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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王书瑶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30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王书瑶
     (博讯 boxun.com)

    ●社会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低级流氓,比如“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调戏妇女等等;另一类则属于高级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温文雅尔,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迹,而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否认事实、反咬一口等手段而达到推卸责任,甚或嫁祸于人。北京大学的领导层自然属于后者,他们占据中国最高学府的领导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却干着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推卸责任的无耻勾当。
    
    当出现这种思想,和在这么落笔的时候,我也感到有些惊讶,北京大学这个高等学府的殿堂上怎么会出现流氓无赖?什么才是流氓?可以把北大领导层的行为称作流氓行为吗?在我又进一步考察“流氓”这个词组之后,我认定这是可以的,而且贴切。
    
    流氓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应该是指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无固定职业,很容易地,他们就会有一些不良行为,于是,流氓一词又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是流氓本义的那种无业、游荡等内涵已逐渐淡化,而不务正业、为非作歹,以低级下流手段等内涵作为流氓的特征已日益突出,进而上升为主要内容。那些有职业而惯行下流行为者也被称为流氓。” (引自《百度百科》有关词条。颜色和加重号是引者给的。)
    
    于是,流氓一词就专指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的行为和人了,这些行为,与无赖无异,所以流氓也同时就是无赖。
    
    社会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低级流氓,比如“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调戏妇女等等;另一类则属于高级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温文雅尔,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迹,而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否认事实、反咬一口等手段而达到推卸责任,甚或嫁祸于人的人,也都属于流氓一类。两者都是用低级下流的手段,区别只是两者的地位不同,表现不同,前者是社会上的小混混,而后者则常常是有相当地位的人,峨冠博带。
    
    北京大学的领导层自然属于后者,他们占据中国最高学府的领导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却干着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推卸责任的勾当,明明打了79岁高龄深受北大迫害的老人闫桂勋,却说什么那只是“搀扶”!
    
    打了人,却说是搀扶!
    
    闫桂勋被北大陷害、坑害达42年之久,至今不给赔偿,不给正当说法,还挨了打。闫桂勋是河北农村人,家境贫寒,考入北大数学系颇为不易。1957年毕业,生不逢时,值反右之年,毕业时也要有个鉴定,当时他所在的党支部明白地告诉他,他不是右派,并且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不料,过了不久,他的档案到了哈尔滨,那里面多了一张白条,——没有盖红章,——说闫桂勋是右派,从此闫桂勋就墜入了右派的深渊,发生了很多矛盾,闫对此抗辩,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在的学校曾几次派人到北大验证此事的有无,北大均不负责任地不予甄别,使他继续负右派之冤。这其中,他被剥夺教书的权利,监督劳动等等右派待遇。在伟大的文革中,他因为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而被批斗,一个大耳刮子,使他的耳朵半失聪,现在他说话和听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叫。
    
    1959年学校曾问他,你如果承认自己是右派,就可以马上给你摘掉右派帽子,闫桂勋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右派,这顶右派桂冠,一直戴到1979年方始摘掉,因为中央规定,摘掉“所有右派”的帽子,你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也要给你摘帽子。可是,闫的问题并没有结束:改正落实政策的指标里没有他,因为他的右派档案党委没有盖章,所以北大这回认真了,名额里又没有他了,他没有得到“改正通知书”。于是他不得不到北大来上访,长话短说,又是十几年的光阴,他不断地到北大上访,坐在北大高等学府殿堂上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一直到1999年,才给了他这样一个“文件”:
    
    《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内容是:
     “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57]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
    
    我们这些“真右派”的刑期是22年,闫桂勋这个“假右派”则是42年,这就是北大!北大有了这个文件,就算是对闫桂勋有了一个“交待”。
    
    闫桂勋可不这么认为,我的青春全被那个北大“白条”毁坏了,受苦无数,难道北大就没有责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吗?于是,闫桂勋只能继续上访,要求北大给予“双赔”(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十三个寒暑,他从66岁上访到79岁,每周到北大二到三次,在2011年79岁的时候还挨了打。
    
    2011年5月27日,闫桂勋照例挂着他喊冤的牌子去北大办公楼的过道中要求“双赔”,当天那里在开一个会,接待室的人觉得闫桂勋说话声音太大,影响会议,影响不好,就打电话要北大保卫部来人处理,保卫部由两个干部带了一大帮“保安”,到办公楼来,四面散开,对闫桂勋形成包围之势,但是,那些保安只是站在那里助威,没有别的动作。两个干部,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戴眼镜,这个人开始拉扯闫桂勋,要把他拽出办公楼,闫桂勋不走,两人开始较力,那个干部对闫拉拉扯扯,推推搡搡,闫桂勋抓住处身后的大盆景的树枝不放,把树上的枝叶拉断了,僵持不下,那人急了,你一个八十岁的老家伙我还收拾不了,在推拉的过程中,就当胸给了闫桂勋两拳,最后闫桂勋还是没有离开。这就是北大干部痛打闫桂勋的经过。
    
    闫桂勋被打后胸部疼痛,在家躺了十来天之后,继续去北大上访。
    
    闫桂勋生在农村,又是学数学的,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肯变通,为人木呐,缺乏应变事物的能力,如果当时他就去校医院检查伤处,就把打人这件事情确定了下来,不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但是他却只是回家休养,没有马上采取别的措施,挨打一事,他只对校友俞梅荪讲了,俞梅荪是右派之子,蒙受冤狱,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与北大原党委常务副书记、现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同班同学。他把此事写成报导,发在《观察》上,香港的《亚洲周刊》转载了此文,影响扩大了,北大感到紧张。
    
    2011年6月22日,我们这几个北大“真右派”,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到北大就闫桂勋挨打一事,要北大一个“说法”。
    
    去的人有:沈志庸(物理系)、博绳武(物理系)、燕遁符(物理系)、王书瑶(物理系)、纪增善(化学系)、俞庆水(地质地理系)和俞梅荪。这次去没指望北大能痛快地承认打人,而是弄清经过。我们去是事先同北大打了招呼的,他们有所准备。接待我们的是“两办”副主任王天兵。北大的党委办公室同校长办公室是合二而一的,称为“两办”。
    
    王天兵说他不是北大毕业的,来自东北的某高校,他大致承认了我在上面说的经过,那个干部要拉闫桂勋离开办公楼他也承认了,并且承认了,那个干部同闫桂勋有“肢体接触”。王天兵承认的这些事实,是他事前对保卫部调查的结果,王天兵没有说是那个干部“搀扶”了闫桂勋。
    
    后来请来了保卫部的一个副部长,我怕他报复,不敢说他的姓名,只用X部长代替。我们要求那个打人的干部出来对质,X部长轻松地说那个人今天休假。于是是不是打了人,只能由这位X部长确认了,他说,他的部下没有打人,只是“搀扶”了闫桂勋。我们当然不能认同,闫桂勋能长期坚持自己到北大上访,他有独立行走能力,要你搀扶什么?但是,那个部长坚持说是搀扶,没有打人。
    
    北大领导不但长期不给他解决问题,还在其干部打了他之后,用卑劣手段推卸责任。在整个推推搡搡、拉拉扯扯过程中,那个干部用重拳打了闫桂勋两拳,他们却说这是“攙扶”!
    
    我为之气塞,这是卑鄙下流的手段,无耻之极,难道用偷换概念的“文明”手段来推卸责任,就是高等学府应该有的吗?难道这还不是下流吗?难道这还不是流氓加无赖吗!
    
    当然,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的确只能说那个中层干部是流氓,而没有理由说整个北大领导层都是流氓,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反身问王天兵:“你对X部长的说法怎么看?”他说“两个部门之间有不同意见,我们是同级的。”这就是说,王天兵不同意X部长“搀扶”的说法,他们没有统一口径。
    
    到了9月14日,我们再次去北大讨要说法的早晨,很不幸,我突然前列腺急性发作,没有去成,据去了的朋友讲,他们这次统一口径,就说是“搀扶”了。
    
    到了2012年5月24日,我去北大会一个老同学,不意在北大东门外的大桥上碰到了闫桂勋在游荡,身上还是挂着那块喊冤的牌子,他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求告无门,样子很是凄惨,他说,他今年80了,活不了几年了,他现在每周去北大三次。碰到北大这样流氓集团,我们不去帮他,谁还能帮他?
    
    5月28日星期一,我们几个右派再次去北大,为闫桂勋伸张正义。去的人是纪增善、俞庆水、燕遁符、我,还有俞梅荪。事先我打了招呼,接待的还是王天兵,另有新上任的接待处的欧阳处长。开门见山,我问他现在北大领导对闫桂勋挨打一事做何结论,他这次改口说,上次X部长不是说了吗,是“搀扶”,没有打人。我问:“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能够代表北大党委和校长?”他明白无误地说:“代表北大党委和校长。”
    
    2011年我们去北大,王天兵明白地说,他的看法与那个X部长不同,认同有肢体接触,但是不认同“搀扶”的说法,现在,不仅仅是他个人认同了搀扶的说法,而且北大的党委和校长都认同了这种说法,可见,我说“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并没有错。现在是整个班子的问题。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个北大领导层到少包括三个人,副书记杨河负责这件事的处理;新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是朱善璐;校长是臭名远扬的周其凤。
    
    朱善璐北大哲学系毕业,毕业后从事行政工作,官至江苏省委副书记,介绍还说他是教授,什么时候当的没介绍;提起周其凤就叫人想起一只让人恶心的苍蝇,他的名言是“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有就是“化学是你,化学是我”,化学怎么成了你我?原因是我们的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过程是“化学过程”,你可别看错了,他就是这么说的。如果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过程是化学过程,那什么才是生物过程?难道就因为高分子化学家当了北大校长,一切过程就都成了化学过程了吗?难道这位化学“院士”已经可以用化学方法合成生命了吗?杨河也是哲学系毕业,博士、博士生导师。他们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他们当然不是地痞流氓,可是他们把对抗性的推推搡搡(中间还打了人)说成是“搀扶”,还不是无赖流氓吗?
    
    北大党委的这种流氓行为是有那么点传统的。我曾说北大是中央第二党校,有人说错了,排不上第二。第二应该是谁呢?说是中国人民大学,他是中共进北京后建立的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但是现在看来,中央第二党校还应该是清华大学,因为这几十年来,清华为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最多,不但有众多的省部级干部出自清华,而且党的总书记和几位总理副总理也出自清华,所以就应该清华排第二,人大排第三,这样北大就只能名落孙山,殿军,排在老四了,多少委屈了一点点。
    
    那么传统从何而来呢?当然不是来自蔡元培,也不是来自胡适,第四党校总要有些传统吧。
    
    八年抗战,躲在延安的窑洞里,每天一只鸡,“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战”,八年时间,从两三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日寇投降,挥师北上,攻城略地,抢占胜利果实,却轻飘飘地说别人下山来“摘桃子”;1957年,先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是言者无不有罪,打右派55万,株连数百万,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有言,而且有行,那么什么是他们的“行”呢,因为言论本身也是行,如此一来,言者无罪岂不成了行者无罪了吗?
    
    1979年对右派进行“改正”,不是“平反”,结果是,99.98%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却还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需要很大的不要脸的勇气。
    
    1989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向人大报告说,在“动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明明是一次惨案,却轻飘飘地说这仅仅是是一次“风波”,如果这也算风波,那么死多少人才算惨案?
    
    北大领导的流氓行为,比起这些,简直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其实,北大原可以不这样做,只要对闫桂勋说:“我们对干部管理不严,教育不够,不该动手拉扯你,出手重了些,使你感到疼痛,向你道歉,”就完了,至于赔偿,少则3、5百,多则一、两千,就完了。北大会怎样?北大会获得一个好名声,不护短,勇于认错,风格很高。只是个别干部打人,并不是北大书记或校长打人。由于思维惯性,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结果就是用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掩盖一个比较小的错误。呜呼哀哉。
    
    北大还拒绝给闫桂勋赔偿,理由是“没有依据”,我问“北大迫害闫桂勋有依据吗?为什么迫害人不要依据,赔偿就要依据了?”王天兵不说话了,隔了一会他又说:“北大没有迫害闫桂勋”!我问:“那白条是不是北大加的?”他不说话了。
    
    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王天兵还有一点良知,他还敢说他的想法同那个X部长不同,这回他变“聪明”了,我的意思是他变狡猾了。这也是北大对他的工作人员的一种教育,一种影响。北大就是这样教育人的。所以我说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那么,北大党委和校长,是不是也以这种流氓精神教育北大学生呢?
    
    201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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