熙来主导下新近出台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乏某种社会进步意义,但是,薄氏近年运用极富“文革”色彩的“唱红”和“打黑” 手段,而不是在中国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展开路人皆知的野心勃勃的问鼎之旅,其作为中国政坛的一匹成色极为可疑的黑马,他所实施的那种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属于旧瓶装新酒式的“重庆新政”,究竟能够走多远,可能等不到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大概就会见出分晓。
    
     这是因为,无论是薄氏对有行为瑕疵的北京律师李庄将其构陷入狱,还是对那些不是黑社会成员但却有着天然原罪的重庆问题富豪刻意罗织定罪而真正的目标却在于政府敛财;也无论是薄氏对文强仅仅受贿1200万居然不到11个月就快速将其处死,还是对异地交付重庆法院审判的陈绍基受贿2900万却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选择性执法,以死刑不上省部级官员的姿态放纵其逃生以示好于同僚;特别是薄熙来对一生都践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信条,其炮制的负资产迄今都没有得到有效清算的当代暴君毛泽东,以那种令所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都侧目和寒心的病态方式加以极端的尊崇;凡此种种诡奇的薄氏招数,足以说明,此君毫无疑问已经全然无视中国顶层社会的大佬们最近30年来的出牌规矩,而在中国的西南一隅,犹如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其今后的触角所向似乎无人可以预测,其政治行为的乖谬也确实是连神仙都完全不可预期。如果考虑到薄熙来在辽宁的所作所为留下的斑斑劣迹,其妻儿的行状令人生疑,他在重庆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恣意妄为,确实与之形成了极为残酷的对比。
    
     为此,笔者在此预言如下:假如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以“唱红”和“打黑”的旁门左道,而不是以文明社会一致推崇的民主方式在中国问鼎成功,未来的中国社会必将深陷远超“文革”的全局性动荡之中。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不因此而走向真正的分裂导致全社会的动乱,那么,中国社会必将在薄熙来主政之下,13亿人“高唱红歌”再次走向一场与“文革”相似的全局性人道灾难,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必然会掀起一场如今重庆展开的名为“打黑”其实是“黑打”的法外运动,各级专政机器则会以雷霆手段大面积清算问题富豪和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中国大地将一定会再次像当年毛泽东当国之初所主导的那场按千分之一指标杀人的“镇反”运动一样,变成具有薄熙来特色的选择性执法所锻造的硕大屠场,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那种像汉代的酷吏郅都一样的屠夫式官员,也必将一个个在中国各地的政坛上粉墨登场。届时,中国的财富精英们将普遍恐惧清算其财产中的原罪而纷纷作鸟兽散,中国弥漫性腐败的官场中诸如文强那种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们,将伴随着薄熙来上台而演出一场空前的胜利大逃亡的人间悲喜剧。如果不幸而言中,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民间近30年发育而成的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萌芽,也必然如汉武帝当国的时代一样,再次夭折于薄熙来之手。而与此同时,运应而生的一个远超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央高度集权并以吏为师的社会形态,将循着旧制度的路径快速在中国复辟,中国这场先天不足的民主化转型进程,将必然被薄熙来团队彻底终结和埋葬。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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