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又春回∕郑恩宠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0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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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郑恩宠律师委托，转发他的文章
谢谢！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处
傅申奇
[email protected]:shenqi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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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春回（上）∕郑恩宠
2012年1月1日元旦到来，上海正处寒冬，辞旧迎新。2011年，本•拉登和卡扎菲被处决，金正日这些人渣离开人间，人类进入了新纪元，大地今又春回。
今年中国有三件大事，台湾总统选举、香港选特首、中共18大换届。台湾马英九和蔡英文都是法学博士、法学教授和律师；我支持香港何俊仁律师参与香港特首的竞选，另两位有中共“内定”背景的候选人并不是不优秀，但我认为建立宪政、依法治国实质就是律师、法官治国，法官从优秀的律师、法学教授、法学研究者中选拔出。法官在国家政治中保持中立，律师忠于宪法、忠于法律、忠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医生和心理医生，可以为执政党以及领袖、领导人看病，也可以为公民个人、组织、法人看病，成为他们健康的医生。中共18大有习近平法学博士、李源潮法学博士、李克强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周强（湖南省委书记）法学硕士等当选是中共的小进步，若贺卫方法学教授当选是中共的中进步，若中共元老彭真的儿子傅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当选是意外。否则，中共和“亡党失政”在赛跑。
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是一位律师，若薄熙来当选应忠于宪法和法律，而不是只忠于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是薄熙来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要尊重13亿中国人每一个人的信仰自由。一个大国中的公民不仅只有政治信仰，而更多的是选择非政治性的信仰，政治信仰也不是强迫公民只有马列主义的唯一终身信仰。
中共建政以来犯了最大的错误之一，向全体中共党员和国民隐瞒了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是一位法学博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的律师。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共派了近10万干部到新加坡学习培训，中共又向全体党、团员和全体国民隐瞒了，李光耀本是从一位维权律师成长为新加坡的国父。
印度和中国是亚洲的两大国，影响印度历史的两个人和家族是圣雄甘地、尼赫鲁家族，甘地本是一位维权律师，尼赫鲁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中共的这个错误并不低于饿死近四千万人和文革的错误，中国大陆今天的高价维稳和社会内乱无不与这个错误有关。蒋经国将权力交给了李登辉、连战、马英九、宋楚瑜这些法律人，有了台湾的今天。人们不应对李登辉、陈水扁污名化、妖魔化，他们对这个的民主政治功不可没。邓小平将权力交给江泽民、李鹏、胡锦涛这些红色的无神论工程师，才有中国大陆的今天。
台湾的和平选举和政党轮换，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帜，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没有香港真正的自由选举，就没有大陆人民的未来，没有香港律师的地位，就没有大陆律师的尊严和地位。没有中国大陆律师的地位和尊严，就没有大陆公民维权的主心骨和方向。2011年初，温家宝在全国两会前，接见六位全国各地的访民代表，若当局用每人50万元来安抚和“消灾”，似乎会完事，但600万访民就会蜂拥入京，中共就得拿出3万亿人民币来消灾，一旦兑现，就有6000万访民到北京……
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9万亿，共产党政府会向六位访民代表让步和投降？温家宝见六访民后，上海有访民认为，我们在上半年（2011）就可解决问题了。不久发生了茉莉花事件，包括维权律师在内几百名异见人士被关押，当局对访民的打压越来越变本加厉，下半年异见人士逐步释放。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下半年就可走出家门，当局不得不“保护”人身安全。但上海当局却“成功地瓦解、分化了”被强制拆迁的老上访户。依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上海现有13000名律师，俞正声、韩正指定4000名律师参加上海的信访、维稳、社会矛盾化解、调解工作。邀请上海律师代表参加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解决历史遗留疑难信访问题领导小组，与俞正声等主要领导人坐下来一起研究问题。许多律师至今是我的私人朋友，年底前曾利用各种管道见面，透露了去年至少有30多户与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有20户左右，力争在2012年一季度达成和解，其中5户是以往我受理的案件，有十多户是在我出狱后得到过我的帮助……
温家宝十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孤掌难鸣，温家宝没有中国律师的广泛支持，温家宝重用的是体制内的官僚和精英，地质工程师出身的温家宝难以与律师交流，相互之间是对牛弹琴，我还是劝温家宝天天读《圣经》。
在上海2011年的圣诞节期间，我见到了人心向背，12月22日晚的音乐崇拜会上，上海一位80多岁最著名的宗教领袖与我同坐，是神的恩典？是偶遇，还是当局的安排？我是一位基督徒，坚信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在下文详述）。当时礼拜堂中包括手机、摄像机在内对我和宗教领袖一起先后拍摄了半小时，谈论家庭教会如今在上海已不是禁区，2012年上海的家庭教会将逐步走出地下。我见到这位宗教领袖，尤如2003年我在提篮桥监狱的黑暗中见到张思之律师……
历史的经验，波兰团结工会之所以取得胜利，没有发生分裂，没有成为乌合之众，这与当年有31岁的法学博士卡钦斯基等法律人加盟有关，他与瓦文萨一起战斗、一起坐牢，先后担任波兰总统。最初的瓦文萨，仅是一个造船厂29岁的电工。中国大陆宪政的路蔓蔓，要充分注意党外阵营、异见人士、维权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网络化和法律化。80后、90后的大学生、80后、90后的农民工、网民和城镇居民、宗教信仰者、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经商人员等是实现民主政治、维权抗暴的主力军。我认为上访十年并一事无成的人员，不可能成为主力军。中国大陆实现宪政，五年是意外，十年值得庆贺，十五年是平安，二十年不遗憾……
有人认为毛泽东是人渣，那么邓小平是否也是人渣？其实邓小平并不比毛泽东好到哪里，他们的个人恩怨和争斗将中国带入了灾难的深渊。高举他们的旗帜，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还会有光明的未来？
广东乌坎事件再次证明，1994年起实行的财政制度，导致了全国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通过对土地资源、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掠夺，血征、血拆才取得改革开放所谓的经济成就，导致了当今中共最大的腐败点。若今后中共发生亡党失政，最大的爆发点恐怕也在于此。
2011年12月30日，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曾庆荣称，已经查清在乌坎村土地转让过程中存在受贿等违纪情况。陆丰市国土局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销中心人员收受贿赂20万元，中共村党支部书记薛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收受好处费等问题。中国有70万个类似乌坎的村，每年都有几百起类似乌坎的维权事件，但报道出来的并不多。
乌坎事件最大亮点是90后的年青人发挥了关键作用，用网络及时向海内外发送讯息。乌坎的实践，应当使上海等地的部分维权者清醒和谦卑，为何相当多十年以上的上访者至今一事无成？有奶便是娘不是出路，自命不凡、靠谎言、靠伴名人、靠出卖他人、靠做职业访民而梦想得到人民币雨、美元雨的将有一个将失败一个，中国律师、美国律师都帮不了你。据我所知，对这部分人，美国和海外的民主力量，已经开始冷对待。
2011年，企划茉莉花行动的组织者就是几个20岁的青年人，其中有一个就是22岁的上海人，几个月前已经到了美国，其母亲到了纽约后，成为我女儿的朋友，有一次曾送给女儿100美元……
2011年12月22日，荷兰外交部公布，2011年度的“郁金香人权捍卫奖”颁给正在监狱中的中国北京著名拆迁维权律师倪玉兰。我致以一位上海市民的祝贺，致以一位上海退休律师的祝贺。感谢神的恩典，上帝再次拥抱了中国律师。我以一位上海基督徒之名，向推动该奖提名的英国“全球基督徒联盟”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以及傅希秋牧师表示诚挚的致敬。
“郁金香人权捍卫奖”是荷兰政府2008年开始设立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奖项。倪玉兰律师比我小十岁，法学硕士毕业，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民主人士和女律师。在2011年农历新年期间，我和何俊仁律师通话中，建议对倪玉兰律师和她的女儿进行关注。日前，在我和胡佳的通话中表示，呼吁各界对女儿贝贝进行营救，建议将其送到海外就读。
北京时间2011年12月17日上午，高智晟律师被北京法院宣布撤销已经缓刑的五年，再服刑三年，我表示非常的遗憾。我个人认为，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高智晟并没有认罪，也没有同意离境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五年前，当高智晟律师被宣判缓刑五年时，我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认为中共对异见人士、政治犯来说在缓刑的最后一个月，甚至最后一天都会被宣判撤销缓刑，再服实刑。
现用本人经历与大家分享，以供参考：
2011年4月1日，中共中央第四巡视组到上海并公告接受对中共上海市委的举报，本人于4月24日用挂号信向巡视组投寄了举报信，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这就是中共的信访制度？
现将信件公开如下：
中共中央第四巡视组（驻上海）
张文岳组长和各位领导：
您们好！
我是上海市民郑恩宠、男、汉族、基督徒、身份证号为310105195009022015，住上海闸北区晋元路88弄1号楼1406室。本人先后被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陈良宇、俞正声、韩正等下令，每天24小时软禁在家，至今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法律手续，从2006年6月5日至今已快5年之久。现每天至少有3名现职警察和9名保安公司人员负责我家软禁的“警卫”任务。他们分为3组，每组由1名警察和3名保安人员组成，每组每天负责8小时值班。最多时，在同一天有70名穿制服的警察站岗……
我是一位律师，1988年10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于1985年起担任实习律师，1994年5月任专职律师。我也是1999年4月由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司法部联合批准为从事三千万元以上国家大中型基本建设工程的招投标律师，是从当年全国各地按每一百位律师中通过严格的考试和实践中选拔出一名的专业律师，全国第一批有917名律师合格，其中上海有45名律师具有该资质。
因本人曾代理过五百多个上海拆迁案，于2003年4月在上海静安区东八块的拆迁案中揭露了上海首富周正毅和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在同年5月28日向胡锦涛写信揭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海外5月30日发表）。6月5日晚7-10时，在家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台的采访中，揭露了黄菊、陈良宇、韩正和周正毅的问题。第二天晚上10时，我就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28日下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案件，出庭为我辩护的是北京律师张思之和上海律师郭国汀，张思之律师是邓小平批准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组的组长，郭国汀现在加拿大。我在法庭上三次揭露了黄菊、陈良宇和韩正的问题。2003年10月28日，法院判我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起先要判刑七年，后要我认罪可判三缓三，我坚决拒绝。到监狱服刑三个月后要我认罪，明确减刑半年，以后又宣布可减刑一年，本人拒绝。服刑最后还剩半年时，要我写个申请并可以不认罪，就可提前释放，本人再次予以拒绝）。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出动了所有的媒体对我进行妖魔化的宣传，引起海外媒体强烈反弹。三天后突然停止，但中共上海市委又制作了一部长达一个半小时《党在我心中》的教育片，在2005年1月1日-2006年6月30日进行的全国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向上海160万党员播放。在该片中，共出现三个人物，首先是陈良宇高调的反腐开场白，第二个是将陈良宇的小兄弟-时任长宁区区长陈超贤作为全市党员局级干部的楷模，此人已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中被判16年的有期徒刑；第三是将我描述成中共在上海的第一号敌人，教育全体党员，敌人已经跳出来，要迎头痛击。
2005年1月14日，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在新闻广播中得知中央巡视组到上海，立即向狱警提出要纸写投诉信，没想到一小时后予以批准并免去当天的劳动。狱方称：经研究，非常重视，给予方便，慢慢写……
第一封信我一口气写了9页纸，检举黄菊、陈良宇、韩正等长期以来包庇周正毅和不择手段地炒卖土地，挪用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障金，推高房价，在拆迁中造成数百起冤案和非正常死亡，东八块是其中的一例……在牛皮纸的大信封上写了：
“敬请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长转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驻监狱检察室再转中共中央上海巡视组收”。同时在信封的正反面写上：我是上海律师因揭发上海首富周正毅，受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迫害！狱号：33619和提篮桥监狱一分区一分监区的地址。我在当时的信中没有用“社保基金”这个词，直至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陈良宇因挪用社保基金被“双规 ”……
当第一封信刚递交，狱方就不让写第二封了。于是我在狱中“大喊大叫”，一天下午13时许，突然冲进来一个犯人名叫方海将我痛打一顿，将我的头部朝床角上猛撞，顿时右眼角眉骨大出血，将上衣、床单染红，顿时几个犯人迅速将我衣服扒下并将床单换掉，二小时后狱医才赶到……
紧接着将我关禁闭室，经我坚持向检察官投诉才允许写第二封16页的投诉信。一名检察官拿了笔记本对我说，上封信已送上去了，送给谁？不得告知……2005年底，上海提篮桥监狱发正式文件宣布为方海（第一名）等一千名犯人减刑。
周正毅只是在我入狱一年后的2004年6月轻判三年有期徒刑。我于2003年8月28日下午，在将近6小时的法庭上，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揭露了周正毅，当天上海方方面面的领导到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视频旁听了我的案件开庭审理的全过程。上海司法局只领到一张旁听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才于同年9月4日批准了上海市公安市局对周正毅的《逮捕申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提起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申请，检察院在7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正是在我再次在8月28日的法庭上，当着上海方方面面的领导的面前揭露了周正毅，上海市公安局才不得不立即提起对周正毅的逮捕申请。在我出狱三个月后，周正毅再次被拘押，2008年上半年，周正毅又被判16年的有期徒刑，但仍使用了2004年6月上海检察院的公诉材料。中纪委在2006年9月陈良宇倒台后称，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中发现了周正毅的问题，但周正毅案的具体事实和上海社保基金案毫无关系。
我出狱前一周，上海公安局派了多名处级干部找我谈，每天至少五次以上，指导我在不认罪的条件下写500万元的补助申请，表示人民政府要和你做一笔交易……
2006年6月5日，出狱的当天，上海市政府出动六辆警车和两辆摩托车在我家门口“伺候”，从监狱到家由警车护送，一路上经过长阳路、天目路、晋元路都由穿制服的警察一字排开封锁路口……
出狱当天上午9时起，我开始接受了美国之音等四家媒体的采访，认为我的案与周正毅百分之百有关。次日，又将狱中写了25封向中共中央关于揭发周正毅、黄菊、陈良宇、陈良军、韩正等人的投诉信以及受到酷刑的情况向海外媒体公开，不满四个月陈良宇就倒台了。
在这四个月中，我向中共中央投寄了四十一封揭发陈良宇和周正毅重罪轻判的信，近六十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公开揭发陈良宇和周正毅问题 。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答记者问时谈到，今年（2006年）6月，中纪委收到巡视组的材料，发现了陈良宇问题……
2006年6月5日出狱至今，我被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软禁在家，近五年来总共只收到人民币500元的生活补助。出狱至今，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对我进行了76次《刑事传唤》和4次治安《行政传唤》，11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抄家。现80张《传唤证》、80份《迅问笔录》和我的80份《自书》构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保存在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的档案中。
在80份《自书》中，本人亲笔写了对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陈良宇、韩正、刘云耕（现市人大主任）、吴志明、张学兵（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等人的检举揭发，希望中共中央巡视组能调该档案查清事实。
2006年8月，我出狱才两个月，此时陈良宇尚未倒台，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将我传唤至闸北分局浙江路的北站派出所二楼，在摄像机前我自书四页纸揭露了陈良宇，于是遭到上海市公安局吴处长等人的毒打。2006年9月24日，陈良宇倒台，25日消息传到上海，第二天我接受美国之音等采访时，不仅继续揭露陈良宇而且继续揭露韩正。于是9月29日下午14时-21时，上海市公安局来了十辆警车，将我传唤之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国庆路刑事侦查大队办公室，我又自书了四页纸，揭露了陈良宇、韩正和黄菊夫人余慧纹等人的问题，市公安局的“高级”干部拍桌子并大声怒吼，从现在起，你休想垮出家门一步！休想跨出国门一步！你女儿休想毕业！今后休想找到工作！一会儿又来了一个警官称：“怎么样，每月叫街道给你一份3500元的“工作？”。
我于2003年6月5日入狱，当时女儿在高中二年级就读，到2007年7月出境的四年中，上海公安人员不断骚扰、跟踪，开着警车到学校找其谈话、威胁……这也是美国律师依据联合国《国际难民公约》，帮助她申请政治庇护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2003年6月6日-7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对我进行了四十多次的审讯笔录中，涉及我对黄菊、陈良宇、陈良军、韩正、周正毅等人的检举揭发，希望中共中央巡视组会同公安部调档核实。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对我所有的审讯笔录中都涉及我对周正毅、黄菊、陈良宇、陈良军、韩正等人的检举揭发，包括我写给上海高级人民法院(7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信（6封）中对上述人的检举揭发，希望中共中央巡视组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档查清事实。
按监狱规定，犯人每周要写周记，按要求写思想汇报，在我亲笔书写的约150篇的书面材料中，大量记有我对上述人的检举揭发，望中共中央巡视组到上海监狱管理局、提篮桥监狱调档核实。
关于对我的软禁，许多海外驻华记者也曾向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提问，新闻发言人居然称：“在上海决不可能发生此类事”，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和韩正市长不仅无法，而且越来越无赖，表现的越来越流氓。
我想问中共中央巡视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哪一条规定，可以将一个公民无限期地软禁下去？
法律哪一条规定，可以将一个公民无限期地监视居住而不出具书面的法律文书？
法律哪一条规定，可以将一个公民无限期地列入犯罪嫌疑人而不向检察院移送证据材料？
法律哪一条规定，可以对公民的搜查、抄家物品无限期地扣押而不作鉴定并永不归还？
法律哪一条规定，可以剥夺一位公民和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剥夺其到教堂参加礼拜、祷告、查经班等聚会活动？
法律哪一条规定，可以剥夺一个公民的出入境的自由，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通过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欲将我赶出中国，你不走就软禁。
2007年3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宪法（610办公室主任）到闸北区公安分局召开协调会并称，6月5日（郑恩宠）剥夺政治权力结束后，有出国方向的予以放行，没有方向的可由组织安排出境，要警方在3月底前接近郑恩宠，4月份达成共识。
之前，上海公安局魏枫处长到我哥家并要其转告，只要6月5日后的两个月不在网上发文章，他就有权起草《报告》批准出国，表示领导批一下即可，领导对他起草的《报告》不会不批。
同年8月上旬，自称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高级别干部袁强、市公安局魏枫和闸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政委、副大队长凌军找我谈了6小时。袁强称，只要在网上写一句：“我以前讲的全是道听途说”，就可以批准你走。当时，陈良宇和周正毅的第二次案尚未判决，我当然拒绝了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的无理要求。
谈话从下午15时-晚21时。袁强称，胡锦涛对上海的批示，他可看到。每次德国汉堡市市长到上海他都在场，汉堡市长决不可能邀请你。起先他称，只要不是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 邀请你，我们都放行。三天后的一天下午15时，凌军到我家称，经了解汉堡市长邀请你到德国研究民法确有此事，美国没有请你去，是否再跟袁强谈谈？我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下去，汉堡市长是民选市长，是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我去研究民法两年，可以带一名家属，每月两千欧元的生活费。当他们遇到阻力时，请与上海结为友好城市的汉堡市的市长出面邀请。上海市长并非是民选的，是不得人心的市长，要谈的话，请派比袁强级别更高，说了算的人来，不要浪费时间 。
袁强当时还称，帮你女儿到美国的是香港立法会反对派的大头目何俊仁。但是到了2009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香港与何俊仁律师握手，就香港的政改达成一些妥协，中共高层予以高度肯定。那么我作为中共“朋友”的朋友，为什么现在仍然是中共在上海的头号敌人？这种自相矛盾和自打耳光的做法，在世人面前总不太光彩吧？
鉴于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阻止我带女儿到德国，2007年7月在何俊仁等香港律师和正义人士的营救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一小时内给予我女儿入境签证。2009年12月，美国政府给予政治庇护，此后免除学费，给其基本的生活福利待遇，给其《打工证》，给予医疗保障卡……
我作为一名中国律师，连自己女儿都保护不了，要美国政府保护，这不仅是中国律师的耻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我感谢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将我打成“头号敌人”，所给我的“荣耀”，我是一位基督徒，荣耀归上帝！
现上海官方称，每年至少花450万元以上的成本（150万人工费和300万设备费），日夜监视我。我是一位被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看作畜生的人，为何还可“享受”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被软禁待遇？为何还可以“享受”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被软禁待遇？望中共中央巡视组能查一下，究竟有多少人被中共上海市委软禁着？每年又有多少人被关押在未经法律登记的“黑监狱”？
经官方的批准，2009年的12月，欧盟议会的议会议员（德国绿党籍，在中欧政党定期会谈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王家瑞部长和绿党代表交流、握手、会餐、合影……）到访我家。2010年5月，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和亚美法学研究所的共同主任柯恩教授到访，了解了上述一幕，亲自见到我家两部直线电话021-63804774、021-63805228无法接通，但上海电信局每月还收取50元的基本费用。柯恩教授还是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的恩师，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他两次到访我家的遭遇。
我出狱后，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美国《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法国《世界日报》；德国一家《周刊 》；新加坡《南华早报》；台湾中央社；香港《东方日报》；香港亚洲电视台等记者陈月慧（2011年全国两会温家宝举行的记者会上，第三个向总理提问），曾绕过封锁线到我家采访过。加拿大广播台的记者也曾经采访过我妻子蒋美丽，都证实了我被软禁的情况，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矢口否认这一事实，充分暴露他们属政治、经济和法律的骗子和表演的本能。
在近五年对我80次的《刑事传唤》中，有75次是传唤我所谓的偷税漏税问题，但涉嫌犯罪的期间是我在狱中服刑和出狱后的软禁期间（2003年-2007年6月），这是何等的荒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狠手辣，打击举报者，这就是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一贯做法和本性。
我的诉求是：罢免韩正市长，查清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特别是刘云耕、吴志明、张学兵等人的问题，还我自由，还我公道，还我人权、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认清上海韩正帮，中国有希望! 揭露上海韩正帮，中国改革向前迈！人民有批评执政党，批评政府，批评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的权利！
还我自由，解除对我的软禁，还我律师执业权。
还我自由，包括还我游行示威权，我要向上海公安局申请在南京路步行街，进行罢免韩正、揭露腐败的游行示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将有上万、数万、十多万和几十万各界市民会参加。阻止韩正在中共十八大和新一届政府中当选。
韩正是当前上海最大的骗子，1954年生、1966年文革爆发时才读满小学五年级，以后全国的学校处于关闭和停顿的状态，韩正在哪所初中和高中毕业？四十岁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时，才到华东师大业余夜大学读了三年，就宣布自己是研究生学历？
韩正的《六级英语证书》在哪里？论文在哪里？韩正的父母亲又是谁？韩正自报是浙江慈溪人，而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是山东人。韩正的夫人是谁？双方的父母有否分配到公租福利房？
韩正在任共青团上海副书记时，是否拿过住房？在任化工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时，是否拿过住房? 韩正在任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党委书记时是否分配过住房？韩正在任卢湾区区长期间，是否又拿过住房？韩正任上海计划委员会主任、副市长、副书记和市长期间是否拿过、买过“商品房”？
2009年4月，我揭露了上海二千名干部中，70%的局级干部和50%的处级干部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商品房，触犯刑律、政纪、党纪。我遭到一周连续五次的刑事传唤和酷刑，紧接着上海警方要赶我出境，声称：给于“来去自由”。
中共上海市委擅自规定，干部低价购房差价在50万元以下的查不过来，100万元以上才查，结果查下来且大欢喜 ……
上海韩正帮就是腐败帮、骗子帮、害人帮。韩正就是陈良宇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保住韩正这是中共中央所犯的低级错误。上海韩正帮已经失去人心，是11•15大火的主要责任者，是上海人民当今的“公敌 ”。清除上海韩正帮，中国向前迈！清除上海韩正帮，上海市民齐欢唱！
最后，我想问一下中共中央巡视组的领导，对我无限期的软禁，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还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作出的决定？还是公安部的决定？还是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决定 ？法律依据在哪里？
我静候你们的调查结果
郑恩宠
2011年4月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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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春回 （下）∕郑恩宠
2011年4月1日，中共中央巡视组到上海，在媒体上公开宣布，接受市民来信来访和对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举报，本人于4月24日向巡视组寄了挂号信，但至今没有收任何回复。可是却收到几次“间接”的回复。
一．2011年下半年，中共省级以下的党校，给各级党政官员上维稳课时，反复用多媒体播放了三个女人抗议房屋拆迁的案例：重庆，身处孤岛的“最牛钉子户”吴萍；上海，手持燃烧瓶对抗拆迁队的潘蓉；成都，以自焚抗拆迁的唐福珍。其中，潘蓉案的前期是我出狱后受理的，后期转北京蒲志强等律师受理，我用潘蓉的手机给北京律师逐一拨打通话。
潘蓉当年40岁，在新西兰留学、生活了十年，是6岁男孩的母亲，不过问时政，不知有自由亚洲、大纪元等媒体。通过北京律师首先找到官方媒体，半年后中央电视台、《21世纪经济报道》、《南风窗》、《财经》等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潘蓉是在刑事拘留后刚被释放的第二天来找我的，当时其先生已经被逮捕……
潘蓉在中央电视台作了40分钟的采访演讲，中央电视台称上海闵行区在虹桥交通枢纽工程的拆迁中扣押了30亿元的拆迁补偿款来搞配套工程……
潘蓉在整个案件中都与律师配合的很好，并按物价局的标准的约定支付了费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取得重大进展的拆迁维权案，哪个不是律师参与和英勇献身的结果？哪个是仅靠公民代理而取得？哪个个案是仅靠个人上访而取得巨大的进步？
我在黑龙江工作11年期间，曾任业余文化教员，有一位学生十年前就担任中共某直辖市委党校的教授、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博士生导师，向我透露了党校的教育情况。同样，我的另一位在同一连队工作的战友，在十年前就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校的副校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二十年前就任中共浙江省嘉兴市委党校的副教授，他们向我透露了党校的学术研究动态。现我所有在海外发表的文章，党校的部分教授们奉命逐字逐句在研究，按照上峰的指示要分析、批判、吸收合理的内核……
二．月前，上海官方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上海现有律师13000名，其中4000名工作的重点是参与上海信访、维稳、社会矛盾的调解和化解。而上海现受到市、区政府关注的到京老上访户有二千户，两个律师对付一户有着足够的资源和智商。官方媒体宣布，2011年上海处理了20名局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许多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官方也同时宣布，以往政府用80%的人力、物力应对20%的老上访，现要用80%的力量接待80%的新上访。
去年，当局先后有多人在各种场合与我非正式面谈。“上级认为，对你非常重视，我们也知道你的作用。那个“ⅹ冤民大同盟的负责人利用你不知得了多少好处”。有人多次出示、播放了因“工作需要”取得的一批访民的录音、视频、照片、摘录的文字稿，以此证明“操控“ⅹ冤民大同盟”和访民的人对你的出卖、挑拨、诽谤等”。“我祝你们夫妇身体健康，活到80岁,我祝你女儿在美国好好读书，将来全家团聚”。“我们不想再关你进去，我们也允许你在海外发文，但是频率要低一些”。“你的文章有人看，肯定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决定权不在我们这里，有些文章只不过刺激了一些人，他们不高兴”。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在我们政府的报刊上曾发表过五百篇文章，上面从没有人跟我们讲过，你过去在海外发表文章的地方不对（指反动网）”，但我要求在国内的媒体发文，他们就没有下文。“我们对你很重视，我们的上级要找你谈，你是否同意，谈总是比不谈要好，对你的重视，要超过冯正虎，那些访民一个个想把自己的名声搞大，给政府施加压力，漫天要价，一旦问题解决就甩掉人家，就出卖他人，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我们是不会给他解决的，但是也不会刺激他们，激化矛盾”。“那些到美国举牌的，只不过想拿政治避难，对他们冷处理，刺激他们，他们名声搞大”。“美国的律师是免费的，桑兰请律师免费了吗？这些人只不过是骗吃、骗喝、骗钱、骗色的人”。有的信访办的干部，如数家珍地报出ⅹ到京上访过的次数，离婚后找过几个女人，女人为何离开他的。”……
官方人员的话，是挑拨，是利用，是分化，有些真，还是全假？每个人都应自己独立思考。历史是公正的，还好当年参加过上海民主墙，参加过六四，参加过法轮功而多年坐牢的许多人，十个也只有一个能流亡海外，九个留在上海生活，但他们往往与以往的难友有各种的联系。近两年来，对发生在上海维权队伍和访民中的是是非非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独立的调查。在2011年圣诞节前，我得到了部分调查结果及给我的回复。例如，有个自称22岁的台湾法轮功人士，曾经向上海、北京、西安，河北、广州等地的律师、异见人士、记者、维权人士、访民等数百个人士打了电话，说我道德不好，出卖他人，要大家看清真相，划清界限……
当许多人问他，谁告诉你的？他说，是上海几个阿姨、冤民告诉他的。调查的结果，这些阿姨、冤民已经个个向政府表示，我们不会参加法轮功，他们是邪教，郑恩宠是搞政治的，我们才是动迁真正的受害者……
上海市民蔡新华老人的拆迁案，是我亲自在长宁区法院受理的，当年的法官，现有的成为法院的副院长。蔡新华的死与拆迁毫无关系，当年我亲自将蔡新华的案例，送到同班同学-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柴俊勇的办公室，其结果蔡新华家得到比《房屋拆迁裁决书》高三倍的补偿，蔡的家属书面表示，蔡新华的死与房屋拆迁无关。长期以来，蔡新华的女儿造谣她家在动迁中被迫害至死两条人命，在市民中煽风点火，向政府施加压力，向政府、访民、外国人骗钱，用其姐的名在“ⅹ冤民大同盟”担任职务，达到控制的目的。这个蔡某人，在市民中不断说，市政府同意给她家死一人赔偿420万元，有人问她，为何不去拿？她说，我就值这些钱啊？至少二千万……
轻信她的人，盲目跟随，有人经我多次劝说、挽救，还是不听，结果被入狱，律师们停止为其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真有点咎由自取，有的人出狱后还执迷不悟。可以认为，对这部分人，政府、律师、大部分访民、海内外的民主阵营已对其冷处理，将其边缘化。当注册香港的“ⅹ大同盟”的负责人，在海外民主人士的帮助下作出检查时，蔡某等十人疯狂地阻止其检查，负责人错过了真理的一步，造成哭都来不及的后果，但远离了这股黑势力，无疑是不幸中的大幸。
2011年的圣诞月，我参加了十多场的教会礼拜堂和家庭教会的活动，给我的震撼，似乎换了人间，人心向背比我预计的似乎是提前了五年。我无法用一篇文章记下我全部的所见所闻。现只能记些流水账式的片段：
2011年12月21日：
下午，参加了上海北区一个礼拜堂的查经班，一百多个60-90岁老人的查经班，当天临时改为圣诞联欢会。弟兄姐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自娱自乐，十多位老人轮弹一部钢琴作伴奏，三五成群、争先恐后地上台表演。有背《圣经》，有朗诵，有吹口琴、有独唱、合唱，有歌舞，谁都没有化妆，老人的衣着大都落后市面10-20年，但反反复复唱起《歌颂伟大的神》、《我从死亡走向光明》、《从黑夜走向光明》这三首赞美诗。事后我查找了所有的公开出版的《赞美诗》和托人在网上搜索，都查不到这三首赞美诗，要是前几年，官方定追究这些反动的歌词。有许多老人，上海话都说不好，有用苏北腔、安徽调、宁波话，地方戏曲演唱，有许多是农民工和家属。人人不去歌颂伟大的党，而是拉大喉咙歌颂伟大的神，谁都会感悟到人心的向背。
2011年12月22日：
晚18时，我在警方人员的护送下进入国际礼拜堂，离19时开始的《庆祝救主诞生颂唱音乐崇拜》会尚有一小时，但一楼主堂五分之四的座位已经满人。我正在寻找合适的座位时，有一位老年义工微笑地向我走来，引领我到第六排靠左的三个事先占好的座位，靠左第四是一个姐妹首先起立和我握手：“祝圣诞快乐！”并将她的座位让给我，我说：“谢谢耶稣”。义工五分钟后来问：“你来了几个人？”。我说“只来我一个”，她说“这三个座位，待会史牧师来坐”。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了几遍：“是史奇珪牧师吗？”……
史牧师现年80岁，是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文革期间被扫地出门，九死重生。他也是著名的音乐家，歌唱家和神学家，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当晚他还要上台主持15分钟的证道。约十分钟之后，史牧师向我走来，我迅速起立和他握手并：“祝史牧师圣诞快乐！”，史：“祝弟兄圣诞喜乐！”。史牧师的外文很好，用英文、希腊文、拉丁文解释为何喜乐比快乐更恰当，快乐是外在的，而喜乐是发自内心的，接受神的恩典，圣灵在心中发出的喜乐……
只见上百个摄像机、数码相机、手机、视频在拍摄，有的弟兄姐妹误认为我是和史牧师一样的宗教领袖。今天，是神的恩典，是巧遇，偶遇，还是有人安排？反正，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巧妙的安排。十天前，官方就要我提供圣诞节的出行安排。
当晚献唱的赞美诗有《齐来崇拜歌》、《严冬怀念主》、《圣诞感恩歌》、《赞美的季节》、《等候我的主》、《庆贺宝贵应许》、《哈利路亚，唱欢欣！》、《晨星之歌》、《圣诞宣告》、《献上我的歌》……
2011年12月23日：
晚上17时30分，我和将美丽先后到了沐恩堂，今天警方的便衣人员靠我们就坐，参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2011年沐恩堂青年烛光崇拜-上天所赐的礼物》圣诞音乐会，两千座位的主堂，来了约一万人，不得不开放所有的房间、大厅、楼梯、走道作为视频室，90%是30岁以下的年青人。会前与往年不同的是教堂内播放英语歌曲和摇滚乐。正式开始后，青年牧师带全场祷告已经很“政治化”，庆贺本•拉登、卡扎菲被击毙，涉及中国的环境污染、小悦悦、两极分化、腐败、神带领众弟兄姐妹从黑夜走向光明、上帝将审判人间的一切假神和罪恶，就差直接“点名”，除了“打倒、推翻”外，似乎所有的情感都在此时此刻发泄……
当晚献唱的赞美诗有《齐来崇拜歌》、《认识你真好》、《生命冠冕》、《神你是独一主》、《欢乐颂》、《平安夜》、《在如此时刻》、《欢庆圣诞》、《圣城颂》、《如果你想知道》、《耶稣基督是王》、《耶稣！耶稣！》、《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上好的幸福份》、《让爱走动》、《一件礼物》、《我一生赞美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上半场音乐会按序举行，但后半程全场不约而同站起来“疯狂”至结束，将“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献给了神。从年青人身上，谁都可以感受到人心的向背。
2011年12月24日（平安夜）：
今天我和将美丽8时30分刚出家门，警方人员就告知，今天你们和谁接触，我们都要随时向上级汇报。到了国际礼拜堂，起先称上午只是少儿专场，后来又称是外国人专场，凭护照可进场，只有晚上19时对中国人开放，原本约好与美国外交官一起参加平安夜的音乐会只能改期。
中午，在美领馆附近的饭店与15位弟兄姐妹聚餐。下午13时起，就有人开始在国际礼拜堂排队，准备参加晚间的音乐会。我是16时30分离开饭店，只见国际礼拜堂外的排队已经达上万人，我试着走到最前面，人们误认我是工作人员先予放行，只见礼拜堂内外许多在警察在维持次序。一千五百座位来了一万多人，主堂内70%是年青人，主堂外90%是年青人……
当晚献唱的赞美诗有《平安夜》、《婴孩是谁？》、《齐来崇拜歌》、《我等待你，圣子耶稣》、《主耶稣降临人间》、《今日当雀跃》、《圣诞钟声》、《牧羊人之歌》、《摇篮曲》、《朝圣进行曲》、《最美丽，最光明》、《间奏》、《我听见钟声》、《普世欢腾歌》……
20时30分音乐会结束，但是我们无法走出教堂，外面的人不断涌入教堂，青年诗班只好从台上走到台下与全场人狂欢。我终于在21时15分走出教堂，只见衡山路上人满为患，警察、保安在维持次序，甚至出现不带盾牌、器戒的防爆警察。我有些感冒，身体略感不适，不得不放弃事先约定好的和部分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外交官家属的私人聚会，明天我还将出席三次活动。下了地铁1号线，站台已是人满为患，等了第三趟地铁列车方能上车。到了人民广场站转8号线，此时从沐恩堂、和平影都、南京路等下到站台的人群已经拥挤不堪，站台的广播已无法听清，8号线开大站车，本来一站路就可到家，但上车后一下开了三站路到虹口体育场，不得不往回返……
2011年12月25日（圣诞节）：
上午，我和将美丽分别到两个教堂，警方告知我不要到沐恩堂，理由是那儿认识我的人太多。于是我去参加了静安区一个礼拜堂的庆祝救主诞生的礼拜。没想到东八块来了16户人家，结束时要我同他们一一合影，时间关系，我只同意与高中以下的学生分别合影……
下午，我和2012年到美国就读的初中毕业生交流，他们是平民家的孩子，家中用砸锅卖铁的钱供他们到海外就读，有的是读神学院。和孩子们的交流是愉快的，未来的中国就是有希望……
晚间和亲友一起又参加了一场音乐烛光晚会……上海的年青人终于搞明白了，圣诞节是在教堂过，不是到酒店大吃一顿。
回家后发现自己得了重感冒，次日起婉拒了一些聚会。
日前，我和胡佳多次通话，谈到争取各界的支持，将杰出民主人士的子女营救到海外就读等，这是狱中人士的最大心愿。特别是陈元、陈西、秦永敏、倪玉兰律师的孩子，在这方面应当向张前进牧师学习。
……
感谢神的恩典，在我女儿2011年12月29日生日前，她非常高兴地收到了艾未未、胡佳等人的祝愿。她也见到过西藏流亡政府民选总理和达赖喇嘛驻北美、驻台湾等地的代表和许多藏传佛教的领袖，也见到过被中国政府认为在美国最大的反革命魏京生。横河先生曾送郑昭佳等80后的中国学生神韵艺术团演出的票，让她们观看一场精彩的演出。
我也收到了张伟国先生、伍凡先生、胡平先生、陈破空先生的问候，收到纽约大学夏明教授、柯恩教授的问候，收到六四学运领袖吾尔凯希、柴玲的问候，收到纽约李进进律师、项小吉律师的问候。张伟国曾和我在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我在八分所、他在三分所，张伟国在六四期间任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因同情爱国学生而入狱。柴玲已受洗信基督，重生蒙恩得救，成为我们主内的姐妹，宗教、信仰、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上海基督教三自会70-80的老牧师都知道柴玲的名字。
2011年12月24日的平安夜，香港何俊仁律师送我四本书《和平的国度》、《是与非以外》、《中国文明的反思》和《中国震撼》，其中两本是基督教的思想论文集，何律师还亲笔题词：
恩宠兄惠存：
为民主公义抗争
与兄共勉！
何俊仁
2011．12．24
恩宠兄：
为社会公义
毕生奋斗
向您致敬
何俊仁
2011年平安夜
郑恩宠律师惠存
何俊仁敬赠
2011．12．24
圣诞节，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全世界有40亿人欢度圣诞节，马槽代表着谦卑，马槽里没有金子、银子、钻石……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第一号取缔令：取缔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由范亚峰法学博士领衔，我和张鉴康律师为第二起草人，联合了20多位维权律师、异见人士和自由亚洲的记者张敏发表了声明，由傅希秋牧师翻译成英语，在海外发表。当时，我们都作了入狱的准备，范亚峰获得美国基督教最大的奖项，之前两年，该奖项分别由布什总统和傅希秋牧师获得。2009年，不是1999年，可以将几千万人打成邪教；2009年，不是1989年，坦克可以向百万学生冲过去。
2010年12月，我和将美丽事前接到书面邀请，参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60周年的大会，我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我劝温家宝天天读圣经》。2011年9月，中国政府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和中国基督教教会主席张先伟牧师，在美国参加中美基督教领袖峰会上宣布，中国家庭教会将走出地下，成为合法化，执政党内的理性战胜了盲目。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用《在一生最美的祝福》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466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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