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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探底:一派得胜还是各派自立?/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2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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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一)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所得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很小很小,也是值得珍惜的。在过去不民主的历史中,我们不是没有为民主而斗争,而是斗争没有收获到最终成果,而导致此一情况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大人物个人的“恶”在作怪,与我们普通人自己对民主的不完善理解是有绝大关系的。
    
    民主运动之目的——对于参与者来讲,有一种非常确切的意义:在民主过程中,“我”应当胜利;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个意义是一个“傻瓜式”的意义,那么,它的意义的另一端所隐藏的东西却是人性所不乐意承认的,即让各人、各派都胜利。说白了,这相当于商业意义上的“双赢原则”。
    
    “胜利”是日常生活和普通用语中的一个词,所以,人们就烦得去发掘它的“隐藏”内容。可就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出了问题,以至于在问题的延续中最后铸成大错。
    
    在谁应该“胜利”的问题上,民主运动存在着一个“探底”的问题,我们切不可忽视之。说到底,“我”必须胜利的问题在此间应该腾出一个“他”也应该胜利的空间。此“空间”也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一定要为此“虚构”的东西搭建起一个价值的脚手架;进一步讲,如果此脚手架被拆除了,整个民主的建筑也会随之倒塌。
    
    (二)
    
    上面的话如果脱离了我们民族近60多年、乃至100年以来的历史的话,就是空话,说出来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呢?它事实上却附带着我们民族在过去的时间里的得与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取得了大陆上“胜利”之后,他们面临的就是我上面说的问题,可是呢?在战争之变得羽毛丰满的共产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间的问题,他们对之做出了完全的传统解读,那就是共产党彻底的“好”和国民党彻底的“坏”。于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这个时间段里实际产生的民主探底行为之价值就被取消了,于是,这一场革命里的“民主”意义就只能以“剩余”的方式存在。此后,是“剩余”的民主意义酝酿和产生出了影响深远的诸次伟大运动。
    
    进一步的研究不难发现,在1949年,民主革命的探底行为并没有结束在它当终结的时间内,而是在此一革命的先前时间里取其一个任意的阶段,从而使共产党人轻而易举地除了弄出了一个政治上“反动透顶的敌人”外,什么也没有捞到,不久他们自己就感觉到他们也“滑”到了“敌人”的一边,陷入了当年敌人的类似境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理论实际上就承认了这个现象,他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印证了我提出的问题。
    
    民主探底行为的意义在被弄成为“剩余”东西之后,民主就如同中国人意识里的“鬼”,它不甘心自己的死亡,总要“闹鬼”。如果我说得不恭敬一点,那么近60年,中国人民搞的民主运动(二次大的运动震惊了全世界)都有“闹鬼”的嫌疑。
    
    为什么会这样?不是没有原因的。共产党人对于1949年的“胜利”在做出了传统解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革命同传统的革命捆绑在一起了,此一捆绑行为造成共产党“民主”的空缺,可是呢?他们的统治的合法性又来源于此一民主“胜利”的历史,因之,对此历史的回忆和宣传,却使已经“剩余”的“民主”又会到了“历史的炒瓢”被反复“炒”着。
    
    可见,在共产党宣传的“胜利历史”中,已经把共产党革命置之于不民主的境地,而在此境地中,共产党因为追求“彻底胜利”,不得不对自己在特定时间里的“胜利”做出“修正”的解释;此解释对于“胜利”而言存在着“纠错”的性质,最终表述:共产党革命并没有胜利。此一表述是由谁做的(是共产党集体还是毛泽东个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同时承认了在他们自己“胜利”的同时,“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也以“复辟”方式获得了生存,甚至此一生存不是孤立的,它在共产党生存的内部空间里获得了合法地位。于是,“剩余”中的民主才又获得了发迹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共产党“胜利”的同时,资产阶级却也胜利了,它并非先前所说的被“消灭掉了”,而是在隐蔽的状态中,发展了、发达了。于是,“余数”的资产阶级就和“剩余”的民主“合二而一”了。
    
    在完全“胜利”后,对“胜利”的并非如此的“认错”式分析中,民主就兴了起来,这便是1966年和1989年中国伟大民主事变发生的一种被人们忽视了的东西。
    
    (三)
    对于那些鹦鹉学舌式的、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一种“动乱”的人,我不想于之辩论,因为在真实事变中,只有共产党“乱”了,崩溃了,人民才可能获得解放,况且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在人民造反行为中的崩溃又是近60年以来中国社会唯一的一次政治大事件,我不想对这样的大事件用邓小平当年的方式做轻描淡写的说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的分析是:如果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解释1966年中国大事变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毛事实上用特别的方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失败”,并且用傻瓜的方式宣布了1949-1966年此“17年”“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也就是说,已经失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在“复辟”行为之又给胜利了。于是,探底的意义又给显示出来了。
    
    毛不想探民主的底,他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的“纠正”却使他无意中做了探底的事情。他认为在1966年,共产党的革命其所以失败了,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共产党方面,是更多的共产党人受到了权力的腐化而走到了反革命的“对立面”。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分析没有多少是欺骗人的,甚至与民主的分析出入一撤,并不是“错误”的,“错误”仅在于他以为文化大革命可以保证共产党从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变得更加强大却是异想天开。
    
    1966年中国人民的政治行为不管怎样评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人民对民主的探底行为越出毛划定的界限,实现了探底的基本意义。在把共产党人像垃圾一样地“踢开”后,那种没有成功的共产党“革命”由人民直接来“搞”——造成了1966事变的核心价值:“亿万人民”在一个方便的时间里,名正言顺夺取了过去由共产党组织一直牢牢控制的“革命权”,以至于普通人挥动了“铁扫把”,把那些“老革命”“一扫而光”。可是呢,好事并没有到头,当时的人民万万没有想到在排斥和打倒了共产党后,人民自治组织立刻形成“势不两立”的派别对立现象;在对立中,每一派都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把对方派置之于死地。不过违背人意志的是,任何一派都做不到此点不,都只能与“对立面”共存。
    
    上述现象不是发生在一部分人身上或者个别人身上,而是发生在“7亿人”中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建立中国民主的基石在此时已经由六六运动者给“提供”了,可惜,后来它又被打碎了!什么多元化、多党制,已经现了雏形,只是人们不这样说罢了。
    
    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中国人的智力若长期提留在儿童水平之上,那才是可悲的,它必须被提高。在这个运动中,民主探底行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是在毛泽东话语之外普通人却组织不了其价值,只能跟着毛的“理论”摇旗呐喊。后来,毛不行了,这本是人民摆脱他的一个好时机,可又被邓小平牵着鼻子走了。
    
    在1966年,真理是如此表现的:在共产党变成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之后,如果中国社会存在着革命,那么,此一革命由人民直接搞——就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可是在30年前,我们把此一“千真万确”的事情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史无前例”的一次“错误”,我们能够成功吗?今天民主运动为什么兴不起来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事先圈点了民主运动,一种“怕乱”的心理,从内部禁锢了人,使得在人在需要行为时,左顾右盼。
    
    (四)
    本文的一个结论是,我们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时间里经历过成功的事情,有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只是我们远离了它。在过去,我们普通人中国人,不是错误得一塌糊涂(像共产党人一样),我们有过解放,有过“踢开”共产党组织“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在那种一段历史中,我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伟大,亲自运用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不是一无所有的人。
    
    1987年我在写作自己的1966年故事时,使用了“伟大”一词(《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事后,我多次疑惑:“伟大”一词配称吗?直到读了布克哈特的《历史讲稿》时,才获得了完全自信:“伟大始于何时?”他回答:“始于对一项事业的献身,无论它是什么,始于个人空虚的彻底消除”。这位伟大的作者好像面对我们中国读者说话,生怕我们误解,所以,他接着说道:“伟大不靠智力上的优越,因为智力优越可以配合着恶劣的品质。伟大乃是某种精神与某种意志的结合”(本书中译本第37页)。
    
    2012年7月20日《民主论坛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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