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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3日 转载)
     1992年9月,是中国的一部分地域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另一部分地域,中华民国被迫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也正好经历了二十周年。今天,当我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至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
    
     中日关系的危机首先在于政治方面的限制,即北京政府(以及二十年以前的台北政府)、东京政府都竭力阻碍中国人个人(不论其是否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护照",或"中华民国护照",或根本被这两个政府剥脱了护照资格的中国人)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例如八九中国之春之后,笔者经历的大量活动表明日本政府除了"保护"极个别者以作日本政府官方的鹰犬之外,对在日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劝诱、胁迫,甚至连中国人的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也不予承认。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政府手中的筹码"日本天皇"如何成为北京、东京政府的玩偶,更可认识到政府之间的"中日关系"于两大民族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益处。本来,正如日本共产党的申明所严正指出的那样:没有选举权、只不过是花瓶摆设的"日本天皇"根本不应该成为两个政府间利用的工具。如果那一对夫妇想与广大的日本国民一样去逛逛长城,在兵马俑前开开眼界也并非不可。找一位中国人邀请、担保一下,同时不要忘了为其畏罪不敢前往的老父向中国民众认个罪,肯定不会有什么难堪的。正因为"日本天皇"没有、不应该有任何政治价值,他们夫妇也可以去韩国、台湾、香港等处走动一下,总之,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没有兴趣管他们如何活动,却不得不关注他们被政治利用所从事的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将为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外交活动的展开常常得出违反普通人常识的结局,不过,只要我们盯准利益的主题,一切疑惑就会解明。如果老天皇不敢访中是由于自知罪大恶极怕遭报应倒可理解,其实,凭中国人的天性,倒也不会教训他的(他去韩国必死无疑);但是新天皇"上任"以来,第一件仪式就是应该由其主动提出访中谢罪才是人之常理。这种"人之常情"却没有发生在中日关系上,表明了中日关系并没有正常化。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由全体中国人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也就是说,中国至今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式的国民国家。台北政府自不用提,其首脑连过境日本都不被允许,而自称有资格"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北京政府在二十年前为了求得日本的外交承认,竟卖国到放弃战争赔款的地步,今天又"连续七次以首脑之尊"(日本报道)邀请"天皇"访中。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知,连江泽民会见"天皇"时发出邀请也不给面子。当然,这是因为北京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使自己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有的尊严,在目前在中美关系的政府级别尚没有正常化之前,处于求助于日本政府的劣势,对于日本的傲慢只得忍气吞声。当然,我们对于今后北京政权如何回报今天日本政府的非礼并不感兴趣,只是要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以为在北京政权今天的处境中放出"天皇"的筹码去中国逍遥一圈就可以自吹自骗说"彻底了结了中日之间战争的历史";如果我以将来的民主统一中国的立场来看,"天皇"的访问,严格按法律讲来,还是"非法入境"呢!不过,我们中华民族,非但过去"以德报怨",今天同样"以恩报罪",不会像日本政府那样,竟然逮捕乘船来日本的和平、善良的中国公民!
    
    当然,外交关系只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属于政府之间交易的侧面,只是一种反映和结果。外交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自身的行为限制,如"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外交知识、技能与利益的门外汉,基于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奠定中日关系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虽然,今天,中日关系的主流基本上由北京、东京政府操纵,被栓绑在二十年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政治交易之中,但不论从历史、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来看,中日关系都应该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更符合人权尊严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从近代以来,在中日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华民族孜孜以求、奋斗不息的抗争,无非是要求"平等待吾"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危机首要地表现在民族主义的危机上,以是否"平等待吾中华民族"为心理基准,我们在对欧、美、日列强失望之际曾对苏联抱有幻想。不过,自以为帮助中共取得政权的苏联也没有维持住在中国的势力,丢掉了"老大哥"的称号,这个简单的事实,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解释,更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以此可以顺便提醒今天日本政治势力中各种"反共"、亲北京政府、亲台北政府的集团:你们以中国的政治情况达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目的是可以的,如果以日本的政治力量达到在中国的政治企图是不会再得逞的,中国人集近代史悲剧的经验,就是坚决反对日本的任何政治势力的介入,特别是扶植中国的代理人、卖国贼的殖民旧习,更可能会带来日本的彻底毁灭。关于这个观点,让我们把中日关系的起点追溯到远远超越二十年前周恩来或四十年前张羣的时代,直接地从孙文开端吧!顺带想提请的是,在论及中日关系时,最好不要用日本人的姓氏"中山"二字。
    
    孙文曾经在对欧美列强失望之余,无可奈何地对大和民族抱有最终的乞求,甚至不惜牺牲某些明显属于民族主权的尊严,留下了至今为止的中日关系的阴影。我们至今没有心思苛求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的孙文的选择,他本人最后在日本(神户)的演讲已经彻底表露了他对日本的绝望并对自身在中日关系上的行为进行了清算。按照崛川哲男教授(他是我遇到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少数日本知识分子之一)的研究,叫"双手葬送了自己培植起来的中日关系",此后很快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可称中日关系上抗日战争期的开端,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法西斯帝国的全面投降。我们从这一段期间的中日关系演变中看出,汪精卫傀儡政权在某种方面承袭了孙文对日本的幻想,也更加看清了日本对华政策力图扶持什么样的中国政治势力。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客敢称自己是"亲日派",而"亲日=卖国贼"也已成定论,这大致是因为日本的任何涉入中国事务的政治势力绝不肯平等待吾中华民族,更不会在人格上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什么平等,对于卖身求荣的亲日派总是当奴才、鹰犬来使唤,无论其放出的是堂皇的"满洲国总统",还是今天的"国立神户大学副教授"这样的残饵。今天,当我提笔之际,正好传来日本法西斯投降四十七周年纪念(也是南北朝鲜独立、解放纪念日)的钟声。温故知新,我们不得不严正提醒日本的政府和国民:承袭殖民侵略的对中外交政策的日本如果再挑起战争的话,只会带来一个结局:日本的彻底毁灭。
    
    正因为日本整个民族的几乎所有势力(日本共产党除外)都参加了对吾中华民族的集团犯罪,所以很反感、很害怕我们谈历史。那么,我们既然以德报罪,更干脆按照神的旨意,饶它个"七七四十九"次,彻底假设中日之间完全没有历史的交流,在这样的"理想试验"中,中日两大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当然不会超出中国人、日本人都是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这么一个基本事实,而关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西欧人的思考是正确的:不论是卢梭、霍布斯,都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契约关系,其首要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也是自《圣经》以来"天(上帝)赋人权"的近代翻版。这个简单的生活道理,对于接受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开创了人类经济奇迹的大和民族来讲,丝毫不难于理解。我们再准确一些,指出人类历史、地球社会上活动的主题都是个人,而教会、政党、国家等等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附属产物,就可以得出国家(政府)不得剥夺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的结论(首出于穆勒《论自由》)。在实际的历史事实中,日本侵略军在屠杀中国、亚洲的民众时,也没有区分其是否是某一特定政府(如重庆政府)的"国民",也就是说,发生的事实是日本人政府与中国人个人的关系。所以正如最近那些韩国的军妓纷纷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日本政府再野蛮,也不能以什么"旧金山和约"、"日韩条约"等不公平的政府间交易中已经解决为借口充耳不闻。那么,我们谈及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是基于中国的每一个个人与大和民族的每一个个人的交往,当然,这些人之中有过好几个政府,这些政府的功能,只应该是帮助处理好个人之间的关系、纷争,也包括个人对政府的要求。
    
    回到现实国际政治中来,我们越来越明晰地看出日本政府很狡猾地利用了中国(和韩国等地域)的两大严酷的缺欠:(1)国土的分裂;(2)政府的专制、独裁。严格讲来,当中国处于内战、分裂状况的环境下,任何政府级别的对日关系都是单方面的、暂时性的,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没有权力宣布全中国民众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种最基本的人类正义原则。最近,中国大陆方面,由于民众意识的觉醒,已经开始要求日本对中民间赔偿,北京政府的钱其琛外交部长声称"政府不干涉这种行为"表明了它的务实性,因为任何种类的政府根本没有这个权力。作为暂时性选择,我们可以理解二十年前周恩来先生的精明,但是,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的惟利是图的环境下,仍然僵守死去者的诫规就是今天李鹏政府智商的倒退;当然,中国政权的某些权势竟然利令智昏,以"老子放弃了赔偿,你该为老子效力"的心理,而利用中华民族的悲难向日本政府要求迫害中国人,彻底暴露其把一党之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王朝残念,只会把共产党引向"大清王朝"的结局。
    
    日本政府虽然一时计谋得逞,声称"除北朝鲜之外,已经清算了战后处理",但从韩国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来看,可以完全准确的预测到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发达起来的中国民众同样会对日本作出反应。笔者为了日本的将来,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把眼光放在中国民众身上,因为中国的十多亿民众才是中日关系的实质主体,日本政府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中国民众!应该说,八九中国之春为日本的对中外交政策的转机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考验机会,但日本政府的表现,以及它实际上帮助中共政权迫害、威胁数万在留中国人的行径,使它彻底丧失了中国民众对其现代性、民主性国家体制的一丝期待,告诉了我们在国际化、人权意识高涨的世界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国民性的严酷现实,更激励了我们在日中国人彻底建设民主、人权、统一中国的意志。如果有一天,真有一个国际法庭宣判日本国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人人权的话,笔者将第一个进行诉讼。日本政府口口声声"反省过去的历史"而不愿承担其在巴黎西方首脑会议上、在其国会上的"保护中国人留学生"的国际义务,却勾结北京政府迫害那些不认同北京政府屠杀政策的中国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大野蛮行径只会引导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中国人在日本几十年前的残暴中去联想:日本今天的对中政策、对亚洲政策与几十年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这个"故事"只发生在一年前,让我们每一个仍然爱着自己的中国同胞的人平静地为那位普通的、无权无势的中国女性着想一下吧!或许,几十年前,绝对是非法入境的"日本天皇"的军队闯进中国烧死、活埋了她的祖父辈亲人,那些杀人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按照日本政府的强盗逻辑,是因为代表、统治她这样的普通中国民众的两个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惩罚侵略军的要求!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看,当时正在小学三年级,听到田中访华的消息,绝没有任何念头,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祖父辈提及战争赔款之事,这是中华民族的善良天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到很不好意思提及这样的有损吾中华民族尊严的课题。但是,日本人却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当这位女性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政治迫害、绝对不会对日本带来任何危害地踏上日本土地时,却被日本政府抓进收容村、剥夺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强制遣送到北京政府的监牢里!如果说,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政府竟然干涉中国内政到这样的程度:它认为北京政府有权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所以才帮助北京政府迫害善良中国平民,那么,中国民众(只有中国民众才有权要求战争赔款!)再善良,也不会愚昧到同意北京政府的卖国外交来迫害自己的程度!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实质就是:日本本来应该付给中国民众的赔偿的一部分残羹,由日本政府用于贿赂到北京政府手中了!这可以很明瞭地理解今天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中国的平民被日本政府逮捕(没有护照就可以抓人?)、歧视(什么"不法在留"、"伪装难民")、迫害(笔者曾截获一国立大学的警告:再搞政治活动就准备以"修业见こみなし"即"没有完成学业的可能性"开除学籍便于日本政府强制遣送)等等,而周恩来却被"中日友好人士"们大吹大捧,日本人怎么不感激周恩来呢?在这一点上,北京政府远远不如汉城的独裁政权,但今天为韩国的工业发达赢得五亿美元资金的《日韩条约》也成为韩国人心中的不公平的卖国条约。曾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人,其政权虽独裁却可称爱国,当时日本人狡猾地提出"物质支援",送一些轿车、电视机,一方面收买韩国上层(因为平民根本不可能有此奢侈品),同时又控制韩国的工业(因为其部件、技术最终必须依靠日本),却被韩国拒绝,至今不进口日本的汽车。推想中共当局前几年大量进口轿车(据报道,四川省进口轿车的资金竟然高于教育投资),并不是比韩国政府愚蠢没有看出日本政府的计算,乃是丧失了民族尊严,趁自己官位在手大捞一把而已。
    
    再来看看前不久日本国会违反日本宪法通过的PKO海外派兵法案,如果日本真的脱离、清算了其殖民侵略的本质,在今天的世界上派出军队到外国去,这是日本的内政,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日本政府连在日本国内的受迫害的外国人都不肯平等对待,那些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朝鲜族日本人、汉族日本人至今被歧视没有国籍,把政治犯押送到专制政府的牢里的同时,其派出的军队,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绝不可能是为了和平、救援人道等等的目的,而只是逐步地增强其军事存在,最终依靠其经济实力扩军备战,反过来又以军事实力谋求践踏世界和平的一国经济利益,其结果只会引发全球性的、全面性的纷争,在毁灭日本自身的同时也导致人类文明的完结。从拯救日本、保卫人类文明的意义上看,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真正为中日友好忧虑的人,都必然会反对任何海外派兵政策、反对一切政府间的践踏基本人权的行径的,因为与这种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国家恐怖主义相比,"血光敢死队"这样的因受迫害无处申诉的"恐吓组织"又算得了什么呢?应该谴责的是那些逼使善良平民去铤而走险的国家政府的犯罪。按照平等的原则,既然日本政府可以抓捕乘船来日本土地的中国平民,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逮获乘飞机闯入中国神圣国土的包括"天皇"在内的任何日本人——因为他们在我们未来的合法的民族统一国家的法律里也是非法入境的。当然,我们不以日本人的逻辑对付日本人只是表明了中华文明高于大和文明而已,无它。但文明的高下并不能影响所有中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个人的人权平等,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为这样的使命服务、献身,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
    
    [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10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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