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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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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得到呼应
    

    “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这可以总结城市文明的进程缩影;但是,如果从回溯的角度,则可以视为“从全球政府到苏美尔城邦”。
    
    2004年,谢选骏出版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从人类历史和政治发展等不同角度,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人类组织一个共同的全球政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不容回避。否则现代文明将很快灭亡于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主权国家已经从世界的开发者变为世界的毁灭者,因此,“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全球政府论》的这一看法,五百年来的欧洲殖民主义文明并非“基督教文明”,而是反基督教的世俗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文明分裂为世俗文明的标志,其结果是加剧了宗教精神的内在衰落过程。
    
    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具有开拓世界的能力,但现在已经缺乏整合世界的能力。欧洲文明在开发世界的同时却使得全球陷入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欧洲文明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已经日益减少,其消极面正在全球范围日益扩大。现在,人类需要思考:是否必要借鉴其它的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
    
    各种国际组织和金融活动,已经把全球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目的是在争夺同一文明系统内部的资源,就像以前冷战中的东西方以及二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的西线〔西方阵营〕和东线〔东方阵营〕之间的竞争罢了。作者并不忧虑回教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就像冷战期间的苏联阵营和二战中的法西斯阵营,而且规模和力量都还要小得多。
    
    《全球政府论》认为致命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文明创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
    
    环顾世界,在全球已有的主要文明中,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主权国家的互相冲突。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用“礼制”即“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的机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全球政府是一个关于可能实现的政治实体的理念,这个政治实体解释并执行国际法。关于这个全球政府的理念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现有的主权国家要削弱和放弃某些权力。事实上,全球政府将在现有的主权国家之上,新增一级行政机构,来为不同的国家提供主权国家系统里无法提供的协调。
    
    一些人视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超国家的大陆联合体(例如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世界政府体系的雏形。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机构只是主权国家的附庸和平行,而不具备超越国家权力的强制力。
    
    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粒子物理和弦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研究所所长格罗斯(David Jona than Gross)发表了《科学与城市》的“主旨演讲”: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虽然它可能会带来创新的科学技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真实的挑战并不是在于科学家,而是在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政府。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外行,我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最终必须要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体制,而这个体制不能建立在无限的不可持续的消费和增长的模式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最后,我们必须实现全球治理,建立‘全球政府’。二十世纪科学界的最伟大的英雄——爱因斯坦,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我认为全球现有的主权国家的体制只能带来粗暴、野蛮、战争和非人性,只有全球的法律和规则才能够带领我们向前实现文明、和平和真正的人性。爱因斯坦勇敢地迎接了核武器以及核威胁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今天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环境的灾难。而这个问题甚至比核威胁更加严重,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要所有的国家共同努力。而最终在我看来,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的政府。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不能再拖延了。”
    
    一位大陆学者悲叹:格罗斯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在世博会的讲话提到爱因斯坦的“全球政府”,相信在中国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到,甚至会为他如此讲话感到奇怪。中国媒体自然对此也兴趣寥寥,笔者失望地注意到,几乎没有媒体记录他在此次演讲中所谈的关于全球政府的观点。而格罗斯在世界上并不孤独。在全球多重危机的作用下,在心智、理想、专业、经验、贡献等方面有资格提出这样主张的人物,还有很多。2011年6月,金融危机中诞生的中国“最大智库”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了其第二次“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峰会提供的一份材料是介绍为一些人熟悉的法国经济学家、思想家、未来学家阿塔利(JacquesAttali)的“全球政府”主张:“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极端,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正当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阿塔利提出“要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十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务实利用现有联盟、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更加警惕威胁、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政府理事会、持续发展公会、民主联盟、为全球政府筹措资金、世界泛国家主义。阿塔利的“全球政府”建议,是在许多西方“国家破产”后的必要的替代方案。目前的全球危机实际上正在导向全球毁灭。所以,阿塔利指出的全球政府方向实际上是一个避免全球毁灭的新的世界秩序框架。
    
    
    (二)世界政府理念的历史
    
    在古代的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为了保持国家之间的和平就曾讨论过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到了中世纪,但丁在他的书《Monarchia》中也曾讨论过(1329年)。在1625年,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写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一书,一般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起源。联邦的概念在18世纪末赢得了不少的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民主联邦美国在1788年诞生了。
    
    1795年康德根据美国的范例,写下了短文《论永久和平》。在这篇短文里,康德描述了人类永久废除未来战争威胁的三种基本要求:
    
    1、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Republican)的。
    
    2、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之上。
    
    3、世界公民法应当依据普遍受到友好接待的条件加以限定。例如人们可以参观其它的国家,但未经邀请不能停留。
    
    到了1811年,德国哲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在一篇名为《人类原型》的短文中建议设立五个地区联盟: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然后结合成一个世界共和国。
    
    仿照美国的经验,瑞士(1848年)和加拿大(1867年)建立起了多国联邦,并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统一在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内。尤其是“不同语言统一在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内”,这是比美国更为先进的地方。
    
    伊朗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irza-Husayn-Ali-Nuri, 1817-1892年)在1852年和1892年之间创建了巴哈伊教,并为他的新宗教确定了一个建立全球联邦的重要原则。他基于全球人民共享和共商的基础设想了一套新的社会体系,包括一个世界立法机构,一个国际法庭和一个国际行政机构来执行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决定。巴哈伊教准则包括世界通用的度量衡,统一货币,并使用一个国际辅助语言来交流。巴哈伊教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五百万信徒。
    
    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说过:“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地球上的国家将同意成立某种程度的国会来审议某些棘手的国际问题并且其决议将像最高法院一样难以推翻。”欧盟现在正在执行类似的构想。
    
    国际和平国会从1843年开始在欧洲每两年召开一次,但在1853年后因为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的相继爆发而停止了。但是国际组织还是随着文明的扩张而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逐一建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国际电信联盟成立于1865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74年。二十世纪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加速了国际组织的形成,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共有大概450个这样的组织。在此期间支持这种观念的国际法也在大力发展。
    
    比利时法学家Gustave Rolin-Jaequemyns在1873年建立了国际法研究院,领导起草具体的国际法草案。第一个世界议会的雏形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在1886年由克里默和帕西开始组织,由许多国家的议员组成。在1904年,这个联盟正式提议“一个定期讨论国际问题的国际国会”。
    
    完整的全球政府还没有出现过,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几个帝国占领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全部文明世界”地。著名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帝国和秦始皇和他的,至于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大英帝国,还没有完全征服他们所知道的其它文明。就大英帝国来说,虽然它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实际上它连隔壁的欧洲国家都未能控制住。
    
    共产主义理念希望通过一场世界革命来废除所有国家,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带来的却是违背人性的革命和全球性的战争,最后建立了社会帝国主义霸权。
    
    同时,建立全球性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尝试,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以完全失败告终。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没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9年到1938年的国际联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到现在的联合国没能阻止冷战和形形色色的地区冲突。
    
    从二战快结束到1950年,这一时期是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黄金时期。温德尔·威尔基的书《一个世界》在1943年第一次出版,卖出了超过两百万本。另一本埃默里·里夫斯的《和平析》(1945年)因其书中用世界联邦政府来取代联合国的论点使该书迅速成为世界联邦主义者心目中的“圣经”。美国自发的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主要由Grenville Clark、Norman Cousins、Alan Cranston和Robert Hutchins领导,随着组织的变大,最后在1947年形成了一个叫United World Federalists的组织,后来改称“World Federalist Association”,然后又改称为Citizens for Global Solutions,该组织在1949年声称其拥有47000名成员。
    
    类似的运动在其它国家也在出现,并于1947年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会议,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联合会,即现在的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到1950年,该组织声称在二十二个国家拥有五十六个成员组,并有156,000位成员。1948年Garry Davis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未经许可的演讲,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一直到他被警卫趕出大会。Davis先生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并开始注册成为世界公民,并宣布在不到两年内有超过七十五万人也注册成为了世界公民。在1953年9月4日,Davis在美国缅因州的埃尔斯沃思市政厅宣布“世界政府”基于三个“世界法律”,即同一上帝(或Absolute Value)、同一世界和同一人类。然后他在纽约市为新政府成立了管理机构“联合世界管理局”,首要任务便是设计和发行世界护照。到现在,全世界各地共发行了超过八十万本这样的护照。但实际上,这不能算是“世界政府”,只能算是“社团组织”,因为它缺乏政府必须的强制力,更缺乏世界政府必须的超级强权。
    
    
    (三)建立全球政府的十个方向
    
    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观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合法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着手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为了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有人提出需要在十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1、务实利用现有的联盟。目前所有的联盟都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最为成功的是瑞士联邦,这个国家从1848年创立联合宪法,联合了二十六个不同语言、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自治州,政府有七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公民有权申请修改宪法,研究瑞士联邦的做法对世界未来的演变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欧盟也是一个例子,它从几个国家的共同市场走向单一货币的单一市场,并逐渐向预算联邦和政治联邦整合。
    
    2、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或者对这种理由认识不清,将不会对自身有什么尊重,也不会组织起来,这时人类就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而进行无意识的自我毁灭。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理由,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保护。人类应该了解,联合在一起比分裂更能面对威胁,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这项工作来自于那些关心世界未来人们的行动,我把这些人称之为“超级游牧者”:协会工作者、记者、哲学家、历史学者、国际组织职员、外交官等。这些人数量并不多,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将带来比市场更为强有力的力量。
    
    3、更加警惕对待威胁。全球化使得世界公民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威胁,“超级游牧者”最先意识到这些威胁并有责任教育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更好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威胁包括环境的、气候的,能源的,这次福岛核事故就是一次让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的机会。
    
    4、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目前最为可行,并不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调整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规范并分类世界性的法规。这些法律可以在目前不做变动,应该根据出台这些法律的机构成立相关的特别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地分析研究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授予相关机构以执法的权限,对那些不遵守和无视国际法的国家和个人作出制裁或其他强制手段,目前国际刑事法庭有了一些经验。欧盟的经验也可以提供借鉴,在执法监督和制裁方面欧盟还是有权威性的。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设想动用联合国维和部队作为执法部队,对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采取极端手段。
    
    5、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为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社会、文化、人文、生态增长,避免全球系统性风险,人类不应该只满足于用法律规范各种行为,还应该推进一系列共同项目。联合国机构目前还没有能力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世界主要强国应该务实推进具体的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少边主义的作用(少边主义实际上是多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指在多边框架下由几个主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情况在欧盟中最为明显。
    
    6、政府理事会。通过前面所述的各种努力,我们可以推进国际组织的演化。首先是联合国组织,这种演变可能最为困难,因为按照目前的体制,所有的改革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并得到联大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否则各种计划无法实现。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联合国将会彻底边缘化,无法对世界的现实作出任何影响。反之,联合国及时作出调整,将建立未来世界政府的框架。目前的联大不用进行太多的改革就可以成为世界参议院,安理会将成为世界政府。在这里仍然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成立欧盟理事会,将安理会和G20合并,成立政府理事会,成为联合国正式的决策机构。
    
    7、持续发展公会。为保证世界长期稳定发展,避免世界系统性风险,应设立世界公会,包括300名成员,成员应具有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机构领导人、哲学家、人类学家。他们给各机构提出建议,他们的任期也是可以协商的。
    
    8、民主联盟。为了保证政府理事会不变成独裁者,民主国家应该成立一个民主联盟,对那些独裁者进行干预,并鼓励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获取民主。民主联盟世界上已经存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在经合组织框架下,军事方面在北约的框架下,政治方面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全球范围内还有民主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民主基金会。这五个机构原本是美国用来掌控欧洲和世界的工具,现在可以用来进行别的用途,吸收五个南方民主国家作为新的成员(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尼日利亚),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作出新的努力。在成立民主联盟之前,可以先召开一个由五个组织参与的论坛,研究每一个独裁政府的演变,帮助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向民主过渡。
    
    9、为世界政府筹集资金。要做这些事,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筹集新的资金来源。可以创立一种新的世界税,但国家对这笔资金的贡献可能不能用来从事与资金来源国利益相悖的用途。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进行,这些资金直接缴纳给国际组织,比如国际援助组织。
    
    10、世界泛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凭空幻想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政府,但我们可以通过人民的运动来带来这些。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某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进行全世界公民投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子投票、流动投票等形式使这种全球公民的投票成为可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瞭望》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提供的法国经济学家、作家和未来学家的观点)
    
    可以说,上述十点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幻想子虚乌有的“全球公民的投票”,而不通过任何强制力,就实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政府。
    
    不铲除“二百多个主权国家”这一障碍,世界就无法进入真正的和平。
    
    不把“二百多个主权国家”降格为“地区治理机构”,就无法建立全球协调的新格局。
    
    
    (四)从苏美尔到罗马的世界统治史
    
    英国的牛津大学退休教授芬纳(S.E.Finer,1915-1993年),是来自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的后代,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1962年)。
    
    芬纳教授的《统治史》共三卷三十四章,是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极有影响的一部巨著。它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为核心,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
    
    第一卷思考了“宫殿式”、“论坛式”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变种等政治类型,述及了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埃及、亚述和波斯、汉朝和罗马,也解释了其中的例外,即犹太人的王国、希腊人的城邦和罗马共和国。
    
    第二卷讲述了中世纪的历史,作者考察了拜占庭帝国和哈里发国家,唐朝与明朝的演变,封建欧洲的特点,共和制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被选择,代议制的兴起以及最后整个欧洲典型的国家建制的诞生。
    
    第三卷里,作者以德川家康的日本开始了帝国、君主国和现代国家的讨论,并回顾了清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尔帝国的历史,然后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Economist,1997年)。有人甚至认为这一评价低估了芬纳的工作:芬纳的三部曲所需要的知识面、想象力、对历史现象的综合能力以及智慧,远非目前早已技术化了的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奖工作所能比拟。
    
    以下是该书第一卷的目录,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世界政府”的历史总结:
    
    前言
    概念性序言
    1.反复出现的主题
    2.政体类型
    3.政体类型概述
    4.决策执行人员
    5.对政府的限制
    6.评价标准
    7.没有目的论的轨迹:发明和死胡同
    第一部分苏美尔、埃及、亚述、犹太
    背景一
    1.至公元前1700年
    第一章 苏美尔城邦
    1.开始
    2.大事记
    3.经济与社会背景
    4.中央权威(大约公元前2600-前2344)
    5.概要与评价
    6.苏美尔城邦的消失
    第二章 埃及王国到中王国的衰落(公元前1678年)
    1.引言:“当芽儿弯曲
    2.设置
    3.大事记
    4.政府与宗教
    5.中央权威
    6.管理
    7.评价
    背景二
    1.萨尔贡时期的世界列国
    2.国家间均衡及其崩溃(大约公元前1500-前1200)
    第三章 鼎盛时期的埃及政体——新王国
    1.引言:新王国
    2.中央权威
    3.新王国的管理
    4.主要政府职能
    5.杂乱无章的行政风格
    6.新王国时期的评价
    7.新王国的崩溃
    第四章 公元前745-前612年的亚述帝国
    1.亚述帝国的意义
    2.大事年表
    3.亚述人的基本信仰
    4.中央权威
    5.帝国的管理
    6.评价
    第五章 公元前1025-前587年的犹太王国
    1.圣地之民
    2.从亚伯拉罕到大流散
    3.圣经子民
    4.犹太王权的形成
    5.犹太国家和君主制
    6.传播
    第二部分 波斯、希腊、罗马、华夏
    背景
    第一章 波斯帝国
    1.土地和人民
    2.帝国的诞生
    3.历史年表
    4.王权和贵族
    5.中央和地方政府
    6.波斯帝国的弱点
    7.回顾和展望
    第二章 最早的共和国:希腊人
    1.希腊社会的发展
    2.国家和人民
    3.城邦的构成
    4.斯巴达
    5.雅典的民主
    第三章 城邦的终结
    1.同盟和联邦
    2.希腊民主的终结
    第四章 罗马共和国
    1.国家和人民
    2.历史年表
    3.共和国中期的政体
    4.罗马公民和罗马“联盟”
    5.共和国为什么会崩溃
    6.评价
    第五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
    1.大事记
    2.先秦时期中国的连续性
    3.儒家与法家
    4.秦
    第六章 汉帝国
    1.汉朝的建立
    2.政府体系的评述
    3.皇帝
    4.宫廷内的政治过程
    5.地方行政架构
    6.中央政府
    7.政府人事制度
    8.国家行为
    9.评价
    第七章 罗马帝国:元首制(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1.奥古斯都?恺撒和元首制
    2.戴克里先即位(公元284年)前的罗马帝国
    3.罗马帝国的特征
    4.城邦
    5.行省
    6.皇帝
    7.公共服务
    8.结果
    9.安敦宁时代:评价
    第八章 晚期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到狄奥多里克(284-526)
    1.晚期罗马帝国及其终结
    2.皇帝
    3.新的疆域结构
    4.中央行政
    5.专区和禁卫军长官
    6.中央行政的职能:总结
    7.文官制度
    8.军队
    9.军队及其表现
    10.结论
    11.对罗马贡献的评估
    
    
    (五)从苏美尔到新大陆
    
    苏美尔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曙光,对后来的西方文明和今天的全球文明有直接影响。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历史,是在亚洲西部开始,逐步向东西两方传播,向东传到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美洲,向西传到埃及、希腊、罗欧洲、美洲,直到汇合为现在的全球文明。而这个全球文明的开端,就是苏美尔文明:从吃的、用的,到科学与信仰,都为全球文明奠定了基础。
    
    苏美尔是谁?从哪里来?“苏美尔”这个称呼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而是使用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译作塞姆人)的语言的阿卡德人对苏美尔的称呼,苏美尔人对自己的称呼是ung sang gi-ga,意思是黑头的人,也就是古代汉语里的“黔首”。而阿卡德人对他们的称呼“苏美尔(Sumer/shumer)”显然和苏美尔人自称的发音差距很大。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阿卡德人对苏美尔居住地的称呼,这其实有两个暗示:第一,苏美尔人不能是两河流域地区的第一批土著,他们又把自己叫做“黑头的人”、黔首,说明他们可能和周围的人肤色差距比较大,更不太像是当地的原始居民;第二,他们居住的地方叫苏美尔,所以阿卡德人用自己的地名来叫他们,而阿卡德人是说闪米特语的,有证据表明他们比苏美尔人更早出现在两河流域地区。
    
    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地区,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cuneiform),这种文字很像中国的甲骨文,只是笔画有棱有角,便于在泥砖上按捺,不像甲骨文比较细致,便于在甲骨上刻画。阿卡德人没有文字,后来借用楔形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
    
    语言学的研究显示,苏美尔语与现在所有的语言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翻译苏美尔文字时,语言学和考古学家们发现,苏美尔语与现在的匈牙利语、土耳其语以及高加索地区语言有很大关系。在所有发现的苏美尔语言的53个语法特征中,与匈牙利语对应的有51个,与土耳其语对应的有24个。由于苏美尔语是黏着语,而匈牙利语也是黏着语,所以两者在语法特性上的出现巧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再如中国在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原始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也很相似,所以不少历史学家都在讨论说苏美尔文字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尽管现在没有结论。
    
    另外的辅助证据包括:在巴尔干地区发现的岩画和早期类似文字符号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相似,最有力的证据来自vinca script,在巴尔干地区和东南欧出现了大量的vinca符号,普遍认为这些符号并非文字,但是却明显传递了某些信息,所以被认为是原始文字(proto-writing);苏美尔人的神话大多是对高山的描述,说明他们可能来自山区,有苏美尔神话纪录说他们曾经居住的地点变得十分寒冷,于是他们往南部地方迁移;两河地区缺乏木材,但是早期的苏美尔房屋大多用木材建造,说明他们可能来自木材丰盛的地区。
    
    二是DNA技术对这个问题也有研究,不能证明匈牙利人和苏美尔人有亲缘关系,但是根据2002年的一份针对伊拉克人的DNA研究,分析了染色体,发现古代移民进入两河地区的痕迹。这个发现间接支持了人类学家Joan Oates观点:她认为苏美尔人的种族源头是无解的——因为早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一个多种族聚集的地区,苏美尔人很难说是某个单一族群的后代,而很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移民社会,所以苏美尔从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文明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集合体”。这从苏美尔这个地理名称就可以找到根源。既然我们之前已经推断“苏美尔”是个地名,而地名往往知名度就很高,不光阿卡得知道,周围文明也应该知道。而且地名一般都直接采用发音,比如美国的chicago,中国就叫芝加哥,发音差不多。而相反像盘子、碟子这样的,不同语言发音就差别很大。所以考古学家们就开始在周围文明去找,结果找到了,实际上从古埃及文字里找出了sngr、从赫梯人里找到了sanhar(a),而在圣经里找到了shinar。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是讲犹太人的神话,而神话往往就是夸张了的历史。这样苏美尔作为一个地名,指的是居住在苏美尔地区的一个多种族社会,应该是最为可信的解释。
    
    找了这么久,没有找到苏美尔人的种族来源,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找苏美尔人从哪里来呢?这是因为由于苏美尔很大程度可能是一个社会的名称,比如美国社会有黑种人、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所以要找种族根源,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要抛弃人种源头,要找苏美尔的社会源头。又比如美国社会,虽然人种源头十分混乱,但是社会源头却很简单,就是来自英国社会。那么苏美尔的社会源头在哪里呢?喜欢写字和记录历史,但是不喜欢保存尸体的苏美尔人这次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创世史诗(epic of creation)。
    
    此外,苏美尔影响世界的还有以下诸端:
    
    1,数学
    
    在大量的泥板中,我们发现了数学,苏美尔人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数学,没有他们我们到现在就没有科学。苏美尔人发现了位置制(place-value)和0制,而且在数学中有重要作用的这两个制度并没有在随后的埃及和希腊、罗马文明中找到。数值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数字在不同的位置可以代表不同的价值。比如我们说32,由于3在2的左边,所以3代表3*10,他的价值是2这个位置的10倍。而古罗马数字没有数值,每个数的价值完全由数来表达,比如又是32,对于罗马数字来说,就是XXXII,每一个X不会因为在左边还是右边而具有不同的价值,都是10,所以是X+X+X。0这个数字的出现就是伴随位置制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个用来占位置的、不表达任何意义的数字是很难发现的,因为人总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情况来发明数字的。0在自然界很难发现,需要人的抽象意识。当然0这个数字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出来,是与苏美尔文明长期共存的闪语文明在巴比伦时期发明的。
    
    数字的十二进制。现在大家数英文,会发现12是一打,也就是说从1到12是由独立单词表达的,这反映出十二进制的历史痕迹。十二进制在英文也广泛运用,比如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一打代表十二个,这个十二进制也是苏美尔发明的。平方、立方和圆周率在苏美尔文明数学中也出现了。在巴比伦时期得到的圆周率是3.125。
    
    2,轮子
    
    轮子的发明是在苏美尔、高加索和中亚多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现的,再次揭示了苏美尔文明与这些地区的关系。但是轮子的前身即制作陶器的转盘,却是苏美尔人首先发明的。
    
    3,法律
    
    世界上第一个成文法律出现在苏美尔,这就是在Ur第三王朝时期的Ur-Nammu法典。这部法律清晰讲述了苏美尔社会的政治制度。
    
    4,农业
    
    尽管大量的作物和动物在苏美尔社会出现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水利系统,使得农产品得到大规模种植。这些农产品包括现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农产品,不光如此,由于农产品的丰富,苏美尔社会已经和现代西方社会一样,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有证据表明,当时社会中有87%的人口是居住在城市的,比现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城乡比例还高。
    
    5,建筑
    
    苏美尔文明在Ur第三王朝出现的大型神庙显示出苏美尔人的建筑水平。苏美尔人当时采取把泥坯晒干并在里面加入芦苇的办法来制作砖块。
    
    6,军事
    
    苏美尔文明奠定了西方的军事基础:兵团作战。苏美尔文明发明了弓,并首先运用在军事上,建立了不同的兵种,步兵、骑兵和弓箭兵。在近代军事和工业革命之前,这一直是西方军事组织的基础。
    
    由于和古埃及的干燥气候不同,两河地区洪水很多,所以很多泥巴建筑在当时就逐渐消失了,运河和灌溉系统也需要经常修理。所以这些古迹留下来的都很少,但是还好苏美尔人的泥板是在窑子里烧过的,所以容易保存。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原始的档案资料。
    
    
    (六)苏美尔文明的起源
    
    剑桥大学的琼·奥茨打算调查两河地区北部的萨迈拉人与南部的欧贝德人、苏美尔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968年,在今伊拉克境内、最早的欧贝德文化区域与已知的萨迈拉文化区域之间,她的考古队发现了一群有八千年历史的土墩,其中最大的一座名为乔加马米。他们在发掘乔加马米的过程中,在欧贝德遗迹之下、四个清晰的萨迈拉文化层之上,发现一个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地层,从而揭示了两河地区发展过程中一个未知的阶段。
    
    这一地层出土的陶器碎片既非完全的萨迈拉风格,也非完全的欧贝德风格,而是呈现出两种风格融合的特色,表明两地的居民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在乔加马米发掘出的灌溉渠废墟则进一步把欧贝德人和萨迈拉人联系在一起。萨迈拉人是最早大规模发展灌溉的民族,土墩附近的古代沟渠表明,欧贝德人显然采用了这一技术。如果欧贝德人是苏美尔人的直接祖先而且受到萨迈拉人的影响,那么萨迈拉人肯定也与苏美尔人有联系。
    
    两河地区南部一个低矮的土墩阿瓦伊里丘,也为揭开苏美尔人的起源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法国考古队在发掘该土墩底层时,发现了大型住宅的遗迹,这些遗迹的大小和结构,与北部典型的萨迈拉文化遗址恩萨万丘相似。乔加马米和阿瓦伊里丘的发现将苏美尔文明的确切时间往前推进了2500年。不幸的是,波斯湾战争打断了在阿瓦伊里丘的考古工作。直到重新发掘此处遗址并发现更多的史前期遗址之前,苏美尔人的起源之谜只能算是解开了一半。
    
    两河文明的创建者是苏美尔人,他们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也有些证据显示,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城市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十二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乌鲁克等。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最后迫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有学者认为,“萨尔贡”的发音接近中文的“神农”。
    建立阿卡德帝国,是苏美尔文明从城邦国家过渡到统一王国的“帝国主义”时期,有些相似于中国从战国走向秦汉的统一。后来,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再一次统一各城邦,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
    
    1、城市文明
    
    苏美尔文明实际是城市、城邦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公元前3500-前3100年,两河流域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加快了,到公元前 3100——前2800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即城市国家,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 帕尔等。
    
    2、文字的发明
    
    苏美尔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两河流域书写的材料是用粘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笔是用芦苇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头,用它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写好后的泥板晾干或烧干,长期保存。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
    
    3、苏美尔人的科技发明和成就:
    
    (1)车轮的发明者。它发明于苏美尔时代初始之际(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突发此想的,因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伊朗轮子就已用于制陶业了,并在大约五百年后由伊朗传入苏美尔。
    
    (2)太阴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
    
    4、艺术
    
    苏美尔人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建筑遗迹是塔庙。由于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苏美尔人以用砖块建造塔庙。苏美尔人习惯于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庙,因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多层塔形的高台,顶端供奉着神龛。这种高台建筑,叫“吉古拉特”(Ziggurat),这也很像中国的台榭。
    
    苏美尔人在造型艺术上早期以小型雕塑和镶嵌艺术为主。出土的面具、祭司组雕、公牛头(牛头竖琴) 、“乌尔军旗”等,堪称当时的典范。后来,苏美尔人偏重于较大型的雕像和浮雕(纳拉姆辛石碑)。
    
    5、宗教
    
    苏美尔人的宗教发展程度不高,但宗教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崇拜许多神,如天神(安努)、地神(恩利尔)、水神(埃阿)、太阳神(沙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尔)等。苏美尔宗教有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不主张有什么极乐的和永恒的后世,这和中国相似。
    
    苏美尔人相信地面是一块平板,天空是一个锌盖。他们相信人死后,会成为鬼魂不安地永远在阴间游荡。苏美尔的神庙由一个中心大厅组成,两侧有通道,通道外侧是祭司们住的地方。在大厅的一侧有一个高台,台上有一个供奉动物和蔬菜牺牲品的泥砖桌。粮仓和仓库一般位于神庙附近。后来苏美尔人开始将神庙建筑在四方形的高台上。这些高台不断提高,形成了塔庙。
    
    由于宗教在苏美尔社会中有重要的作用,祭司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祭司需要学习楔形文字,因而神庙区内附设有学校,教授楔形文字。祭司等级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苏美尔的这些学校是现知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学校,很像中国的国学。
    
    
    (七)苏美尔文明与中国文明
    
    有人假设,一支古老的黄种人族群曾经建立了三个大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
    
    1、人种
    
    苏美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两河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城市文明。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古苏美尔人的来历。他们称自己为“黑头人”,来自于东方高原,讲一种与该地区闪族部落语言不相干的奇怪语言。如何解释这一神秘文化在如此极端环境下成功创造了文明的所有“核心成分”? 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待解谜团之一。
    
    苏美尔人是何人种至今无人能够确定,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猜测过他们是黄种人,而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帕(Harappa)位于印度河流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所以就猜测它属于印度南部的土著达罗毗荼人。以上两个文明所属的种族未定,但是他们都座落于黄种人从非洲走向亚洲的迁移带上。黄种人先于白种人从非洲走出,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之后受到晚出非洲的白种人部落的不断侵袭,黄种人部落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即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以及美洲,形成了欧亚大陆上今天这个面貌。
    
    开创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人是黄种人,所以有人猜测,苏美尔和印度河两大失落的文明,也可能是黄种人开创的,且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
    
    2、土砖对石块
    
    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他们的建筑使用的是砖,这也很像中国人。遗憾的是,苏美尔文明的残迹同古埃及相比极为稀少。苏美尔人用泥砖和木料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地基之外,他们的建筑几乎没有遗存。这也很像中国人。虽然在乌尔出土了早期王朝时期一些陪葬丰富的坟墓——形制为地下拱顶墓室,但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那样关心来世——这一切和中国的现状非常像,残存的古迹非常少,考古主要靠墓葬。苏美尔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经》上讲到的巴别塔,如今已不复存在。早得多的一座吉古拉特塔建于公元前3000年略早,比第一座金字塔还早几百年,它却在苏美尔地区乌鲁克的瓦尔卡幸存下来。土堆的斜坡通过砌筑砖石得以加固,高达12.19米。其上的台阶与坡道通向平台,平台上座落着被称为白庙的圣堂,因其外墙砌以白砖而得名。而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帕也是砖结构,同样位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当地土语意为“死人之丘”)建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城市建设经过事先的规划、设计,布局严整,呈长方形棋盘格状——想一想西安城的布局。市区有四通八达的街道,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各宽八到十英尺,居民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是烧制过的砖块,室内有管道设备。这一古老文明是如何在数千年创造这一复杂的城市,所有的一切又是出自何人的规划?
    
    参考一下,中国的城市建立得很早,夏朝就有大规模的城市(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国人的古老建筑特点也是以砖木结构为主,中国人很早就会烧制砖头,有秦砖汉瓦之说。中国的大型筑城活动,似乎超前于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
    
    埃及、希腊、罗马都属于白种人建立的文明,其建筑都是巨石结构,从英国原始的巨石阵,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古希腊的神殿到西欧地区有堡垒的村庄都是用石头建筑。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显然不属于此类巨石文化。这两古老文明都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可能远古的黄种人部落和白种人部落分为两种技术阵营,巨石文化属于白种人,砖木文化属于黄种人阵营。
    
    约在公元前2300多年时,游牧的塞姆族人从西部叙利亚草原地区东迁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留下了西亚地区最早的大石遗迹,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其上刻有人物形象和“阿卡德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地区才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建筑,其性质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或“用石块砌成象征太阳神的圆圈”,这些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外蒙古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巨石文化向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扩展同白种人部落的东进是同步推进的。
    
    3、象形文字对字母文字
    
    
    我们知道,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而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有500余个,也是象形的以及用方、圆等几何图案组成的,至今尚未成功释读(或许是方向错误)。而古中国也使用象形文字——甲骨文。中国的甲骨文字,迄今已发现3000多个,已考释出来的占半数左右,比印度河流的文字要多得多,这也显示了时间的进步。甲骨文不但有象形字,也有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它的字形自成体系,是比较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了。这表明,汉字发展到甲骨文阶段,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了。这些都与以后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分属于两大类别。
    
    黄种人主要使用表意的象形文字,今天的中国汉字还将继续使用许多年,为什么苏美尔人离开中东地区以后,后来的白种人放弃了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要知道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最为古老,而古老文化的惯性与同化力是很强的,结果反而是由中东地区以后出现的白种人,古老的腓尼基人创造出字母文字,并由欧洲的白种人古希腊人不断完善,再以后由古罗马人加以推广,才形成了今天的白种人国家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
    
    这主要是人种的更替,苏美尔人与白种人不同种,苏美尔人不是白种人,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与白种人区别很大,当时文化相对落后的白种人无法用当时先进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借助了苏美尔人的字母另外创造一种表示语音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和记录白种人自己的语言,这其实在埃及人的文字那里已经崭露头角了。
    
    中国人的甲骨文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同一类型的文字,形神两方面都甚为接近。生活在苏美尔人身边的白种人拒绝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而生活在遥远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却使用与苏美尔人同样的象形文字,为什么?这或许也说明了苏美尔人与中国人的某种渊源。
    
    
    4、消失或转移
    
    苏美尔文明的历史优久且神秘,苏美尔人主要有十二个城市国家互相争霸称雄,年年征战不休,他们的兵力保持达数个世纪之久,这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象。苏美尔人之间相互征服,但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确实没有被任何异族征服过。但公元前2750年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在萨尔贡的联合下,征服了苏美尔人。一部分被征服的苏美尔人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而另外一部分苏美尔人悄悄离开了两河流域,下落不明。而此后不久,青铜期文明在印度河平原上兴起,然后又在黄河流域平原上兴起,一切都像谜一样。
    
    但是苏美尔人经商的一些遗迹,以及他们居留地的一些遗迹,曾在印度西北部发现,虽然苏美尔人究竟是从陆地还是从海上到达印度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很可能是从海上去的,哈拉帕文明同样也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日后印度文献对它完全忘记了,因为入侵的雅利安人是白种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至前1750年,后来的印度历史是从吠陀时代开始才有记忆的,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后过了大约1000年才有文字。
    
    而哈拉帕文明消失不久,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商王朝开始了。可以设想,可能一部分遭受外来入侵的哈拉帕人——苏美尔人迁移了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的萌发,就像前面所说商人所使用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字,之前己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
    
    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文明来自西方的某地,如甘肃、昆仑等说法偏多。而早期华夏族人的饰物“和田玉”就出产于新疆的昆仑山,而后才遍布中原大地,或许这也是苏美尔人从印度河流域沿昆仑山脉到达黄河流域的证据。此外,中国的青铜器也有从南方输入中原的痕迹,这也许是哈拉帕人——苏美尔人从海上进入中国的线索。
    
    5、结论
    
    黄种人最早从非洲走出,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的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到白种人部落的入侵,黄种人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黄种人创立了远古时代最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并非是由印度南部的土著人创立,而是从苏美尔文明到华夏文明之间的一个中转文明。
    
    在两河流域闪米特人(白种人)击败了苏美尔人(黄种人)以后,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王国,以后的入侵连续不断: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分属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但种族多是白种人,直到近代才稳定下来,由黄白混血的突厥人统治。
    
    在印度河流域,先后遭受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的人侵形成了今天的人种博物馆。
    
    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的苏美尔黄种人曾经生活在中东地区,后来被不断侵入的白种人干扰而迁徙到了印度河流域,最后到达了安静优美的东亚地区黄河流域。
    
    苏美尔人、其神祇数量众多,国有国神,城有城神,家有家神,人们的每项活动,基本上都与神有关。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神!除守护神外,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总之,凡是人们想象所能及者,都有神祇可供崇拜。这与今天中国民间传说里的神祗概念不谋而合。“一个人在其童年打下的印记会伴随其一生。”
    
    
    (八)历史学家的总结
    
    两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原名苏美尔,伴随帝国的幻灭,后称巴比伦。古希腊人说,美索不达米亚是人人向往的天堂,《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这里。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两河流域的文明繁盛约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并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中心。
    
    这两种古老文明的交集更多表现在对人种起源和文化传播的争论上,这里单纯就其文明的起源与特点进行简单论述。
    
    1、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是整个两河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其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约结束于公元前2000年,被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所代替。
    
    灌溉农业体系成为两河流域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命脉。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灌溉网络的建立,要求社会组织的干预,某些聚落因此发展为拥有宗教显贵、军事首领、政治首脑的城市。这些城市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包容了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在强大聚合作用下,城市国家形成了。
    
    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原始民主制”,从群众中选派出的战争领导人其权力具有临时性和限制性,当军事危机度过之后,他就要放弃权力回归普通民众。然而当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之时,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其角色特征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失去了原先的暂时性而成为世袭君主。祭司的地位因此受到冲击,其社会管理职能让渡给了国王,而传统的议会则渐渐被世袭的王权所排挤、取代。
    
    两河流域内“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导致了各城市国家只能控制自己周围的小片地区,而不可能马上形成带有集权色彩的大一统,同时来自原始民主制的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亦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碎裂化”可认为是苏美尔文明在政治格局方面的特点。
    
    大约公元前3000年,是建立君主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苏美尔城市国家“诸国争霸”的时代。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具有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的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早期国家出现的根本动因——买卖土地——使这类国家颇具封建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尔贡,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文字始终是苏美尔文明的一个特征。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两河流域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2、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也有看法是反向的影响,就是说苏美尔文明是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因为某些学者认为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但是此说无法解释何以黄河流域的文明出现晚于两河流域的文明,且在时间上延后约两千年。
    
    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以黄河流域为单独发展的基础,由于其与两河地区完全不同地理位置因素——东临太平洋,西北依托欧亚大陆,尤其是幅员极为辽阔——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更多选择性,也因此导致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南北方气候大相径庭,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也就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中国文明起源中心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也就不存在两河流域“碎裂化”特征,政体表现出文化区内的集权化——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度,而非原始民主制的城市国家。
    
    在文明起源阶段,宗教和巫术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信仰,是描述性的概念,而后者则具有相当比例的功利性,但二者都是针对一种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来自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和神化,则多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而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干扰与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如龟甲兽骨多是占卜吉凶祸福。另一方面,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巫术的意义与政治权威高度相关,无集权社会巫术的重要程度远大于社会——由于缺乏控制行为的集权的政治方法,巫术便代而成为控制方法。
    
    由此可以解释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祭司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占有领导地位。而与苏美尔人的自然崇拜及其神化相对的是中国人的人间崇拜及其神化,即对统治者的神化。
    
    古希腊人则相信,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人民的由衷的屈服。
    
    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相对于苏美尔文明的“王权晚出”,中国文明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而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市国家政体制度。
    
    殷墟中发现的表意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文字系统的连续性保证了文明的连续性。此外,与苏美尔象形文字不同的是,中国文明的表意文字是同祖先崇拜和占卜术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
    
    不单是文字书写系统,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教育等领域,现代社会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欧美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美尔人的继承者。
    
    两河文明的人们与其他古代民族不同的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由中庸与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中国文明的人们相对于其他古代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从诞生之日起至今未被中断,这是埃及、两河文明所缺少的,甚至印度文明也被雅利安入侵者一再中断和扭曲。中国这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来自自然环境的多样化和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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