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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1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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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题目是“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而不是“天主教为什么不行”;因此,本文讨论的不是教义问题,而是国家问题、社会问题。
    

    天主教国家中最“行”的,是法国,然后依次是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克罗地亚等,这是欧洲本土的;再然后就是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拉丁国家的前殖民地。
    
    说这些国家不行,是和“新教国家”相比的,如果和东欧的“东正教国家”比起来,天主教国家还算是行的,正如和回教国家比起来,东正教国还算是行的了。
    
    这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对比的,那么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呢?就看“民族大熔炉”美国,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主张宗教平等宽容,十九世纪末,随着移民的进入,包含信仰天主教的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拉丁美洲移民,他们除了备受美国本土信仰新教的主流族群排挤和种族歧视外,也造成了贫困、犯罪、失业等生活问题,更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深,因为他们的社经地位比信仰新教的美国主流族群来得低。
    
    在2002年写作的《“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中,我曾指出:“作为福音与民族文化之结合的基督教,使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的核心动力则盛行于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圣公会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林立、彼此攻击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异似乎也在所难免。”
    
    显然天主教国家的“不行”显然和教义的关系不大,而是和那些国家的人有关。例如,天主教的奥地利与天主教的菲律宾,哪有可比性呢?而天主教的奥地利与新教的德国、英国和北欧,却更多一些可比性。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会过于苛求教义系统了,也就不会对意识形态抱有过高的期待了。
    
    诚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教义、意识形态,与这个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有关,但是也与那些偶然的际遇不乏联系。例如战争的成败、地缘政治的条件、国际关系的偶然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如那些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来得重要和持久。
    
    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共产主义瓦解之后,东欧各国和苏联各国的命运就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东欧人和苏联人的质地,还是不太相同的。尽管东欧人里面也有一些是东正教国家,他们虽然比不上天主教国家,更比不上新教国家,但是比起前苏联各国的人,还是要强一点。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天主教徒之所以落后于新教徒,主要也不是基于“宗教原因”,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人的差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华人看来都是“白人”,但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异其实远远大于华人和倭人之间的差异。
    
    我发现,“人的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于孩子的管束方面。
    
    在纽约,黑人、南美洲人(多数是天主教徒)、华人很少在公共场合管束孩子,任凭其嬉闹追打甚至又哭又闹,如何管束,也很少用语言,而大多数用肢体动作。相比之下,更多的白人父母就会用语言告诉孩子不要无理取闹。
    
    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也有类似差异。
    
    在公共场合,日本的孩子很少无理取闹,而中国孩子无理取闹的频率却高得多。令人震惊的是,在会场一类严肃的地方,中国孩子也会跑进跑出,大人竟然不加阻止,结果使会议场所变成了游戏场所,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父母会因为孩子之间冲突而反目成仇,这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教养,与道德不一定有关。
    
    正如我在《连环杀手的教养》(2012年2月19日)一文中指出过的,我在美国的观察发现:
    
    1、在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里,白人(新移民、犹太人、拉丁裔除外)和其他族裔不同,他们能够从你身边穿过,而小心翼翼地正好不碰到你,有时距离只有一公分,但是竟然那么奇妙地通过,就是不碰到。而其他族裔就不同了,明明另外一侧还有空间,他们就偏偏要从你这里蹭过去,有时竟然还会踩你一脚,尤其华人,有时连个道歉都没有。其喜欢蹭人的程度,依序大概是新移民、华人、印度人、其他亚洲人、犹太人、拉丁裔、黑人。我想,这种小心翼翼地为别人保持空间的做法,在人际关系中造成了一种具有润滑效果的距离感,这大概还是由于教养和习俗而造成的自我克制,而不完全是一种“种族特性”。
    
    2、与上述“成年人的自我克制”相应的是,在儿童身上也有类似的“自我克制”的行为体现。一般来说,在公共场合大哭大闹、撒泼打赖的小孩,白种的确实较少。而亚洲裔、拉丁裔、非洲裔的确实比较多。这可能也与他们家大人的教育方式有关,因为我在日本观察到,倭人的孩子公共场合大哭大闹、撒泼打赖的很少,其比例大大低于华人的孩子。尽管倭人和华人同被视为“东亚人种”。而且倭人儿童小小年纪就自己背个书包,跟着大人亦步亦趋;而华人的孩子都好几岁了,还要大人抱着或坐在推车里。这一点,美国黑人和南美人也很普遍。
    
    说起来,好像天主教十分严厉,其实,那些主要由拉丁人构成的天主教国家恰恰是一些比较松散的、缺乏纪律约束的社会。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这个才是答案。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表面上严厉,实际上却恰恰比较松散、缺乏纪律约束?
    
    我惊奇地发现:天主教国家都是由西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发展过来的;就像东正教国家大多脱胎于东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而新教国家大多原先就在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之外!
    
    天主教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主要不是“教义方面的”,而是“人的方面的”。具体说,罗马帝国塑造了一种类型的人,那就是“费拉民族”。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Fellah type〕的人,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因为那都是欧洲的费拉居民组成的国家。意大利居民的不守规矩,很像中国居民的投机取巧。大脑金融危机的希腊等“欧猪”国家,都是脱胎于费拉民族的,这和天主教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和其民众的素质很有关系。其实,怂恿官员腐败的是民众。是民众的羡慕和嫉妒,怂恿了官员的腐败;如果民众不是羡慕和嫉妒,而是蔑视和惩罚了官员的腐败行为,官员就不会那么得意忘形地腐败了,至少也不敢那么公开地腐败了。
    
    “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国的英文首个字母连起来与英语单词的砖头也就是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不论是以前的“文化民族”如“文明国家”,还是以前的“原始民族”如“野蛮国家”。
    
    值得注意,“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全是所谓的“费拉社会”:巴西来自天主教遗民,俄罗斯来自东正教遗民,印度来自莫卧儿帝国遗民,中国来自满清遗民。
    
    “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与此相应,这也是希腊等欧猪五国(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这五个欧债危机国家,其英文国名首个字母的组合“PIIGS”,类似英文的猪PIGS)加速沉沦的理由所在:这五个国家全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现在,它们从原先就不甚匹配的“发达国家”的宝座上摔了下来。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这才是答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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