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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喀琅施塔得悲剧的教训/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17日 来稿)
     2006年7月25日,我在“关于克朗斯塔特悲剧的新资料”[1]中介绍道:“1999年,附属于俄罗斯联邦文献署的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了《1921年克朗斯塔特悲剧》两卷本文件。这应该说是对克朗斯塔特(喀琅施塔得)武装冲突的最全面、客观的资料汇编。书名以‘悲剧’总结这次冲突,可以感受到编者对反叛士兵、水手们的同情,同时也对列宁、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内战条件下武断地镇压军事叛乱表示理解。”从伯克曼到Voline“都记载了反叛士兵、水手们的革命激情,从原则上显示出对于正在形成的列宁主义一党专政体制的抗议,值得同情和支持。”“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列宁主义的基石,都是超凡政治家列宁在当时俄国革命条件下采取的暂时性的政策,”“伤病之中即将离世的列宁,只能把权力移交给惟命是从、毫无原则、道德、人性的官僚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托洛茨基对于列宁主义的形成及其变种(斯大林体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们对克朗斯塔特士兵、水手的镇压,正是一场悲剧的典型的开端。”“对于克朗斯塔特‘悲剧’的认识,应该是祛除列宁主义体系中存在的肿瘤的重要药方。我们期待着这份资料的译文的出版。”
    
     可喜的是,近来,在这样的大量史料面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研究者开始抛弃包括斯大林主义苏联官方精制和托洛茨基的偏见辩解,向安那祺(无政府)主义观点靠拢。例如,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库中的英文网页[2]就相当客观地承认、介绍安那祺主义的见解,在中文“托洛茨基”名目中也列出起义水手的要求,值得引用。[3] (博讯 boxun.com)

    
    喀朗施塔得驻军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全体大会决议
    
    彼得落帕夫洛茨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泊尔号战列舰全体水兵起草并通过以下决议。本决议已得到要塞士兵(水兵)大会的批准。
    
    要塞士兵(水兵)大会派往彼得格勒了解市内形势的船员代表团,向大会作出汇报。听取汇报后,大会决议如下:
    
    1、今日苏维埃不反映工农意志。应立即在秘密投票基础上改选苏维埃。应在全体工农中进行自由的选举宣传。
    
    2、工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3、落实会议自由、工会及农民团体的结社自由。
    
    4、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市、喀朗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红军士兵(水兵)的无党派大会。
    
    5、释放社会主义党派的全体政治犯。释放从事工农运动被捕的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
    
    6、选举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查监狱集中营的在押犯人。
    
    7、废除各企业机关的政治处。任何政党均无宣传自身主张并收取国家经费的特权。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并给予国家财政支持。
    
    8、立即取消所有督战队。
    
    9、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有毒车间的生产者除外。
    
    10、解散军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停止各企业的共产党员值勤制。假如类似的值勤和战斗队确有必要,应由连队(士兵)和工厂工人视形势而定。
    
    11、农民应有充分自由决定如何耕种土地以及——不使用雇佣劳力前提下——如何放养牲畜。
    
    12、请全军指战员和军事学员同志们支持本决议。
    
    13、要求广泛公布所有相关决议。
    
    14、任命巡视局监督执行(公布决议的落实程度)。
    
    15、允许个人劳动基础上的作坊生产。
    
    本决议由各舰队会议全体通过(两票弃权)
    
    1921年3月1日
    
    喀朗施塔得
    
    同文库中另一份相关文献也值得引用。[4]
    
    要塞及喀琅施塔得地区居民的呼吁书
    
    同志们与公民们!我国经历着严峻时刻。饥寒与经济崩坏使我们饱受重压已达三年。统治国家的共产党脱离群众,无力把我国带离总崩溃状态。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诸多新骚乱,足够鲜明地说明党丧失了工人大众的信任。对此,党不屑一顾。对工人的诸条要求,党同样不屑一顾,斥为反革命诡计。党大错特错了。
      上述骚乱与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心声,全体劳动者的心声。今时今日,全体工人、水兵与士兵看得清楚:惟有劳动者的共同意志与一致努力能让国家得到面包、柴火及煤炭,让衣不蔽体者穿暖,让共和国摆脱绝境。三月一日(星期二)我市全营集会上,劳动者、士兵与水兵的以上共同意志得到明确执行。集会上,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决议获得一致通过。相关各决定包括立即改选苏维埃。选举应建基于更公平原则之上,使劳动者的真正代表进入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充满干劲和积极行动的机构。
      三月二日,全部海军、红军与工人组织的代表于启蒙大厦聚会。会议曾提出制订新选举的原则章程,以求随后展开改造苏维埃制度的和平工作。鉴于有理由担心当局迫害,鉴于官方代表的威胁讲话,会议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它移交本市及要塞的管理全权。
      临革委位于彼得罗帕夫洛夫茨克战列舰。
      同志们与公民们!临革委为不流一滴血而操劳。它采取了在市内、要塞和炮台上组织革命秩序的非常措施。
      同志们与公民们!不要停工!工人们!请留在机床旁,士兵和水兵,请留在部队和舰队中。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与机构,请继续上班。临革委呼吁所有工人组织、作坊、工会、全体陆海军与个体公民支持我方,并全面施以援手。临革委的任务,是友好同心地努力在要塞及市内组织新苏维埃的正确公平选举。
      就这样,同志们,让我们追求秩序、平和与克制,让我们追求造福全体劳动者的诚实新社会主义建设。
    
    喀琅施塔得
    
    1921年3月2日
    
    彼得罗帕夫洛夫茨克战列舰
    临时革命委员会 主席 彼得里琴科,书记图金
    (1921年3月8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中文“托洛茨基”名目中,有三篇托洛茨基的评论,摘要如下(王凡西译)。
    
    [1]围绕喀朗施塔得的喧嚣
    
    近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成了某些圈子的热门话题。宣传运动的力度持续不减,倒像那场叛乱刚发生似的。「历史还原」的参加者满腔热情口号一致,包括无政府派、流亡孟什维克、左翼社民主义者 、自命独行侠的糊涂虫和白俄有产舆论 。……昨天,某墨西哥周刊(拥戴反动教会的「民主良知」)被我偶然瞟见一段话:「托洛茨基下令枪杀一千五百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至纯至圣的一群人。他当权的政策与今日苏俄毫无差异」。人所共知,「极左」的无政府派也持此论。就莫斯科大审判案,我首次公开——但简短——回答某共运「反思者」质询时 ,孟派报纸曾立即替当年水兵与今日质询者打抱不平。白俄有产舆论亦挥枪助阵。无政府派的拳头砸得更狠。以上权威人士判决曰:托氏的狡辩不成立。异口同声的事实颇费思量:无政府派视要塞水兵为「真正反国家的」共产主义象征;兵变时节,流亡孟派蹦高支持复辟资本主义;白俄舆论更是有产统治的全职啦啦队员。那场暴动,如何能让无政府派、孟派与主流自由主义一起涕泪横流?很简单:他们对丑化唯一的革命流派都有兴趣。……
    
    为何这个杂乱帮伙死抓住水兵叛乱?草创不久的工人政权,曾与哥萨克、农民乃至某些工人(乌拉尔的著名白军「工人团」!)频繁冲突。交恶的根源,是工人(消费者)与农民(生产者、供粮者)的矛盾。贫穷匮乏的钳制下,工人阶级也曾内部分裂彼此敌对 ;敌视程度视各群体与乡村纽带的强弱而定,红军同样受到乡村影响。内战年间,我们多次被迫缴械某些动摇团队。「新经济政策」减弱了工农摩擦,但远谈不上消灭矛盾。同时,新路线使富农再生,于三十年代初再度促发农村内战。「无产城市」和「小资乡村」的关系史上,水兵叛乱只是段插曲。……与内战年间小资产阶级的诸多运动及暴动相比,水兵叛乱的唯一差异是较大的境外回声。它爆发于「圣地」彼得格勒附近的海军要塞。暴动者散发传单、进行无线广播。匆忙到场的社革党人与无政府派,使暴动文告平添不少「高贵」词藻与姿态。这一切均记录在案。凭借以上「文件」(或说忽悠人的标签),不难堆砌一个政治神话。1917年,老喀琅施塔得的名号曾簇拥着革命的光环,使新传说更具气派。……
    
    [喀琅施塔得的社会成分与政治派系]
    
    革命由少数人直接「操办」。但惟有赢得多数的不等支持(至少友好中立),少数派才会成功。革命阶段的转换(比如革命向反革命的过渡),直接取决于少数与多数之间、先锋与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变数。
    
    要塞水兵曾分三个政治阶层:先进无产者,某些人历经劳资肉搏的重重战阵;农家子弟为主的多数中间派;来自富农、店老板与教士家庭的反动渣滓。……谁听不懂这一贯穿舰队起义运动的生死话题,最好对俄国事变缩脖闭嘴。整体上说,十月革命完全是——相当范围内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农民影响的进程。……是为革命一切阶段的基本力学。
    
    1917年喀琅施塔得兵代会的政治成分反射着要塞守军和舰上水兵的成分。……但直至十月事变,兵代会的列宁分子仍未过半数。社革党与无政府派构成多数。孟派根本打不进要塞,也仇视不买帐的水兵。……无政府派人头最杂:少量与列宁派同声同气的革命者、比左翼社革党徒还迷糊的城市小资(占本派多数)。兵代会主席是个党外人士兼「无政府主义同情者」。
    
    [内战中的变化]
    
    水兵们曾书写耀眼的革命诗篇,但内战改变了一切。要塞和舰队的老兵有系统地奔赴新战场。十月的日子里,水兵部队曾驰援莫斯科。随后是南方和乌克兰:征粮并组织地方政权。「宝山」喀琅施塔得一度似乎取之不竭。本人自各条战线打过数十通电报动员「忠贞」团队救急——它们全部来自彼得格勒工人与波罗的海水兵。1918年底-1919年初,对「喀琅施塔得来的好汉」已有怨言:要得多、干得少、纪律坏。全歼西北军之后(1919年冬),波罗的海舰队与喀琅施塔得要塞的火热场面彻底冷清;「自己人」统统开拔,去打南方白军。1917-1918年间,水兵的觉悟远高于红军整体水平,构成首批红色部队和许多外省苏维埃的骨干。留守后方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班家伙,却败坏得一无是处;总体上讲,他们的思想水平远低于红军的平均高度。……
    
    补充一点:部分怕打仗而打算越境回国(拉托维亚、爱沙尼亚)的原波罗的海水兵,以「志愿军」名义进驻舰队。他们骨子里厌恶工人政权,并于叛乱中痛快发泄了内心的恨意。
    
    [水兵叛乱的社会动机]
    
    1917-1918年间,革命工人在舰队、更在全国引导着农民。回乡士兵(水兵)的普遍领导下,农民起来夺地、分地。苏维埃征粮刚开了个头,且多向地主富农索取。农民忍受征粮,当它是短暂的祸害。但内战打了三年。城市囊空如洗,却为了供应军需掠走乡村的一切。农民说:俺们拥戴「分地的布尔什维克」,俺们反对「征粮的共产党」。过去工人领导农民往前冲,如今农民拽着工人向后退。这一情绪转变,使白党得以拉拢部分庄稼汉乃至乌拉尔地区的某些半农半工阶层。
    
    (《反对派公报》66-67,1938年5-6月)
    
    [2]再谈水兵叛乱
    
    叛乱爆发时,我在乌拉尔公干。我从当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参加党的十大。党代会通过了平叛决议:以谈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无效就动武。我直接参与了以上决定的制订。后来,我一直待在莫市,没亲自到场指挥军事行动。平乱后的镇压诸事,完全是肃反委员会的权限。……
     平叛期间,我公开撒手靠边。记忆所及,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了镇压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肃反业务。他做得对。
     是否存在滥杀滥捕?不知道。我信任捷尔任斯基同志远胜于信任今日的文人揭发团。鉴于手头资料全无,我无法后天地确定该惩办谁以及如何惩办。……我承认:内战不是人道主义的学堂。唯心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总是控诉革命「太过火」。要害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本质:革命本身是历史的「过火瞬间」。谁喜欢舞文弄墨以「过火」为由排斥革命,请随意。我不排斥革命。这一意义上,我对镇压要塞叛乱负起全责。
    
    (《反对派公报》第70期,1938年10月)
    
    [3]答托马斯·温台林
    
    富有奉献精神的优秀水兵早己效命沙场,在前线与地方苏维埃发挥了重要作用。留守者是自大(「我们是喀朗施塔得好汉!」)、蒙味并无意替革命牺牲的灰色氓众。全国在挨饿,他们要特权。兵变动机是得到特许粮食配给。他们拥有大炮战舰。国内外反动派当即抓住机会蠢蠢大动。白俄流亡者急于声援暴动。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水兵的胜利必定招致反革命。叛军的主观意图也充满反动性——它们既反映了落后农民对工人的敌视,也折射了军人对首都「死老百姓」的自大,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纪律的愤恨。因此,起义运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由于他们手握军械,只能以枪炮平定此事。
    
    (1937年7-8月《反对派公报》N56-57)
    
    仅限于此悲剧的直接事实,维基百科介绍得比较全面。[5]例如,其中提到Israel Getzler 列举彼得落帕夫洛茨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泊尔号战列舰的水手构成,已知的2028名中有1904名(94%)于1917年以前入伍,只有137名(7%)于1918-21年入伍。至于波罗的海舰队全体,1921年1月时有76%是1918年以前入伍的,其中80%来自于大俄罗斯地区,10%来自乌克兰。中文方面,朱小萍的介绍虽然较长,值得引用。
    
    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学术史回顾和档案文献简介(部分)
    
    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出现了一批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回忆录、争论性质的文章和小册子,它们大多被冠名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如M·拉法伊尔《喀琅施塔得叛乱——一个政治工作者的日记》,1921年哈尔科夫版;A·斯列普科夫《喀琅施塔得叛乱》,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M·库济明《喀琅施塔得叛乱》,1931年列宁格勒版等等)。1931年,第一本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文献集《喀琅施塔得叛乱》在列宁格勒出版。这本文献集不仅摘录了喀琅施塔得兵变者的报纸、苏维埃和侨民报刊的相关内容以及回忆录性质的文章,而且还收录了136个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一系列首次公开的档案文件,内容主要涉及俄共、苏维埃机关和军事机关对兵变的镇压。另外,文献集还提供了一个文章目录索引(共455条),内容包括1921年2月下旬至3月报刊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报道、评论以及1921年到1931年杂志、百科全书中的相关著作和文章。这本文献集的出版为研究喀琅施塔得事件提供了最初的资料基础。在第一本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研究性专著《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列宁格勒,1931年版)中,作者A·C·普霍夫大量援引了这本文献集的资料,对喀琅施塔得事件做了初步研究。
    
    从30年代开始,苏联进入了一个政治控制最为严密的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为“反革命叛乱”的反面教材被书写在一些普及性的书籍和教材中(如О·Л·列奥尼多夫《消灭喀琅施塔得叛乱》,1939年莫斯科版;К·扎科夫希科夫《1921年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覆灭》,1941年莫斯科版;И·罗京《党历史上的一页》,1958年莫斯科版;К·Е·伏罗希洛夫《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历史摘录》,《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第3期等等),而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档案文件则处于严格保密状态中。50年代通行的历史教科书《苏联通史》(А·М·潘克拉托娃主编)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简史》(萨姆索诺夫等主编)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采用的都是苏联的官方说法,不同的仅仅是不同时期的书更强调不同领导人的作用而已。
     70至80年代,有两位苏联学者С·Н·谢曼诺夫和Ю·А·谢季诺夫的专著值得一提(前者为《消灭1921年喀琅施塔得反苏维埃叛乱》,1973年莫斯科版;后者为《被揭穿的阴谋》,1973年莫斯科版和《苏俄小资产阶级的破产(1920年末—1921年)》,1984年莫斯科版)。尽管他们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研究并未突破官方的说法,但在他们的著作中首次运用了一些原藏于苏联国家军事档案馆的文件,其中包括1921年3月17日至18日政府军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军事行动。1981年,《军事历史杂志》第3期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北方军队集群1921年3月17日至18日的军事行动的文件。
    
    1985年苏联进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随着“公开性”方针的提出,更多的保密档案文献被陆续公布,如:1989年,《苏维埃档案》第1期刊登了时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П·П·列别杰写于1921年3月20日关于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报告,这份报告对政府军的军事行动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价值较高。
     苏联解体后,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根据总统属下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在研究了大量文件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发布命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加者恢复名誉并要为他们修建纪念碑。随后,《历史问题》第4至第7期连续公布了大量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档案文件。这引起了学者们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新的兴趣,一些根据新材料撰写的研究性著作和论文相继出现(如А·И·穆拉诺夫、В·Е·兹维亚吉恩采夫《元帅的专案文件》,1996年莫斯科版,其中专门有一章为《被审判的喀琅施塔得》;ЮА·谢季诺夫《在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背后》,《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类)》1995年第2、3期等)。1996年,由科学院院士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重写俄国史”丛书之一《俄国农民的命运》出版,其中有一章为《喀琅施塔得,1921年春天:发生了什么?》。
     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再研究最有价值的是最近出版的两部专题文献资料集。1997年,莫斯科民主基金会编辑出版了题为《喀琅施塔得·1921》的专题文献集,它是总题为《俄罗斯·20世纪·文献》的大型多卷本档案文献资料集(预计45卷)的首批书目之一[关于该文献集的内容详见本文作者《俄罗斯〈喀琅施塔得·1921〉文献集简介》,《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6期第61页。]。
     1999年,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俄国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出版了两卷本的专题文献集《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悲剧》。这本文献集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书籍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本,共收录839个文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件是首次公开。另外,因为条件的日渐成熟,这本文献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流行于各类书籍和报刊杂志的种种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用编者的话来说,“它们尽量全面地阐述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全部问题,苏维埃情报机关随后对事件的侦察,逃往芬兰的喀琅施塔得人的状况,大部分领导者的命运……依靠自身资源和丰富的资料,我们系统地研究了喀琅施塔得进程中的主要阶段以及1921年2月至3月与此有关的重要事件。我们将特别关注那些至今仍讲不清楚的问题。”(《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悲剧》序言第6页,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从文献集的内容来看,编者对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档案文件进行了全面的搜集、鉴别和整理,所收文件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年多(从1920年11月至1924年3月),包括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政治部、彼得堡(从1921年起称彼得格勒)共产党委员会、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政治部、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波罗的海舰队、第七集团军、芬兰湾南方和北方军队集群、全俄中央执委会和隶属于它的最高审判庭、彼得格勒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要塞防卫司令部、彼得格勒战斗组织(为当时社会革命党行政中心、保卫祖国和自由人民联盟、立宪民主党行动中心、立宪民主党无政府主义民族中心等组织的统称)、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俄侨红十字会等众多机关、政党和组织的档案文件。其资料来源主要有: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俄中央执委会、隶属于全俄中央执委会的最高审判庭、立宪民主党行动中心等);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工农红军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Л·Д·托洛茨基、Э·М·斯克良斯基秘书处、第七集团军、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全宗和彼得格勒军区);俄国国立海军舰队档案馆(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政治部、“彼得罗巴甫罗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俄共(布)中央委员会、В·И·列宁、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圣彼得堡国家中央档案馆(彼得格勒委员会、省执委会);圣彼得堡国家政治历史中央档案馆(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员会)等。俄罗斯联邦安全事务中央档案馆收藏有名为《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案件》的丰富资料(第114728号全宗,共300多卷),文献集主要收录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军事机关、党政机关的文件。其中一卷包括《对喀琅施塔得叛乱参加者的调查表》、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做的审讯笔录、革命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采取措施惩罚喀琅施塔得兵变参加者的命令等内容,文献集全部收录。
     在政府方面众多的军事、政治、侦察、情报总结和报告中,文献集的编者选择的主要是那些能够反映影响较广的重要事件的文件,如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波罗的海舰队、彼得格勒军区、芬兰湾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全俄肃反委员会、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特派员的报告。
     由于存于俄罗斯档案馆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方面的文件数量相对不多,文献集将它们几乎全部收录,主要为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防卫司令部的会议笔录、决定、命令;被捕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如В·А·瓦利克、П·М·佩列佩尔金、亚科文科、В·П·库波洛夫)的口供;总共出版了15期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的大部分内容;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佩特里琴科、委员奥列申、军官马卡罗夫等起事者的回忆录。
     所有发现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战斗组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传单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工农红军、第七集团军总指挥、波罗的海水兵、其它舰队的海军向兵变者发出呼吁的传单因其内容的重要性而被全部收录入文献集。
     在编者看来,无论是苏俄政府的官方报刊(如《彼得格勒真理报》、《真理报》、《消息报》),还是国外的定期出版物(如《路报》、《俄罗斯意志》、《新俄罗斯生活》等),大部分是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虚假报道和自我吹嘘,不足以信,因而甚少收录入文献集。
     整个文献集因其资料的丰富足以说明1920年末1921年初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的骚动情形,部分彼得格勒战斗组织和停泊于彼得格勒的军舰的反苏维埃行动,政府军进攻要塞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程,政府对喀琅施塔得人和彼得格勒的可疑人物进行的惩罚,彼得格勒军区和第七集团军在兵变期间的状况和作为以及镇压成功后对喀琅施塔得人实施的大迁移,侨民和反苏维埃政党对喀琅施塔得的援助,逃往芬兰的喀琅施塔得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苏俄政府因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及大量喀琅施塔得人逃往芬兰的事实与芬兰政府进行的外交磋商。
     然而,由于喀琅施塔得兵变者方面的文件相对不足,所以,已有档案文献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与反苏维埃组织和党派的关系仍然不能完全讲清楚。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防卫委员会的会议笔录、决定、命令大多为草稿或复印件,且大多没有标明日期,而真正的原件不是在要塞陷落的时候被销毁,就是被带到了国外,迄今仍未公布。彼得格勒战斗组织的文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部分在其领导人В·Н·塔甘采夫教授被捕前由其妻子销毁,其余的也流散于国外,特别是法国、芬兰、英国、波兰、美国等国家。尽管如此,文献集的编者仍然找到了一部分新的材料,如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收藏了立宪民主党行动中心、保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不少报告和谍报汇编以及契卡人员对“彼得格勒战斗组织案”进行侦察的工作材料(文献集第730号文件,其中还包括塔甘采夫在1921年6月中旬所做的口供)。另外,文献集的内容还涉及喀琅施塔得事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事件结束后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彼得格勒军区的状况,从芬兰返回祖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彼得格勒秘密准备再次起义等。应该说,这部分的内容是对《喀琅施塔得·1921》专题文献集的最重要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文献集提供了一类特殊的档案文件——喀琅施塔得兵变领导者(例如佩特里琴科、科兹洛夫斯基)、兵变参加者(例如科马罗夫、罗曼诺夫、瓦利克)、镇压兵变的领导者(例如谢佳金、德边科)的照片复印件,除此之外,还有反映政府军强攻喀琅施塔得的作战情形、胜利后给战士授勋章、喀琅施塔得的葬礼等照片复印件。另外,文献集提供了一张政府军1921年3月进攻喀琅施塔得的军事作战图,图中清楚地标明了喀琅施塔得城、各要塞、炮台的位置以及政府军两次强攻的路线和兵力。结合有关文件,政府军军事进攻的情形得到了十分清晰的说明。
     与《喀琅施塔得·1921》不同,该文献集的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撰写文件的时间、署名的时间等)。有一些文件,例如审讯笔录、工作报告、回忆录等,因其撰写的时间比其所讲述的事件的发生晚了很多,则按其事件发生的时间排列。同一天的文件按先后顺序排列,如果文件没有标明时间精确到小时、分钟的,则把党中央、苏维埃机关和军事机关的文件排列在前,其次是地方机关的文件,然后是喀琅施塔得人的文件,活动在苏俄以及境外的各种政党和组织的文件排在最后。
     作为文献集的编者之一,俄国学者Ю·谢季诺夫撰写了序言,根据最新材料论述了他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看法。而文献集的主编И·И·库得里拉采夫撰写了介绍文献集编撰情况的前言。
     《喀琅施塔得·1921》和《1921年喀琅施塔得的悲剧》两本文献集的出版为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学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始资料。在这样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并且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喀琅施塔得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
     喀琅施塔得事件同样得到了俄罗斯以外的历史、政治学者的关注。不断有专著、论文出版、发表,主要有A·西里格的《喀琅施塔得兵变》,1942年伦敦版;I·麦特的《喀琅施塔得反革命》,1949年巴黎版;沃林(V·M·艾琴鲍姆)的《不为人知的革命》,1955年伦敦版;罗伯特·丹尼尔斯《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对革命专制的研究》,载于1951年《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乔治·卡特科夫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刊登于圣·安东尼论文第6号,苏联事务第2号,1959年伦敦版;除此之外,在《共产主义政权体系》、《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武装的先知》、《红军的成长》、《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的反对派》、《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分别为奥塔希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斯蒂芬·F·科恩著,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著,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伦纳德·夏皮罗著,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伊萨克·多伊彻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D·费多托夫一怀特著,普林斯顿1944年版;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著,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C·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理论和历史著作中对喀琅施塔得事件都有所论述。……
     由于缺乏资料,国内史学界对喀琅施塔得事件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九十年代初以前出版的世界史、苏联史著作一般都把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为当时苏俄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信号提到,观点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苏联的官方说法,例如吉林大学苏联研究中心苏联史研究室编辑的《苏联史大事记》,吉林大学1983年版;李传明主编的《苏联史(1917—1945)》,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张义德主编的《苏联现代史(1917—194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刘克明等主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把喀琅施塔得事件称作反革命叛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编世界社会主义词典》中就有“喀琅施塔得叛乱”这一词条,解释为:“1921年2—3月苏俄喀琅施塔得军事要塞和波罗的海舰队部分舰只掀起的反革命叛乱事件,由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发动”。近年来,国内学者接触到一些苏联解密档案,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看法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1996年出版的《苏联兴亡史》一书中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兵变”,并且认为该事件“从本质上说反映了广大农民对余粮征集制的强烈不满,是工农联盟行将破裂的信号”。( 王斯德,周尚文,叶书宗.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p·70)。1998年出版的《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作者虽然仍用了“暴动”这个字眼来形容喀琅施塔得事件,但他认为“喀琅施塔得暴动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由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引起的一次大规模群众性暴动,是穿着军装的农民骚动”( 邢广程.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p·247)。1999年出版的《俄国政党史》在论及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已经引用了一份俄国解密档案,即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调查报告(李永全.俄国政党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引用完)
    
    负责调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特派全权代表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是一个著名的“契卡”人员,列宁对他十分信任。 阿格拉诺夫的秘密报告中说:“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这是水手和工人群众无组织的暴动。侦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指挥人员中的反革命组织或者协约国的间谍在叛乱发生前进行了什麼工作。事件的整个过程说明没有此种可能性。”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 的党员宣布中立。[6]
    
    或许,我们今天不太容易判别当时的场景,难以理解这样的激烈呼喊:“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人。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家伙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12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但是,以下两个例子却说明苏联的官方谎言并没有完全成功,反而引发知识分子对列宁主义和苏联专制的认识。
    
    朗道(Landau,1908—1968)因为对卡皮查发现的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现象作出解释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但他更大的影响是冷战期间物理系学生必读的《朗道物理学教程》(我八十年代上期作为工程物理系学生对此印象深刻)。华新民在“科学殿堂里也有告密”[7]中介绍朗道在三十岁时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 朗道入狱的真实原因是他参与起草了一份声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反革命传单”。朗道也说过很象今天中国的现实:“在我们国家,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朗道在1938年起草那张导致他入狱的传单时,仅仅是表达了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愤慨,认为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到了四、五十年代,他显然已经转而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朗道所说的‘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显然是指列宁在普选失败后用武力取缔立宪会议的举动。朗道认为这种政权转移方式背后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说明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存在着质疑。”“今年(1957年)1月12日,在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利尼科夫谈话时朗道说︰‘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1937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在同梅曼教授谈论同一话题时,朗道说,‘显而易见,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年(1957年)5月,他曾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正如技术侦察手段所提供的情况那样,在同每天来访的客人谈话时,朗道多次就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问题陈述了自已的各种设想”。
    
    著名钢琴家萧士塔高维契也说过:“图哈切夫斯基干练超群,这无庸置疑。其实也轮不到我来评价他的军事才华。我对于他参与过的军事行动,也不是样样都激赏,比方说镇压喀朗施塔特水兵反叛这件事。”(Solomon Volkov出版的萧士塔高维契口述自传《见证》Testimony第95-98页)。
    
    除了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悲剧性质的历史研究对苏联官方谎言以及托洛茨基辩白的批驳,就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政治意义,从伯克曼1922年的小册子The Kronstadt Rebellion,Ida Mett 1938年的The Kronstadt Commune,到1955年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出版的沃林的The Unknown Revolution (Kronstadt 1921, Ukraine 1918-21),都有洞见。不过,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的导师”普列汉诺夫更有说服力。他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并痛心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为时过早并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流亡35年后,普列汉诺夫于1917年3月返回俄国。在所谓《政治遗嘱》[8]中预言道:“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佔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需要一场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并将其巩固。”“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但不能排除的是,在列宁仍然在世时布哈林和上述其他人[9]将像当年的吉伦特派一样,被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对列宁提出异议的第二梯队布尔什维克所消灭。”
    
    喀朗施塔特起义的悲剧,显示了以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确立的俄国革命的悲剧,也预示了不能解决喀朗施塔特悲剧的苏联的最终解体命运。与此类似,如果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解决天安门事件的悲剧,也不能避免其合法性危机,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与苏联同样的命运。
    
    [赵京,2010年9月15日整理,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http://cpri.tripod.com]
    
    ---------------------------------------------
    [1] 收入《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2008年,Lulu Enterprises: NC, USA. ISBN:978-0-557-01635-8。考虑到最近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今后按中国的译文改为喀琅施塔得。
    
    [2]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events/kronstadt/index.htm
    
    [3]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kelangshitade.htm
    
    [4]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kronstadt1921/01.htm 李星译。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Kronstadt_rebellion
    
    [6] 引自网上,但没有注明来源。
    
    [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6472#
    
    [8]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lekhanov/MIA-chinese-Plekhanov-19180421.htm。这个写于1918年4月7-21日的遗嘱,在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其内容太具先知色彩。
    
    [9] 前面列出托洛茨基等,但没有斯大林。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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