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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二十一世纪民主”──试论中国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庞忠甲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07日 转载)
    本文转自中美友谊交流协会期刊第38期
    http://www.chinausfriendship.com/chinese/article1.asp?mn=185
     (博讯 boxun.com)

    作者 庞忠甲
    2010年10月1日
    
    目錄
    
    引言
    正文
    
    一.中国政改面面观
    
    1.中国以民主化为长期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迫上眉梢
    
    2. 中国的政治改革太困难,太复杂嗎?
    
    3. 中国要借鉴西方经验,但不必照搬西方传统政治体制
    
    二.现代民主新思维
    
    1.传统民主政治的“多数派统治”原则面临挑战
    
    (1)讯息社会的“非群体化”趋势
    
    (2)新世代老体制的“决策危机”
    
    (3)設計新型“双议会",提升决策效率和品質
    
    2. 质疑西方传统的多党競爭和直接普选制度
    
    3.“选贤举能”---孔子和柏拉图的主張和理想
    
    三.试论中国特色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1. 谋建新型“权力制衡”机制---“评监会”
    
    (1)评监会的基本性质和组成方法
    
    (2)评监会的运行方式和功能大全
    
    (3)“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轉变成具有權力制衡功能的评监会
    
    2.建议采行“公投确认”机制,完善干部“选贤举能”任用制度
    
    (1)关于直接选举
    
    (2)间接举荐,公投确认
    
    (3)民意调查可以发挥辅助性导引作用
    
     3.政党性质转化
    
    (1)政党在走向消亡的必然历史长程中,需要适时调整自身性质和功能
    
    (2)中国可以避免经由“一党制”-“多党制”-“无党制”的风险和折腾吗?
    
    (3)高明的政党,最终可能转化成为举荐人才的“大学府”和政策研究设计智库,充当不干政的“政府制造者”
    
    结语
    
    
    
    
    正文
    
    
    
    一.中国政改面面观
    
    
    
    I.中国以民主化为长期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迫上眉梢
    
    
    中国后文革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政,开创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民生大幅改善,国力迅速增强,社会生活充满活力和希望。进入今年第三季,中国已经晋身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配套而行。今年8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特别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的经典理论衡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原已是朝野有识之士一致的共识,非如此何以持续深化改革大业、建设创新型一流伟大国家,何以克服“绝对腐化”狂澜既倒,何以因应日积渐的社会矛盾和瓶颈效应的挑战,何以真心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系执政党的合法性?
    
    
    解决之道在哪里?毛泽东在延安就讲明白了,是“民主”两个大字。“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席胡锦涛2008年12月18日讲话)。
    
    
    毛泽东试过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关于“民主”的某种误会,证明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不复可行。
    
    
    当前中国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实行体制改革,但多侧重机构改革,属行政改革层次,少有涉及民主化和权力制衡。中国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内涵,亦即“权力制衡”支持下的民主化建设。
    
    
    许多人以为,有西方传统民主政治体制为范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为引领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发达社会实践证明,除了照搬,别无他途。其实这是一种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观念;基于时代特征变化、国情背景差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中共领导人在一再表明政改决心之余,明确反对套用西方传统的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有意稳步走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迄今为止,除村级直选初见成效外,未有令人释然的系统性方案和时间表出台;一些早经确认的“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等先行改进措施也碍难实施,似乎一切有待从“加强党内民主”慢慢谈起和做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等是等不来的”,已经很难归因于经济改革和建设任务艰巨紧迫,顾不上政改。久雷无雨,长此以往,势将肇致国内外诚信危机,形成恶性反馈。悠悠万事,莫此为大乎?
    
    
    既然非改不可,为什么迟迟吾行呢?正如邓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所说:“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那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时至今日,看来这个主意还没有拿定呢。
    
    
    
    2. 中国的政治改革太困难,太复杂嗎?
    
    
    理解这个“太困难,太复杂”之处,首先在于中华大地千载而下,基本价值观念以压抑和消灭“自我意识”为天经地义,陷于严重“反人性”扭曲变形状态。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大异其趣;“为人之道”缺乏一种立足“个人本位”之上、由私心升华而弘扬利他精神的社会性意识形态(思想信仰体系)── 体现私心与公心(爱心)相得益彰的调谐功能的“心态文化”推手。这样的先天不足的深层文化背景,与现代社会基于个性解放追求的民主进步大方向格格不入,决定了中国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谨慎的,缓进的,以便在改革进程中有足够时空容许先进文化建设相应跟上节拍;否则,任何急就章只会破坏稳定,却达不到目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反覆、挫折不已,成效乏善可陈,甚至事与愿违,多与社会性意识形态或者说思想信仰基础不配套切切相关。但是,谨慎和缓进不等于无所作为,当前举国、举世翘首以待的绝非不切实际的民主化“大跃进”,而是终于发轫起步,有所动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筹备阶段的公开启动,也足以显示诚信,光明在望,令人欢欣鼓舞。
    
    
    其次,中国在组织上也不具备实行西方传统政党竞争的组织基础,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曾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群众的党。”三十余年后的中国大陆,除了共产党,仍然不存在另外一个政党,可以让全国人民寄托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尽管这种“无可取代”的政治局面正是严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毕竟现实情况确乎如此。如果现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这样的估计并非危言耸听。
    
    
    
    3.中国要借鉴西方经验,但不必照搬西方传统政治体制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则不可能只有一种选择,而且必须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西方社会舆论常常以西方传统建制为唯一民主模式,其实是一种武断,非但为实践所质疑,也无助于营造国际大家庭的民主机制。事实上现在的西方民主模式也有许多差别,就大处言,欧洲的莱茵模式(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奉行的效率+公平的经济模式,重视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更加强调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间公平分配)和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场、自由竞争、私有化),在追求公平或自由的倾向性上各有千秋。关于普选这件大事,法国人就不以美国的选举人制为然,这种制度屡屡造成当选人得票不如落选者为多的荒诞现象;而英国至今还保留君主立宪,显然不符“人人生来应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世界是多元多样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样的。
    
    
    不仅国情背景差异,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体上成型于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传统民主体制,固然居功厥伟,现时仍在有效运行,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潜在弊病正在突显出来,终要从先进变落伍,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下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机,同时传统民主政治决策体制正面临基础动摇,弊病丛生,效率低下,非改革不足以因应全球化讯息化时代新时势的严峻挑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陈现行沿袭二百年、属于工业化时代的决策体制正在过时,并提出了全球化讯息化时代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诌议。他的预言在凿凿应验之中。
    
    
    托夫勒向开创美国基业的祖先们声称:“革命的前辈们,我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使我作为美国公民,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个世纪。特别是那弥足珍贵的《人权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无论我有时确实多么可笑或错误,而在发表下述见解时,心中无所畏惧。
    
    
    “…… 我现在必须写下的意见,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误解。有些人无疑将认为它具有煽动性。然而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我相信你们会一目了然。因为,你们设计的政府体制,包括你们所依据的(一些)原则本身,已经变得陈旧。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将变得越来越压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这种情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二十一世纪的民主。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怒气冲冲和固执己见,不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通过广泛的协商,心平气和的共同参与,以重建美国的未来。”
    
    
    他又说:“总之,凡是所谓代议制政府许多不灵活的和越来越不中用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必须改革,并非因为它们有着内在的邪恶,甚至不是因为被这个或那个阶级(或团体)所控制,而是因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适应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这项任务要求亿万人民参加。如果这场彻底的整顿受到顽强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这一过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实现,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现在的权力班子有多大的灵活性和原则性,要看这种变化是否受到经济崩溃的影响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现外部威胁和军事干涉。风险显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顿我们的政治机构,风险甚至会更大。我们整顿开始得越早,我们大家将越安全。”
    
    
    讯息革命造就的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机深化等大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
    
    
    中共反覆强调不搞西方那一套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和直接普选制度,当然很容易被反对派批评为抵制民主化改革的借口,其实从上文和后面的深入讨论可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之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照搬西方传统体制。
    
    
    世界需要推陈出新,多种模式,共同发展。聪明的中国人应当发挥想像力,运用新概念,跨越西方虽然行之有效,但已陈旧褪色,属于“第二次浪潮”历史范畴的传统章法;由现行中国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始,稳步、缓进,善用“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结合自身特点,包括全面总结自己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吸纳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有益成份,创造性地寻求更为合乎现代文明需要、富于前瞻性的新途径;循着最为平顺、损失最少、各方满意度最高的方式,开发更加有效、完美、高级的民主政治新阶段──托夫勒憧憬中的“二十一世纪的民主”。
    
    
    政治民主化,就像整个现代化命题一样,离不开学习西方。当今中国人享受的几乎全部现代文明,从服饰、饮食、建筑、交通、语言、照明、通讯、音像、娱乐、电脑、网路、环保;直到教育、经济,金融、军事、企业管理和政治体制,一律充斥着西方文明的果实,特别是其中的科技内涵,可以说完全来自西方。政治民主化即德先生者,先进科技即赛先生者,都是西方世界为人类大家庭贡献的主要丰功伟绩或最强项。西方现代进步文明原已超出了族裔和国界范畴,成为全体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理应树立自信乐观精神、主动积极、虚怀若谷、知耻近乎勇,不怕难为情,以西方成功经验为师,老老实实下大功夫学习。日本人公然提出“脱亚入欧”,也没有断送了日本民族文化;“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绝不等于不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等于不吸收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合理成分。只是为什么不能放聪明一点,学得好一些,再好一些,甚至把握时势和机遇,充分运用自身有利条件,敢于设想走出富于创造性和先进性的自己的路子呢?
    
    
    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因应之道,为中国待机而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提供绝佳的借鉴和先机。
    
    
    打个中国电子工业际遇的比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西方世界已经走完了真空电子管技术漫漫长途,脱胎换骨转向晶体管先进技术;中国起步晚,正好抓住转折契机,“超越”面临淘汰的真空管技术老路,“直接”跨入了晶体管时代。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一步步扩大经济自由化,实现经济成份多元化,造成一种相对宽松、思想活跃的政治局面,客观上就是进入了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预备期。历史正为人类实验东方对照组的中国试验场展现了千载一时非常有利的机遇,要求决策阶层和自己的人民一道集思广益,善于总结经验,发挥灵性创造能力,针对自己国家的特定条件,找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起步方案,不失时机地跨出决定性的步伐;而不是在举国、举世焦灼不安的期待中,听任光阴流逝,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陷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于难以为继的危机。
    
    
    
    二. 现代民主新思维
    
    
    近年世界范围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大讨论中,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译本)中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六项原则,标志着左派演变的进一步发展。这六项原则是:
    
    
    (1)超越左/右划分的旧思维;
    
    (2)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
    
    (3)责任与权利相平衡的新的社会契约;
    
    (4)发展一套广泛的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以使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协调一致;
    
    (5)平等与社会多样性原则的统一;
    
    (6)重视全球化。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巴西总统卡多佐等对作者在此书中提出的见解及所作的研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布莱尔认为,当前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对进步主义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至关重要。普罗迪说,我们需要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新思维。
    
    
    严格说来,今天客观上不存在堪以现成拿来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应是在稳定大局,维持经济进步势头的前提下,如何根据自身特点,不落窝臼,新事新办,善用中庸优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代价,找到自己的创新道路。换言之,在几乎成为民主政治经典代名词的多党竞争、直接普选、双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等传统制度之外,难道竟没有什么更加高明的新举措可寻?大哉是问,不仅出自中国,也是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难题。而发达国家自身又何尝不然?
    
    
    
    1.传统民主政治的“多数派统治”原则面临挑战
    
    
    (1)讯息社会的“非群体化”趋势
    
    
    讯息时代多元文化使得“少数服从多数”或称“多数派统治”的传统民主政治基本原则面临挑战。“非群体化”(巨型群体分散为许许多多小型的不稳定的而且互相交叉的少数派)文明正在兴起,我们已经不可能把今日美国、中国,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构成用“穷人”、“富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工农商学兵”等大而化之的分类方法或左/右划分的旧思维加以说明。美国宪法规定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但谁代表民呢?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爱滋病患利益捍卫团体、反基因工程食物团体、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民权运动组织、常春藤联盟、墨西哥裔移民、亚太裔、印地安原住民、拖车住房主、周末冒险家、电脑程式师、汽车工人联合会、政府雇员协会、媒体业者、好莱坞人士、餐饮业者、医务界、能源界、环保积极分子、投资基金经理、华尔街分析师、短线交易客、新经济高科技企业新贵、律师行、退休人员、农场主、无家可归者、摩托车爱好者……这是一个由成千上万少数派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其中很多又是互相交错和迅速变化着的;敏感议题如堕胎、枪枝、核电、项目外包、露天矿开采……正反各方拥有信念强烈的团体;在消费领域,一种度身打造的个人化(Customization)趋势正在蓬勃兴起。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几乎总是难以形成51%以上的一致性;每个选区内部的差异性都是如此之大,使得按照老办法产生的“民意代表”越来越难以代表那不知究竟是否存在的普遍意志讲话。
    
    
    基本的普遍意志当然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无疑就是“性与天道”范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公理常识以及由此衍生的共性伦理指导原则了。为了维护这些必要的指导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仍是最不失公允的公正有效议事决策办法;但在处理大量具体利益纷争中,所谓普遍意志可能成了欺人之谈,长期以来被认为理所当然,放诸一切皆准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已渐不尽合时宜。
    
    
    从古以来,穷人经常是大多数,人们常以代表穷人为履行正义;进步的社会学者因此无不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然而,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真正的穷人不一定在人数上占优势,甚至成了少数派,因此,誰來代表他們說話呢?换言之,在现世高度差异化和复杂化的“非群体化”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某个少数派集团的成员。坚持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际上往往是少数人以多数名义对其他少数人实行极权专政。因此一味强调多数派统治,未必总是符合人道和民主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政府本身的合法性也将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新概念参观美国国会大厦,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气氛中,也不难感受到一种与现时代脱节的迟钝感和陈旧感。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今朝以多数选票决策的系统,可能会看作是一种原始而粗糙不堪的古代仪式吧。
    
    
    “非群体化”社会组成趋于更为差异化和复杂化,是人类世界进入讯息化时代,个性解放和现代开放社会多元化趋势下必然发生的新兴“生产关系”;一些专制政治体制试图加以抑制,结果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加剧了少数派之间的冲突,成为社会不安和暴力行为的根源;无从协调的结果,更难形成多数统一意见。
    
    
    不要以为那万花筒般的差异性会破坏“安定团结”。恰恰相反,有人打了一个简单生动的比方:如果一百个人都想拼命获得同一发财机会,他们可能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如果这一百人中每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目标,那么他们做交易,进行合作和构成共生关系,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有适当的管理措施,这种差异性将有利于缔造一个安全、稳定、进步、发达、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
    
    
    现行传统的多数票决型代议制民主制度造成的“多数专政”格局,正在显得陈腐和不中用,不能适应讯息化时代大大变化了的情况,渐渐成为有害社会人际调谐、压抑灵性创造能力,阻碍社会进步的落伍“生产关系”。
    
    
    
    (2)新世代老体制的“决策危机”
    
    
    西方社会现行体制不仅存在上述代表性、公正性方面缺陷,在技术层次上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决策困境。
    
    
    进入全球化时代,特别是讯息化的到来,人类世界不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几乎一切领域都大大加快了发展变化的速度,失却了往日从容不迫的悠闲,要求人们对大量新鲜的复杂的问题很快作出反应和决定。二百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的传统两院代议制议会,企图代表选民普遍意志,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山积的议案和 “狂乱的日程“中,用早在出现电灯、制冷、摄影、汽车、飞机、核能、导弹、激光、电脑、传真、复印、数位、光纤、互联网、基因科技以前,或者说在一个早在马克思、达尔文、佛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前的世界设计出来的老规矩、老程序,习惯性地进行听证和辩论;他们背负着不胜沉重的万能决策中心的包袱,其实自以为代表的“多数利益”可能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深入了解决策课题爆炸形势下面临的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问题实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代议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权制衡功能常常变成了旷日持久、反覆无常、决策难产以至决策错失的同义词。
    
    
    现代多元社会“非群体化”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少数派集团,他们的利益,已经不可能用过去大而化之的“阶级利益”笼统地概括和代表,如何在国家民主政治中充分反映与满足这些不断翻新的社会集团的要求,意味着对于现行政治体制的挑战。
    
    
    新世纪的民主观念,要求政府突破传统代议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及其简单化的“是或否”的票决制度;不再让所有问题都交给万能的代议制议会神圣殿堂去包办决策;要求合理地重组、下放和分散决策权力,实行更为有效的决策分工。
    
    
    需要建立一些专门的调查和协调机构,需要大批素养极高的优秀“外交人才”,他们不是到外交部门就职,而是在国内的少数派之间进行调处工作。要善于运用现代资讯高科技成就,让不同行业、专业、职业、性别、年龄、种族、地区、收入、倾向、爱好、宗教、理想……的涉案少数派及时交换意见、探讨问题、接受斡旋,解决争端。对于林林总总看去形同鸿沟的重大歧见,不是借多数名义强加某种决定,而是进行有效的讨价还价“交易”──“如果我松动这方面的反对立场,满足你们某些要求,你们将以什么回报?”从有关“非群体化”少数派积极的妥协中挖掘出建设性的潜力,产生出为各方接受而且综合效果最佳的方案,最终形成推动现代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强大合成力量。
    
    
    在国际事务上,也要按照类似的思路,借重联合国和各种桥梁系统,通过国际合作,逐步建成新一代新概念的协商和决策体制,化解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恨新仇,共谋和平友好发展进步大计。
    
    
    美国决策者一直不知道怎样同东方转型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打好交道,中东政策几同药石罔效,因应国际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难有良策;特别在2003年抛开联合国,发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显示太多失策和无奈;国内健保改革难有成效,挽救教育不得其法,移民政策无所适从,联邦减税政策与地方增税、加捐、破产共舞,来之不易的可观财政盈余一年间转为巨额赤字……,世纪之交加里福尼亚州的“人为电力危机”(加州实行电力市场化改革,冻结了用户终端销售电价,公用事业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十年来没有新建一座发电厂,2000年初起电力供应严重不足,2001年1月17日,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
    自二战以来首次强制分区停电的措施),以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席卷全球的特大金融危机,处处可以看到新世代老体制“决策危机”的标签。
    
    
    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主要通货的“霸权”地位,获取丰厚的“铸币税”,肆意实行财政与贸易的“双赤字”政策,支撑其入不敷出的国家预算和漫无节制的过度消费;如果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局面,未来国际性金融危机势必频发不止,愈演愈烈,终要走上世界货币总危机的不归路。姑且不谈国际道义责任,即便就美国自身利益言,饮鸩止渴不止,不啻加速自杀,全球霸主地位不保,“美国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灾难性后果不堪设想。遗憾的是,美国现有决策体系对此显然“不可持续”的 “瘾君子”政策,其实无能为力,唯有得过且过,陈陈相因,不知伊于胡底。无怪托夫勒君悚然心惊,起而鼓与呼乎。
    
    
    
    (3)設計新型“双议会",提升决策效率和品質
    
    
    由此可见,西方民主国家沿用的双议会或两院制以及相应的权力制衡体制到了必须认真检讨的时候。在“非群体化”社会组成日趋差异化和复杂化,决策危机降临之际,可有创意超越之道,一改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的重复议事方式呢?
    
    
    能否设想保留一个立法议会,改造另一个,在那里大刀阔斧精简那二百年如一日的听证议事程序,因应时代特点,发展出某种同政府地位平等、独立超然的新概念超级评议机构,受选民委托专司评估、监察重任,为政府提供“再思建议” (Second Opinion)和必要的复议要求,直至在重大议题上履行背书或确认的权责(有点像现代化企业必备的质量保障系统──Quality Assurance),从而发挥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咨询型”权力制衡功能。
    
    
    新概念超级评议机构将拥有强大的专业咨询功能网络,可为议事决策机构提供外包式(Out Sources)高水准专业顾问服务。
    
    
    这种新概念“两院制”设计是为了在越来越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既保障民主体制安全运行,又极大地提升决策的效率和品质。
    
    
    此专题将在本文之三“试论中国特色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中深入展开讨论。
    
    
    
    2.质疑西方传统的多党競爭和直接普选制度
    
    
    现代民主国家政党的功能也在相应起变化。
    
    
    政党原先基于各自代表某个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都有比较明确的倾向性。187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制宪议会上,第一、二等级的议员(教士和贵族)大都坐在议会右边的席位上,第三等级的议员(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占据了左边的席位,左派右派,一目了然。
    
    
    以后世界各国政党竞争,总是左右阵线分明;随着现代社会组成的“非群体化”,一些比较成熟的主流政党的特性就变得模糊化或中庸化起来了。今天,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凡是能够取得执政地位的负责任的大党之间,政见倾向性渐难沿用左/右的老章法截然划分,越来越容易因应情势变化而迅速调整,或借鉴和采用对方的高见为己有,以至选民目中难分彼此。如果大家都推出了素质优秀、旗鼓相当的人选,耗费巨资,互相攻訏之余,投票结果常常难分轩轾,十分接近(Neck and Neck)。
    
    
    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绯闻缠身,但人们公认他的政府无论内政外交都业绩斐然。究其特色,可见他打破了传统党派歧见,把历来写在共和党旗帜上的政见,例如“小政府”和贸易自由化之类,都能兼收并蓄,成为自己优先贯彻的高见,人们无以名之,遂以“新民主党”相称。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合法当选总统共和党人乔治.布什和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艾尔.高尔的实际得票数几乎相等,实际上高尔还多了五十四万票。布什得票率不超过合法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纽约市登记的选民中,民主党与共和党是五对一之比,但跨党投票越来越普遍,所谓“铁票”观念,早已不切实际;事实上选民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民主党在市长选举中已连输了五届。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引人瞩目的纽约市长选举,由全无公职经历,在政治上几乎是一张白纸的金融公司主持人彭博(Mike Bloomberg)赢得。他原是民主党人,竞选前不久转投共和党。2001年竞选前期,民主党候选人,长期从政的市公益赞助人格林民调一直遥遥领先,但彭博强调他经营企业和振兴经济的长才,正是大纽约地区遭受恐怖袭击后重建所亟需,渐为选民所重视;最后两人的得票率分别为相当接近的47%和50%。到今年,彭博已蝉联三届纽约市长。彭博的支持者包括共和党人前任市长朱利安尼和州长柏塔基等,但也有前市长民主党人郭德华。大家记得,在过去的州长选举中,朱利安尼并不支持同党的柏塔基,却为民主党人葛谟站台;这两位同属共和党的市长和州长政见每多参差,甚至摩擦对立。
    
    
    2002年4月,美国纽约州一项全州性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纽约州选民认为将竞选连任的时任州长共和党人柏塔基是“中间路线派”,他不拘泥于共和党传统观念,支持枪支管制、堕胎与同性恋权利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纽约州前进的方向正确;他获得的支持率比可能的两位民主党主要对手都高出一倍。就纽约州两党登记选民比例来看,民主党与共和党之比为五比三;但这位共和党“中间路线派”柏塔基由于广受民主党员的支持,于2003年初宣誓蝉联他的第三个纽约州长任期。
    
    
    尤其开门见山的是,美国共和党籍纽约市长彭博(曾是民主党人)于2003年夏发动一项在市选举中取消政党标签的计划,建议把不分政党选举的议案列入11月投票项目,还不排除花自己的钱来支持该方案。这不就是建议多党制向无党制转化吗?
    
    
    2002年9月22日,德国六千万选民参加第十五届联邦议会大选投票。投票前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时任总理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仅以0.5%之微领先竞争对手施托伊贝尔领导的保守联盟。不论这次大选谁能获胜,其当选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恢复德国经济的活力,并且修补严重破坏的美德关系。23日选举结果揭晓,社民党的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在野的保守联盟同样是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得票率,但因增补因素,社民党获得两百五十一席,而后者只得到两百四十八席。(每位德国选民有两张选票,一张为“直接候选人选票”,选民用来选出自己支持的该选区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可以直接进入议会。另一张是“党派比例选票”,选民藉以选出自己所支持的党派;各个党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比例由此确定,据此分配议会的原定席位。由于《选举法》中没有要求第一张选票中所选候选人的党派与第二张选票的党派一致,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党派通过“直接候选人选票”所得到的议会席位比在“党派比例选票”中该党派应得到席位多。由此产生的席位被称为“悬垂席位”--- Überhangmandate,此时可为获得“悬垂席位”的党派另外增补席,以保证该党派在直选中已获得议席的候选人留在议会当中。)在联邦议会总共六百零三席次中,社会民主党以两百五十一席维持最大党地位,另外绿党得到五十五席,社民党及绿党结盟总共得到三百零六席,超过半数得以继续联合执政,时任总理施罗德连任成功。
    
    
    今年5月,英国大选产生了自1974年以来首次出现无多数议会,任一方执政都需组建执政联盟。8月,澳大利亚选举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众议院150个席位中,执政工党获得72个席位,反对党联盟获得73个席位,绿党获得1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4个席位。意味着工党和反对党联盟均未获得76席的法定组阁席位,出现了1940年以来的首次“悬浮议会”。
    
    
    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趋向越发明显,意味着传统的党派观念大为淡化,在“非群体化”社会大环境中,政府和人民需要的领导人,应以体现中庸精神,迎合“无主义”优化决策需要的杰出管理型人才标准为上上策,应该更加着重于管理能力和品格水准要求,而非强烈标榜“代表性”或主义门户之见。此时政党提名行政官员和议会民意代表候选人,人选本身素质、长才的重要性常常超过了背后的集团或阶级的背景。莫非正应了当年胡适那句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由是观之,今日发达国家政府的重要功能在于管理一个越来越“非群体化”以至个人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决策成员所谓代表性的重要意义,正在被高品质管理才能所取代。需要的其实不必是一个有强烈倾向性的总统、首长,也不再是各自代表一个庞大的阶级、阶层或特定利益集团的议员们组成的议会。历来基于不同代表性和主义之争而形成的非常劳民伤财,化费巨大社会成本的多党竞争和全民普选制度,岂非流于形式,正在失去其本来意义?何况许多无力筹措庞大竞选经费的杰出人才,根本无法参与这样的号称公平竞争的角逐。现代民主国家是不是需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寻找较之传统体制更为有效的“管理人才”推举、遴选途径呢?
    
    
    至此,我们很容易想起孔子在《礼记.礼运》论大同社会时的“选贤与(举)能”说,以及二千多年前希腊哲人柏拉图的有关著作。
    
    
    
    3.“选贤举能”---孔子和柏拉图的主張和理想
    
    
    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在于政府由人民选择,并经常按照人民利益进行优化决策。这就是《礼记.礼运》篇,孔子关于理想“大同”社会的开宗明义八字要旨“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精义。这个“天下为公”,指的是与帝王家拥有的“家天下”相对而言的“公天下”,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或“主权在民”、“执政为民”的民主社会。
    
    
    为什么要选贤举能?在国家体制上不可能由全体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实际上间接民主又称为代议制民主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即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统治。由于人民并不亲自主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实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孔子高度颂扬由尧及舜而禹的圣王政治,认为体现了“天意”即民心的选择。据传那时的选择方式是协商、举荐和禅让,而非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普选。
    
    
    孔子去世以后五十二年,有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诞生。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399)首重道德关怀的贤人政治主张,认为只有充分掌握“正义”(Justice),并拥有真正知识的哲人,才是在城邦最有资格的统治者。所以柏拉图眼中的理想政体是“贤能政治制”(Aristocracy),即由贤能的哲学家掌握城邦最高权力的政治体制。柏拉图又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那里接受了万物按数的比例相互调适,彼此补偿以达致和谐的信念;论证社会分工基于人们的相互需要和内在能力的差异,从而形成功能互补系统,适足以肯定社会等级划分的合理性,因为由此提高效率。他把和谐观运用于政治,认为国家高度协调,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好比一个手指受伤,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了),全体公民“都结合起来,进入调谐状态,就像贯穿整个音阶,把各种强弱的音符结合起来,产生一支和谐的交响乐一样”,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柏拉图在他著名的作品《理想国》(Politeia)中,对当时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轮番为治庶人议政视为骗局,深恶痛绝(特别是恩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害后);他把社会看作一个应该互相协调和补充的有机功能体系,优先考虑的是发现和建立有助于社会整体以最高效率获取最大利益的条件;提出了不依靠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产生一个尊重民意,由最杰出、最优秀的人才(圣哲贤人俊杰)组成政府的设想方案。
    
    
    柏拉图在书中详细说明人才培养的过程。全国的人民都要接受教育,教育不只是教化民众,更是汰选人才的重要途径。他们要经过严格的体能,音乐训练,然后是逻辑和辩论的训练。然后,还要下放到民间,接受严酷的生活和工作试炼,能通过这些训练的人方可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候选人。柏拉图的政府组成方案否定党争,不主张公民投票的办法,当然更不是世袭的或是帝王式的国家。他设想一种不分男女、出身、财富,对所有人机会均等,在普及教育基础上培养和遴选最好的管理人才的制度。柏氏强调的是从有利国家整体出发的正义社会观,而非偏重特定方面的立场。中选的治国人才不仅能力、品德高卓,还必须对公众事务感兴趣,就像孟子说的那种“以安社稷为悦者”(《孟子.尽心章句上》)。他们只能保有少量个人财富,没有土地和私人住宅,不允许有各自的家庭,要在一起吃饭,领取数目不大的固定工资,不拥有金银珍宝。这就是说柏拉图主张在统治阶层实行“共产”,以防止出现党派竞争和自私特权,保障整体的和谐和利益。他们只可以接受来自普通友人的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褒奖鼓励,他们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满足。
    
    
    除了对统治阶层这般严格要求外,柏氏不排斥民众拥有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
    
    
    柏拉图像孔夫子那样走上层路线游说君王,试图实践他的“理想国”政治主张,屡试屡败之余,在雅典创办学校,教授生徒。柏拉图悲叹实现理想之难,不得已而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一等好的“法治国“设想;但他始终认为唯有具有整体观念的一流贤能主持政府,才会有理想的美好社会。
    
    
    柏拉图关于理想社会的著作被人们反覆阅读、传诵、研究,但除了中世纪天主教会有过类似的制度,在世俗政治生活中从未被真正采用。在现代民主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侧重点放在代表性上,几无例外地推崇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尽管如此,柏拉图理想的贤能原则一直受到重视,美国宪法中的许多条目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相似,它试图在坚持个人本位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让最杰出、最优秀的人掌管国家。
    
    
    现在是為中国政治民主化政革研发一种孔子主张和柏拉图理想现代版的时候了。
    
    
    
    三.试论中国特色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不得不然的改进要求,就是为了体现“所贵者权,君子时中”,与时俱进,在新世纪新形势下贯彻“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通过体制优化重组,导向更加有效、更加完美、更加高级的民主政治新阶段。西方社会既有传统建制体系沉重庞杂、盘根错节,积习深广,巨大的惯性使得举步启动也难;如果东方世界民主政治建设一开始就有一个新概念的起点,更且善于经营,后来居上,未尝没有可能。
    
    
    下文试用创新思维,因应中国制订适合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优化方案的大局需要,提出若干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多党竞争、直接普选、双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等制度,并且企望具有最广泛满意度(从党内保守派到激进异议势力都有可能接受)的新概念政治体制改革设想。
    
    
    新概念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是与先进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的配套工程,以维持政治稳定、经济进步为前提,参酌孔子和柏拉图有关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等论说,以及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针对中国当前社会和政治现实,试图回答以下三大要害问题:
    
    
    1. 不套用三权分立和双议会制,如何实现真性的权力制衡?
    
    
    2. 不照搬普遍直选,如何确实体现人民选择和监督政府的意志、权利和功能?
    
    
    3. 不搞多党竞争,如何开创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化前途?
    
    
    为此,除了现今有关健全党内民主、完善遴选干部过程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改善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性质,以及进一步加强廉政反腐斗争和监察体制等正在进行着的改革努力外,建议就以上三项课题着手,研议不落西方传统窝臼,稳步渐进,创新超越,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开拓性政治民主化改革可行方略。
    
    
    健全“权力制衡”机制,是体现共和政治真谛,根本改善政权体质,开展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优先事项,宜视为当今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世纪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凡圣两立”, “政教分离”,大一统的“上帝之城”对于分散独立的“世俗之城(国)”,不期而然形成了一种政治伦理上的制衡之道(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后,基督新教诞生造就的格局),堪称西欧“蛮族国家”后来居上,突飞猛进的决定性契机;观察西欧和美国等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成功的历史,可以清楚见得权力制衡保障社会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的盖世功勋。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启示:一旦存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即便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照样挡不住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大趋势,可能迎来德、赛两先生联袂光降;否则,有了法律也不会有法治,有了民主也会变成法西斯,一切美好的改革设计和成果非常容易成为空话,甚至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基于这样的宝贵历史经验,东方中国在开展先进文化建设的同时,为了实现创新型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先中之先,要中之要,当在于建立现政权最为急需、最付阙如的权力制衡机制──权力制衡先行。
    
    
    时过境迁,现代世界已无可能重现中世纪西欧不期而至的“凡圣两立”型的权力制衡。如果也不采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那样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制度,那么应该从何起步,在中国大陆现实条件下去建立具有自己特色,体现创新概念,保障改革方向的权力制衡之道呢?
    
    
    权力制衡,是要造成一种社会力量,可在认为政权机关决策或行为不妥时说“不”,并经由一定程序行使权力加以制止。这种有条件的制止功能,目的在于防止政权机关犯错误,特别是犯大错误,以保障社会大众的自由权利,最重要的是避免出现专制或暴政的危险。
    
    
    证诸美国和其他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成功经验,有效的权力制衡不可不遵如下四项原则﹕
    
    
    1. 分权或平行地位;
    
    
    2. 选民拥有最后和最高制衡权;
    
    
    3. 制衡动力源自利己私心,而非空泛虚幻的“出以公心”;
    
    
    4. 手段重于目的。
    
    
    今日中国,可以设想在现有政治体制基础上,由执政党主导,着手组建最为急需的,以广大民意为依归的新一代权力制衡体制,但不落西方已经显得陈旧的传统制度窝臼,不需伤筋动骨的大风险大手术,不会动摇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地位和决策权力,具有稳定渐进、新事新办、一流效率的时代特征。
    
    
    1. 谋建新型“权力制衡”机制---“评监会”
    
    
    设想建立一个新型权力制衡核心机构,暂名“评监会”。“评监”两字的涵义是在评议的基础上实施监督性的权力制衡功能。
    
    
    (1)评监会的基本性质和组成方法
    
    
    评监会无疑必须立足上述四项原则,但并非一蹴而就;宜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其建立过程须由试点开始逐渐推广,并且分为初级到高级的两个阶段,稳步提升水平,走向完善化。初级阶段重在发挥对于政府决策的评议功能,具有向决策部门提供高水准专业咨询服务的功能,并在发生重大异议时,可以提出再议和复决的要求,以利在越来越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大大提高决策的效能和品质。高级阶段将进而完备对于政府重大决策的背书或否决功能,名至实归地发挥其完整的监督性权力制衡作用。
    
    
    
    评监会作为监督性权力制衡机构,应有宪法保障的权限和充足经费预算,具有同国家立法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平行和独立的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妨比拟为一种新概念的另类两院制。
    
    
    评监会主管成员的产生程序,可以类比现行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产生方式,在同级执政党组织主持下,通过广泛协商,推荐提出候选人,经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考察认可后,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票决。
    
    
    评监会每个层次的最高级主管成员一经任命,除非本人要求辞职,将在健康条件许可下终身任职,执政党、人大、行政或任何组织机构都无权撤消其职务(比拟美国联邦法官终身制,不屑嗟来之食的超然地位);但评监会每个层次的最高级主管成员必须定期(例如每隔六年)接受人民投票公决“确认”(Confirmation)是否继续胜任,如果不能通过“确认”,同级人大可经由一定复决程序解除其任命。
    
    
    评监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一样,都应该是品德操守高卓,知识领域宽广,关切社会政治,热心公益活动,擅长组织和协调的优秀分子,其主要成员若有一定知名度和较高公信力尤佳。评监会将按议题需要,不拘一格聘请有关专家形成强大的顾问阵容,其组成当然以国人为主,还将以适当形式吸收“大中华地区”,以及不论来自世界何地的不同国籍的能人高士。这就是说,评监会可以考虑实行“客卿制”,体现泱泱大国的全球胸怀和大同精神。
    
    
    (2)评监会的运行方式和功能大全
    
    
    最高级主管人员因为拥有民意票决确认为后盾,不必担心政府成员打击报复;恰恰相反,其名誉地位取决于秉公评议的表现,越是善于揭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越是积极提出改进意见,越是前途灿烂辉煌,这就是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以雄心制雄心”(Use ambition to curb ambition),因“大私”导致“大公”,防范政府犯错误的妙用了。
    
    
    评监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议会,不是一个立法机构,不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评监会也不是决策权力机构,不同政府分割或争夺决策权力,不取代执政党或政府自身内部的监察功能。
    
    
    评监会必须拥有包括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知的权利”、言论免责权、以及公开表达意见等权利。
    
    
    评监会直接向选民负责,受选民委托专司监察、公开评价政府工作,定期并及时向选民提出评议报告。
    
    
    当一项法律或制度确立下来以后,无论民意或多数都不能加以改变,除非按规则进行修改。因此,依据既定法律或制度检验政府的工作(近似于现代企业中的质量保证作业──Quality Assurance),评估其是否依法或依制行事,是否符合“以法治国”的严格定义,将是评监会经常的基本的任务。
    
    
    中国现有制度框架内不存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司法独立建制。如何贯彻依法治国,现有“自我监督”机制显然力有不逮,因此评监会势将扮演举足轻重的法治保障者要角,责任与意义重大,应毋庸疑。
    
    
    评监会将发挥一种超级顾问公司的作用,力求政府(包括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和行为尽善尽美。评监会随时直接向政府提出“再思建议” (Second Opinion),开展外包(OutSources)型咨询作业;并有权要求政府就特定的事项进行再议和复决。其评议功能最终将发展至拥有对于政府重大决策的背书权,亦即否决之权,实现可以有条件地说“不”的真性制衡权力。
    
    
    有人说,“民主的文化是批评的文化”。美国的敌人所能找到的攻击点,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美国人自己提供出来的。美军在朝鲜、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中残害平民的劣迹多是自己首先展露,公诸于世。美国是全世界受批评最多的国家,也是受自己人批评最多的国家;严厉的批评保证了中庸优化决策之道的可行,却没有损害它的繁荣和强大。
    
    中国社会“打着儒家旗号反儒家”的伪儒,长期倡导“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虚妄,突出显现在“国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坏事做绝,好话说尽,不足为奇也。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致恩师黎锦熙的信,1917)。
    
    假情假义打造了中国人注重虚名而不在乎实效的历史传统,喜好形式主义,花架子,只关心事物的现象和形式,不注重实质和内容,认真不起来或不能恒久地认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求维护威信、照顾影响,家丑不可外扬,“不怕百战失利,就怕灰心丧气”,片面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赋予了假话、大话和空话,以及限制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在这种文化观念一时还不容易扭转的情况下,率先建立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评监会,体现客观评议国家政治的民主文化,是一个稳步导向有朝一日全面放开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安全通道”。
    
    文化转型,由“常戚戚”而“坦荡荡”,非一日之功也。
    
    现代多元社会“非群体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社会集团参政要求。在西方社会,各个利益集团通过议会斗争和游说活动表达和争取自身的权益,加上政府行政部门与职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以体现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如上所述,西方初建于第一、二次浪潮之交时期的传统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已难适应这种史无前例的现代特征参政要求,以致成为当代攸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那么中国将如何在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中国,不存在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斗争的渠道,而且不具备西方社会那种广泛合法自由结社的条件,因此,现代多元社会“非群体化”的发展带来的不可回避的社会集团参政要求,实际上很难通过公开化、制度化的方式顺畅表达和争取实现,甚至连个出气筒或安全阀都阙如。这种状态,固然有利于维持执政绝对权威和表面上的政局稳定,实质上却是执政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逆向机制,以及腐败、衰落和祸乱的根源。
    
     如果我们无意重复西方传统多党制和议会制的窝臼,那么是否可能在执政党主导下找出一条满足多元社会集团参政要求的可行的创新道路呢?评监会可能是很好的答案。
    
     评监会为所有中国人服务,而非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工具。评监会的一大重要任务是在承认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原则的同时,又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防止“多数专政”,防止任何人挟某种形式的多数自重或其他手段而滥用权力。所以评监会的议事方式,必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方位协商的功能,成为在国家社会生活贯彻“不同中求和”(和而不同)的中坚力量。
    
    评监会将为一切多元社会集团(合法、成形的,未经合法化、甚至未成形的)以至每个人的参政要求提供另类公开化、制度化地顺畅表达和争取实现的渠道;并可能发挥良性反馈互动的作用,造成一个越来越有助放宽结社自由以至言论自由,但是秩序受控,放而不滥的环境气氛条件。对执政党来说,也许这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权力制衡结构,它不会带来冲击执政地位的威胁,非常有利于维持一个稳定中持续深化改革的的政治大气候。
    
    评监会发挥上述功能,不是沿用西方传统议会千篇一律的听证、辩论和表决等程序,而更像专业顾问公司的作业方式。评监会将建立一些专门的调查和协调机构,拥有巨大的专家咨询网络,对政府工作的某个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可按需要灵活组织针对性的专门工作小组,就像上面议论过的那样,其中包括大批素养极高的优秀“外交人才”,他们不是到外交部门就职,而是在多元社会集团之间进行调处工作,并善于运用现代资讯高科技成就,让不同行业、专业、职业、性别、年龄、种族、地区、收入、倾向、爱好、宗教、理想……的涉案有关少数派以至个人及时交换意见、探讨问题、接受斡旋,提出解决歧见争端的优化方案,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客观的高水准评议报告所需的依据。
    
    当评监会制度经过充分实践取得成熟经验后,最终将被赋予背书权或否决权,届时政府立法或重大决策须经评监会确认方可生效或继续生效,以确切体现权力制衡本来意义上的完整功能。如果政府决意反否决,则须获得人民代表大会高比例(高门槛)的绝对多数通过,或付诸公民投票决定。
    
    一旦建立上述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意味着原来缺乏制衡因子的绝对权力政治体制开始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没有动摇或削弱执政党的统治地位,但政权将在确凿无疑的民意评议监督下进行运作,从此有望从根本上摆脱“绝对权力”注定“绝对腐化”的宿命铁律,稳步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光明之路。
    
    (3)“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轉变成具真正權力制衡功能的评监会
    
    基于中国大陆现行体制,评监会制度的建立,可在沿行半个多世纪但不脱政治花瓶地位的“政治协商会议”框架基础上,通过试点,转型、改造而成。评监会的级别,可与政协相若,分为中央、省(直辖市)、市、区县四个层次,各级独立产生,但上下级之间存在业务指导关系。目前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的有效成份,也可以适当形式吸纳加盟评监会体制,成为切实发挥参政作用的积极力量。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营建评监会体制所需社会成本和时间,较之从零点开始凭空筹建,或在西方国家由传统体制的巨无霸建制大转向便易甚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早在2001年3月13日,中国大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时,时任主席李瑞环以高亢的语气,呼吁透过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等各种监督机制,防止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脱轨变形。他指出,中国大陆的政府、军队、警察、法院,都属于人民,必须根据国情,研究、创造各种监督制度和形式,使人民能够经常、及时、有序地,防止和校正权力脱轨,保证人民的权力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优越,根本上在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前一些地方消极腐败现象仍在滋长蔓延,成为改革的障碍和社会稳定的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为了解除“改革的障碍和社会稳定的隐患”,消弭“人民群众的不满”,迈向民主化的康庄大道,最为紧缺的当是如假包换的真性权力制衡机制,而不仅仅是执政党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制约。如果弄通了这个道理,摆了大半世纪“花架子”的“政治协商会议”终能彻底转型成为具有真性权力制衡功能的评监会,那么“使人民能够经常、及时、有序地,防止和校正权力脱轨,保证人民的权力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监督制度和形式”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在未来可能相当悠长的渐变过程历史时期中,凭什么来保障一个不落西方传统体制窝臼(不实行多党竞争、双议会制、三权分立和普遍选举),具有民意基础的英才政府,持续地、健康地沿着两心调谐化的改革大方向前进,而不会停滞或逆转,变成专制的甚至法西斯的政权,以至功亏一篑呢?权力制衡是不可或缺的守护神。
    
    我们高度颂扬了权力制衡的伟大意义。实际上任何过程(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之所以可能趋向美好的调谐的目的,无非都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制约作用的贡献。就社会政治范畴而言,权力制衡就是制约功能的最高形式,也何妨理解为孔门儒家作为行为规范的“礼“的最高形式。
    
    2.建议采行“公投确认”机制,完善干部“选贤举能”任用制度
    
     选贤举能,从孔夫子到柏拉图,都不以为非直接投票选举不可;但脱离民意票决的选贤举能,又如何保证人民行使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选择权呢?
    
    凭人民自由意志产生或认可政府主要官员和民意代表,是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步骤,从而一方面赋予政府合法性﹐另一方面确定政府权力的上限,亦即是人民拥有最大和最后制衡权力的体现。
    
    前文谈到,西方民主国家成本高昂,实则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直接普选制度,应非今日民主政治的当然的唯一的最佳选择。
    
    在我们的创新改革方案中,建议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实行一种对在职主要领导干部定期公开考绩和经受民意投票“确认”(Confirmation)以定去留的制度,从而保障遴选人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体现人民选择和制衡政府的至高无上权力。这种制度,就是组织化举荐,和民意票决概念相结合的超现代化产物。
    
    设想人民投票确定政府和民意代表的人选,可按以下两大类型进行: (1)直接选举; (2)间接举荐,公投确认。
    
    
    (1)关于直接选举
    
    1987年,中国颁布了旨在保障亿万农民自治权利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的村委会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并完善了直接选举的程序。村委会组织法试行至今,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实现了数百万村委会干部由上级指派、任命,到由村民直选产生的平稳过渡。直接选举现已成为中国基层选举的主要方式。
    
    直接选举在中国城乡基层的蓬勃发展,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美国前总统卡特早在2001年9月在观摩江苏省一个农村村委会选举后,就由衷地感叹道:“中国农民珍惜自己的权利,中国领导人支持村委会选举,这一进程不可逆转。”
    
    1989年颁布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又确定了居委会是城市居民自治组织,由居民选举产生。除选举自治组织负责人外,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国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乡级人大代表三年举行一次﹔总数达三百多万以上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都由直选产生。
    
    中国普遍实行村级领导人和乡、县级人民代表直选,由于选民对候选人可有比较直接的接触和了解,是一种富有实际意义的直接民主制度,应当坚持、扩大和继续完善;改进的重心在于确保产生候选人方式真正体现直接民主的本来意义,发展和健全竞选机制,减少以至避免执政党任何形式的包办代替,直至名副其实的“党政分开”,使之成为人民民主生活的基础。
    
    (2)间接举荐,公投确认
    
     在较高层级上的政府领导人,可以继续沿用执政党主持下经由广泛协商推荐差额候选人名单,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区、县级以上人民代表也可沿用执政党主持下经由广泛协商推荐差额候选人名单,在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差额候选人应能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竞选,包括抒述政见,互相辩论,为票决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至于权力制衡机构评监会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也可比照办理。
    
     中共2002年7月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扩大民主、强化监督等方面作出了更加科学、规范和严密的规定,中组部有关负责人称它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作为一项有力的举措,组织部门在对某一人选考察前实行预告的制度和任职前进行公示的制度,也在广泛推行。2002年7月,中共首次将公开选拔官员列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使之成为党内任用官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多年来,中国各地公开选拔的党政官员数以万计,他们多担任省级以下党委、政府或部门的副职。这项新办法使参与人事决策的人员大大增加,改变了“少数人选人”的局面。
    
    这种规定的主要意义在于提高上述间接举荐遴选人才的质量,其积极意义应毋庸疑;但是,即便这种措施获得充分贯彻,甚至扩大应用于第一把手,也无法防范优秀人才手握权力后利欲熏心,转而走向自己的反面。
    
     古往今来,反贪不止,贪凤愈炽的历史经验和严峻现实显示,只要仍然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任何立意良好、雷厉风行的改进对策,总是回天乏力,决不可能挽“绝对腐化”狂澜于既倒。
    
    为了充分贯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原则,确保“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无论间接举荐制度完备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要落实到“主权在民”这个基点上,切实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和人民拥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制衡权。为此,建议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行“公投确认”办法,从根本上充实和完善“间接举荐”制度的民主内涵。
    
    
    “公投确认”和传统的普遍选举一样,都是公民一人一票运用自由意志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的是,传统普选用来“产生”官员,“公投确认”则用于“确认”已经任命了的官员。
    
    “公投确认”,就是对于上述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立法和权力制衡机构等各级主要领导人,在法定任期中间,举行公民投票,交付民意直接确认,亦即批准其继续任职的资格。此时公民的一人一票权利将用于表达对于政府主要成员的“确认”(Confirmation)意见,如果投票结果不能获得足够的认可水平,应按一定的程序进行调整其职务。
    
    
    通常规定主要政府官员任期四至五年、至多连任一次,以防形成特殊利益输送关系网路。但是这种限制往往造成前期小手小脚、谨言慎行、墨守陈规,不犯大错误,以维护连任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利于做好长远施政规划,官员真正能够发挥创意、果断地有所表现的时日,一般说来往往局限于较少后顾之忧,但为时不多了的第二任期之内。
    
    
    一旦采行这种公民一人一票的“确认”制度,每次“确认”的正负结果,无异于经历一场民主选举中赢得连任或鞠躬下台。循此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较长的总任期与适中的“确认”周期相结合,以及一定连任机会的制度,利于主要政府官员争取为自己的施政纲领作出远景规划,产生比较稳定的长期效益。
    
     举个例子,设想某一级地方首长的任期定为九年,每三年举行一次“确认”投票,如果第一次就通不过,只能做了三年就鞠躬下台;如果每次都获通过,做满九年任期时,这位官员可以要求连任一次为期三年的“认定”投票机会,如获上级批准并经选民票决通过,意味着总任期最长可达十二年。
    
    这种一人一票的“确认”制度,是人民对一般官员的综合全面评价机会、给予好官肯定和表彰的授奖大典、也不啻对无德无能之辈或贪官污吏的当头棒喝,起到民愤出气筒和安全阀的作用。
    
     这种确认性的票决方式,可以成为一种贯彻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的切实有效的另类直接票决制度。它较之传统的普选,不必经由化费浩繁的参选、竞选和辅选活动,可以节约大量费用、时间和社会成本,而且避免许多消极的负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人民将能依据有关官员任职期间的确凿有据的政绩和操守表现作出可靠的判断和抉择;有关政府官员从此将直接置于人民由下而上的监督和选择之下,其官位存在的理由,归根到底只能是人民的认可和授权。
    
    
    与此同时,应当订立制度,对于遴选得中,脱颖而出,特别是考核成绩优异的领导成员,让他(她)们得到受之无愧的报酬、待遇和和鼓励,包括获得马克思式共产主义的某些“按需分配”优惠,适当照顾其直系亲属,免于后顾之忧;对于绩效卓著的优秀官员,任期结束后应享有令人珍视的优厚退休俸禄,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感谢和褒奖,人间天堂的大门将为他(她)们大开。这种报酬、待遇和鼓励必须恰如其分,在整个国家的分配体制中起到表率作用,但不能破坏了“极高明”的中庸原则而走上极端。过份提高官员报酬,美其名曰“高薪养廉”,其实无异利用权力致富自肥。我们不必要以柏拉图式放弃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的“共产”来“施虐”人民公仆,但是柏拉图要求的那种“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满足”的“义人”品性应该视为作为政府高官的“超级选民”应有的特质。
    
     政府官员除了应享恰如其分的报酬、待遇和和鼓励,此外不能拥有任何特权。至于“以权牟利”或“权钱交易”之类,均在绝对禁忌的奇耻大辱之列,严刑峻罚、声败名裂随时伺候,一旦失足,将要成为不堪回首甚至堕落人间地狱的千古大恨。
    
    现任政府官员如果不能通过期中确认投票,将失去人民以为他不再称职的权位,这种情形无疑是当事人政治生涯的莫大败笔,声誉、报酬、待遇和社会地位势将大幅贬值,较之西方社会一般竞选公职失利的影响和后果严重得多,同时也将损及主持干部选拔任免的执政党的令名。因此,“确认”投票制度将为政府官员反贪防腐、导正吏治产生一种强大的威慑压力,归根到底,将为政府官员避邪归正提供真实、强大、有效的私心驱动力;也对执政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高标准的培养和遴选任务,以及加强对干部监督、考核的要求。
    
    现任政府官员如果通不过期中确认投票,仍由执政党主持对不称职官员循序调整职务以及重新遴选取代人员。因此,这种民意票决确认制度并不削弱执政党的实权和地位;恰恰相反,一旦执政党善用这种“安全”的民主架构以贯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初衷,必将极大地增强人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非常有利于形成一个长治久安,稳定中持续发展进步的社会局面。
    
    “公投确认”制度也可试用于执政党内部。与地方行政区同级的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和主要副手等,在任期中途接受全体有选举权的党员“公投确认”,成为加强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的切实有效措施。
    
    
    这还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的道理。
    
     (3)民意调查可以发挥辅助性导引作用
    
    2002年8月中国零点调查公司,破天荒第一次尝试对中国八大城市市长支持率进行调查。在国内外的分析家们看来,这一调查活动是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生活中“值得关注和耐人寻味的新鲜事”。在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厦门、沈阳、郑州八个城市的3404名18岁以上成年市民进行多段随机抽样的入户访问后,零点公司发现,“调查结果相当正面”。
    
    
    零点调查公司此次调查的其实是十个城市,但因另外两个城市的市长支持率过低,所以他们在报告中只发布了来自八个城市的结果。主持者没有透露另两个城市的名字,但他说明,其中一个城市市长刚上任,另一个城市的市长任期太长,因此,“出于对人们接受心理的考虑,我们做了这样的保留。”在他看来,如果这项调查结果是在十年前进行的,可能会被认为是“捣乱”。现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处于过渡期”。
    
     这次零点的调查主要考察市民们对于市长的施政计划、施政表现、廉政形象、个人风格四个方面的了解状况和欣赏程度。主持者认为,这只是简单的粗线条的考察,从全面评估看,这四个指标不够,应当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到社会保障、教育政策、交通、治安等,看看市民们到底对哪方面满意,哪方面不满意。这样才会对市长们改进工作决策起参考作用。他认为,旨在建立起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民意测验,应当逐渐深入到中国干部考评制度中去。
    
    中国正在建立对于领导干部的多元化评估体系,其中党内考察和党外考察、上级监督和民众监督应并行不悖;民意测评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应当成为法定程序的一部分。其中中介机构的深度民意调查评价,可以作为实施一人一票的“确认”制度的前期演习和准备,也是建立这种制度以后经常的必要的支持性补充活动。
    
    
    上述两大项改革,经局部试点取得成熟经验,一旦转进确立为国家体制,需要相应修订宪法,并制定成套法规和细则。这一发展意味着国家宪政建设中的重大自主创新和历史性转折,具有超越性的里程碑意义。
    
    3. 政党性质转化
    
    (1)政党在走向消亡的必然历史长程中,需要适时调整自身性质和功能
    
    今日世界的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概有五千多个政党。只有约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一些穆斯林原教旨国家,禁止政党存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组织政党,争取国家的领导权,才能把自己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变为国家的法律,把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倚靠国家的强制力量贯彻执行。
    
    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1920年夏天的第二国际第二届大会的决议《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中说:“随着阶级的全盘废止,无产阶级的党就再也不需要”。
    
    1924年斯大林说:“阶级不再存在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死亡,而党也当然消亡”。
    
    毛泽东也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
    
    进入后冷战讯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用简单化的阶级观念划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峙已告过时,“非群体化”趋势和现代生活方式特点,要求政党在走向消亡的历史长程中适时调整性质和功能。
    
    如上所述,一个具有执政资格的政党,时至今日,终要与时俱进,由旗帜鲜明的阶级、集团代表,或特定的主义、信条的代表,逐步转化成为培养、选拔、推荐杰出管理型政治人才,提供优化治国决策方案的全民性“无主义”政治服务组织。经由这种性质转化,党派或执政党的概念,势将逐渐走上消亡之途,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和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推论和向望的科学预言,得其先机者为俊杰也。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党数量还在增加,但这种进步趋势正在发达国家率先呈现。
    
     (2)中国可以避免经由“一党制”-“多党制”-“无党制”的风险和折腾吗?
    
    执政党,是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但是不同体制的国家,党政关系各有千秋。
    
     美国实行多党竞选体制,因为三权分立,白宫、参众议院和最高法院的胜出者,往往分属不同政党,因此执政党的概念比较模糊;再者美国政党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候选人当选,不干涉政府事务,即便某个政党大获全胜,也只是当选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党组织”无权主导或参与决策;而且政党与党员关系松散,入党、脱党、转党都是自己说了算,党员可以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跨党投票,转党参选。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政党性质和功能的转化,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和发展。讯息高科技发达普及,尤其促进了这种转化。于是可以看到上文列举的种种迹象,而纽约市长彭博索性建议直截了当采行“无党制”选举。
    
    《新闻自由导报》1999年4月9日报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刘吉在谈到西方的民主趋势时认为,现在西方的倾向“不是多党,而是政党的消亡”,原因是,在网际网络出来后,产生了“电子民主”,政纲透过网络传播,一个晚上就可招到几十万党员,所以不再需要政党,西方开始走向政党消亡的时候。
    
     中国的情况很不相同。建国以来,一贯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执政党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实行“党领导一切”的一元化体制。这种“党即是政,政即是党”的体制,难免催生“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以及施政效率低落的后果;而且使得上述转化较难自然而然地发生与发展。
    
    换言之,中国执政党性质与功能的转化,固然势在必行,非如此无以因应时代进步大趋势,但特别需要自上而下的主动倡导和努力;反之,很可能因循守旧,以不变应万变,坐失非常历史机遇。
    
     据此不妨设想,中国最好由一党制“直接”朝向“无党制”转化发展,就像中国电子工业跳过真空管阶段,直奔半导体那样,是较之重拾多党制陈规旧道更为高明、更加新潮的选择。
    
     (3)高明的政党,最终可能转化成为举荐人才的“大学校”和政策设计智库,充当不干政的“政府制造者”
    
    前总书记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党必须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指出“三个变化”﹕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共产党也必须变化来跟上时代潮流。
    
    在这个历史性转化过程中,执政党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掌控主要决策大权;随着转化奏效和成功,必要因应社会进步大趋势要求,遵循管理科学的效能原则,按照优化法定程序而非“人治”意志指定“接班人”,政权逐渐归于“选贤举能”产生的管理型英才政府,最终真正实现“党不干政”的宗旨。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贯站在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强调人才建设的特殊重要性,以为:“人才难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江泽民2000年6月9日在《中共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在新世纪里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难以实现党和国家既定的奋斗目标。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培养优秀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重大意义,紧迫地而不是松懈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2003年5月23日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十六大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进一步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按照党管人才的要求,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人才工作格局。
    
    “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礼记.中庸》),“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孔子将“举贤才”视为政治成功的根本。事实上,任何一个合理化的政治体制,都需要最优秀的贤才出仕,才能产生应有的政绩效果。
    
    孔子强调从政贤才必须德才兼备,且以德为先。他说:“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说苑.尊贤》)。
    
    与后世伪儒以为有“德”就有了一切的空头人才观完全不同,孔子要求从政贤才必须具备超常出众的才干。孔子躬亲培养政务官人才,要求成为“君子不器”的全才,除了接受道德品德和指导思想教育,还要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熟知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基本内容的文献知识,懂得处理政务,管理赋税,主持典礼,接待宾客等;并因材施教,在全才基础上着重发挥每个人的专长。
    
     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需要源源不绝的杰出、优秀人才(圣哲贤人俊杰),组成各级政府。
    
    孔子和柏拉图以后二千五百年,世界已经进入高度知识化的人才竞争白热化时代,今日中国需要大批现代意义上的德才兼备贤能政治家和管理大师。
    
    
    “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家语.王言解》)
    
    
    高明的执政党,应能结合配套改革,朝向发现、吸收、培养、深造、推荐、输送、遴选、考核人才的大学府,以及政策研究设计智库的大方向逐步转化,避免“一党制”-“多党制”-“无党制”的风险和折腾,稳步走上以“无党制”取代“一党制”的无痛转型之道,在人民信任委托下,为保障贤人政治天长地久,充当不干政的“政府制造者”(GovernmentMaker)神圣角色。
    
    
    为适应这种转化的意境和长远任务的实质,执政党宜在适当时候“正名”,庶几“实明、名正、言顺”。
    

结语
    
    走马灯式的多党竞争,效率低下的双议会决策体制,以及形式重于实质的嘉年华式普选制度,都不再是后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要素。重要的是在公平竞争前提下培养和选拔为民意认可的真正优秀管理人才,组成一流水平的贤能政府,建立特色权力制衡和民意确认机制,以创新精神改革议事和立法功能,因应现代社会“非群体化”特色,合理地重组、下放和分散决策权力,实施更为有效的决策分工,履行中庸优化决策之道。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可望最大限度地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具有先进内涵的“心态文化”支持下,造就一个灵性创造能力得以循正道顺畅发挥的高度和谐化社会大环境;民德归厚(《论语.学而》),科学昌明(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欣欣向荣,由小康而臻大同焉。
    
    上述不落西方传统窝臼,符合政治稳定前提和持续发展经济要求,适合本国特点的体制内“安全通道”型创新改革建议,如由执政党主导,结合先进文化建设工程,在充分“受控”条件下,波澜不惊,循序渐进、由点及面、稳步贯彻,现行权力结构不仅不受破坏或颠覆,恰恰是有利于执政党再立新功、提升权威,赢得长期合法执政地位的建设性进程。
    
     在这样的改革进程中,现在的统治阶层自始至终不必面对夺权斗争的威胁,只要坚持主动领导、推进,而不是中断、破坏这个过程,统治阶层成员在合法边缘范围以内的既得利益不会因为这个过程而遭清算,他们在起跑点上仍然拥有非常有利的权力地位,他们的前途仍将在未来的人才竞争中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为大公、为大私,功利双全,莫此为甚。如此,执政党内部害怕改革的阻力将大大减少,党内既得利益群体和各种保守势力一旦明白过来,世界上舍此不会再有更加有利于自己的优化选择,恐怕唯有像当初接受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新政那样,不得不力争有所表现的一席之地了。
    
    这样的改革一旦启动,政府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国家不仅取得了经济改革的显赫成就,还将在政治改革方面开创民主化新纪元。即便没有开放党禁,政府(包括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方式维持现状,仍然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政府,但因有了以民意为后盾,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评监会,有了一人一票的“确认”投票制度,有了党政分开、走向“无党制”的前景,政治民主化改革就此正式起步,其严肃性和必然性可信、可证。由此应能造就一个持久政通人和、安定和谐、发展进步的局面;中国社会将有希望转进灵性创造能力空前大觉醒、大解放的新时代;相应迎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谅解和支持,所谓 “妖魔化”之说必然不攻自破;能够同一切国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处,互相提携,排难解纷,为人类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缔建人间天堂,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历尽艰难曲折之余,终于沿着先进文化的方向,走上创新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康庄大道,可能是世界史上一次具有崭新示范意义和深远正面影响的和平演变之旅,极大地加快终结马克思痛切命名的“史前史”期,展开一部真正人类史。
    
     (全文完)
    
    
    2003年7月19日第一稿
    
    2010年9月5日修改重发
    
    
    欢迎讨论,联系电邮:[email protected]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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