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之烦：政令出中南海多远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1日 转载)
欧阳君山
习总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解读六兼与吴稼祥先生商“公天下”
学人动辄言“公”，当然不错，问题是乱了先后，没有私，怎么公？没有“我”，咋成仁？中共私有天下，以党治国，其实正是“公天下”，问题在于党对超限“财产”的治理，政令出中南海太远而致边际效应递减，委托—代理的层级太多，共治分有的程度不足。这才是中共真正的难题：一统天下后，怎么样与天下共治分有？
——题记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毫无疑问的，自身不硬，肯定打不了铁。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逻辑，所谓“修齐治平”，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平天下，从“我”出发，由小而大。但自身硬了就一定能打铁吗？即便能，一个硬汉可打多少铁呢？习总提出“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且不论能否使中共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即便党真正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就一定能把国治？
在现代社会，经济私有制通行天下，最明显的就是家族企业风行，而且多有成功的大企业；政治私有制举步维艰，最明显的就是以党治国受困，党制国家不仅屈指可数，而且多被认为偏离世界潮流。为什么同为产权清晰的组织机制，经济私有制和政治私有制的命运截然不同呢？
原因首先应该在于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逻辑！由于工商业的崛起，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农业文明下的旧均衡被打破，国家一个个转向财富与暴力的大规模生产乃至扩张，政治私有制现实上相形见绌，不只是在国内问题上疲于应付，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竞争中力不从心。欧洲国家一个个相继爆发或大或小的革命，作为政治私有的君主制不是被替代，就是被虚化。在欧洲之外，一者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改造，另者因为“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压力，国家也一个个相继从政治私有制转向政治公有制。这或许就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内在的理论逻辑！近现代以降，政治私有制之所以被政治公有制群取而代之，不是因为古人偏好“封建”，更非人性发生突变，现代人一个个变得喜好自由民主，原因乃在于政治私有制所固有的局限性，这就是一个人（家族或组织本质上可归结到一个产权人）真正能私有的“财产”是有限的，如果私有财产超过一定限度，与人共享共治甚至分有是不可避免的。
秦始皇可以武力取天下，但也不可能真正私有天下。即便圣明如周文王，也不可能真正私有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私有一个天下。因为“我”（任意的一个人）本有限，时间极其有限，精力极其有限，生理极其有限，有形的一切都极其有限，所以“我”能实际控制的“财产”也极其有限。一个天下远超过“我”能实际控制的财产的最高额度，必须与人共治分有。
这正是始皇天字第一号的难题：一统天下后如何治理偌大的天下？史载，丞相王绾提出应在远地分封诸候，这是周文王当初的做法，实质是以委托—代理对超限财产分有共治。但始皇以史为鉴，赞同廷尉李斯所担心的代理人起哄，即共治分有者以经营权挑战所有权，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始皇帝的确英明，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大大提高代理人起哄的交易成本，但本质上仍是以委托—代理来共治分有，不过是改代理人固定制为流动制而已，防止轻易坐大。
由于工商业及科技的发展发达，不仅人的活性极大增强，而且人群的组织规模也极大扩展，一个人私有一个国家更成为不可能，因为这时候国家作为“财产”已远超“我”能实际控制的财产的最高额度。这就是政治私有制至近现代被政治公有制群取而代之的根本原因，政治私有制产权清晰的逻辑毫无问题，问题在于规模。就是纯粹的公司财产，大到一定程度也必须共治分有。这也是股份制之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如拔掉控股不考虑，经济私有制一定意义上也在向经济公有制发展。“外包”在当下之所以流行，原因应该也在于公司规模过大往往导致治理困难、效率低下乃至腐败丛生。
这也是中共的难题：一统天下后，超限“财产”摆在面前，如何治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二十八年抗争，党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实现了对国家的全面私有，过去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说法，但一者因为技术的发达，使控制成为可能；二者由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控制成为需要；三者也因为延安军事化运动的成功，为控制奠定了经验基础，党的控制力及于每一个国民，乃至与每个国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从“文革”中的某些生活方式如“早请示、晚汇报”充分彰显，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不只是被党化，甚至是被军队化。
“封建专制”的说法大可商榷，一个皇帝或许专制紫禁城乃至整个庙堂，但他怎么可能专制一个偌大的天下呢？从前的中华真正堪称“小政府、大社会”，这可能也非紫禁城中人良心发现，而的确是现实上不太可能，缺乏大规模专制所必须的技术手段，包括武装、交通和通讯。但如果天下之主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技术手段，专制天下即完全可能。中共建政后，即便发生“大跃进”饿死人的惨剧和“文革”闹武斗的大乱，但社会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民变，这在“封建时代”难以想象，除了国民性格，主要原因应该也在于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私有。
形式上讲，全面私有也并不错，尤其在组织对抗中，全面私有恐怕还最具战斗力，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但终非常态，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呢？原因可能也在于他意识到：要保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私有，就必须紧绷阶级斗争之弦，实质是用政治高压来暂缓因私有超限“财产”而内禀的治理困难。
邓小平厉行改革开放，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治理困难高幅反弹，这在党政系统官僚化及腐化问题上已充分表现，极端的便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共历来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这是一个人或组织私有天下最自然不过的反应与举措，就像史上帝王一个个倡导“忠”一样。但即便如此，政令出中南海多远也仍然有问题。原因就在于“财产”超限，导致治理上一层复一层的委托—代理，层级越多，效率愈低，腐败愈重。就中共而言，从总书记到中央级到省部级到地市级到县级到乡镇级到村级，达七级之多，强弩之末，容易招致效率低下乃至腐败丛生。“我”能控制的任何东西都是有限的，包括以力服人（专制）在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边际效用递减。
始皇称“朕即天下”，这是产权清晰的基本逻辑，故柳宗元后有“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之赞，似乎也得到中共开国元勋毛泽东的高度认同，遂有“百代多有秦政制”及“劝君少骂秦始皇”之诗。学人动辄言“公”，当然不错，问题是乱了先后，没有私，怎么公？没有“我”，咋成仁？中共私有天下，以党治国，其实正是“公天下”，问题在于党对超限“财产”的治理，政令出中南海太远而致边际效应递减，委托—代理的层级太多，共治分有的程度不足。这才是中共真正的难题：一统天下后，怎么样与天下共治分有？（待续）
来源：香港《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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