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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之救国《艳电》/何岸泉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30日 来稿)
    
     2012年12月29日,是中国近代著名人物汪精卫(汪兆铭)《艳电》发表74周年的日子。在七十四年之后读《艳电》,我手里拿着两把尺子,一把尺子是时空,穿越回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另一把尺子是国家主权和尊严。在日寇强敌面前,有人选择和谈,有人选择抗战,也有人选择逃跑,如阀二代花帅张学良将军。在反抗会亡国和投降可保民之间,有人选择投降,有人选择反抗。纵观历史,无论和还是战,抉择,总是由统治者作出,而老百姓,无决定国家命运之责。有人说历史总是歌颂主战的英雄而贬低主和派。我看不见得。
    

    看中国历史,无论是岳飞还是秦桧等,他们都被一条看不见的绳牵着。那绳的另一端,才是真正的主战者和主和者: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和汪精卫,谁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谁在抗日战争初期边备战边和谈?寻找这个答案应该不难吧。
    
    我尊重他人的抉择,包括汪精卫的抉择。我会选择相信他人的理由,包括汪精卫的理由。但,汪精卫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言行造成什么后果和影响,不会因为我相信他的理由而迷失对他言行评判的标准。这里的标准,就是上面所提及的两把尺子。
    
    我尊重事实,所以,我选择汪精卫惊人之作《艳电》。因为《艳电》本身是一个事实,无人否认《艳电》的存在,也无人否认《艳电》属于汪精卫。同时,《艳电》也是衡量汪精卫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汪精卫人生的分水岭。
    
    一,《艳电》出台时代背景之-----汪蒋宁汉之争
    孙中山继承人
    
    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同年7月,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相信此为中国共产党有意策划谋害自己的阴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解读蒋介石日记,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判断错误导致意外事件。何岸泉注:此事件彻底改变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命运。)。事变平息后,汪兆铭避嫌离粤。4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中蒋中正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委任蒋为中央组织部部长;7月6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临时全会,蒋中正当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是乃国民党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位真正全面继承其地位的党、政、军统一最高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全体执委及各省市海外党部联席会议开会决议,迅即出师北伐,并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宁汉分争起
    
    1927年3月,北伐军在攻下杭州、苏州后,苏联顾问鲍罗廷联合国民党左派势力在武汉国民政府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为防止蒋介石独揽专权,会议缺席选举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并决议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改为7人集体领导,从而免去了原来由蒋介石担任的上述职务。蒋乃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1927年5月--7月蒋介石北伐同时开始清共,武汉汪精卫政府驱逐了苏联顾问后,也开始取缔中国共产党,汪兆铭在武汉进行分共(共产党称宁汉复合),国民党与共产党终于正式决裂,并展开了持续十年的武装对立。
    
    1927年7月,蒋抵徐州,冯玉祥来会,举行徐州会议,并由冯劝请武汉政府克期取消。蒋奉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8月,北伐军反攻徐州失利,蒋下令退却,并电呈国府,自请处分。当时宁汉分裂益甚,蒋为免成为目标,8月14日发表下野宣言,辞去各职,返乡祭祖扫墓。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并改组国民政府。
    
    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汪兆铭亦于9月初亲抵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宁汉正式复合。
    
    宁汉、宁粤分裂
    
    1927年9月,蒋决定出国考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28日,自沪东渡日本。1927年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宁方取胜,汪兆铭下野。10月,汪兆铭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国民政府发讨伐广东令。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铭北上。蒋自日返国后,于12月1日与宋美龄于上海结婚。12月初在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汪受到新桂系攻击,情急之中提议请蒋复职。各方亦纷电促其再起,蒋乃决定回金陵。12月16日汪兆铭辞职赴法国。
    
    1928年到1929年间,蒋中正取得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亦称中原大战)胜利后日益独裁。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中正通电,要求汪兆铭回国主政。11月汪兆铭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中正。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挺蒋中正而造成反蒋中正阵营失败,1931年1月1日,汪兆铭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蒋中正软禁胡汉民。5月27日,粤、桂等反蒋中正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汪兆铭出任领袖。 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中正下野,汪兆铭在野。
    
    作为国父孙中山的亲信弟子,汪的名声比蒋大很多。但由于蒋凭借在北伐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军功、军权和军事才能,后来居上,与汪分分合合,各自拥有国民党资源和人脉。从孙中山去世到日本侵华这段时期的宁汉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二人及所属集团,在权力相争中,并非像共产党内部斗争那样,赶尽杀绝,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宁汉一国双政府一党双中央之争,反映出汪精卫与蒋介石谁都不愿当副手的心态。一山难容二虎啊。
    
    所以可以判断,汪蒋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是导致将来汪精卫发表《艳电》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华民国抗日大业,由蒋介石领导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汪不甘心当蒋的副手,故上演一出《艳电》的和平运动,以图险中求胜。汪寄希望与日本政府和某些军阀的支持,达成中日和平协议,创造奇迹,建立功勋,压倒蒋介石,夺回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位。
    
    二,《艳电》出台时代背景之-----汪蒋双簧
    
    日寇入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下,未行军事抵抗,导致东北沦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张学良率领东北军约20万人撤入关内陕西。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汪兆铭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中正的人马,只好请蒋中正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因为指挥不动张学良抗日宣布辞职,前往欧洲。
    
    1932年1月,日军进占锦州。蒋发表「独立外交」演讲,痛切指陈宣战之弊害。日军于同月侵入淞沪,第十九路军就地抵抗,「一二八战事」爆发。蒋以辞职在野之身,密电各军积极准备抗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蒋密令何应钦指挥第十九路军作战,并密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与第八十八两师加入淞沪抗战。 3月,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开会,决议再任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新负责中国政事。
    
    缓兵备战
    
    1933年1月,日军攻破榆关,中共则在江西扩张。蒋筹划应付日军、共军呼应夹击之策,决定“对外积极准备,对内加紧剿共”。2月,日军对热河开始进攻。国联决议不承认满洲国。蒋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紧剿共,并密筹对日宣战与封锁之准备。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中正请汪回国主持抗战。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中正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4月,日军谋与「满洲国」联合进攻多伦,爆发察省危机。同一时期,江西新淦为共军所攻陷。蒋赴赣主持国军剿共军事会议,表明长期抗战方略与决心。为此,蒋随后发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申明“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无以御外侮”。
    
    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 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一天,蒋在日记中写到:“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这个普遍认为是卖国的协定引发人们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的谴责。(何岸泉注:签署《塘沽协定》时,主张对日和平交涉的汪精卫是代表中国政府。这与发表《艳电》时脱离国民党和中国政府的个人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
    
    「塘沽协定」签订后同年6月,蒋密令购备装甲车、坦克车等武器。 8月,筹划对日开战时国府迁都西北之准备。10月,蒋在南昌召集各将领会议,杭江铁路建筑完成,八省粮食会议开会,规划建筑江防海防各要塞。
    
    1934年1月,闽变落幕后,蒋在病中口述《敌乎?友乎? 》一文,嘱陈布雷捉刀润笔,以徐道邻名义发表,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同时晓谕国人:「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日本方面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大浓。
    
    1934年12月,国民党第五届一中全会开会,蒋提出对日决策之基准:「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 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遇刺,被军人、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之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
    
    汪兆铭与胡汉民等早期孙文的核心干部失势后,蒋中正的声望在西安事变之后得到维护,并受到苏联及中共的支持。1937年1月,汪兆铭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中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蒋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 并密电当时的宋哲元向石家庄、保定增兵,巩固北平城防。 7月13日电令宋哲元,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17日,蒋在江西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在这里,蒋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他认为卢沟桥事变非“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所以必须反击。同时采取紧急措施,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后备兵员100万人。国民政府亦将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迁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 28日,北平沦陷。
    此后的汪兆铭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中正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兆铭的助手周佛海,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淞沪战役
    
    日本认为攻下宁沪能让中国屈服。 1937年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向海军军令部报告:“为制支那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8月,蒋调遣五十万精锐部队赴上海防守。 8月8日,蒋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指出此次日军大举入寇,攻取平津,“此诚为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要求全军将士:“要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8月14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下令对日军发动总攻击,大规模对日抗战遂于淞沪全面爆发(淞沪会战)。 8月20日,陈诚向蒋中正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11月11日,国军撤离上海,一溃千里。蒋决计迁都,长期抗战。日本全面进攻时,宣告三个月灭亡中国,而仅淞沪一战便打了三个月。12月13日,南京沦陷。唐生智明知南京难保,却并不组织民众疏散,战败之后的国军亦退却无序,官长只顾自己逃命。城破之时,日军将大批败军与无辜民众围住,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杀,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迁都重庆
    
    1938年春,日本发表“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声明,大量增兵进攻中国。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于武昌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蒋中正被推举为总裁,发布“抗战建国纲领”。4月,李宗仁在台儿庄大败日军,史称“台儿庄大捷”。5月国军撤出徐州,6月蒋下令炸毁花园口使黄河决堤,企图阻挠了日军进攻,却因日军绕道并未奏效,反而造成几百里黄泛区,使得无辜百姓丧身洪涝。10月25日,国军撤离武汉。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
     (1)东亚的永久和平;
     (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
     (3)联合防共;
     (4)经济合作;
     (5)创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不同名义的与日 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 三次近卫声明发表,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由中国分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借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 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
     (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
     (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
    
     (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日本态度转变引起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 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劝说,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 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
    
    受此影响,12月19日,主张与日本媾和的汪精卫自重庆出走越南河内,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的张季銮,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
    
    12月29日汪发出“艳电”,决定提倡“中日友好”。
    
    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 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蒋正式加以谴责。 1939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决议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政治指导、国防决策机构,以统一党政军之指挥,由国民党总裁出任委员长。二月,日军攻占海南岛。
    
    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 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并未如约支持汪兆铭,和平运动失败。
    
    从上述一系列事件不难看出,蒋介石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从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起,一直在作与日本政府和谈的努力。同时,国民政府在蒋汪的领导下,也在积极发展经济和军备,作抗战的准备。从1927年至1937年南京沦陷的十年,史称“黄金十年”。其中1931年至1937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在日寇入侵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在这段时期里,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工明确,汪以他个人名声和地位,还有口才,主要负责与日本政府谈判周旋,而蒋介石则统领全国全军,积极备战。
    
    汪精卫的《艳电》及和平运动,若成功,则是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丰功伟绩。可惜,汪精卫失败了。因为,同意与中国亲善友好的近卫内阁倒台了。
    
    到此为止,如果汪精卫承认失败,悬崖勒马,回到中国政府和国民党中,或淡出政坛,他的《艳电》之作,仍可以被看作为拯救中国免于战火而作的最后努力。因为,汪精卫擅自脱离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在河内发表《艳电》,已经属于对抗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属于叛国投敌行为。但是,汪精卫没有停下他的脚步。这一步跨出去,性质就变了。
    
    三,解读《艳电》
    
    【汪兆铭:艳电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汪精卫发表《艳电》之时,身份仍为国民党党员和副总裁,故有以上措辞。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昭告天下,有揽此功于一己之意。因为那时那刻,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经得到日本近卫内阁的支持。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汪精卫指出,四月国民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宣言,与他的和平运动,基本上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他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可以看作是在执行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 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 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 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 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 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 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 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坦率而言,日本政府的三点声明,从字面上来看,的确冠冕堂皇,让人无法不动心。针对日本政府的22日声明,汪精卫呼吁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既然抗战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如果和平谈判也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可以使国民免于伤亡国家免于灾难,与日本政府展开和平谈判,应该被视作一种选项。如韩战之停战协议,对南北韩政权来说,都是在承受国家分裂的条件下,不得不作出的困难抉择。
    
    【以 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 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 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 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的《艳电》,公开脱离国民党政府阵营,以中日政府之外第三方的姿态,以汪精卫自己的主和立场,呼应日本政府12月22日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结束日本侵华中国抗战状态,为中国和日本谋取和平。
    
    汪 蒋一路走来,在国民党和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争夺中,各有所长,各霸一方。自日本侵入中国之后,蒋介石集团的实力开始超越汪精卫集团,原因之一是蒋掌握着 国民党军政的领导大权。抗日初期,汪蒋两人合作分工,倾向和平谈判的汪精卫在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接触中,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而且自日寇入侵中国至1936年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对日本宣战。这表明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入中国一直采取边和谈边备战的策略。因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有着在日 留学经历的他们,都明白中日双方真实国力和军队战力,倘若对日宣战,不但不能捍卫国土和保护民众,反而可能会促使日军投入更多兵力加强进攻,导致中华民国 灭亡。当然,史达林同志和在延安的苏维埃政权是最高兴看到中华民国灭亡的。
    
    日军侵华战事由于中方羸弱,没有花多少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12月12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倾力进攻比中国强大无数倍的美军太平洋舰队,证明日军没有急于占领整个中国的意图。由此可以推论,珍珠港事件之前3年,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艳电》发表之际,正是日本政府考虑与中国停战,进攻苏联或其他地区国家的时刻。所以有日本近卫内阁在1938年 的接连三次和平声明。当时的英美法等国,也极力撮合中国日本停战,欲引导日本进攻苏联。所以,汪精卫在整个大国际形势都有利于中日和平的情形下,不顾他个 人一世英名,不顾他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身份,贸然出走河内,发表临门一脚式或孤注一掷式的《艳电》,给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如果中日和平事成,估计中国的政治舞台,又是蒋介石下汪精卫上。可是,突然日本近卫内阁下台,好战者占据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发言权。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两人之争中再次败北。
    
    1940年,丧心病狂的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名望达成以华治华的目的。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具有伟大自我牺牲精神的、甘愿冒千古骂名也要赴汤蹈火的、曲线救国爱民如子者有: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发行钞票;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
    
    还有必要把那些被尊为“汉奸卖国贼”们的名字都一一列举出来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此文,写到这一段,才第一次出现汉奸卖国贼字样。
    
    汉奸卖国贼的光荣称号,我认为,只属于国家政府高级行政人员,或者在社会上具有高名誉高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请别把这么尊贵的帽子扣在小老百姓头上。
    
    我认为,汪精卫主持的伪政府在南京,不是卖国,也不是送国,是替日寇看家护院,干的是傀儡的活。
    
    叛 国投敌,是汪精卫的罪名,这桩罪名,是汪精卫用行动挣来的,不是谁送给他或者强加于他的。即便汪精卫本人如何解释他的叛国投敌行为,或给他的行为取了什么 光怪陆离的好名字;即便74年来,各种人物抱有各种心情编造各种理由,为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为辩护,也无法否定汪精卫在敌占区建立伪政府,在敌人领导下, 帮助日寇治理地方的行为。
    
    这种行为,汪精卫做了,就是叛国投敌行为。汪精卫叛国前的任何光彩夺目、高风亮节的故事,汪精卫叛国后任何绚丽多彩、花枝招展的理由,都丝毫不能干扰我对他叛国投敌行为的判断。
    
    秦桧背后有个皇帝,汪精卫背后有谁?
    (别老把屎盆子往女人头上扣。我最讨厌这个。)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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