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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属于政治改革,战略上应当先行/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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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07日 来稿)
      
    司法建设应坚持由执政党主导,通过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形成法律草案交给人大表决实施。司法改革属于政治改革,战略上应当先行。因为一个国家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司法是公正的,人民能够通过法院找到正义,那么社会就不会出现大问题。所以从战略上,只要我们建立了公正廉洁的法院,我们就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基本稳定,相反就会出现问题。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法律底色
      
    有人会留意,很多执法运动的宣传画上都会出现铁拳的标志,这其实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来自于我们执政党从革命到执政过程中的人民司法传统。
      
    司法的群众路线是从延安开始的。那时的司法就强调群众路线,要求走出窑洞、深入农村,所以它不希望判官、法官坐堂问案,要求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掌握政策照顾人情,调解为主,审判为辅,解决问题不拘形式。当时延安的社会生活比较单一,案件比较简单,就是债务、斗殴、婚姻等等,没有所谓的现代纠纷,所以老百姓可以根据社会做判断,遇到什么纠纷到本地调查研究就很容易搞清楚。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背景变化了,国民党的司法非常腐败,懂法律的人才非常少,当时全国最大的北大法学院一共才25个学生。共产党革命成功,政权有了,但是缺少干部。而且,革命一成功,随即就废除了国民党的司法教育,但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司法教育内容来填补。新的司法人员培养不出来,就要留用一批旧的司法人员。国民党的法官作风陈旧,非常腐败,依旧是旧传统、旧作风,吃卡拿要,对人民法院起着严重的侵蚀作用,以至于有的法院整个被烂掉了。当时主管政法的董必武的考虑就是改造旧法官,他认为不改变的人是没有的,共产党是有本事将国民党这些坏法官改造好。共产党派了大量先进分子、优秀党员到法院去改造旧法院。但是结果正相反,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很快被国民党的旧法官影响了,也出现了腐败问题。我们现在看这一现象,其实是权力腐败规律发挥了作用,你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而不是国民党的旧官员腐化了共产党的优秀干部。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董必武的办法就是八个字:面向群众,依靠群众。简单讲,干部腐败一律打倒,再到群众中去提拔新干部。这也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当时从普通群众中选任了20余万人民陪审员,我们现在还只有四五万,远不及当年。如果按照当时的标准,恐怕现在要有100万的陪审员。
      
    从群众中选司法干部,再从骨干干部中选派一部分人,同时再调一批老干部。当时组成法院的是这样几类人,首先是老干部,很多都是伤残的军官,其次是青年知识分子,第三是五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队中的工农积极分子,第四,转业军人,第五是人民组织,如工会、农会、妇联的干部。从人民群众中找到一些人做职业法官,保持跟人民的联系,同时找一些人民陪审员,经过法学训练的法官则是凤毛麟角。
      
    这样的法院组成在当时有两个后果,其一是法院中有大量的转业军官、军人。另一个后果就是政治化审判,首先是公审,也就是广场审判。还有就是集中审判了,所有的犯罪嫌疑人站成一排,一个法官当即审判。上诉期、缓冲期都没有。从重从快,最快的是死刑,更快的就是马上执行死刑。人民群众的审判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复仇是核心,而缺乏规则,司法确实有复仇的内容,你打了我,我要复仇,就去告你,让法院判你,这是基于法律规则的惩处,但是人民司法就完全不同。广场审判只要激起义愤,就可以使判决得到公众的认可,这就会产生互动的效果,一群人在那里控诉,旁听的人气愤得流眼泪,最终在掌声中就把犯罪分子枪毙了。  

曾经的司法运动化
      
    人民司法体现更为明显是司法与运动相结合,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任务,组织了不同的法庭,比如说“五反”人民法庭,“三反人民法庭”,当时影响最大是土改人民法庭,土改过程中大约5亿少地、无地的农民,分得了大概7亿亩的土地。共产党在短时期内干成了这件事,土改人民法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法庭的核心作用就是镇压、威慑和保障作用。毛泽东说“法庭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叫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也由怀疑人民法庭变为信任人民法庭。
      
    根据河南1950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土改法庭分庭大多是区长兼审判长,区农协选举三五个审判员(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哪个乡开庭,由哪个乡农会再选三五个积极分子,作陪审员。从联系群众方面来看,比由政府派几个干部下去办好得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群众,他们不但熟悉群众意见,而且熟悉地主们各式各样的反动行为,使地主无空可钻。河南土改人民法庭其实就是由一群农民土改积极分子组成的农民拼盘。实际上就是农村的穷人,斗起来积极。所以当时的地主宁可被群众斗,也不愿意被法庭斗。
      
    绍兴人民法庭还有这样一个记录,“一人说理,大家帮腔”。公审时应扼要问清其简历,以使群众进一步了解其一贯历史,认识其反动面目。群众控诉时采取一人说理、大家帮腔的方法。主审人应充分引导群众诉苦说理。虽然允许被告答辩,但当其狡赖强辩时,主审人应即加指出,然后由群众来自动举证对质,加以穷追痛驳。群众斗争情绪,步步高涨。法庭场面就能保持紧张严肃与生动有力,并更加显露罪犯的顽强不悟,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其罪恶本质。真相是什么这时就不重要了,只要保持情绪的高涨就可以了。
      
    这样一种司法状况,当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这就出现了人民司法的路线之争,主要是何兰阶、曾汉周为主的老革命,批判贾潜、朱耀堂、鲁明健为首的右派。何兰阶和曾汉周,都是17岁就参加革命,主要经历是打仗,都属于革命资历最深但是没有任何司法训练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开始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贾潜和朱耀堂是红色专家,贾潜是朝阳大学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时,他们分别是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任副庭长。这次审判在当年属于世纪性和世界性审判,只有政治和业务上绝对可靠的人物,才可担当此任。很多年之后,反右的何兰阶和右派的鲁明健,1993年共同主编了《当代中国的司法工作》,该书坦陈:在反右斗争中,对有关法院工作的一系列原则问题的正确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主要是:把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批判为“以法抗党”。可以说,这是对司法路线之争一个比较有共识的结果。
      
    但是在此之前的情况是被打成右派的法官完全靠边站,开始了司法政治化大跃进的浪潮。这个结局就是砸烂公检法!江青说司法干警没有一个好人,所以1967年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代表时说: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如果司法和政治完全合流,那政治的风波直接就将司法淹没,没有你独立的声音出来,最后就没有自己。所以董必武当时做反思就说,司法的复兴,法院只服从法律。  

司法复兴与司法改革
      
    司法的复兴,法院只服从法律,从1980年开始,但是直到今天做得还不够彻底。司法的未来,不是司法部门自己主导的改革可以解决的,司法改革是一项政治改革。建设司法必须明确是党的政治责任。司法改革是权力的再分配,涉及20万法官与近千万党政官员的权力调整,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根据我国政治现实,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治资源,对国家负有政治责任,司法建设仍应坚持由执政党主导。通过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形成法律草案交给人大表决实施。最好找一些地方来试点。司法改革属于政治改革,战略上应当先行。政改不可能全面推进,我觉得可以首先从司法改革开始,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司法是公正的,人民能够通过法院找到正义,那么社会就不会出现大问题。所以从战略上,只要我们建立了公正廉洁的法院,我们就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基本稳定。
      
    司法改革过程中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不可偏废。这几年法制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机制上还不能彻底做到将好人放在法院里,结果觉得那些法官都不可靠,怎么办呢?就将法律越来越细分,防止他胡来,实体法越来越细,证据法越来越细,程序法越来越细,然后怎么样呢?一个案件可以用若干条法律来解释,用这个法解释构成这个罪,用那个法解释就构成了那个罪,还用什么法解释就不构成了罪,用什么法我来决定,这不等于无法了吗?我们最主要的改造应该是法院的组织法,用新的组织法确保在法院的人才结构,不合格的人不能进法院。我们一定要改法院的组织法,这才是核心的内容。
      
    完善人民陪审制,让人民有效参与审判,实现司法的法律性和人民性统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制度,在审判里表现为陪审员,在人大里表现为人民代表。你让人民选代表,你根本不要管代表去不去人民那里,他不去明年就没有人投他票了,让我们的代表联系群众就是到群众中去,让我们的法官联系群众的方法就是人民做陪审员。现在全世界都是职业法官带着人民陪审员,按照既定规则审案子,上面还有上诉,上层法院解决法律的统一问题,上层法院不搞陪审。所以不要怕人民陪审员就会出现以前的群众司法,激情审判。
      
    有人说老百姓不懂法,怎么当陪审员呢?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说当议员必须是学法律的,立法比司法复杂多了。如果人民陪审员到了法院,律师的作用就更加凸显了,因为他不懂法,你就需要律师用最浅显的语言将最深的道理讲给法官听,法官就不敢随便呵斥律师胡说了,因为陪审团在旁边会说话。
      
    现在重要案子集中到北京,用北京的法官来审,为什么不把北京的法官送到案子发生的地方呢?国家法官三年一个地方巡回,确保法律的权威,法官站起来,律师才能站起来。各级法院重新定位,功能并不相同。最高法院现在的人很多,据说现在有法官800到1000人。哪儿有这样的最高法院呢?最高法院并不解决公正的问题,它只解决法律的问题,所以这样定位之后,将最高法院的法官往下压,往高院压,高院的法官往中院压,中院的法官就往地方法院压。在基层法院干得好,就到中院去,在中院干得好就往高院去,这样一级一级走。
      
    司法要公开和透明。法官不得为自己的判决辩护,你一辩护就从法官变成了律师,为上诉人设置了障碍,有失自己的身份。法官不得为自己的判决辩护,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你开什么记者招待会?你开庭就行了。你将门关起来,又说人家冤枉我了。你将门打开开庭,还用开记者招待会吗?我到香港法院去,正在开庭,进去的时候鞠个躬,听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意思鞠个躬就出去了。我们改革是有空间的,大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有很多空间完善我们的民主和法制。
      
    (南都评论记者李靖云整理)
      
    本文来源: 南都公众论坛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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