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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瑶:是张元勋现象还是谭天荣技巧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21日 来稿)
    
    
     谭天荣先生惊动一时的大作“张元勋现象”,并没有发给我征求意见,他发给了另一个北大物理系右派沈志庸兄,由沈兄转而征求我的意见,我的意见非常简单,当时就回复了: (博讯 boxun.com)

    “各位:我不知道谭的这篇文章都发给了谁,但是我认为很不好,完全出自派性,不顾事实。张争第一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一版中却收敛了许多,没有表现出来,他去看林昭,谭的说法毫无逻辑,自相矛盾,‘西山会议’的事子虚乌有,也拿来作证,极不负责任,实事求是就是要有充分的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说。他们二人的话都不能太认真了,我以为我们不能参加到他们的争吵中去。祝好。
     书瑶 2010-11-19”
    
     不参加他们的争论,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不但很多人都参加了争论,而且这文章还登上了网络,发表在谭天荣先生的博客上,引起轩然大波,它还被收入《百花广场》第三期之中,如果我还抱着不参加争论的态度,就是对这个不大不小的历史问题不负责任了。
    
    张元勋争第一是个不争的事实,他最初在一篇网文“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中,就把“是时候了”说成是“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夸张“是时候了”的影响,后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徐列的专访“张元勋:从绚烂回归平淡”时说 :“但在这首充满激情的诗歌(指‘是时候了’)鼓动下的北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却是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而且他还说“‘广场发刊词’引起了第二个高潮”,这都是他争第一的明白表现,是赖也赖不掉的。
    他那时可能以为,在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北大右派有话语权,别的右派都是聋子或者是哑吧,不会有人出来纠正他,所以就相当放肆。不料,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还活着的这些右派既不聋也不哑,弄得群起而攻之,张元勋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虽然不能阻止一个人犯错误,但是,我们却一定要允许一个人改正错误,张的第一版《北大一九五七》我没有荣幸读过,却有幸获赠第二版,就是“补充版”,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他没有再重复“第一枪”是他放的了,他没有再争这个“第一”了。他既然不再争“第一”了,我们也就不能继续批判他的“风头主义”。
    虽然张元勋放弃了争第一,却没有放弃“意气”,他在这个“补充版”中却加大了对沈泽宜,和这位谭天荣先生的攻击力度,外带又加上了一个燕遯符女士,三面树敌,他如果不受到反击,恐怕也是“天理难容”。
    
    谭天荣先生不迟不早,在这个时候祭出这一篇“张元勋现象”,就是对张元勋攻击的反击。
    沈泽宜已经准备了反击,燕遯符的反应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大致还都是“就事论事”,没有超出他们的“恩恩怨怨”,我绝不参与其中,但是,我们这位“右派分子,人类真正的傲骨”谭天荣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对张元勋对他的攻击不置一词,却“直捣黄龙”,只是把他认为是张元勋的两大“要害”拿出来,大约可以置张元勋于死地。所以我在标题中说,这是“谭天荣技巧”,把火直接和单纯地引向对方,对张元勋进行攻击,而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谈,他的问题也就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了,我不能不说,这个技巧极为高明。所以我不说是“谭天荣现象”,也不说是“谭天荣模式”,而说是“谭天荣技巧”。
    而且,他还可以摆脱对峙的嫌疑,成了维护历史真实的化身。
    多么巧妙。
    
    谭天荣先生攻击张元勋有两大问题(我们且不谈张与林昭是不是有恋爱关系):一个是探监问题,一个是人家要张当总理。
    对于张元勋去看望林昭,谭文先说了一些不可能和不可能的理由,他得出结论是:“总之,张元勋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以‘未婚妻’(这里好像应该是以未婚夫——王)的名义看望狱中的林昭是绝对不可能的。”
    1957年北京大学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创始人谭天荣先生忘记了,在辩证法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条:“除了发展是绝对的,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不过这没关系,反正不论当时还是现在知道一点辩证法皮毛的人也不多。
    可是,接下来他却自己否定了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他又说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能的,不是“绝对”不行了。
    什么条件呢?就是“某一知情人曾告诉我:原来是张元勋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他去做林昭的‘工作’”。但是,辩证法也是要有证据的,这个“知情人”是谁?他是怎么“知情”的?他说的话有多少是可信的?
    一个队长就能担负起这样重要的工作?
    接下来就更荒唐与矛盾了,简直就没法理喻:
    “只是由于工作的‘效果不好’他才被关了禁闭。如果这位知情人说的属实,那么张元勋在这里所写的故事与实际情况就大有出入:他探监是事实,但冒着生命危险却是谎言;他为此受到惩罚是事实,但他受到惩罚是因为忠于爱情也是谎言。
    在还没有确定这位“知情人”所说是否“属实”的情况下,就断然得出结论,恐怕这是辩证法也不允许的吧!
    无论如何,张元勋是死定了:如果张对林昭的工作“效果好”,也就是林昭放弃了抵抗,张元勋是帮了共产党的忙,是“共特”;如果“效果不好”,也就是后来林昭的态度没有改变,张元勋“促使”林昭走上了不归之路,你张元勋总之是罪责难逃。
    张元勋哪,你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你干嘛非要去看林昭?
    如果是共产党要你去的,你可曾考虑过后果?
    
    张元勋与林昭有没有爱情关系不是问题,问题是,张与林昭的关系非同一般是毫无疑义的,张与林昭的家属非同一般的关系却是谁也赖不掉的。张元勋一出监狱,马上就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你谭天荣先生尽管自称与林昭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见谭天荣“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非同一般,可是,你可同林昭的母亲有过联系?你在解除劳教之后,可曾想过去看望林昭?
    张元勋去看林昭,狱方总要通知林昭,要试探张元勋是否真是她的未婚夫,通知和试探的方式可能有三种:
    第一种是:“林昭,你的未婚夫张元勋来看你来了”,按着一些逻辑,大概没有这么简单;
    第二种是:“林昭,张元勋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是你的什么人?”这种方式也多少透露了一些消息;
    第三种方式是:“林昭,你有未婚夫吗?”这种方式最能试探出林昭与张元勋的关系!
    
    不论是哪一种,林昭都必须毫不含糊地确认张元勋是她的未婚夫!
    林昭与张元勋的关系还要继续推论下去吗?如果问林昭的未婚夫是谁,她如果说是与她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的谭天荣先生,那还不是穿了帮吗?还可能有那次探监吗?只有林昭回答她的未婚夫是张元勋的时候,后面的戏剧才能演出下去。
    
    再说张元勋是受了中共的指派去做林昭的工作的可能性。
    林昭在上海的监狱,狱方是如何知道、如何想到要张元勋去做她的工作的?而张元勋就业的地点是河北的清河农场,农场又是怎么知道和想到要张元勋去做林昭的工作的?这两机构是怎么互通消息的?他们怎么就知道他(她)两的“爱情”关系的?
    说两个机构互通消息,有组织地要张元勋去做林昭的工作,天方夜谭吧!超乎常人的想象!
    
    更为奇特是“要张元勋当总理”这件事了。
    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西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人要成立政府,有人就要推举张元勋当总理,结果,张元勋把这个会议以及要他当总理的事情向中共汇报了,张元勋因为当“卧底”不利,被判了八年徒刑。
    但是,最初“揭露”张元勋这一罪恶勾当的段宝林这个人间异类却没有告诉我们,要成立政府的是谁?要张元勋当总理的人是谁?而被张元勋“告密”了的人又是谁?有没有被害人?
    又是匪夷所思。
    公开散布谣言,也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我佩服段宝林的勇气。他与张元勋有何仇恨?我也佩服传播谣言者的勇气。
    这好比方说是有一个举报,举报说一个人杀了人,比如说是张三在村里杀了人,可是,无论如何,人们都没有找到村里有哪个人死了,如果谁都没死,如何证明张三是杀了人呢?
    判断这个事件不用辩证法,就是村夫农妇也能得出结论:既然没有死人,当然就没有人杀人!
    张元勋被判了刑,那个“要成立政府”,又要张元勋“当总理”的人为什么却连个人影也没有?是谁呀?
    北大当时唯一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只有一个“广场反革命集团”,首犯陈奉孝断然否认他要成立政府,断然否认是张元勋告密他才被判刑的,这还不够吗?
    辩证法真是奥妙无穷:第一次是因为“卧底告密”不利,——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被判了八年徒刑;第二次是因为劝说林昭不利,又被关了138天禁闭,张元勋你这个共产党的“特工”,你是死定了!。
    不过也必须佩服说这个话的人有极高、极丰富的想象力。谭天荣先生,你真了不起!
    
    谭先生还很会利用死人整治活人,他举出林昭和刘奇弟的话来说明张元勋之品格恶劣与卧底告密,反正人也不在了,又没别人听见,来个死无对证,这是谭天荣之另一个“技巧”。
    
    不说了,充满了造谣、诽谤、诬蔑、陷害,居然还能招摇过市,哗众取宠,“自然辩证法”真是奥妙无穷。
    
    在本文快要写完的时候,应我之请,传来了张元勋关于探监的说明,附近在下面。
     2010、12、21
    
    
    附:张元勋说明情况之来信
    
    书瑶兄:您提出的四个问题:
    1、你去探监前后,你的队长是何态度?
    2、是否要你做林昭的工作?
    3、为何关禁闭?
    4、上海为何允许你以“未婚夫”的名义探视?
    
    谨述如下:
    1、你去探监前后,你的队长是何态度?
    所问:“你的队长是何态度?”指的定是对我“打算到上海探望林昭”一事的“态度”。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探监动机尚未付诸行动、尚未暴露之前并不存在!因为我“上海探林”是一件极隐密的动机,(仅是动机,尚无行动),我不说谁也不知,尤其是不能让劳改队知道。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劳改队的“队长是何态度?”还是那句话:他们预先不知道!“是何态度”也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派遣”我“去做林昭的‘工作’”——这就是你所问的“探监前”。
    其实,“上海探林”,前后经过了1966、1967、1968三个年份。至于动机,还在服刑期间便有,可谓“蓄谋已久”。此念的起因是:1962年,我在北京团河农场狱内与张志华相遇,(他其时正在“教养队”,因逃跑被抓回而被送入狱中“严管”。)他匆匆告诉我他曾专程到过上海去探望林昭,找到林昭的家,只见到过林昭的母亲,才知道林昭已被捕,探望未成。这触动了我探望林昭的决心。(他还告诉我:他跟谭天荣同在一个“劳动教养队”,有一天谭天荣向别人讲他曾和林昭恋爱过,张志华狠狠打了谭一个嘴巴,警告说:“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试试!”谭未敢再说。)
    1965年12月24日我刑满释放,“蓄谋”已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信商许先生。(这已经是1966年初的事。)
    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
    稍后,许先生在探望林昭时就告诉她:“张元勋要来探望你,行不行?”林昭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得他们说了算。”“他们”是指监狱当局。于是许先生向上海监狱提出:“张元勋要来探望林昭,行不行?”监狱当局当时的回答是“研究一下再说。”事后,彭令范探望林昭,林昭透露:监狱当局为此专审过她,问她与张元勋的关系,她竟灵犀在心,不假思索的回答:“未婚夫!”对上了“口径”。(彭令范曾在《今日名流》上发文专述此事,可以为证。请见后录。)后来我收到许先生的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这是1966年4月间的事。)
    其时,我正在河北省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就业”,我于是提出请假,获准后,我即启程回家。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家在青岛。抵家,我的大哥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他还说:‘林昭的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
    我于1966年5月2日自青岛动身,5月4日,抵达上海,林昭的弟弟彭恩华迎接我抵茂名南路他们的家,见到许宪民先生。许先生向我详述北大反右之后及此后九载的林昭生活及遭遇的概况,并表达了她的期望:这次请我来,是期望我劝林昭不要硬抗,要保住自己!许先生的意思是希望林昭不要跟监狱里的管理人员们硬对着干,要她学会“小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为了能使她平安脱险,这是作为她的家人、尤其是作为母亲的许先生,如此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的想法!
    
    (学兄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否要你做林昭的工作?”其实真正要我“做林昭的工作”的倒是许先生!试想:劳改队的队长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去上海探林,更不知道世界上有“林昭”其人、其事,他们怎麽会无缘无故的要我“做林昭的工作?”这样的编造除了谭天荣谁能有如此胆量?)
    
    所以,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彭令范下楼去打电话,通知监狱当局:“张元勋已到上海。”并询问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未久即归,说:“他们定在6号!” 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来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
    段监狱长的这番话,可作为学兄第4个问题:“上海为何允许你以‘未婚夫’的名义探视?”的答案。尽管“以‘未婚夫’的名义”而获准接见之不可思议,但,历史本就如此写成。所以段监狱长才告诉我:他们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特殊”就特殊在这里! 段监狱长所说的“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这正是他们允许我入狱探望的目的。
    所以,接见完,葛监狱长对我们(我与许先生)的谈话中就表达了如此用心。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葛监长)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葛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他的这段话诠释了接见前段监狱长的话:“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的内容不过是“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还有那“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所谓“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是指接见当时林昭的强硬态度。
    所以,上海监狱的头头们的要求也只是在林昭的“态度”,所谓:“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我探林后离开上海返回青岛,再返回劳改队。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返回偏居于河北省渤海湾的那个劳改农场,其时,‘文革’风暴已在京、津地区燃起,劳改队对被监管者之管理已渐入混乱,故对我逾假迟归亦不似昔日之严究,不了了之。三个月后,是年之秋,一批批‘五类分子’自京、津向外省强行疏散,我亦由此而被押往山东一劳改煤矿,开始了一个新的苦难的历程。”
    换言之:1966年之初次探监后回到农场,巧遇“五类分子”疏散调动,离开河北劳改队调至山东劳改队的煤矿,没有暴露,可谓“幸免”!这一年算是平安度过了。
    如上所述,为我1966年探林的“来垄去脉”。
    
    1967年,我已调到山东劳改队的煤矿,4月,我又请假“回家探亲”,得到准假,又到上海。《北大一九五七》中有以下记述: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见荷枪武装林立,装甲车停于门侧,门前严禁人行。我们申明来意,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这次行动,因在上海、苏州为时甚多,以至超假近一个月。劳改队煤矿派人到青岛我的家中找我(抓我),其时我尚未归,父母则以“上海亲戚有病,特去探视”为由,应付之。待我回到家中以后,听父母讲述来人情况,知道事情已临暴露边缘。我返回劳改队后便受到追问,令我交代超假原因,我也以“上海亲戚有病,特去探视”为由,应付之,反复写“交代”,一直未作了结。
    
    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形势紧张,煤矿在“就业人员”中开展“坦白检举运动”,进一步追究我“上海超假”的“真实原因”,令我交代。
    对我来说则是“大难临头”。劳改队的队长开始尚不知探监事,只认为我在外地干了怕他们知道的事。待我告诉他们上海探林,他们才将其当成大事、当成一桩新的大案,说我“进行反革命秘密串联”,(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串联”是当时的流行词汇。)是“重新
    犯罪”,于是于7月,终于对我采取行动:关押审理。他们则到了上海监狱进行了“外调”。
    这就是你所问的“你去探监前后,你的队长是何态度?”的“探监后”的态度!
    我无畏惧,因为探林的事的全程都是经过上海监狱同意的,而且都是在他们的严密监督下实行的,可以说:既公开又不违法。所以,对我反复拷问、虐待也没有追出个什麽“新的犯罪事实”,关押了138天之后,不得不“解除禁闭”。
    这就是你的第3个问题:“为何关禁闭?”的答案。
    《北大一九五七》有如下记述:
    “禁闭室是借用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
    “我从1968年7月7日起秘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山东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象对林昭又当如何?”
    这样确凿的历史事实如上所述,其实是经过了1966、1967、1968三个年份。但,谭天荣并不知道它曾经历了三个年份、两个地区(河北省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山东劳改队的煤矿)的变动,他只凭想当然的以为是一时一地之事,他竟敢丧心病狂的诬陷说:
    “关于冒着生命危险探监的传奇故事,虽然精彩绝伦,可惜,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合理的情节:例如,张元勋是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探望林昭的,而当时林昭已经进了监狱。凡是多少知道一点我国监狱情况的人都知道:监狱对于犯人的‘接见’有严格的规定,犯人的表现再好,也不可能接见‘劳改就业人员’,何况林昭在狱中甚至还没有‘认罪’哩。至于‘以未婚夫的名义’就更离谱了。因为新中国就根本没有‘未婚夫妇’这样一种亲属关系。总之,‘张元勋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以“未婚妻”的名义看望狱中的林昭’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议论了一番“绝对不可能”,但,又无法回避真正的历史;所以他说:
    “然而,张元勋确实曾经到监狱探望过林昭,不可能的事怎么成了事实呢?”
    于是故技重施,一、编造死人语:自毛泽东至林昭、刘奇弟,二、编造子虚乌有语:“某一知情人”、“一位北大同学”之类,总之教人无处对证。这其实是谭某的惯技,57年就大施其长!一直在演用或至其终生方休!
    为了自问自答“不可能的事怎么成了事实呢?”于是编造出了个“某一知情人曾告诉我”,成了他谎言的支柱。于是胆大包天的说:“原来是张元勋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他去做林昭的‘工作’”。“某一知情人”是谁?谭天荣为什麽不说出张三李四?
    其实林昭的案件不是一个什麽了不起的全国大案,她是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的“在押犯”,不属于我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劳改局所管辖。“做林昭的‘工作’”怎麽会由“张元勋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这一点用谭天荣的话说:“凡是多少知道一点我国监狱情况的人都知道”。难道谭天荣不知道?这叫做胡搅蛮缠!
    既然是受“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怎麽又被关了禁闭了呢?为了自圆其说,谭天荣继续编造说:“只是由于工作的‘效果不好’他才被关了禁闭。”的简单的“因果关系”。他把“效果不好”加上引号,是引用了《北大一九五七》中的文字,那段文字是我写探监结束后,葛监狱长的话:“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上海监狱长的话,谭天荣却用来代替我“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的话,这也算是“移赝充真”吧!但是,谭天荣也做贼心虚,也不得不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所以他说:“如果这位知情人说的属实”云云,加了一个“如果”。
    在这里还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编造要有非凡的勇气!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真有这样大言不惭的人吗?”
    彭令范曾写文,有如下记述:
    “林昭在北大的同学张元勋在姐姐就义以前他是最后去探监的一人。张元勋戴着‘右派帽子’冒着风险而去,他深知不是直系亲属是规定不准探监的,他机智和勇敢地用着‘未婚夫’的身份才获得狱方的准许。但是狱方还仔细地查对,决不听探监者的一面之词,查对的第一对象就是犯人本人。他们问:‘张元勋和你是什麽关系?’灵敏的林昭所回答的正和张元勋所说的‘未婚夫’对上了口径。”
    “张元勋在探望姐姐的谈话中,她已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她告诉他:‘他们要枪毙我!’她并不畏惧。她嘱咐张元勋,将来把她的文稿整理出版,诗歌集名为《自由颂》,散文集为《过去的生活》,书信集则为《情书一束》。但是她的文稿由于损失太多,加以时机不合,她的遗嘱至今也未得实现。”
    “张元勋先生的勇敢精神除了他和林昭的深厚友谊外,他对正义的崇奉、对是非的严正立场是十分明显的。”(见:《今日名流》1999年,第2期)
    “到文革时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张元勋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来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后来姐姐被‘镇压’后,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说他是逃犯。”(见:《今日名流》1998年,第5期)
    彭令范是我探林的参与者、当事者。她的文章是最好的旁证! 我所撰有关探林之文最初发表于《今日名流》2000年,第2期,至今已十年之久,我如造假,能逃出彭令范的视野吗?彭令范的文章问世已十一二年,谭天荣当然久已熟读,他还胆敢捏造谎言对我诬陷,看出这个小人的十足的狡猾与堕落!他敢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敢恬不知耻,这就不难理解1957年被北大党委送去劳动教养的真正原其实不是因为“右派”!却有脸四处宣扬!谁敢揭之就跟谁刁皮无赖,大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经典味道!
    (这件事的经办人是山东劳改队煤矿,当时的“队长”也许还能找到,我在努力寻找,请其作证!)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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