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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希特勒是一个共产党员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2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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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4月7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建立苏维埃共和国,12日至13日,巴伐利亚共产党通过武装暴乱夺取政权,后来受到巴伐利亚邦霍夫曼政府围剿,5月3日被击败。现已查明,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希特勒得到十九票的支持,被选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属下的“军队苏维埃委员会”,而且是拥有两个“T”字记号的顾问,其地位甚至高于他在后来参加的纳粹党党内的地位。但是随着共产革命的迅速瓦解,这一经历成为污点,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共产党背景,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共角色。正如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犹角色。但即使如此,共产党还是在纳粹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中的红色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黑色死亡)‘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原来纳粹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看来蒋经国、李登辉之流入共、出共、投共、反共,确实也是遵循了希特勒路线,与毛泽东、周恩来加入国民党又反对国民党的污点历史,异曲同工。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摘自《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2001年—2010年,纽约)
    
    谢选骏
    
    出版说明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
    
    比利时记者让·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这两个人根据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的DNA检测结果,发现这39个人的DNA样本中都含有一种名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体,即父系遗传(Y-DNA)。希特勒的这些亲属中包括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奥地利农场主,他被确认为是希特勒的远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体内,希特勒家族的这种基因片断非常普遍。“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希特勒本人与这些他所强烈鄙视的人种存在某些联系。”
    
    另外一位名叫罗尼·德柯特的基因遗传学专家说,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来自于北非地区。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那些支持或者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目前尚难以预测这一新发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德柯特说,Y-DNA基因片断有18%至20%发现存在于德系犹太人体内,有8.6%至30%发现存在于西班牙系犹太人体内。
    
    简单地说,希特勒家族是个犹太家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纳粹头子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所要解释和描述的:“二十世纪的骗局”。
    
    例如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
    
    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现在,趁着这项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开报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一方面可以佐证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报告,另方面也能反过来: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研究报告来证明我多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2001年—2010年,纽约)
    
    谢选骏
    题记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
    
    ──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目录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第一篇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篇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第三篇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第四篇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篇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篇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第七篇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第八篇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第九篇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第十篇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第十一篇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第十二篇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第十三篇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第十四篇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第十五篇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戈特弗里德·本说得很好。但是戈特弗里德·本没有说出全部真相。因为戈特弗里德·本故意放走了一个最大的“元凶”──卡尔·马克思。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
    
    而使得马克思成为元凶的,除了他的变态思想以外,还有什么呢?是德国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吗?
    
    据英国曼萨协会2005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人的智商指数平均106,犹太人的智商指数平均竟然是110,比中国人还要聪明,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隔都”里长大,人数较少,受到定向的遗传筛选;所以在中国人里面,上海人的智商又是比较高的。此外智商的测定和教育还有一定的关系,无法完全排除文化的干扰;所以在中国人里面,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智商要高于中小城市尤其高于农村地区。
    
    长期隔离尤其导致受到异族围困的德国系统的犹太人智商高──爱因斯坦及马克思均为显例。此外还有哲学家斯宾诺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等人,这个名单一张纸也写不完。
    
    2005年6月美国的《生物社会科学杂志》上,独立科学家格雷戈里·科克伦与美国犹他大学的贾森·哈迪和亨利·哈彭丁发表论文大胆指出,德系犹太人要比其它人类族群更聪明,而且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是社会性的“自然选择”。但是,这也使得德系犹太人也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患多种遗传病,像泰萨二氏病和乳癌。可是,以前人们认为这些事实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智商高被认为是高度重视教育等社会影响使然;而遗传病则被看作是德系犹太人倾向于族内通婚这种遗传隔离造成的结果。
    
    通过研究可以则认为高智商与疾病有密切关系:德系犹太人不同寻常的历史致使他们受到了独特的进化压力,进而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状态。德系犹太人的历史始于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当反抗遭到镇压时,犹太难民四处逃生。逃往欧洲的后代成为德系犹太人。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遭到法律歧视,他们不得不从事与金钱相关的职业,如被人看不起或不准基督徒涉足的银行或征税工作;而且他们只能与邻居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非犹太人通婚。科克伦博士认为欧洲犹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高度重视智力因素的职业。虽然现在很难证明这种重视智力因素中世纪就已存在;但是,这种重视在当代这类职业中是千真万确的。有多项研究表明智力因素与职业收入存在高度相关联系。
    
    此外,历史记载能证明:中世纪,欧洲犹太人中职业成功人士比底层人士抚养的子女更多,这在非犹太人中也一样。把智力与成功的关联以及成功与生殖力的关联合二为一,你就具备了有利于智商提高的基因传播的条件。问题是这种智商基因确实存在吗?科克伦博士认为它们的确存在,而且正是这种基因引起了折磨德系犹太人的遗传疾病。这真可以说是“魔鬼的礼物”。
    
    生育隔离的少数族群容易遗传疾病,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断地与同一族群的远亲通婚,结果减少了基因多样性,因此一些疾病基因无一定规律地变得比较常见。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过程是非常任意的,它才意味着哪种疾病基因的频率加大是没有可信规律可循的。就德系犹太人而言,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当中最常见的十几种疾病基因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类:要么参与神经细胞中鞘脂类特殊脂肪的储存,要么参与DNA的修复。前者会引发神经性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而后者会导致癌症。
    
    德系犹太人的某些基因如果以单份出现可以提高智力,一旦以双份出现就会引起疾病(原理为生物学中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虽然,科克伦博士还没有证明他认为的致病基因确实能够影响智力;但是某些基因的活动区域表面它们或许确实能够影响智力。鞘脂储存类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都涉及到连接神经细胞的凸起的多余生长和分叉。显然,这种生长和分叉太多的话就会引起疾病。但是,也有可能,仅有单份致病基因的人会出现比较有限的、但仍然加强了的凸起生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或许因此导致智力提高。实际上,在脑苷脂沉积病的例子中,在三分之一能够活到成年的患者中,确实有证据表明完全发病的人拥有高于平均值的智商。根据一家专门治疗脑苷脂沉积病的以色列诊所的医疗记录,患者中的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和律师的比例多余一班人。
    
    基因修复系统失灵会提高智力,现在还不清楚原因何在。虽然,陆续有证据表明有一种基因参与限制大脑的早期发育,但是这也许是该理论的薄弱环节。不过,该理论也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它对于拥有单份泰萨二氏病或脑苷脂沉积病或神经鞘磷脂沉积病基因的人会比普通人更聪明做出了明确而可检验的预测,认为他们的智商会比平均水平高出5个点。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有力地证明德系犹太人经历了偶然性的优生实验,而这为他们带来了智商上的优势。
    
    而希特勒的祖父正好也是一个“德系犹太人”。事实表明,希特勒自己就是他自己后来想要予以灭绝的那种人──“四分之一犹太人”,所以他不想再生孩子,以免留下孽种。希特勒心目中应该灭绝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低能者”、“边缘人”、“社会寄生虫”甚至“梅毒患者”……就是他自己沾过边的人。那么,创造历史的希特勒是怎样完成了这一“自我否决的历史蜕变”的呢?多种迹象表明,造成这一蜕变的关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希特勒的这一蜕变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马克思主义,已经造就了苏维埃俄国这一吃人的怪兽。
    
    据“美国版最新人种基因图谱”,德国人平均拥有5%的“阿拉伯基因”和5.5%的“东北非基因”,这两项基因都与犹太人的血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现在德国人已经混有了超过十分之一的犹太人血液。
    
    但是,这毕竟还是比希特勒本人的超过25%的犹太血统为低。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自1933年起任德国总理;1934年起任纳粹德国的元首直至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被公认为是二战的主要发动者。许多研究指出,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因此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反右运动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并直接策划和实施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活动。
    
    纳粹的法律规定,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即为犹太人。希特勒在德国人普遍具有的十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这个自己特有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其犹太血缘的总量应该超过了三分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不可不扣的犹太人。不仅理论上的希特勒如此,实际上的希特勒也体现了许多犹太人的特点。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历史资料影片《少年希特勒》记载:
    
    1、希特勒在家乡林茨的神秘初恋对象,经过专家考证,原来是一位犹太少女。(当希特勒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 。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尔法尔。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的、骑士般的。)
    
    2、希特勒在维也纳卖画的主顾们大多为犹太商人,给希特勒出主意唆使他开始卖画为生的也是一个犹太人。
    
    3、1918年10月,在部队里提议授予希特勒铁十字勋章的是一位犹太军官,而后来希特勒终身佩戴这枚勋章。
    
    4、许多证据表明,希特勒在个人生活的领域是极度偏爱犹太人的,“希特勒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是他加入纳粹党以后才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希特勒喜欢犹太人,尤其喜欢犹太人的表演艺术家;但为了政治原因,他不得不和犹太人保持距离,甚至不得不出卖犹太人。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正是风行于犹太社会的“犹大人格”。
    
    5、
    1919年4月7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建立苏维埃共和国,12日至13日,巴伐利亚共产党通过武装暴乱夺取政权,后来受到巴伐利亚邦霍夫曼政府围剿,5月3日被击败。现已查明,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希特勒得到十九票的支持,被选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属下的“军队苏维埃委员会”,而且是拥有两个“T”字记号的顾问,其地位甚至高于他在后来参加的纳粹党党内的地位。但是随着共产革命的迅速瓦解,这一经历成为污点,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共产党背景,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共角色。正如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犹角色。但即使如此,共产党还是在纳粹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中的红色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黑色死亡)‘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原来纳粹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看来蒋经国、李登辉之流入共、出共、投共、反共,确实也是遵循了希特勒路线,与毛泽东、周恩来加入国民党又反对国民党的污点历史,异曲同工。
    
    6、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我们随手就可以再举出一些:
    
    给希特勒母亲治病的是犹太人,当希特勒穷困潦倒时送给他一件破旧呢大衣的是犹太人,希特勒眼睛被英军毒瞎了住院,给他治病的还是一位犹太医生……
    
    还有一件事,说明希特勒对于“四分之一犹太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贝纳蒂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大蓬金色的头发。有一天,希特勒在一群到伯格霍夫来向他致意的孩子中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他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鼓励她一有机会就来看他。3年时间里,小女孩的母亲在各种场合把自己的小女孩介绍给希特勒,出尽了风头。希特勒总是以一种父亲的柔情对待小女孩,多次跟她合影。一天,一封匿名信突然打断了这些愉快的相聚。这封匿名信揭发小女孩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希特勒特别郁闷,叫人通知她不要再企图接近他,并让人销毁了所有他和小贝纳蒂一起玩耍的合影。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43年,来了一个助理厨师为希特勒做素食,素食后来成了元首的专用食品。在半年时间里,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夸赞这位新厨师的烹调技术好,甚至时不时地邀请她过来一道喝茶。后来,盖世太保发现这个厨师的血统不符合纯种雅利安法律,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让一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为希特勒准备饮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希特勒不忍心贸然把她打发走。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宣称自己的胃痛,基本上吃不了这个厨师准备的食物。这个手艺高明的厨师绝望了,不明白这种突然没胃口是怎么回事。希特勒沉默不语,直到1944年2月才最终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他延长了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的时间,给厨师也放同样长时间的假,但他不敢承认他的这种奇怪态度的真正原因。鲍曼通过信函告诉厨师,解雇她的是希特勒的人事处,原因是她的祖先血统不纯。但这件事远没有了结,女厨师成功地再次见到了希特勒,抱怨自己成了一桩可耻的阴谋的牺牲品。希特勒感到非常尴尬,答应她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当天晚上,他重复了他的这位女职员的理由,当着下属的面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前任厨师的祖母是犹太人,可能是由于她那源自土耳其的名字导致情报部门出了错。
    
    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关于“四分之一犹太人的”: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谈到“希特勒与女人的关系”的时候,回忆了一个“四分之一的犹太女人”,名叫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说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19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施罗德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施罗德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
    
    希特勒偶尔也会和希姆莱讨论人种问题。这个时候,希姆莱总是批评一些德国艺术家的举止神态不像雅利安人。他不明白,希特勒的“北欧种族主义政权”,其实是允许某些演员的体貌特征与理想的雅利安人截然不同的,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样。希特勒天生喜欢接近犹太人,只是为了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牺牲犹太人。希特勒不仅在对待犹太人和共产党的态度上,如此“过河拆桥”,在对待他的盟友日本人的态度上,也准备如此行。
    
    有一篇《希特勒自称喜欢日本,禁止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指出: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平民遇难。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见证纪录了日本军队的血腥行为,并勇敢地向世人揭露。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杀前后,一直努力为制止日军屠杀奔走呼吁,多次写信给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寄希望于希特勒能阻止日本,但是希特勒无动于衷,事后还下令禁止德国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经岌岌可危了,外国侨民纷纷撤离,但是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留了下来,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拉贝1908年就到了中国,1930年后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当时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形成。
    
    南京沦陷后,国际安全委员会在救助难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纪录日军的暴行,并向外界揭露。在不到两个月内,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
    
    拉贝也在日记中详细纪录日军的行径,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
    
    早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就幻想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拉贝说:“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立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12月1日从美国那里得到消息,电报已发出去了,估计柏林已收到,拉贝因而十分高兴,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但是12月2日,法国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对安全区予以否决,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同一天,拉贝从罗森处得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认为他没有必要给希特勒发那份电报。12月5日,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又收到了东京的正式否决答复。
    
    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拉贝就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回国的命令,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遭到盖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类的报告及出示与此有关的照片”后,拉贝仍然没有忘掉“对在华朋友所做的诺言”,继续向希特勒“汇报中国人民在南京所经历的苦难”,1938年6月8日他给希特勒寄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报告寄出没几天,拉贝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尤其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担保下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部分照片被没收了。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在纳粹德国销声匿迹。曾有人问过希特勒为什么要替日本人遮丑,希特勒回答道:“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但是,问题来了:希特勒真的喜欢日本人吗?非也。
    
    据希特勒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但他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希特勒这个白人至上论者,却“喜欢日本人”;希特勒这个“犹太杂种”却成为集体灭绝犹太种族的急先锋——其动机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这正如神学生斯大林集体灭绝神职人员阶层,小富农毛泽东集体灭绝地主富农阶层,留法学生波尔布特集体灭绝亲西方势力——他们的这种“人格异化”,对他们的生存其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却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发作。一个纯朴信徒或是一个“非犹太人”或是一个贫下中农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他们那么穷凶极恶的。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谈到波尔布特,有个事情也不该忽略:波尔布特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小时候,他的表姐娘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哈努克的祖父莫尼旺相中,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波尔布特的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1941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波尔布特非常害怕暴露这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事实上,1935年波尔布特十岁的时候就钻到了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1936至1942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波尔布特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据《中国和红色高棉》一书中透露,十五岁前的波尔布特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十分淫乱,莫尼旺国王有上百个妃子,后宫女子很寂寞也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波尔布特”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他大叫“受不了啊”……这种可耻的经历,是不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显然,个人生活史不可能对“革命领袖”们的政治没有影响。BBC拍摄的《少年希特勒》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个人历史的含义”:在少年希特勒迷恋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学的历史课程之前,他曾经深深地迷恋过美国的西部故事!这些血腥故事描写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美洲如何猎杀印第安人,结果深深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内心,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向东欧殖民扩张”,实际上正是以“向美国西部殖民扩张”为蓝本的,尽管它打着“继承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历史扩张”的幌子。实际上,历史上的日耳曼东扩并没有大举灭犹,也没有隔离和奴役斯拉夫人。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土改”、“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秘密讲话中就曾经宣称,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必须压低农民的生活标准,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人民来剥削、压榨,从中获得必要的工业资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几千万中国农民遭到灭绝,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国犹太人、苏联东欧人一样的“待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习纳粹、纳粹学习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的经验”。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表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例如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是剥削阶级在带领无产阶级杀害剥削阶级,以便让自己获利;是犹太人在带领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以便让自己获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阶级”和“种族”等金字招牌,而是个人的物欲和野心。这就好像在战争中,对立的人带着自己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彼此厮杀──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不是什么“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相反的东西!──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骆驼与骆驼厮杀、大象与大象厮杀:阶级彼此厮,种族彼此厮杀──为的是让那个僭主出世,让尘土浮现一个光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过是充当了剥削阶级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德国人民不过是充当了犹太人例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而所谓苏德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坦克与坦克厮杀。
    
    约瑟夫·戈培尔临终前谈到德国人民的时候鄙夷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德国人选择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但不要骗你自己,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是他们给了我们统治的权力,现在,他们的小喉咙要被割断了。”他还说:“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有一个意大利人评论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这就是抵抗者的价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之所在。
    
    
    第一篇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二次大战的爆发,使希特勒成了“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二次大战的爆发,是德国与波兰因为“但泽走廊”的纠纷引起的,在此之前,日本虽然已经攻入并侵占中国领土整整八年了(1931—1939年),但那还是一个“亚洲战争”,欧洲战争的爆发,使之终于汇合成为“世界大战”。
    
    二战的爆发,德国与波兰的“但泽走廊纠纷”是一个导火线,而“但泽走廊纠纷”又是一个“东普鲁士问题”的遗留问题,在此,我们先看一看,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东普鲁士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对“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影响。
    
    希特勒自称是日耳曼的条顿骑士团的继承者,是普鲁士国王的崇拜者,但其实,普鲁士人不是德国人,与日耳曼种族也没有关系。在中世纪早期,普鲁士这块地方是蛮荒之地,古代的居民为古普鲁士人,所使用的普鲁士语属于波罗的语族,与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属于同一种族。
    
    他们都居住于利沃尼亚(Livonia,一译立窝尼亚),利沃尼亚是中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历史上曾先后由圣剑骑士团(一译宝剑骑士团,通称利沃尼亚骑士团),丹麦,条顿骑士团,波兰-立陶宛,瑞典,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统治。一战中俄罗斯帝国解体,德国战败,191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独立。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苏联吞并。1941年又被德国占领。1944年再次被苏联吞并。苏联解体时作为加盟共和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恢复独立。
    
    利沃尼亚的本地居民主要有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的爱沙尼亚人,印欧语系波罗的海语族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日耳曼语族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等。此外,丹麦人、波兰人、瑞典人和芬兰人的移民也曾居住于西北沿海。1721年北方战争结束后,利沃尼亚成为俄国领地,俄罗斯人开始大量移居此地。苏联成立后,又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陆续迁入。但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统治阶层。德语是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二战结束。
    
    北方十字军战役或称为波罗的十字军战役为由丹麦和瑞典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以及“德意志的宝剑”──条顿骑士团和他们的盟友,针对北欧波罗的海东南部的异教徒发起的十字军战役。瑞典和德意志为反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而发起的战役,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北方十字军战役的一部分。这些战争中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时就被称为十字军战役,但是其他部分,包括大部分的瑞典的部分,到十九世纪才第一次被浪漫民族主义历史学者称为十字军战役。波罗的海东部因为军事征服而改变:首先是利沃尼亚人、拉特加利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然后是瑟米利亚人、库尔兰人、普鲁士人和芬兰人,都被丹麦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合伙击败、洗礼、占领,甚至有时候灭绝。
    
    从法理上说,普鲁士这块地方并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范围,只是因为后来布兰登堡选帝侯合并东普鲁士,普鲁士王国作为整体才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十世纪,布兰登堡就已经由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建城,此后在不同的家族之间继承和易手。十二世纪时,德国人的殖民运动开始进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普鲁士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1224年该修道院被普鲁士人焚毁。1226年,波兰国王之子、马佐维亚公国首领康拉德公爵作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其领地也遭到普鲁士人袭击,以此为契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发动了为时近二百年的东征运动,先后建立托伦、马林堡、库尔姆、埃尔平等要塞,普鲁士成了德意志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的地盘,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欧洲其他民族纷纷前来移民,而条顿骑士团迫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并使用德语。在十六世纪以后,普鲁士人逐渐同化于德意志等民族,所使用的普鲁士语也逐渐消失。
    
    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地区在名义上属于教宗领地,但教宗只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为了吸引定居者,条顿骑士团依据汉萨同盟法律,在其领土上兴建了一系列自由市。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汉萨同盟。1370年波兰王室绝嗣,1386年波兰国王的女儿海德维希嫁给立陶宛大公,波兰与立陶宛联合,此后对扼守其出海口的条顿骑士团发动了一连串的进攻。
    
    在十五世纪,条顿骑士团借教宗名义统治普鲁士。骑士团与波兰王国的纷争,导致双方卷进战争,包括十三年战争。1410年7月15日,条顿骑士团在著名的坦能堡大战中败于波兰国王,此后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一直处于下风。1466年条顿骑士团再度战败,结束战争的《托伦条约》(Dorn)规定,骑士团除赔款六百万格罗申外,还要将普鲁士一分为二,西普鲁士割让给了波兰王国,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在内,这些地区被称为王室普鲁士。东普鲁士仍由骑士团统治,要对波兰国王称臣,成为波兰的附庸国,称为普鲁士公国。
    
    1512年,来自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他是布兰登堡选帝侯的近亲。在马丁·路德的影响下,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宗,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教廷的联系,随后宣布解散骑士团,改为普鲁士公国(Ducal Prussia),阿尔布雷希特自任普鲁士公爵,成为臣服于波兰最高权力之下的世俗君主。
    
    1618年,阿尔布雷希特之子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死后无子,普鲁士公国遂由其长女之夫、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属霍亨索伦家族)继承,建立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此举为霍亨索伦王朝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十年战争之后,勃兰登堡开始经营一支小型的军队。1655年第一次大北方战争爆发,勃兰登堡一开始作为瑞典的盟友参战,击败波兰,从此勃兰登堡拥有东普鲁士的完全主权,不再向波兰国王称臣,1660年以后普鲁士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1672年,法荷战争和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瑞典是英法的盟友,而勃兰登堡军队则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支。1640年继位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Fehrbellin战役中击败瑞典,从此号称“大选帝侯”。1688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病死,传位与子腓特烈三世。
    
    勃兰登堡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普鲁士的领土不受其皇帝管辖。因此,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1701年自任为普鲁士王腓特烈一世,成立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普鲁士王国。
    
    在1772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波兰的“王室普鲁士”领土瓦尔米亚与东普鲁士合并。1773年1月31日,时任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大帝把这块瓜分得来的土地称为西普鲁士,普鲁士王国称为东普鲁士。至此为止,普鲁士王国恢复了条顿骑士团的领土,但已经不是隶属于罗马教宗的宗教政权,而是独立自主的世俗政权。
    
    东普鲁士在1871年并入德意志帝国。在1875年,该地的人口中,有73.48%是德国人,18.39%是波兰人和8.11%的立陶宛人。1900年,总人口是1,996,626人,包括1,698,465名基督教徒、269,196名天主教徒及13,877名犹太人。波兰人(Masurians)及立陶宛人(Lietuvininks)的人数,因为德国的“德意志化”政策而减少。波兰居民集中在南部,立陶宛居民则在东北部。普鲁士人一直受到德意志化的影响,所以在十八世纪时,古普鲁士语已变成死语言。
    
    1870年,普鲁士住到了德国的统一,1885年至1890年之间,柏林的人口增长了20%,布兰登堡和莱茵兰增长了8.5%,威斯伐伦增长了10%;东普鲁士却减少0.07%,而西普鲁士则减少了0.86%。
    
    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变成共和国。由191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东普鲁士与部分西普鲁士是德国的外飞地。基于凡尔赛条约,德国割让大部分的西普鲁士以及波森省予波兰,亦即波兰走廊及但泽自由市。
    
    1920年,西普鲁士西面和东普鲁士南部都举行公投,让居民决定是否把土地归于波兰还是德国。96.7 %的投票者支持土地归于德国。1923年,在没有举行公投之下,立陶宛强占梅梅尔地区(亦即克莱佩达地区)。
    
    纳粹时期,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容许德国占领波兰西部以及克莱佩达。1939年,纳粹德国强占克莱佩达和但泽自由市。德国战败以后,1946年4月,东普鲁士的北部被并入苏联。7月,首府哥尼斯堡被重名为加里宁格勒,省名是加里宁格勒省。1947年,苏军驱逐所有德国人,让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迁到此地。波兰被迫割让东部大片领土给苏联,该地的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占领的东普鲁士南部,成立了一个“瓦尔米亚-马祖里省”。1947年,无论作为领土或邦国,普鲁士被完全废除。
    
    日耳曼人、条顿人和普鲁士人是什么关系?
    
    日耳曼人是欧洲的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五世纪起,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地区,古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人。而条顿人则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公元前四世纪时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条顿人与日耳曼人中的另一支森布里人组成部落联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侵入罗马帝国境内,从而揭开了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冲突的序幕,这是日耳曼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此后,条顿人大举向亚平宁半岛北部推进,公元前102年被罗马军队击溃,条顿人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日耳曼人却在继续发展,在公元四──六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时期,日耳曼人分为南北两大支系。北支系在北欧地区扩充领域,他们是现代瑞典人、挪威人和丹麦人的祖先。南支系又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勃艮第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族体和语言都融化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中。西支分为三个区域性集团:1、北海沿岸集团,包括巴塔维人、弗里斯人、考肯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等。前两者是现代荷兰人的祖先,后三者融合成盎格鲁-撒克逊人。2、莱茵-威悉河集团。其中的卡狄人为黑森人的祖先,另外的部落在公元3世纪融合成法兰克人。3、易北河集团。其主体是斯维比人,斯维比人后演进为施瓦本人,这个集团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最终成为巴伐利亚人。
    
    公元五世纪,欧陆上的日耳曼部落如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朱特人,北渡海峡,到了不列颠岛,征服了当地部落,混血成了岛民。他们以后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古日耳曼方言就成了盎格鲁·撒克逊语,也就是古英语。
    
    多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歧视和暴行,虽然受到“骑士团”历史的影响”,但直接的思想来源却是以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为蓝本的。而且在希特勒那个时代,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并未受到谴责,对黑人、华人、各种非白人的歧视,仍在世界各地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在1936年德国奥运会上为美国夺得四块金牌的黑人选手,回国之后仍然受到种族隔离。
    
    希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白人对待其他种族的作发,转而对待白人内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屠杀犹太人就像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他奴役斯拉夫人就像欧洲人黑人一样。有证据表明,甚至纳粹集中营剥制人皮用品的做法,也是具有新大陆的来源:乔治·华盛顿领导下的士兵,从印第安人的死尸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当然,这不是单方面的野蛮行为,因为原始的印第安人彼此之间也是着干的。但是正因为希特勒在欧洲、而且对于白种人自己也这么干的,才使得白种人如梦初醒,注意检讨自己对待其他种族的的歧视和灭绝行为,正在演变为对于白人自己的历史报应。也正是在此以后,白人的主流社会才开始谴责种族主义,以此来防止自己内部的自相残杀的不可避免的再度上演。
    
    按照纳粹的逻辑,二战末期苏联对东欧(含东普鲁士)德意志人民的血腥报复、大规模驱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种族清洗”和“阶级斗争”一样,都是二十世纪的“主旋律”。“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记载,“教会”始终是希特勒周围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但是希特勒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在这个“新时代”开始之前,还是要利用宗教来为政治服务的。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希特勒指示他的党徒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五十对或一百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
    
    显然,这里的回忆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纳粹企图建立一种全面型宗教体系,而不再是政治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希特勒企图在欧洲实施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澳洲、非洲、亚洲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他却拒绝了殖民主义者原先奉行的宗教,这就使得他这个最后的殖民主义者变成了最残暴的殖民主义者。这是非常危险的精神倾斜,这一精神倾斜引起了社会失衡、政治野蛮、文明倾覆。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殖民主义的残暴,并为殖民主义者多少保留了一些人性。现代殖民者与古代殖民者不同的是,由于交通半径的扩大,现代殖民者多在异种族之间进行活动,不像古代殖民者主要在同一种族之间进行活动,这就使得现代殖民主义格外凶残。在这种局势下,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约束,简直不敢想象黑人种族竟然还能在殖民化过程中存活下来。
    
    希特勒准备在“胜利”以后就退出教会,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并趁机宣告纳粹新教的完成,但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这种“马丁·路德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纳粹新教,是列宁主义的变种,注定是极为残暴的东西:列宁出身于一个鞑靼混血的种族,他的野蛮主义一旦作用于德国,就会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回到基督教以前的野蛮状态。如果再加上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苏联后来仅仅死掉四分之一人口,而没有向柬埔寨那样死掉三分之一人口,还真算是万幸,还真算是托了一千年的基督教余泽的福。德国也是如此,好在希特勒没有获得他“唾手可得的胜利”,如果他胜利了,那就不仅是北欧蛮族的胜利,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胜利。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回忆到: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希特勒当着施罗德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施罗德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希特勒的想法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如果施罗德的上述说法可信,那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说:希特勒的眼界还停留在旧欧洲的范围内,十分狭小,以为英德合作就可以瓜分世界。希特勒甚至对日本也充满崇敬之情。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德日亲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结果希特勒被日本拖进了对美战争,终于走向覆灭。希特勒完全未能预见美国和苏联即将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心里只有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殊不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要说小小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体积庞大的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都不可能全身于千年之后。
    
    希特勒这一局限性很大的战略,如果限制在欧洲也勉强凑合,如果放在全球范围来运行,就必然是灾难性的十二年就夭折了。其结果,使希特勒只能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载入史册,而无法胜任全球政治的使命、无法开辟全球文明的“新时代”。
    
    不过,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倒是说对了。二战结束不过十年,大英帝国就土崩瓦解,因为英国与德国的决战,使得美苏两国坐收渔翁之利,尤其是美国,最后还接收了英国的海外势力范围。美苏两国都是以“非殖民化”为号召的,顺水推舟,与时俱进,不像希特勒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却是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希特勒“从反面”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残暴本质,但他这位欧洲殖民主义的掘墓人,自己却第一个掉进了墓穴之中,比英法的殖民体系更早终结。希特勒一死,英法的殖民主义的体系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亚洲,日本人扮演了希特勒的角色,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日本人一完,欧洲殖民主义再也无法在亚洲立足了。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对于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深感兴趣,尤其对欧洲人成功殖民美洲的事迹垂涎三尺、心向往之。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德]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说:“晚上,如果没有贵宾或官方招待会,晚餐一般在晚上8点过一点开始。客人的数量和午餐时一样,我们负责找人陪同希特勒进餐。席间,一名服务员会送来最新的影片清单,一旦上完汤,电影就可以开始了。电影在我们称之为音乐厅的房间上映。这个大房间靠近吸烟室,与楼下的小客厅相连。如同我来之后的几个月里多次发现的那样,希特勒喜欢美国片。我不记得那些在总理府上映的影片名字,只记得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这是我们看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放映的那天,我正好在房间值班。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显得十分高兴,对影片赞赏有加。他立即让人打电话叫戈培尔过来,他要告诉后者,德国技术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拍出类似的影片。讨论结束后,他们各自重新坐下,开始第二次观看这部影片。有天晚上,我隐约记得大概是在1940年或1941年,希特勒观看了查里·卓别林的一部影片。我已经记不清影片的内容,也想不起大厅里人们的反应。我只知道,大家看到了银幕上的卓别林,仅此而已。我确实无法描述得更为详细一些。负责找影片的人名叫艾里克·史坦因。大部分片子是从戈培尔的宣传部弄来的,宣传部位于总理府的正对面,即沃斯大街的另一边。有时,史坦因要到哈克广场附近的电影仓库去找,该电影仓库位于柏林老区。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来到吸烟室,面朝壁炉。他身边是其他客人、几位参谋部成员和一名医生。大家在这里喝茶,有时也喝点香槟或其他烈酒。希特勒喜欢喝茶,拒绝任何酒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一天,一名服务员悄悄告诉我,1941年间,希特勒在几次演讲前都会喝一小杯佛南布兰卡酒。这位服务员还透露,他将一小瓶这种酒倒进杯子里,然后放在某个地方,有时是厨房,有时干脆直接放在希特勒的房间里。据他称,这种饮品对希特勒具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是在这一时期,我还从一名‘老人’嘴里得知,希特勒现在既不抽香烟也不抽雪茄,而他年轻时很喜欢一种产自德国南部、口味特别的利口酒,叫克罗茨果酒。”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的第十四章 “美利坚号”特别指出:“1941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经常外出旅行。他先后赴维也纳、林茨,又多次去慕尼黑和伯格霍夫,我并非每次都随他出行。春天,希特勒登上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启程前往位于阿尔卑斯山中一个新建成的乡间司令部,当时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才刚刚打响。我被选为随行人员,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希特勒的专列。我们知道,当希特勒带着将军们离开柏林较长时间时,才会使用专列。15节车厢可以带上国防军参谋部的大部分头目、亲信、总理府工作人员,甚至帝国新闻机构,专列上有的是位子。我们是从克劳兹堡的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出发的。我后来得知,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西)古伦森林车站上车,火车通常停在那里。只要希特勒在列车上,列车就是一个工作地点,一个移动的司令部。只要拨总理府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接通我们。如遇空袭警报,火车将到最近的隧道躲避。在‘美利坚’号的前方,也就是火车头前面,行驶着一列由两节车厢组成的‘检查’车。
    
    ……
    
    餐车也被称为赌场,由卧车及餐车股份公司人员经营。有一次,我竟在希特勒的餐桌上用餐。那天,他在一排餐桌的另一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他喝了一小杯巴伐利亚生产的啤酒,盘子里放了几块猪肉,这有悖于他的素食食谱。这也是我五年间唯一一次看到希特勒吃肉。整个行程中,希特勒要求专列不要影响国家铁路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我们至少得停站一次,例如停在拜罗伊特北边的霍夫车站一条卸载道上,让正常行驶的旅客列车能正点到站。我们从维也纳近郊经过,列车在离维也纳-纽斯特城东部50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多少有点突兀地呈现在一个隧道口且完全孤立的司令部被命名为‘春天风暴’。通信正常,气氛也算平静。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乡村待了整整两周。在他返回柏林前夕,我乘飞机先期抵达。在这列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上,我前后共陪同希特勒三至四次。直到1944年,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这列火车才更名为‘勃兰登堡’号,以纪念位于德国东部的这个地区。”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掘墓人,是“恶有恶报”的报应:
    
    1、他在事实上消灭了大英帝国的主要实力,使是英国失去了霸权地位;
    
    2、他给俄国造成了永久的创伤,而俄国是向亚洲侵略扩张的最为凶残的殖民主义国家;
    
    3、他企图清除的犹太人是在中世纪以前就向欧亚各地殖民的“最古老的殖民主义者”。因此希特勒的反犹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产物。
    
    但是希特勒所带来的灾难毕竟告诉后人:“理想主义”比“现实主义”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因为在“理想”的背后,隐藏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现实,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精神。
    
    希特勒的教训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我们应该对此感恩,而不是像殖民者那样贪得无厌,以“理想”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
    
    希特勒的致命问题是,当他的演出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就之后,他就弄假成真了,使得自己骑虎难下,甚至变得自以为是,野心也就越发严重,陷入了妄想、脱离了实际,而无法自拔。
    
    克肖认为:希特勒只是因为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才埋下了他之后灭亡的种子。这些因素显示,到1936年,当希特勒推行莱茵地区重新设防为国际社会所默许时,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确信他自己就是战无不胜的天才。如此傲慢、自负,导致他不可避免地要四面树敌,得到“报应”。
    
    不过我要说的是:克肖这一结论是过于轻率的,甚至是可笑的。希特勒的问题远比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严重,他是丧失了现实感。希特勒败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而在于他这个奥地利犹太人被德国人追捧得迷失了方向,根本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分不清楚一个奥地利犹太艺术家和一个德国元首角色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当他作为凡夫俗子竟然试图扮演上帝的时候,就开始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了。其结果众所周知,不是拯救了西方世界,而是加剧了西方文明的衰落。
    
    最后还有一点,看来希特勒并没有认真读懂他一度欣赏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及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西方的没落》使人想起:欧洲大战相当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自残自杀的,结局只能导致欧洲霸权的中衰、旁落,其结果是希腊以外的“蛮族”得利:马其顿、迦太基、罗马。
    
    根据中国战国的结局(秦汉帝国的兴起),和地中海争霸的结局(罗马帝国)的兴起,最后得胜的都是“边缘国家”,而不是像德国这样“文明区域的中心国家”。相当于德国的,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是韩赵魏,在地中海争霸的历史上是斯巴达。德国败给英国就好像斯巴达败给了雅典,如果没有美国这个非欧国家的支持,英国是无法战胜德国的。
    
    在古希腊,“科林斯同盟的成员包括除斯巴达外的所有希腊人城邦。”前371年,在伊珀密农德斯(Epaminondas)统帅下,底比斯(Thebes,又译“忒拜”)军队在琉克特拉(Leuktra,位于玻奥提亚地区)击败斯巴达军队。此后,底比斯主导希腊半岛的政局,斯巴达趋向衰落,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斯巴达与雅典结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苏联类比为底比斯,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类似于冷战,斯巴达与雅典结盟类似于德国加入西方联盟。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一对冤家先后瓦解,希特勒临死时悲叹的“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的预言,也转眼成空──美国成为欧化国家里的唯一赢家。苏联不过做了一个短命的底比斯霸权。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的独霸美国,到底是马其顿,还是迦太基,或是罗马?
    
    在希特勒的思想与行为中,充满了人格变态的事例。这不仅有其作为犹太人却大力反犹,不仅有其出身于共产党却积极反共,还有其深受天主教影响却反对天主教等的“人格变态”。
    
    希特勒认为:“基督教使世界的自然发展延误了两千年,人类被可耻地剥夺了最绝对的权利。相信有更好的彼世使人类脱离人间的现实,脱离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应该承担的义务。”
    
    不过,他却崇敬在医院里像护士一样工作的修女,经常赞扬她们说:“她们由于不要任何物质利益,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病人的护理中。没有比医院里的修女更好的护士了。”他不懂得,修女的奉献正是建立在“脱离人间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按照人类的自然属性,应该弱肉强食才对。
    
    希特勒把马丁·路德视为自己的先驱者之一:“罗马教廷没有弄明白路德想通过改革实现的东西”他说,“改革,就是不断更新,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不要因循守旧。天主教教会忽略了人类的普遍进步,也没有保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也指责新教没有好好地利用路德的美妙建议,却重新陷入惰性之中。“教会之间的斗争,”他言之凿凿地说,“造成了分裂,其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天主教没有滥用他们的影响,插手国家事务,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的宗教活动。”
    
    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指出,希特勒完全明白普通人受日常工作的束缚,本能地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形式,把他们从平淡乏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人类的这种固有的需要被天主教会很好地利用了,他们通过神秘的祭礼、神奇的建筑、高亢的圣乐和在醉人的香火中开展的庄严的宗教仪式来吸引人们。希特勒欣赏基督教徒的组织天才,他们成功地建起了各种风格的教堂,一直到最小的村庄,还为教堂募捐到了可观的财物。然,他也发现,新教因为自然的简朴而给人以一种贫穷的印象。在总理府的新年招待会上,梵蒂冈教廷大使帕切利庄严驾到,震慑了新教的所有代表,希特勒常常拿这两种倾向来对比。
    
    “天主教教会的神秘,”希特勒说,“非常适合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而新教其教堂外形庄严,适合北方的基督教形式。” 在他看来,天主教教会在神职人员的选择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机智。乡村里的神甫几乎全都来自农民,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自然联系。
    
    说到天主教教士必须独身时,他常常嘲笑这种额外的奉献。此外,他还认定,一个家庭,只有父亲才知道家庭的困难和负担,才能真正承担家庭的责任。……希特勒的双重人格已经变成了人格分裂,他的言论与他的行为已经断裂了:因为他总习惯说,婚姻对他来说,是他对人民尽义务时遇到的最大障碍。
    
    希特勒还是很明智的,明白自己不能粗暴地消除信仰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党的纲领规定党员有绝对的信仰自由,许多党员并没有离开教会,依然忠实于他们的信仰。希特勒知道许多德国人戏剧性地抛弃宗教信仰,但内心深处的信仰依然是完整的,它能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我们都知道鲍曼玩世不恭地同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开战,尤其是在德国南方的学校和家庭里。他这么做引发了为捍卫信仰自由而进行的反抗。在希特勒的要求下,鲍曼不得不停下来。鲍曼的狂热,加上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心灵难以估计的因素,使他无法明白在这样一个道德兴衰变迁的时代,这种反宗教行为是多么遭人厌弃。而希特勒却知道,在这个领域,如果不拿另一种理想来替代的话,是不可能从人们身上夺走某样东西的。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拿什么来替代基督教思想,送给他的人民,但他相信,他迟早会找到一种理想方式,从中得到启发。他常常坐在炉火边,当着我们的面,任自己的想象驰骋。
    
    “不久的将来,当巨大的“工人城市”拔地而起的时候,要准备兴建一些大厦,在那里举行洗礼和婚礼,庆祝仪式要像在教堂里一样盛大。设在最小的居民点里的党的办公大楼,都要有一个装潢华丽的大厅,营造出教堂里的那种神秘气氛。”希特勒完全明白女性希望自己的婚礼有一个庄严的仪式。他承认到民政机关登记的非宗教式结婚,由于是在市政府布满灰尘的大厅里举行的,缺乏与婚姻相匹配的庄严和神圣。在他看来,婚姻必须集体庆祝,给婚礼增添激动人心的气氛。他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想象中的婚礼应该是如何进行:十几对新人在辉煌的背景中,为了生活走到一起,沉浸在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奏出的和谐的乐曲中。他承认他有许多东西要从教堂的仪式中学习,并运用于纳粹的许多仪式。他很羡慕天主教会通过其盛大仪式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有一天,他逐字逐句地说:“我们要努力使纽伦堡的党代会像教堂庆典一样辉煌。”
    
    希特勒直到最后都还是天主教教会的信徒,定期支付信仰税。然而,他已经决定一旦战争胜利结束,他就脱离教会另立新教。他这种行为在世人的眼里也许有象征意义。对德国来说,它将标志着历史翻到了最后一页,一个新的纪元将为第三帝国开启。
    
    那将是一个异教的帝国,更接近北欧神话或伊斯兰教。这大约也是马丁·路德的本质所在。
    
    第三篇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按照纳粹的标准定义,一个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就算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按照上述定义,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
    
    这正是整个纳粹运动的内在困惑,也是其最后走向失败的宿命因素之一。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德国军需十分紧张的战争后期,运送犹太人的死亡列车还是第一优先的,如此大规模地逮捕犹太人在军事上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严重分散了德国的战争努力。
    
    按照我在《毛泽东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一文揭示的,“阶级叛徒特别凶残”之定律来看,希特勒也显然位列其中。阶级叛徒是我发现的一个政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希特勒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这是人性中最难解最黑暗的一面。
    
    但是他们镇压完了别人之后,自己却坐享其成,把他们原先的出身放大到无限:
    
    列宁成了最大的教师,斯大林成了崇拜的对象,墨索里尼专门制造新闻,希特勒实现了犹太人统治欧洲的梦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通过“私有化──公有化──再度私有化”的权力魔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
    
    叛徒往往体现出“变本加厉的凶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如此看来,在苏联和中国先后发生的,并非“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剥削阶级叛徒的格外凶残”──剥削阶级变成了抢夺阶级。在这一抢夺过程的开始阶段,因为抢夺阶级需要帮凶,无产阶级的处境好像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而更加恶化了,最后不仅更加贫困,而且连自由身份也失去了,变成了奴隶阶级。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但在成功复国之后就反过来迫害巴勒斯坦土著。正如希特勒的祖母受到侮辱,希特勒就通过大举灭犹来寻求报复。结果使得希特勒自己成了一个“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希特勒一生给人留下的最大谜团是:
    
    1、他在一次大战中与英军作过战,并且因为中了英军的毒气而神经错乱、几乎失明,但是他却终身崇敬英国,甚至在英国向他宣战之后,他还亲手在敦刻尔克放走了三十多万英国的残兵败将,从而为自己四五年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2、他没有和俄国人作过战,甚至还是苏联共产党组织的“士兵委员会”的干事,但是后来却布尔什维克为敌,并好像对俄国人怀有刻骨仇恨。
    
    3、他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并有许多犹太朋友甚至情人,他和犹太人息息相通,也最喜欢犹太人表演的艺术,但是最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仅和犹太人翻脸,而且把犹太人列为最大的敌人。
    
    4、上书谜团似乎不是孤立的,希特勒这个人,和他自己的绝大多数亲属包括他唯一的同父同母妹妹,都相当疏远,但是却和陌生人打成一片。他是一个德意志爱国者吗?其实不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甚至准备彻底毁灭德意志民族,就像他亲自下令杀了自己豢养的一只狗那样。
    
    5、希特勒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梦想在欧洲重现英国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美梦。他当然是反对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但是他挑起的二次大战,却不偏不倚地正好促进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也是他曾经预言的,他曾经说过,与他和解,是英国保留其海外殖民地的唯一途径。
    
    6、希特勒在东线的败局,和他的分兵战略息息相关:1941年他分兵南路基辅和北路列宁格勒,从而削弱了中路莫斯科的攻势,终于导致战略奇袭的失败。1942年他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同时,又分兵高加索,从而导致了战术优势的丧失。战略奇袭的失败和战术优势的丧失,都与他的分兵手法有关,这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自己1940年在法国分兵突袭所获得成功的奇迹般的经验。由此可说:“成功是失败之父。”
    
    7、德国并没有从犹太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得到真正的好处,只是得到了“帮凶”的恶名。最后整个国家还赔了进去,整个民族至今不能抬起头来。“我的奋斗”,如果仅仅作为希特勒个人的奋斗,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但是如果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奋斗,则是极为失败的。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日本侵华战犯的身上:他们的个人成功导致了民族的失败。而且事实同样证明,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极端的自恋狂。这从他临近末日的时候下令毁灭德国的所有生活设施并宣称战败的德国人民毫无权利延续下去可见一斑。希特勒一生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想做而没有能完全做到的事”。在他身上,与其说体现了更多的德国性格,还不如说体现了更多的犹太性格,当然这两种性格在希特勒身上是混在一起的,此起彼伏的。
    
    “作为犹太人的希特勒”:希特勒的后半生都在屠杀犹太人,这恰恰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后代。
    
    按照父系来看,希特勒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长期和外族杂居,为了防止自身消亡,犹太人规定小孩的族属只能依据母亲的身份来结算,因为女犹太人生的,至少有一半犹太血统,而男犹太人生的,则完全可能没有犹太血统。
    
    那么被犹太人遗弃的希特勒家族,可否被德国承认并且接纳呢?也不能,因为德国人是按照父系来看待一个人的族属的,这样一来,希特勒家族就只能算作私生子、犹太杂种,而不能算作真正的德国人。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两代的德国母系血统,分别是由希特勒的祖母和母亲相继传递的,但是在父权社会看来,那只有生物意义,没有社会意义。
    
    希特勒的这样尴尬处境,使他对犹太人的爱,转变为恨。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8年5月2日签署的一份遗嘱写道:
    
    “我所有的财产捐赠给党。这样我和党内出版社已经签署的合同将不受影响。我著作出版所得收入包括未来的收入都归党所有。”
    
    “我其他贵重物品、上萨尔茨山的别墅、我的家具、艺术品和画作等等捐赠给党。由国家会计来管理。我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内住所的物件由尤利乌斯·绍布同志整理确认。”
    
    这样一个人,一生几乎不沾烟酒,只有在应酬的时候才会喝点啤酒或者葡萄酒,在公开场合营造出不近女色的形象,终生不育,在遗嘱里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党;但这个人同时又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几个屠夫之一,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和他的先行者列宁、墨索里尼以及他的同行者斯大林以及后继者毛泽东、波尔布特一起,给全球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了这一切呢?
    
    希特勒是一个共产党员。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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