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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共的改革开放/洪愿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01日 转载)
    
    作者:洪愿
    

    目录
    
    引言
    
    1.改革开放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了吗?
    
    2.改革开放后腐败为何愈演愈烈?
    
    3.改革开放让谁先富了起来?
    
    4.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为何变得越来越悬殊?
    
    5.改革开放使中国变得公平公正了吗?
    
    6.改革开放提升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吗?
    
    7.改革开放增进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吗?
    
    8.改革开放创造了怎样的“中国奇迹”?
    
    9.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吗?
    
    跋
    
    
    引子
    
    中共当政之初,许多中国民众都天真地以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很快将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强国之梦就要成真了。
    
    然而,毛时代近30年的极权暴政,非但没有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国家,反而将中华民族拖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更是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折腾得奄奄一息,中共的统治也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文革后,为了重塑政权的合法性,中共改弦易辙,搞起了改革开放。按照官方的宣传,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者和卓越领导者。正因为如此,文革后中共一直将改革开放视为其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依据。
    
    那么,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它到底是证明了还是颠覆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每个心系中华民族前途的人都在关注和思考的现实课题,也是历史要求我们必须给出认真而明确答案的重大考题。
    
    
    1. 改革开放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了吗?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一
    
    
    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相似,中共的改革开放纯粹是一场只改革经济体制不改革政治体制的跛脚改革,一场“一党专政为体,市场经济为用”的新式维新,一场由中共自编自导的换汤不换药的自救运动。这样的改革开放怎么可能把中国真正引向民主自由呢!
    
     ——题记
    
    一
    
    今年初,时为中共“王储”的习近平访美前夕,旅居德国的中国维权律师许北方先生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尊敬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
    
    
    我是中国公民许北方,15年前我在中国和你是同行,学习法律和从事律师工作,一样行业,不一样的命运,你在宪政民主的制度下,追求公平,公正,自由的法治精神,你被伟大的美国人民推选为总统,服务于美国人民。
    
    我在中国维护人权,宣传法治和人权的思想,推进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制度,我被判刑入狱4年,被戴手铐脚镣受尽了酷刑和折磨,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至今难以恢复,父亲母亲都在对我的期盼中离去,他们在死神来临的那一刻还在一直喊着我的名字,至死没能看到我一眼,就在母亲魂归天外的那一天,没有人性的共产党集团打手又开始殴打我,用电棍电我,逼我认罪,把我放在零下20多度的冰窖折磨。
    
    他们指控我有罪的证据是,读了英国约翰•洛克的《论政府》,让•雅克•卢梭的《契约论》,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号召建立工会,保护工人权利等等------
    
    奥巴马先生你也从事过律师工作,当你遇到这样荒唐的证据,并给判刑送进监狱折磨,你会怎么想,怎么认为这样一伙人和这样一个政府制度。
    
    奥巴马先生象我这样的遭遇在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每时每刻都有无助呻吟者非正常的被折磨死去,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新闻报道,“西藏民族文化被摧残,为保卫民族的尊严不断有僧人和藏人被杀害和被逼自杀”,造成这些事件的侩子手领导指挥者就是你即将要握手拥抱的中共集团代表习近平。
    
    2月4日中共不顾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谴责毅然公开袒护巴沙尔阿萨德集团屠杀叙利亚人民,中共集团在中国与人民为敌,屠杀抢劫平民。在国际社会与世界人民为敌,支持暴力恐怖屠杀。这是人类历史社会从来没有过的公开犯罪行为,而国际社会不能制止,使有良知的人不能理解,这是对世界正义道德的羞辱。
    
    奥巴马先生,中共的恐怖头目习近平即将踏入白宫与你会面,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共一伙靠杀人抢劫恐怖暴力的集团是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只有人民在宪法保护下选举出来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才能代表人民。
    
    我也期盼你在与习近平会面时要提出警告,停止恐怖暴力,放下屠刀,融入世界宪政民主的大潮中,修改中国宪法,遵守世界人权的基本准则,保障中国公民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的自由。
    
    奥巴马先生我也有个私人的请求,请你向习近平提出,保障我回到中国的人身安全,我要回到中国建立中共的反对党,“中国宪政党”,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
    
    读罢这封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恐怕不免都会有一番感慨。
    
    
    试想,一个中国公民,仅仅因为“维护人权,宣传法治和人权的思想,推进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制度”就被判刑入狱4年,在狱中“被戴手铐脚镣受尽了酷刑和折磨,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至今难以恢复”;更有甚者,“这样的遭遇在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每时每刻都有无助呻吟者非正常的被折磨死去”,这说明了什么?
    
    试想,一个中国公民,无法寄希望于依靠本国的政治制度约束自己的统治者,只好要求美国总统“警告”他们“停止恐怖暴力,放下屠刀,融入世界宪政民主的大潮中,修改中国宪法,遵守世界人权的基本准则,保障中国公民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的自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了“建立中共的反对党-----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不得不请求奥巴马向习近平提出“保障”自己“回到中国的人身安全”,这又说明了什么?
    
    它们至少说明了一点:改革开放并未让中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悖离世界民主潮流,自由人权严重缺失的典型专制国家。
    
    这其实也是国际主流社会对当今中国的一致评价。
    
    
    2012年5月24日,美国发布了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一如既往地视中国为“独裁国家”,并称在主要领域中国的人权形势还在继续恶化。
    
    创立于1941年,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是一个倡导民主和人权的独立监督机构,每年都会就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对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年度评估。这家机构2012年发布的最新报告把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北朝鲜、缅甸、古巴等16个国家一同列为专制国家。
    
    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师萨拉•库克认为,中国向世界开放了其经济领域。但是,在人权领域却非常独裁专制。她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人权状况很糟糕的国家。中共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讨论政治、人权等问题。甚至表达一些与政府不同的观点也会被视作犯罪。一些敢于发声的社会活动家、律师等被骚扰、审问,甚至关进监狱。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法律程序。”她还说,“自由之家把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分成自由,部份自由和不自由三类。中国属于不自由之列。而且中国占世界上不自由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共一直不遗余力地迫害一些团体,如西藏宗教人士、法轮功学员。更令人担忧的是,从整体上看,201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变得更糟糕了。”
    
    
    二
    
    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迄今仍是一个民主自由严重缺失的专制国家,这虽然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但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实,早在改革开放的帷幕刚刚拉开时,这一点就已经注定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制的极权国家,共产党垄断了社会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同时也剥夺了人们的一切自由。这种极权暴政不仅把中华民族拖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也把共产党自己推到了悬崖边缘。事实很清楚,如果共产党再不改弦更张,继续在这条老路上走下去,就无法维持原有的统治。于是,文革后,结束毛时代的“极左路线”,改变现状自然就成了体制内外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改革开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民心思变的年代。不过,具体到究竟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哪些方面需要开放,以及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人们的想法其实并不相同,甚至区别很大。
    
    过来人魏京生先生回忆说,当时“中国有许多经过了文革磨难的思考者,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不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无法在一党专政的统治下进入现代化社会。”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却完全不是这种想法,他们只想改变毛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只想抛弃毛时代僵化了的经济体制,只想引进西方的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并不想结束一党专制。一言以蔽之,大家都要改革开放,但觉醒了的中国民众要搞的是以废除共产党一党专制为目地的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要搞的却是以挽救和修补一党专制为目地的改革开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过几个月,改革开放刚刚开张,“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便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1979年3月30日,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方针仅仅3个多月,邓小平便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并且特别强调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邓小平还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中央之所以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注1)。
    
    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唐僧划的圈一样,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邓小平给改革开放划的圈。按他立的这个“规矩”,再怎么改革,再怎么开放,这个圈都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当然,这也绝不是邓小平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共党的意志的集中体现。正因为这个缘故,四项基本原则被中共写进了此后的各种重大文件,反复予以强调。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四项基本原则又作了记载和肯定,并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而奋斗。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注2)同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注3)。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将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载入了新党章,而“两个基本点”中的头一个基本点就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2007年10月21日,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再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30多年来,中共领导人换了几茬,政策也一变再变,但四项基本原则却始终被他们奉为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也是一根谁都不许碰的政治高压线。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的改革开放到头来必定是一场只改革开放经济体制不改革开放政治体制的跛脚改革开放,一场“一党专政为体,市场经济为用”的新式维新,一场由中共自编自导的换汤不换药的自救运动。
    
    历史有时有着惊人的相似!一百多年前,当清王朝的专制统治陷入摇摇欲坠的危机时,朝廷中主张 “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改革派曾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让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新恢复元气。一百多年后,中共的改革开放不啻就是洋务运动的某种重演。
    
    试想,这样的改革开放怎么可能把中国真正引向民主自由呢!
    
    
    三
    
    稍微有点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在现代社会,民主的基本特征则是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因此,民主与一党专制可谓水火不容。迄今为止,中共始终强调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说明它根本就不打算废除毛时代建立的一党专制,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可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关于这一点,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可谓斩钉截铁——“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显而易见,不抛弃四项基本原则,不抛弃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再怎么改革开放,都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只能在一党专制的死胡同里继续走下去。
    
    事实也是如此!在毛泽东当权的时代,共产党凌驾于一切之上,中国的大小事务,都得由它做主,由它说了算。就像被打成“右派”的储安平先生所形容的那样,当年的中国就是个“党天下”。改革开放后,这种现状改变了吗?一点没变,还是老样子!
    
    跟毛时代一样,今天的中共依然一手遮天,垄断着整个国家权力,什么事都由它拍板,由它说了算。别的且不说,它与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的关系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
    
    按照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制定和修改国家的基本法律;有权选举、决定、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有权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和监督国家机关。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当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本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党中央”,举凡关乎国家命运的各种重大事务,从制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到选举、决定、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等等,莫不由中共一手操控。说穿了,中共和人大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子与奴仆的关系。
    
    为了确保这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子与奴仆的关系,中共从制度上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安排。首先,全国人大的一把手(即全国人大主任)都是由中共中央任命的,通常都由中共的二三把手担任,并且是在中共的一把手和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全国人大的副主任绝大多数不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就是中央委员。以这些人为主,全国人大还设有专门的党组,以此具体体现中共对人大的领导。
    
    再者,全国人大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立法和决策机构,但实际上,有关国计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大政方针以及中国的法律,都由中共一手制定,真正掌握立法权和决策权的不是人大,而是党。党确定好大政方针和法律之后,再把它们拿到人大会议上,让代表们装模作样地讨论讨论,鼓鼓掌,唱唱赞歌,然后再举手表决通过。事后还一脸真诚地告诉人民,这些大政方针和法律都是由人大一手制定和通过的,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意愿。老百姓之所以把人大戏称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原因即在于此!
    
    再来看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当今世界各国议会的议员,都是遵循普遍、平等、直接、竟选的民主原则由老百姓选举出来的,但中国的人大代表却根本不是真正民选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事先圈定的,然后再交给民众投票。作为一种政治头衔,相当一部分人大代表实际上成了当局奖励企业老板、进行权钱交易的奖品。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大代表完全是在党的一手操纵下产生的,说到底,其实就是党变相任命的,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下选举的形式而已。
    
    至于人大代表的构成就更离谱了。仅以20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在这一年的3000多名人大代表中,95%以上的人为各级党政官员,其他的则是企业老板、学界名人、演艺明星。这些人的职业、生活和活动圈子,与民众基本没什么关系。说到底,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中共的代表、政府的代表、官员的代表。要这样的代表去监督政府,为民众代言,无异于缘木求鱼。
    
    那么人大代表的作用究竟又如何呢?在现代代议制国家,民意代表除了必须普选、不得有官员身份之外,还必须专职。因为只有专职化、职业化,才能保证代表有充足的时间、精力、能力承担民众代言人的大量工作。反观中国,除了人大常委常设机构工作人员外,人大代表都是业余或兼职,其履行代表职责的时间和活动,就是在每年一度的几天人大会议期间,被召集在一起参加会议,议一些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事。以中央政府全年的工作审议为例,仅用几天时间,将几千名散居于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集中起来,审议大量的专业报告,这岂不是走过场?人大会议因此被民众戏称为官商和名人明星的聚会。不仅如此,人大代表的的履职能力及水平也相当差。对于部份企业老板、科技人员、演艺明星代表,其作为代表的荣誉象征远大于议政能力。在一年一度几天的全国人代会上,居然有代表提老公给老婆发工资这样的笑话提案,还有的代表居然因从来不对政府工作提意见、“不给政府添乱”而自傲。难怪老百姓讥讽说,人大代表无非就是“见面握握手,会上拍拍手,表决举举手,散会挥挥手”。如此“参政议政”,有何效果可言?!
      
    可见,通过人大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不是人民,而是中共。除此之外,中共与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等也都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关系。说到底,人民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中共才是真正的主人。毛时代如此,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历史完全就是停滞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但没有党外民主,同样也没有党内民主。毛泽东身后,不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尽管都不再具有毛泽东当年那种一言九鼎为所欲为的权力和权威,但仍然牢牢控制着党的最高权力。他们独断专横,飞扬跋扈,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就左右了整个党的一切,左右了整个国家。当年江泽民置其他政治局常委的不同意见于不顾,硬是一个人强行拍板要镇压法轮功,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五
    
    
    跛脚的改革开放不但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同样也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诚然,改革开放后的大陆民众,拥有了一些毛时代所不曾拥有过的权利,一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不但敢想,而且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
    
    比如,毛时代大陆人没有穿衣的自由,统一着毛式中山装,一律灰色或绿色。改革开放后国人穿衣着装则越来越开放,尤其是今天,穿奇装异服非但不会被禁止,而且成了被鼓励的消费新潮。
    
    又如,毛时代百姓连谈恋爱都要向“组织”请示汇报,恋人在公众场合公开拉手,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和生活作风,改革开放后对于这种事“组织”上一般就不管了,年轻人高兴怎么谈就怎么谈,别说在公众场合手拉手,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拥抱,党今天也不会干预。在许多城市,甚至连色情行业都成了被官方默许的经济增长点。
    
    再如,毛时代只允许公有制存在,私有财产被视为“万恶之源”,商品经济被当作“投机倒把”遭到严禁。改革开放后整个倒了个个,商品经济成了“香馍馍”,不但私营经济受到官方的青睐,连私有财产最终也修成“正果”,写入了宪法。
    
    显然,类似的变化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有人甚至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自由的,几乎没有什么是想干而不能干的。面对国际舆论,中共更是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宣称,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最好时期”,大陆人民如今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充分自由”。但是,如果深究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自由其实既不是人们期盼获得和理应属于他们的自由的全部,更不是这些自由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份,充其量只不过是谋取财富和享受财富的自由,说得通俗些,也就是挣钱花钱的自由。
    
    那么,什么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由权利呢?那就是联合国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明确规定的,“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也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思想(包括信仰在内)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权利。它们之所以构成人类自由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份,是因为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标志在于人是有思想和精神的高级生命,拥有、表达和传播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不但是“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也是维系人类尊严的根本所在。
    
    《世界人权宣言》并且分别对这些自由的具体内容做了详尽的阐述,指出“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八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十条)。”与此相关的自由权利还包括“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五条)。”“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条)。”
    
    不幸的是,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搞了30多年,但中国人民理应拥有的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由权利却依然与他们无缘。如果说在毛时代,大陆公民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理应属于他们的这些权利始终为中共所扼杀和践踏的话,那么到今天为止这种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段甚至还有过之而不及。
    
    不错,今天的中国人是有了挣钱花钱的自由,但他们有以信仰自由为标志的思想自由吗?依然没有!法轮功和家庭教会在大陆的遭遇就是两个最典型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虽然不是宗教,但与传统正教相似,也是一种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导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道德水准不断提高,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他们在社会上恪守公德,助人为乐;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不仅如此,法轮功修炼者在做好本职工作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但不参与政治,而且把对政治和权力的执著看作是横在修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大量事实表明,法轮功在大陆的迅速传播,既使修炼者自身的道德水准得到了明显提高,也有力的稳定了社会,带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称得上是与国与民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小鸡肚肠的独裁者江泽民却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颠倒黑白,捏造罪名,将法轮功打成所谓“邪教” 予以取缔,并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大肆进行非法镇压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以来,大陆至少有10多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数千人被迫害致死。
    
    被中共当做邪教镇压的还有家庭教会。据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前些年的调查,在大陆50万家庭教会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过,4014人被判劳改劳教,129人残害致死,208人致残,997人被监视,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两万多人挨过打,一万多人被罚款(最少的是罚5角,最多的罚80多万),而终日惶恐不安,聚会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50万信徒。
    
    同样,今天的中国人有言论自由了吗?也没有!改革开放后,中共不但相继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用行政手段打压不同政见,更采取法律和暴力手段,将众多公开批评当局,传播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非法判刑劳教,关进监狱,百般摧残。
    
    近年来,中共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还出现了一种引人关注的新现象:跨省追捕。
    
    随着大陆网络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在网上发帖,揭发时弊,批评政府,表达民意,但一些地方政府却对此恼羞成怒,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身处另一省份的发帖者公开跨省进行抓捕,严重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如身居上海的青年网民王帅在多次举报无果后,于2009年2月12日上网发帖,揭露河南灵宝市政府2008年5月违法“租”用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约3万余农民将因此失去土地。不料竟然因言获罪,3月6日灵宝市网警跨省来到上海将其抓捕。与此类似的是,2011年8月16日,在上海工作的江苏睢宁人高国龙因在网上发帖批评睢宁法院的执行工作,被家乡的两个法官带队将他从上海抓回睢宁。此后,睢宁法院以诽谤他人的罪名对其处以拘留15日并罚款1万元。
    
    那么,当今的中国人有集会和结社自由了吗?同样没有!改革开放30年多来,大陆当局对民间社团的扼杀,对民众集会游行示威的打压可以说从来就不曾间断过。上世纪末中国民主党的遭遇和刚刚发生的什邡事件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例。
    
    1998年6月,借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之机,一些大陆民运人士开始筹建中国民主党。该党宣称主张多党宪政民主,主张自由公正普选,主张实现中国公平和自由,追求与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政府,同时承认人民有选择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改变政府的权力。江泽民对此极为震怒,恶狠狠地说:“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于是,克林顿刚一离开中国,中共当局便立即对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进行打压,多名参与者被非法判刑,其党总部流亡到美国,活动也由公开转移到半地下。
    
    今年7月1日,四川什邡市群众因不满宏达钼铜项目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纷纷集会游行,以示抗议。事件发生后,什邡市政府派出大量警察、武警、特警官兵前来“维稳”,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发射震撼弹和催泪弹,甚至对抗议者挥舞大棒,大打出手,导致多人受伤。7月3日,什邡公安局又发出通告恐吓市民,“凡正在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息和其它方式煽动、策划或者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者,必须立即停止违法活动,并自行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否则,一经查实,将依法处理。”通告还勒令“凡煽动、策划、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或打砸抢的人员,三天内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此后,有27名游行示威者被当局作为“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予以强制带离。
    
    退一步说,即便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挣钱花钱的自由,也并不是中共恩赐给他们的,而是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但却被中共强行剥夺了许多年,直到今天才不得不归还给了他们而已。更重要的是,中共之所以把这些无碍其专制统治的自由权利暂时归还给人民,决不是真地为了让人民过上自由自在的有尊严的生活,而是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以此迷惑和麻醉人民,以便更好地扼杀那些对人民来说更为基本更为重要,同时又势必会动摇其专制统治的自由权利。
    
    说得更明白些,生活在今日大陆的中国人,只要你不去触犯中共的独裁统治,乖乖地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话”,做一个中共眼中的良民或顺民,你有的是挣钱花钱的自由,想怎么挣怎么花都行;反之,谁要是触犯了中共的独裁统治(注意,触犯与否的标准完全是由中共一手制订的,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谁要是敢于公开批评和反对中共,谁要是不乖乖地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敢于公开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谁要是不愿做一个中共眼中的良民或顺民,谁就必定要受到中共的残酷镇压和迫害,甚至连挣钱花钱的自由都会因此被剥夺。
    
    试想,这种残缺的畸形的自由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吗?
    
    六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但无意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还政于民,引领中国迈向民主自由的新天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镇压中国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大体上说,这30多年中,中国大陆先后涌现过三波源自民间的民主运动浪潮,每波浪潮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中共的无情绞杀。
    
    第一波浪潮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民主墙运动。
    
    1978年底,有人在北京西单东北角的墙上开始张贴大字报和小字报,“在思想上要求自由和解放,在政治上要求民主、人权和法治”。民主墙前还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其它城市也出现了与其遥相呼应的声音。这样,很快便形成了一个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民主墙运动。
    
    这期间,北京工人魏京生先后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了两张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和《要民主不要新的独裁》,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没有这第五个现代化,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一个新的诺言。四个现代化都属于物质条件,如果政治不实行民主化,这些物质条件不可能顺利发展,或将畸形发展,就像德国、日本一样,并非百姓之福。他更直言不讳地指出,邓小平的行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维护的也不再是人民的权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而“任何形式的独裁和专制集权主义都是人民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魏京生的这些观点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共鸣。
    
    民主墙运动兴起的初期,邓小平等人为了利用民意和社会舆论向党内保守派施压,为自己最终执掌最高决策权增加政治筹码,曾一度对其公开表示支持。但此后不久,当邓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上如愿以偿地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眼见民主墙运动的锋芒直指中共的专制制度和他自己,态度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过去的支持迅速转为否定。在这种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很快便被中共镇压了下去,民主墙遭到取缔,魏京生等人被判刑。
    
    第二波浪潮是兴起于1989年的89民主运动。
    
    始于当年4月15日,终于6月4日,由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的这场民主运动,虽然发起者和主体是大学生,但参与者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堪称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全民运动,被当时西方媒体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大学生不但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而且向中共当局提出了7点要求:“1、重新评价胡耀邦的作为,肯定其对于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承认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错误,对于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3、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讯息应向人民公开,借此表明政府反对贪腐的决心。4、解除报禁并允许民间创办报社,停止新闻检查制度并施行言论自由。5、增加教育经费并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的限制示威游行的“十条”规定。7、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错误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并透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人展开改选。”对此,中共当局不但不予以回应,而且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出动坦克,使用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开花弹,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开枪射杀爱国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流血惨案。事后,当局更展开政治清洗,枪毙、逮捕和通缉运动参与者,一时间白色恐怖遍布全国。
    
    第三波浪潮是发生于2008年末的《零八宪章》运动。
    
    当年恰逢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民主墙”诞生 30 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 周年,为了呼吁中国政府认同普世价值,推进民主自由,由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了一份名为《零八宪章》的文件。此后,相继有全国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的上万人参与了这份文件的签署。这些人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士。签署者中不但有中国公民,还包括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以及美国、法国、芬兰、韩国等35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友人。
    
    《零八宪章》指出,“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为了推行民主,加快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零八宪章》提出了19项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开放党禁,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开放报禁,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实现军队国家化等。
    
    《零八宪章》本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一批渴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递给中共当局的一根橄榄枝,然而中共不但不领情,反而如临大敌,采用高压手段予以打压,先是抓捕了起草者刘晓波等人,继而大规模地传唤和约谈各地的签署人,同时严禁国内媒体对《零八宪章》进行报道。2009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級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七
    中共对大陆民间民主运动的一次次无情绞杀,把一个专制独裁者的顽固本性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不过,谁今天要是批评和指责中共还死抱着专制的衣钵不放,继续与民主自由为敌的话,它必定会跳起来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显出一脸被人误解的无辜和愤怒。一些天真的人还真被这种架势给蒙住了,以至于开始疑惑是否应该重新定义今天的中共。
    
    不错,与毛时代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共对待民主自由的策略确实有明显变化。毕竟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人类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愈发强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加入了民主自由的大家庭。不言而喻,谁要是再明目张胆地逆时代潮流而动,赤裸裸地与民主自由对抗,不但在国际社会上无法立足,而且势必会遭到本国人民的吐弃。为这种时势所迫,骨子里极端敌视民主自由的中共,也精明地摆出了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利用各种场合不停地上演民主秀、人权秀,试图以此改变其专制恶魔和人权打手的一贯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和海内外华人的好感。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无一不把民主挂在嘴上。邓小平的名言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江泽民承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说得也很动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于2005年首次发表了关于民主建设的白皮书——《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毫不脸红地为自己涂脂抹粉,谎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从毛时代的拒绝和批判人权转向在表面上公开承认和肯定人权。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党代会报告,2004年第十届中共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并声称这标志着自己已经明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了治国的根本理念和重要任务。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积极“与国际接轨”,调整人权外交战略,主动出击参加国际人权活动,包括与国际人权条约机制的合作、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合作、参与国际人权对话和人权交流等。截止2011年,中国已先后加入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内的27项国际人权条约。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还相继推出了一些无足轻重、不痛不痒的政改措施。比如,把所谓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即“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个别省份差额选举省委常委,以及在地市党政正职选任中实行“公推票决”等。再比如,实行城乡“同票同权”,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提高一线人大代表的比例;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在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下可以与选民见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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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民主秀、人权秀不但层出不穷,而且也确实吸引了一些人的眼球。然而,中共的本性历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在民主自由的问题上也不例外。一些天真善良的人恐怕不会想到,当中共一边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表演着如何大力推进民主自由时,一边却在台下一如既往地扼杀和践踏着民主自由,其血腥残暴可以说一点也不逊于毛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时代再血腥,也不曾公开出动坦克,使用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开花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枪杀镇压争取民主自由的爱国群众。毛时代再残暴,也不曾将成千上万的修炼人投入监狱进行惨绝人寰的迫害,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将数千人折磨致死。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在于它的政府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实际做了什么。有兴趣的人不妨查一查历史,把中共与以往的中国统治者做一番对比,那时你便会吃惊地发现,中国今天的民主自由现状不但远不如民国时代、北洋政府时期,甚至比一百多年前的晚清都差了一大截。这还不够讽刺吗?!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民的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场装点门面的民主秀、人权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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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
    
    注2: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注3: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2、改革开放后腐败为何愈演愈烈?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二
    
    
    改革开放把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嫁接到一块,生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怪胎,不但使大权在握的中共官员有了搞腐败的充足资本和强烈冲动,而且还让他们拥有了可以大肆腐败的财富基础和进行权钱交换的广阔空间。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腐败如果不愈演愈烈那倒真是奇怪了!
    ——题记
    
    一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位于沪宁线上的无锡市,历史悠久,风景秀美,号称“太湖明珠”, 不仅是中国近代轻工业的摇篮,而且是当今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执掌这样一个城市的“一把手”,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民众的眼里,显然都是一个相当惹眼的角色。
    
    然而,不无戏剧性的是,2011年12月22日下午,坐上这把交椅仅仅才8个月,之前被认为是江苏省最有前途的厅级干部之一的毛小平却突然被中纪委“双规”了。消息传出后,无锡和江苏坊间一时间充斥着有关这位前无锡市委书记的各种传闻。有的说他至少受贿了五千多万,有的说他情妇多达十几人-----
    
    事隔4个多月后,沉默多时的官方终于对毛小平一案给出了正式说法:“经查,毛小平涉嫌严重违纪,先后收受各种贿赂折合人民币57.7万元。同时,毛小平严重道德败坏,与两名女性‘通奸’”。为此,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给予毛小平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个结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人们原本以为,象毛小平这样大权在握的市委书记,受贿的话少说也得上百万,玩女人么至少也得有一二十个,谁知到头来受贿才区区57.7万,女人也只有两个,而且还是“通奸”。
    
    消息传开后,许多贫民百姓一反平日对贪官的切齿痛恨,纷纷对毛小平表示同情,为其鸣不平,甚至称他是清官、好官,是“史上最廉洁的市委书记”。
    
    一位网友惋惜道:“今年55岁的毛小平当了2年的常务副市长、8年多的无锡市长、8个月的市委书记,在无锡任职超过11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受贿只不过57万余元,‘通奸’的也只有两名女性。他是中国最清最好的清官了。”
    
    还有一位网友感叹说:“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只有57万元的问题,只有两个情妇,这样的官算不算是好官?我觉得这样的官真不好找,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领导啊,委屈了”。
    
    一个身居市委书记高位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道德败坏,本应受到大家的痛恨和谴责,群起而攻之才是。然而,违背常理的是,许多人不但不痛恨他谴责他,反而还同情他,为他鸣不平,甚至称赞他是“中国最清最好的清官”,“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领导”,还有比这更让人感到讽刺的吗?!它再生动不过地表明,真正的清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绝迹。
    
    可以断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贪官人数更是雄踞全球首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是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腐败从来都不曾泛滥和疯狂到当今中国这般惊人的程度——不但无官不贪,而且大贪遍地,整个官场已经找不到一个没被蛀蚀的细胞(即便是最“廉洁”的官员,至少也公款吃喝过吧)。有网民甚至讽刺说,100个政府官员中有101个是腐败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突出也最为民众痛恨的腐败现象莫过于以下四种。
    
    首先是贪污受贿、权钱交易。
    
    由于缺乏权威数据,目前人们尚无法了解中共官员贪污受贿的人数和金额到底有多少。不过,根据已经披露的有关外逃贪官的有限资料也足以让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2010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披露,近30年大陆有4000官员外逃。据媒体公开报道,自2000年底最高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仅检察机关抓获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就达18487名。而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显示,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近万名(注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当前在联合国框架下打击跨国腐败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在这两个公约生效前的一段时间,腐败官员外逃情况尤为猖獗。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者通行证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持有金融机关、海关等部门核准的携带外汇出境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纪录。在那个十一“黄金周”,中国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那么外逃贪官究竟卷走了多少钱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曾援引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共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超过了1.5万亿元人民币(注2)。这几年,随着中国政府4万亿的投资以及银行几十万亿的信贷投放,贪官卷走的钱无疑将远远超过上述数字。
    
    需要强调的是,这还仅仅是外逃的贪官,如果再加上没有外逃的,可想而知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已蔓延和严重到了何种程度。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列举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到12570亿之间(注3)。
    
    除了贪污受贿,中共官员为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私利也是一种极为突出并为人痛恨的腐败现象。
    
    有些官员滥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在建设工程、经营性房地产项目等方面谋取利益;有些官员部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在自己职权管辖范围内,打着自己的旗号经商办企业;有些官员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便利和优惠条件;也有些官员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任职、占股的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换取对方的高额回报;还有些官员利用职权和影响为配偶、子女违法经商办企业充当保护伞。
    
    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便是一个利用职权为儿女谋利的腐败典型。据媒体报道,程维高有两女一子,儿子程慕阳1969年出生,1991年大学毕业,1993年办理去香港定居手续,成为香港永久居民,2000年9月4日他又离港去了加拿大。据熟悉程家的人说,程慕阳话少,但非常有心计。程维高对儿子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儿子寄托了程维高的全部希望,用程维高的话说,我就那么一个儿子,如果他事业成功,我也老有所养,我也得益。为了这份希望,程维高在儿子大学毕业后不久给了他三个“第一”:第一桶金、第一个“空手套白狼”的赚钱思想、第一个大项目。据不完全统计,靠着父亲这颗“大树”,程慕阳在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为程家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亿元人民币。
    
    当前最突出也最为老百姓痛恨的腐败现象还有买官卖官。
    
    什么是买官卖官?简单地讲,就是以钱买官位和以官位卖钱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民众讥讽说:“不跑不送,停职留用;只跑不送,原职不动;既跑又送,破格提升”。作为买官者,虽然花钱了,但是所买到的官位使他今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作为卖官者,交易本身则使他直接得到了非法的金钱利益。正因为如此,买官卖官早已成为大陆官场流行的潜规则。
    
    在层出不穷的买官卖官案中,号称“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一案尤为典型。
    
    据大陆媒体报道,马德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提拔和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及礼金共计人民币500多万元、美金2.5万元,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10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有50%都被卷入了这桩大案,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党政一把手。
    
    马德的官场逻辑就是强权逻辑、拜金逻辑。媒体报道说,他当上绥化市市委书记后,把自己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生意兴隆的乌纱帽批发部。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其“价格”。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如果要发布一个中国腐败榜的话,名列前茅者中肯定也少不了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中国的三公消费数额到底是多少?官方至今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学者在猜测,媒体在猜测,社会各界都在猜测。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来自媒体的报道:2006年的三公消费达9000亿元,相当于全年财政支出的30%(注4)!9000亿是什么概念?形象地说,美国“尼米兹”级别的航母一艘造价是40亿美元,一年的三公消费能造30艘这样的航母(注5)。
    
    三公消费中又以公款吃喝最为严重。根据九三学社向中国政协递交的提案中披露的数据,全国每年公款吃喝高达3000亿。而一个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也不过2000亿。换句话说,公款吃喝相当于每年吃掉一个半三峡工程。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000亿即可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官方新华网曾报道过湖北省老河口市公款吃喝的情况,2000年该市全年的招待费达1980万元,占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18%。平日里,当官的节日请,典礼请,来访请,业务请,工作请,交谊请,只要能想到吃喝由头,便成一桌酒宴,吃了山珍海味,还要来个酩酊大醉。
    
    酒是公款吃喝中的大头。毫不夸张地说,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都是一瓶瓶XO或茅台砸出来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今年中共“两会”上披露,全国政府机关饮酒量总和相当于每年喝掉一个“西湖”(注6)。官场上喝酒成风如今已到何等地步,从许多流行的段子中可窥一斑。如“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还有“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再如“穷也罢富也罢,喝罢!兴也罢衰也罢,醉罢!”
    
    三
    当今中国的腐败不仅已经蛀蚀了官场的每个细胞,而且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失控态势。就连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坦承,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注7),再发展下去就会“政息人亡”。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每个年度都要发布国际腐败洞察指数。1998年中国大陆排名第52位,比1997年倒退了11位。1999年中国大陆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2005年中国大陆排在第7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2009年中国进一步后退到79位。
    
    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直观地表现为腐败人数的不断增加和腐败金额的持续上升。
    
    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要摸清腐败官员的真实人数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根据官方公布的有限资料来做些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来计算, 1983年至1988年全国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是1500人,1988年至1992年是4629人,比上一个5年增加了209%,1993年至1997年是2903人,比上一个5年减少了37%,1998年至2003年是12830人,比上一个5年增加了342%,2003年至2008年是13929人,比上一个5年增加了9%。
    
    这当中,1988年至1992年全国被查处的厅局级以上官员的人数是173人,1993年至1997年是265人,比上一个5年增加了53%,1998年至2003年没公布,2003年至2008年是930人,比1993年至1997年的人数增加了251%。
    
    再看全国被查处的部省级以上官员人数,1988年至1992年是5人,1993年至1997年是7人,比上一个5年增加40%,1998年至2003年的数据没有,2003年至2008年的人数是35人,比1993年至1997年的人数增加了400%(注8)。
    
    办案数量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腐败人数的明显增加。仍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来计算,同样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1983年至1988年,全国立案侦查的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大案是30651件,1988年至1992年是49122件,比上一个5年增加60%,1993年至1997年是108225件,比上一个5年增加120%(注9)。
    
    以上两组数据表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腐败官员的人数总体上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而且上升的幅度还很大,有些年份甚至成倍地增加。
    
    在腐败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贪官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来计算, 1988年到1992年,全国立案侦查的10到50万元之间的贪污受贿大案有1782件,占同期万元以上大案的3.6%,50到100万元之间的贪污受贿大案有122件,占同期万元以上大案的0.25%,100万元以上的大案有81件,占同期万元以上大案的0.16%。1993年到1997年,全国立案侦查的10到50万元之间的贪污受贿大案有8539件,占同期万元以上大案的7.9%,分别比上一个5年增加379%和高出4.3%;50到100万元之间的贪污受贿大案有797件,占同期万元以上大案的0.73%,分别比上一个5年增加553%和高出0.48%;100万元以上的贪污受贿大案有617件,占同期万元以上大案的0.57%,分别比上一个5年增加662%和高出0.41%。从1998年到2003年,全国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2003年到2008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后5年相当于前5年的6.35倍(注10)。
    
    早先,贪污受贿几万元就要立案,现在这样的案子已不能进入高检案件的数字之中。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上亿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量刑标准的变化也反映了腐败金额的上升。
    
    曾几何时,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就算是巨贪,现如今,贪污受贿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几十万、几百万者更是比比皆是。仅2009年全国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金额累计就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注11)。
    
    腐败愈演愈烈的另一种典型表现是个人腐败迈向组织化腐败直至制度化腐败。
    
    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腐败官员大多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如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深圳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王建业等人的贪污腐败就属于这一类。
    
    到了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团伙、集团行为发展,组织化腐败开始蔓延。这种腐败类型的主要特征是: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地区的许多官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形成了以一把手为首的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彼此合作共同腐败。
    
    组织化腐败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集团化作案。著名的广东茂名市系列腐败案就是个典型。据大陆媒体报导,卷进这起腐败案的官员超过300人,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105个党政部门被波及,全市6个市辖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倪俊雄,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副市长陈亚春,电白县原县委书记李日添等,均涉嫌受贿。毫不夸张地说,在茂名市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市委书记罗荫国为首的庞大贪官群体,整个官场都烂掉了。难怪罗荫国落网后很不服气,辩称道“要说我是贪官,官场的人都是贪官。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组织化腐败的另一种形式是部门化作案。部门化作案与集团化作案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群体行为。它们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同一地区的官员结盟一起搞腐败,是一种跨部门跨行业的现象,而前者则是同一部门或同一行业内的官员抱成团一块搞腐败,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知名度最高。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已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倒台。
    
    大约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进一步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用经济学家秦晓的话说,“中国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制度化贪腐的挑战。”“什么叫制度化腐败?就是腐败已经成了政府运行的一种方式,没有这个腐败,这个政府就不能运行了。或者说,只要政府运行了,就必然会有腐败,腐败是政府运行的副产品之一(注12)。”
    
    制度化腐败呈现出普遍化和公开化的特征。所谓普遍化,就是腐败已经无孔不入,蔓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所谓公开化,就是腐败披上了制度的外衣,变得合法化了。如果说个人腐败、组织化腐败是一种私下里搞的偷偷摸摸的行为,那么制度化腐败则表现为一种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公开行为。前者是潜规则,后者是显规则。如有些官员为了给其谋利行为披上“依政策、制度办事”的外衣,事先将其利益设计在政策、制度中,这样谋利的过程就成了“依政策、制度办事的过程”。
    
    制度化腐败的出现和蔓延是腐败向纵深迈进的重要标志。正如知名经济学者袁剑所指出的那样,它表明“
    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不再需要利用体制内的权力到体制外去寻租了,他们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财富已经成为权力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句话,他们是这个体制任何经济增长理所当然的剩余索取者(注13)。”
    
    客观地讲,腐败并非今日中国的专利,从古至今,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存在着腐败。就中共而言,腐败也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冒出来的新事物,早在毛时代就很严重,今天的腐败正是从昨天的腐败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但与那时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掀起了一轮全新的腐败大潮,今天的腐败早已不是毛时代所能望其项背的了!
    
    如果说毛时代腐败的仅只是一部分官员的话,那么今天的腐败则成了一种整体性现象,从共产党的党魁直至最基层的官员几乎无人能幸免;如果说毛时代搞腐败基本都是各干各的,那么今天腐败的方式则明显变得多样化了,有单干的,也有合伙作案的,腐败的水平和成果也随之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说毛时代贪官搞起腐败来因为顾忌比较多还显得有些缩手手脚的话,那么今天的腐败官员胆子却越来越大,手脚也越来越放得开,搞起腐败来不仅肆无忌惮,有时甚至显得理直气壮;如果说毛时代的官场还为清官保留了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今天的官场中已全然没了清官的生存空间,如果还有人想当清官的话,最终的结果不是被拖下水,就是被赶出局。
    
    四
    尽管中共竭力否认腐败的根源在于现行制度,但现实却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中国腐败之所以愈演愈烈已成不治之症,根源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中共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就是当今中国腐败大戏的总导演。
    
    正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毛时代的血腥暴政使中共的极权统治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危机,文革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共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所以,从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根本目地就不是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而是试图借助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力量来挽救和巩固这种统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的改革必定是一场只改革经济体制不改革政治制度的跛足改革,一场由中共自编自导的换汤不换药的自救运动。其结果,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当然被名正言顺地延续了下来,共产党依旧像以往一样掌握着不受人民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
    
    但另一方面,在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的同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却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西方变相引进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的发育和不断壮大,中国的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很大成程度上都逐步商品化了,企业不再像以往那样按照政府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和销售产品,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开始随市场供求行情而波动。不过,由于政治体制没变,中共通过跛脚改革建立起来的这种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范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受权力控制的扭曲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在这种市场经济中,政府始终拥有配置资源的决定权和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各种权力,“看不见的手”处处都得受制于“看得见的手”。
    
    什么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杂交而成的怪胎,我们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也有人叫它“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权力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 “强政府、弱市场”。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最大的“成果”就是生出了这个怪胎。当今中国的腐败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开出的“恶之花”。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制度框架下,由于共产党搞的还是一党专政那一套,在经济上,各级政府和官员手中依旧掌握着不受民众约束和监督的巨大权力。仅就审批而言,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政府审批,向银行贷款政府要审批,进口商品要政府审批,地皮需要政府审批。这些审批权通通都掌握在各级政府及其官员手中。2002年3月11日《中国信息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的比例。可见中共官员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这种权力不仅赋予了他们搞腐败的充足资本,而且必定会使他们萌生出搞腐败的强烈冲动。在这种情势下,无论是腐败的滋生蔓延还是愈演愈烈,都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其二,扭曲的市场经济又带来了两个新的因素。首先,由于这个市场经济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起来的,不论是经济资源的配置还是企业的运行,都无法避免政府的控制或是干预,权力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也就成了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这样一来,权力当然也就有了一个能够兑换成金钱,迅速变现的空间。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扭曲的市场经济里,官商勾结、权钱交换也就有了可以一展身手的大舞台。
    
    其次,尽管这是一个扭曲的市场经济,但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它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蛋糕急剧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物质基础当然也就变得更加雄厚了。
    
    相比较而言,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不但由民众选举而产生,而且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制约,政府官员们远没有象在中国这样大的权力,即使他们想腐败也没有充足的资本大家一起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尽管存在,但绝不可能大规模蔓延。而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毛时代,人们生活在短缺经济之下,财富蛋糕比现在小得多,腐败的物质基础远不如今天丰厚;更重要的是,没有市场,权钱交换也搞不起来。所以,那时候腐败虽然也很严重,但跟现在比还是要逊色不少。
    
    换句话说,光有市场,政府没那么大的权力,腐败虽然也会发生,但绝不会泛滥成灾、愈演愈烈。反之,单是政府的权力大,没有市场,腐败再怎么严重,也绝不可能蔓延疯狂到如当今中国这般地步。而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嫁接到了一块,使得大权在握的中共官员不但有了搞腐败的充足资本和强烈冲动,而且还拥有了可以大肆腐败的财富基础和进行权钱交换的广阔空间。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腐败如果不愈演愈烈那倒真是奇怪了!
    
    五
    中共自掌权以来,一直都把反腐败的口号挂在嘴上。改革开放以来,调子更是越唱越高,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公开场合,各级首脑的反腐宣言可谓掷地有声,“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之类的誓言几乎不绝于耳。党纪政纪、法律法规也连篇累牍出台了一大堆,“八不准”、“十不要”之类的部门规章更是多如牛毛。与此同时,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坐牢已经坐到政治局委员,杀头已经杀到人大副委员长了。然而滑稽的是,反腐反来反去,不但没治得了本,连标也没治成。惩办了几个贪官,又冒出一大堆贪官。
    
    前总理朱镕基可谓中共领导人中出名的铁腕人物,想当年他走马上任总理时,不是曾当着中外记者的面誓言:要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装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吗?那意思是即便豁出命去,也一定要消灭中国的腐败。多大的魄力啊!然而,最终不还是无功而还,不了了之。在他任期内,腐败不但没有得到任何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就像老百姓嘲讽的那样,“反腐反腐越反越腐”。
    
    更荒唐的是,如今腐败被越来越多的官员视为理所当然,不腐败反倒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热衷和擅长搞腐败的人越来越吃得开,不搞腐败的人反倒在官场难以生存。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前言里曾引述过一位深圳官员的话,那位官员对官场的腐败非常反感,但是他说“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十个人中有七个做贼,剩下的三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里就不踏实。”这就是说,当今的中国官场早已不是清官整贪官,而是贪官整清官,贪官要把那些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清官拖下水,要贪大家一块贪。
    
    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根本反不了腐败。原因很简单,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共产党自己就是腐败的罪魁祸首。试想,它怎么能反得了腐败呢?这就跟吸毒贩毒分子禁不了毒,妓女嫖客扫不了黄是一个道理。
    
    前不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对中共体制和腐败内幕均了如指掌的鲍彤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伊恩-约翰逊的采访时曾对此做了一番相当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共目前腐败成风,但却无法得到有效治理,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这个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在美国,如果你腐败,你就得辞职。看看尼克松。他经历了水门事件,不得不辞职。”“中国呢?不会。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那条船翻了,每个人都掉下去。所以在中国每个掌权者都帮助彼此。”“现在,有九个常委帮助彼此。这是中共的政治体制。没有人想把船打翻。”鲍彤还说,“这个体制要求所有领导人都腐败以支持彼此的腐败”,“如果我在现在的体制内,我也不得不腐败。”
    
    真要想反腐败,只有一条成功的路可走,那就是彻底废除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迈向真正的民主化。中共会这样做吗?当然不会。共产党什么都能放弃,但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对权力的垄断,这是它的命根子。如果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那共产党也就不叫共产党了。
    
    在腐败的问题上,中共一向有着两付截然不同的嘴脸。一方面,作为权力垄断者的中共本身就是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党,需要通过腐败来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支持者,保持既得权力的继续运行,需要通过腐败来为锈迹斑斑的极权机器不断加油,可以说它对腐败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可能动真格反腐败。另一方面,为了安抚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维护和巩固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以达到长久掠夺社会财富和榨取民众血汗的目地,它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反腐败的姿态,抛出一些小鱼小虾,甚至几条在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大鱼大虾,作为腐败的替罪羊。这也就是说,中共的反腐败不管如何声势浩大花样翻新,不管是豪言壮语式的、一阵风式的、钦差大臣式的、政治运动式的、小圈子密谋式的还是权力斗争式的、挥泪斩马谡式的、杀鸡吓猴式的、自我手术式的,其实质都是一场装点门面的“反腐秀”,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
    
    不信你想想,从中央到地方,哪一级哪一个地方基本上不都是腐败分子在导演着反腐败啊?前面说到的茂名市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罗荫国任茂名市市委书记期间,以大张旗鼓地反腐倡廉著称,曾创造了全国闻名的“茂名经验”。
    
    据官方媒体报道,为了不断强化各个县市区和局“一把手”反腐倡廉的责任,茂名市成立了以罗荫国为组长、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的领导格局。罗荫国不但是全市反腐倡廉的最高领导者和第一责任人,而且还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作为市委书记,他既是领导者,又是督察者,形成了“一岗双责”。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罗荫国在北京主会场作了题为《健全机制,强化责任,全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经验介绍,自称 “经常督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带头执行有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规定,按时报告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管好班子成员和下级,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推动了全市反腐倡廉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呈现新气象”。
    
    在这次全国性的高级别会议上,茂名是全国唯一一个作经验介绍的地级市,得到了中纪委的充分肯定。“茂名经验”声名远播,在这之前,全国曾有10多个省(区)、100多个市(县)来茂名市考察学习。
    
    然而,极具讽刺的是,时隔仅仅两年多之后,作为茂名市反腐最高领导的罗荫国,就因自身的腐败问题被宣布免掉全部职务,并且十分罕见地“一步到位”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耐人寻味的是,罗荫国落网后曾愤愤不平地抱怨说:“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最高层也一样!不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不是都口口声声强调要“高度重视反腐败”吗? 邓曾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注14)江也曾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和各种违法乱纪的人。”(注15)但恰恰是“邓大人”自己,纵容儿子邓朴方成立康华公司大肆腐败捞钱,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大的〝官倒〞。
    
    江泽民更是后来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透露,江泽民一直就讲“我要吸收前两个书记的教训,我就不干事,我就低头让我的孩子们闷‘闷头发大财’。” 果然,在他手把手的扶持下,他的大儿子江绵恒很快便成了“中国第一贪”。江泽民自己也是一屁股屎。据《中国事务》报道,江在瑞士银行的秘密帐户上存有3亿5千万美元;江还在印度尼西亚的峇里岛有一栋豪宅,据悉是由前外长唐家璇于上世纪90年代花1000万美金替江购买的。另据香港《开放》杂志披露,国际结算银行2002年12月发现一笔20多亿美金的巨额中国外流资金无人认领。之后因贪污罪被判死缓的前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在狱中爆料,这笔钱是江泽民在16大前夕,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注16)。
    
    这样的人说要反腐败,谁信?鬼都不信!
    
    试想,连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都在说一套做一套,不是带头纵容腐败,就是带头搞腐败,中国的腐败怎么能不越反越严重呢!
    
    ——
    注1:引自《贪官外逃携带资金超万亿 金融国企成重灾区》,载2012年6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
    
    注2:引自《最高法前院长曝15年间腐败资金外逃可能超1.5万亿》,载2011年6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注3:引自《江泽民劣迹揭底之三:贪污腐败》,载新唐人电视台。
    
    注4:引自《“三公”消费一年9000多亿元公开账本也监督不了?》,载201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
    
    注5:引自《全国三公消费一年9000多亿元 够造30艘航母》,载2012年3月13日中华网。
    
    注6:引自《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全国公务用酒量相当于每年1个西湖》,载2012年3月12日《京华时报》。
    
    注7:引自《温家宝:腐败现象接连不断 而且越来越严重》,载2007年3月16日新华网。
    
    注8、注9、注10: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公布的历年工作报告中的数据整理。
    
    注11:引自《学者披露腐败七大新特征:腐败分子政治上结派》,载2011年6月25日《京华时报》。
    
    注12:引自《招商局原董事长秦晓:中国面临制度化贪腐的挑战》,载2011年3月2日财经网。
    
    注13:引自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七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注14:引自《邓小平谈反腐:越是高级干部越要抓紧查处》,载2007年第3期《环球人物》。
    
    注15:引自《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载2000年1月15日《光明日报》。
    
    注16:引自《胡耀邦子指江泽民扬言不干事“闷头发大财”》,载看中国网站。
    
    
    3、改革开放让谁先富了起来?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三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表明,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先富起来,而是让当官的和榜官的先富起来,也就是让权贵资产阶级先富起来,而且是让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掠夺和盗窃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暴富起来。这样的改革开放哪是人民的福音,完全就是一场权势者巧取豪夺的财富盛宴!
    ——题记
    
    一
    2012年3月18日,身家过百亿的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花7000万巨资在三亚为女儿举办了一场大型超豪华婚礼,众多明星大腕应邀到场表演,场面堪比“春晚”。据媒体报道,这场婚礼由北京最专业的婚礼策划公司进行策划,包下了丽思卡尔顿、万豪、希尔顿等几家全球顶级五星级酒店,还专门租了3架飞机将亲朋好友接到三亚,其排场之大,出手之阔绰,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当今中国富豪的气派,岂止令同胞侧目,连以往瞧不起中国人的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不,几年前法国媒体就曾热炒过这么一件新闻:2008年圣诞节前夜,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商店,有位中国旅客竟一口气买了近5万欧元的法国红酒,其出手之大方当即“雷”倒了法国店员。《巴黎人报》的报道写道,也许这名旅客不知道,他的这一举止已经打破了他的中国同胞在戴高乐机场一次购物的花钱记录。前一次记录诞生于2007年3月——一名中国旅客在戴高乐机场一次购物花了23000欧元。
    
    近年来,有关中国富豪在国外一掷千金的新闻绝非仅此一例,而是屡见不鲜。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有钱人出国在世界各地的购物消费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位,占全球消费的17%。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阔佬买起奢侈品来就跟买瓶可乐似的,常常是名表一买好几块,首饰一买一大包。巴黎著名的老佛爷百货商场每天平均接待中国游客一万人次,设有专门的中国客户服务部。而香榭丽舍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国际名牌店也开始雇用会讲中文的店员。据说有中国顾客咔哒一声打开密码箱,亮出花花绿绿一箱子美元,把“老外”都吓傻了。
    
    除了名车、名酒、名牌服装等奢侈品,中国富人近年来还爱上了买房子。如今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地,到处可见中国投资客的身影。在美国,像纽约曼哈顿的美国钞票公司大楼和华尔街的AIG培训中心大楼这样的高级写字楼都落入了中国买家的手中。美国的房地产经销商甚至喊出了 “我爱中国人”的口号。2010年,美国南加州一个富人居住集中的小城市成交了15幢3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其中中国富人购买了11幢,而且全部都是美元现金一次付清。在南加州号称“中国谷”的圣盖博谷地区,一些城市的百万豪宅月成交量20至30幢,其中七、八成是被来自中国的富人买下的。在日本,连普通日本人都不敢轻易问津的高价地段,中国买家却屡屡上演一掷千金的豪举。在新加坡,中国大陆的购房者已成为私宅第一外籍买家。(注1)
    
    中国富人在海外展现出的超强购买力,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有媒体评论说,富足的中国人“从企业、土地到港口、债务,无所不买”。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发表了“中国全面购买世界”的封面文章。“中国人太富了!”“中国人真有钱!”成了许多西方人不约而同的惊叹。
    
    毛时代的中国,以贫穷著称于世,即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满大街恐怕也找不到几个真正的富人。而今天的中国,就是在一些当年的穷乡僻壤,真正的富人也不再是凤毛麟角,更别说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
    
    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至今日,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了。根据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的《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中的数据,目前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富豪已有270万人,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富豪约有6.35万人(注2)。
    
    显而易见,无论是270万还是6.35万,相对于中国13亿人口总数而言,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数字。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他们究竟是哪些人呢?
    
    二
    根据专家的研究,再结合现实生活中大家的感受,可以断言,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主要是以下三类中国人,即政府官员、官员的亲朋好友和买通官员的奸商。他们的财富不但来得太快,而且来得太突然、太蹊跷,属于典型的暴富。
    
    先说政府官员。
    
    据大陆媒体报道, 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国因贪腐“落马”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和厅局级以上官员分别为13192名和1004名。(注3)这是已经“落马”的,那没“落马”的到底还有多少?早些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后来这段子又有了更新版,改成“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难怪有外国记者感叹说:“中国共产党就好像是一个富人俱乐部。”
    
    在已经“落马”的政府官员中,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的官最大,贪腐情节也极为典型。
    
    媒体报道称,1994年初的一天,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对成克杰的情妇李平说,谁能拿到西园饭店门口的一块地谁就能赚大钱,并许诺他要是拿到这块地后可以给李平800万至1000万元的好处费。接下来李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的成克杰,成克杰听后同意把这块地给周坤的公司。这之后不久,周坤又找到李平说:西园的地价太高,如果把地价压到每亩70万以下,还可以增加好处费。当李平把周坤的要求转告成克杰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成克杰指示南宁市政府将该工程85亩用地的出让价格,从评估价每亩96万余元压到55万元。后来,成克杰又应周坤的要求,要求建设银行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贷款7000万元。由此,成克杰和李平的“好处费”增加到了2000万元。就这样,通过批项目、压地价和解决贷款,成克杰和李平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2000多万元。此后,成克杰一发不可收,在权钱交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
    
    再来看官员的亲朋好友。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背靠大树好乘凉。官员的亲朋好友因为和官员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呼风唤雨,捞钱吸金。他们当中能量最大最为人瞩目的莫过于高干子弟,而在高干子弟中位于金字塔尖的则是太子党。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4月28日报导,中共的太子党约2,900人,积累了总共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他们尤其活跃于金融界、外贸领域和房地产业,作为公司老板或大公司经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就是他们中显眼的一位。
    
    据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主任的中共军内老干部辛子陵在海外媒体上实名发表的文章举报,2006年,曾伟从银行贷款7千万,在山西太原买了一座煤矿,然后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将其评估到7.5亿人民币,而后再由山东最大的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出资7.5亿收构了该煤矿。通过几次这样的反覆操作,曾伟手上一下有了33亿元。然后,他竟然直接以这33亿元,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实际价值1100亿甚至更多的山东鲁能91.6%的股权。就这样,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曾伟,像变魔术一样,靠着自己是曾庆红儿子的特殊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注4)。不仅如此,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道,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从煤矿到股市再到百货商场,曾伟几乎取得了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
    
    买通官员与其结盟的奸商也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类人。
    
    鼎鼎大名的赖昌星便是他们中的“骄子|”。赖因“厦门远华走私案”而出名,此案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号称“中国第一大案”。让人纳闷的是,赖出身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他究竟靠什么本事居然一手导演了这么一起轰动一时的走私大案?其实答案很简单,他的秘诀就是买通各色官员充当自己走私的保护伞。据知情者透露,赖昌星拿出“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用于在官场铺路。厦门海关从关长、局长到基层人员共计160多人都被他收买,占了厦门海关总人数的13%。除厦门海关外,他还买通了一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口岸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厅局级以上高官20多人,官位最高的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就像蜘蛛结网一样,赖昌星通过广撒金钱,最终结成了一张复杂、实用、坚固的走私大网,在这个基础上他才成了全中国屈指可数的超级暴发户。
    
    赖昌星的故事并非特例。在中国,商人如果不跟官员结盟,在政府中找到保护伞,仅靠自己单打独斗,是很难发大财的,即使侥幸发了大财也很难守住财富。就拿在三亚为女儿花费7000多万人民币举行盛大婚礼的山西煤矿老板邢利斌来说,有网站透露,他就是因为10多年前与山西省官员串通,以低价收购多家富有发展潜力的煤矿后发迹的。
    
    上面三类人,第一类是贪官,第二类和第三类可以说都是榜官的寻租者,他们组成了当今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
    
    三
    中国权贵资产阶级的财富传奇不但让人惊叹,更让人纳闷: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这些人能够先富起来?他们发财致富的诀窍和奥秘究竟是什么?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近30多年来大致出现过四轮暴富潮。无论哪一轮暴富潮,在其中呼风唤雨的都是上面三种人。
    
    第一轮暴富潮是发生在广东沿海的走私进口潮,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波潮流开始时范围较小、层次较低、金额不算太大,因而不引人瞩目,但后来愈演愈烈,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走私潮更加气势壮观,不但大量政府官员被卷入其中,甚至海陆空军的舰只、飞机、军车都成了走私的运输工具,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厦门远华案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借助走私,众多不法商人和官员一下暴富了起来。有人估计,累计20多年的走私金额,当不下5万亿人比币。如以走私纯利润(扣除走私环节实际成本,但不扣除行贿资金)总金额的20%计,从中可以形成100万个百万富翁(注5)。
    
    第二轮暴富潮发生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和企业承包制期间。所谓价格双轨制指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曾经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即对同值的产品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一种是计划内的垄断性定价,另一种是市场定价,后者明显高于前者。而所谓企业承包制指的是由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进行承包经营的一种经济责任制,它是中国政府为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从而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所推行的一种改革措施。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由于计划外价格(市场价)和计划内价格(平价)存在巨大的落差,有权的政府官员及其亲友将搞到手的平价钢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俏物资以市场价转手倒卖(俗称“官倒”),迅速暴富了起来。而企业实行承包制后,承包者大权在握,许多厂长经理利用职权大肆鲸吞企业的资产,或以权谋私,大发横财。当承包者拥有紧俏物资定价和销售权时,例如首钢,这两种制度的弊端便结合在一起,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天堂。这一轮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富的手段比较简单,持续时间比较短,故有人估计总案值当在5万亿人民币以下,实际落入官倒者和承包者手中约为1万亿人民币,可造就不到100万个百万富翁(注6)。
    
    第三轮暴富潮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出现的以土地和股票为主的投机热。高干子女是土地投机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然后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两轮狂潮。在股票投机热中,众多官员及其亲属凭借权力或者关系,轻而易举地便获得了为数可观的原始股。政府收紧银根后,他们功成身退,盘满钵溢,跟风炒作者则被洗劫一空。这轮暴富潮为时虽短,但涉及面广,层次高,金额大,有人估计总案值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可造就200万个百万富翁(注7)。
      
    第四轮暴富潮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经过前三轮的准备,中国的财富已聚集到少数贪官和奸商手中,他们有能力收购国有企业。即使如此,这些人也不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这时候一批会计事务所、国有资产评估所便大显身手,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并从中捞取丰厚的中介费。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地抢劫。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是主要的抢劫方式。此外,3000万中小股民也是被抢劫的对象,所用的办法是让会计师事物所高估企业资产,发行掺水股票,不断地圈股民的钱。有人估计这轮行情的总值也在5亿人民币左右,可造就100万个百万富翁(注8)。
    
    详考上述四轮暴富潮的来龙去脉,细查权贵资产阶级的发家轨迹,可以说无时无处不活跃着权力神通广大的身影。事实表明,在中共改革开放制造的财富神话中,贪官也好,贪官的亲朋好友和买通贪官的奸商也好,没有一个不是依靠权力暴富的。
    
    当然,毋须讳言,改革开放后,劳动者的汗水、创新者的智慧和企业家的资本与谋略也确实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甚至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但相比较而言,最有效的致富手段却不是它们,而是共产党手中的权力。只要你有了权力,或者能够利用和买通权力,不管你是谁,都能够迅速致富,甚至能够一夜暴富。正如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收入增长最快的都是与权力相关的群体,中国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权必有钱的怪圈’: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注9)
    
    四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权力不能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只有两样东西,就是劳动和资本。那么,既然权力不能创造财富,为什么它却能够让人致富呢?而且能够让人一夜暴富呢?
    
    从本质上讲,这是因为权力虽然无法创造财富,却能够转移财富、分配财富,让财富从创造者的手中“搬家”到掌握权力或能够利用和买通权力的人那里。换句话说,通过劳动和资本致富的人,他们的财富是自己创造的,通过权力暴富的人却不同,他们的财富没有一分钱是自己创造的,都是从别人那里转移过来的,说白了其实也就是掠夺和盗窃来的,巧取豪夺来的。这就是依靠权力暴富的本质。以往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西方如此,中国同样也如此。
    
    在国有土地收益的流失中这一点表现得可谓十分明显。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2005年全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 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注10)。这5400亿元纵然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最终都落入了权力相关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腰包,使他们成了暴发户。试想,这笔巨额财富不就是这些人采取各种方式利用权力掠夺和盗窃来的吗?!
    
    这种对财富的掠夺和盗窃在企业的贿赂中表现得也很典型。据王小鲁介绍,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 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 5000亿元(注11)。也就是说,这5000亿元最终都被政府官员拿走了。那么,这些财富是他们创造的吗?当然不是。不是自己创造的却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不是掠夺和盗窃又是什么?!
    
    金融腐败也是掠夺和盗窃财富的重点区域。2003年的时候,央行研究局曾做过一项大面积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以2006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注12)。显然,这笔巨额灰色收入中没有一分钱是收受者创造的,完全都是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从企业创造的财富中“搬家”搬过来的。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么!
    
    五
    古往今来,利用权力致富乃至暴富的可谓不乏其人,历代各国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还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都不曾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最有效的暴富手段。那么,为何在当今中国权力却能够具有和显现如此神奇的财富魔力呢?答案就在于中共改革开放的本身。
    
    如前所述,中共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而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而且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典型。正是政府的这种强势地位使权力在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从而使权力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那么这种财富效应又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这就得说到“租金”和“寻租”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论是在权力市场经济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都不可能完全放手,诸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发放、价格管制,乃至特定行业的特殊管制包括对从业人员数量的限制等等这一类干预和管制,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只要存在着这种干预和管制,相关的生产要素就无法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竞争,就不可避免会造成资源的稀缺。显而易见,谁拥有了这种稀缺资源谁就拥有了某种特权,谁就能够凭借这种特权获得超额收入。经济学家把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这种租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租金,它是由权力对市场的管制带来的,因而又被称为“权力租”。既然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在利益的驱动下,当然就会有人千方百计买通那些有权对市场进行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控制资源分配或影响资源分配的官员,以便获取租金。这就是经济学家笔下的“权力寻租”,简称“寻租”。
    
    以中国为例,在价格双轨制时代,计划内紧俏物资的调拨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谁有本事能从他们手里搞到这些物资的调拨批文,谁就可以取得额外的差价收入。这笔财富就是一种租金,谋取这笔财富的过程就是一种寻租活动。在实行土地协议批租的时代,批多少地,按什么价格批,都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谁有能耐从他们那里批到低价的好地,一倒手就能发笔横财。这笔财富同样也是一种租金,谋取这笔财富的过程不用说也是一种寻租活动。
    
    那么寻租的实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与财物的交换。它可以采取权钱交换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权物交换、权色交换等其它形式,而最主要最常见的形式则是权钱交换。在交换过程中,一方是一批因为缺乏监督和约束手握权力待价而沽的大小官员,一方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觊觎官员权力的各种寻租者,主要是官员的亲朋好友以及想要买通官员的奸商,通过行贿受贿,“权”与“钱”发生易位,行贿的寻租者获得了能够给他们带来租金的特权,受贿的贪官捞到了自己想要的财物。交换完成后,寻租者会进而再将行贿换来的特权进一步转化为租金,获取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超额收益,而他们用于行贿的财物其实就是租金中的一部分。可见,只要有寻租就会有权力与财物的交换,就会有腐败,参与其中的人当然就能够因此不劳而获,大发横财。
    
    相比较而言,在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优化资源配置,政府有时也会对市场进行干预,但不管政府怎么干预,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而言,它都只是一种调节经济的辅助手段。而且,政府的权力始终是受到严格监督和制约的。正因为如此,虽然在这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租金和寻租现象,但规模都不大,更不可能泛滥成灾。与之相应,权力的财富效应当然也就微乎其微。与其迥然不同的是,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不但是全面的经常性的,而且它手中的这种权力同时又是不受监督和约束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大规模寻租,导致了权力与财物的大规模交换,导致了大规模的腐败。在这种背景下,权力的财富效应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涌现的四轮暴富潮,其实就是四轮寻租大潮,四轮权钱交易的大潮,四轮腐败大潮。
    
    更为恶劣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由于权力对市场所具有的巨大控制力,寻租活动还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一旦政府官员发现寻租有利可图,随着贪欲和胆量的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就会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寻租过程中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会转而利用行政干预千方百计地增加某些行业或企业的超额利润,主动地创造租金,以诱使企业与个人向他们进贡,作为获取这种垄断租金的条件。他们甚至还会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一些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或规定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他们,以求其高抬贵手,放弃制定或实施该项政策或规定,使自身的利益不再受损。显然,这已不是寻租,而是主动“创租”、“设租”了。由大规模的寻租发展到在寻租的同时积极积极地创租、设租,权力的财富效应变得越来越大,贪官和寻租者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的钱包也变得越来越鼓。
    
    据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计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注13)网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每年达一万多亿元。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年——2010年的损失数额更是触目惊心,仅外逃官员就有6万人之多,携带资金突破2万亿人民币(注14)。”
    
    可见,在改革开放建立的权力市场经济之下,共产党凭借其不受人民监督和制约的巨大权力,牢牢控制着市场,主导着资源的配置,把整个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弥漫着铜臭的寻租场,使得权钱交易越演越烈,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这就是权力能够在当今中国成为最有效的暴富手段的根源所在,这也正是权贵资产阶级能够先富暴富的诀窍和奥秘所在。
    
    30多年前,当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邓小平信誓旦旦地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一个“富起来”的好日子似乎正在不远处微笑着向他们走来。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从这场流光溢彩的财富梦中相继醒来时方才明白,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先富起来,而是让权贵资产阶级先富起来,而且是让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掠夺和盗窃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暴富起来。这样的改革开放哪是人民的福音,完全就是一场权势者巧取豪夺的财富盛宴!
    
    ——
    
    注1:引自201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注2:2011年4月12日,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了《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区、市中,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相比上一年增长9.7%。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比上一年增长9.1%。报告还显示,2009年底,全国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分别为87.5万人和5.5万人;2008年底,全国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分别为82.5万人和5.1万人。其中,北京有17万个千万富豪和1万个亿万富豪,排名第一;广东有15.7万个千万富豪和9000个亿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万个千万富豪和7800个亿万富豪,排名第三。北京、广东、上海三地千万富豪人数占全国的近一半。
    
    注3:载2010年7月15日《东方早报》。
    
    注4:引自《曾庆红家族丑闻被揭 血债派或失最后防线》,载大纪元网站。
    
    注5、注6、注7、注8:引自张平平《富人的致富之路》,载新华网发展论坛。
    
    注9:引自赵晓《失衡的中国--政府管理成了最短木板》,载2007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注10、注11、注12:引自《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载《财经》杂志总186期。
    
    注13:引自吴敬琏《转轨时期的寻租及租金量》,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
    
    注14:引自《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载中华论坛。
    
    
    4.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为何变得越来越悬殊?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四
    
    
    中国的权贵阶级之所以那么富有,是因为他们垄断或买通了权力,中国的普通民众之所以那么贫穷,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权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权力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贫富差距势怎么可能不变得越来越悬殊呢?!
    ——题记
    
    一
    地处长江南北交界处的南京,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江苏省的省会。每到岁末年初的时候,这里总是北风刺骨,寒气逼人。
    
    2009年12月17日一早,当地一位市民路过安德门地铁站 137路公交站台时,意外发现有位外来民工竟已冻死在桥洞下面。
    
    事后,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据死者的民工朋友介绍,死者姓周,五十岁左右,来自泗洪。本是从老家到南京来打工的,但是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挣不到钱,他有时就靠要饭为生,常住在桥洞下过夜。
    
    ‘我一看他这个样子肯定不行了。我一摸冰凉冰凉的。’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个民工师傅去买早点,经过这个地方,发现他脸色不对,嘴涨得很大。最后手去摸摸冰凉的。估计是冻死的。
    
    死者的民工朋友表示:‘睡桥洞底下的人多了!今天估计二三十人吧!现在住旅店太贵唉,每天就这点钱够吃个饭,一住就没钱了!你住一晚旅馆(的钱)能够吃饭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南京安德门137路公交站旁边的桥洞下住着不少民工。那边环境脏、乱不堪。看见自己的同乡客死街头,不少务工者都表示现在城市给他们打工的机会实在少,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住不起旅店,只能睡在露天。天这么冷有时候晚上几个人要挤在一起取暖。其中一位民工说,这边还有个民工干活时腿受伤了,20多天前就一直躺在这里没人管。要是再不救治估计下场比周某也好不到哪去。
    
    近日,南京天气温度持续走低,夜间都将在0度以下,加上湿度比较大,穿上厚厚的棉袄人都觉得冻得受不了。外来民工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却没有温暖,只能在这个城市里面过着受冻的日子。南京大大小小的立交桥很多,在桥洞里面过夜的人很多。”(注1)
    
    看罢这则新闻,许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都发出了一声相似的感叹:“这不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代版吗?!”
    
    环顾当下的中国,类似的事例虽不多见,但它折射出的一个事实却是谁都无法回避和抹杀的,那就是随处可见令人触目的贫富差距。
    
    按照胡润研究院的最新报告,今天中国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富人有270万人(注2),约占全国人口的0.2%。而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7年,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赤贫人口在中国仍高达1.35亿,占全国人口的10%,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的贫困人口更多达4.3亿,约占全国人口的32%。即便是按照中国政府刻意降低的标准,中国今天仍还有1.28亿穷人(注3)。
    
    一方是少数穷奢极欲的富豪,他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把奢侈品甚至豪宅当白菜一样买,有的光嫁个女儿出手就是7000万;另一方则是大量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穷人,他们收入微薄,生活拮据,一年到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不但买不起房,有人连孩子的学费也交不起,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看,更有甚者,入冬后居然还不得不露宿桥下,以致被活活冻死。这种强烈刺激着社会痛感神经的悬殊反差是每个中国人时下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二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后,在GDP迅速跃居全球前列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以惊人的速度一路快跑着,不仅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而且差距越来越悬殊,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贫富差距有三个基本指标,即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和消费差距。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共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但在不断扩大,而且呈全方位扩大的趋势。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注4)。而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前几年公布的研究结果,如果把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考虑在内的话,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已相差65倍(注5)。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的程度,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被迅速拉高。来自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317,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0.496。虽然2001年之后中国官方再没公布过基尼系数,但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高达0.55(注6)。
    
    财产差距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指标。2010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大陆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在发达国家,大多为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这表明,中国富人掌握的财富比发达国家富人掌握的财富多出了15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集中度最高的国家。而这个数据还只考虑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资产,并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由于在中国大陆财产的透明程度非常之低,如果将灰色收入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很可能要乘以2。
    
    再看消费差距。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主编的《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当前中国消费差距继续拉大,不同消费群体实际生活状况反差强烈。该书披露:2006年,中国城乡高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6倍和1.87倍。这一群体主要关注消费的质量,消费方式个性化和现代化,物质消费讲求高质、品牌、时尚和个性,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成为消费的重点和热点。从具体商品需求看,高档商品、进口商品、奢侈品已经成为经常性消费内容,其消费内容主要是出国旅游、高级宾馆、高尔夫球、高级进口物品等。
    
    与之反差强烈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状况。这个群体主要由城镇下岗失业者和大部分农民构成,其收入状况决定了消费行为比较谨慎,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对于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他们虽有愿望和要求,但往往力不从心。2005年,10%的城乡低收入户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7.4%和51.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7个和5.9个百分点。食品支出用去了低收入户城乡居民家庭近一半的收入,而居住的支出又花去了12.3%和13.3%的收入,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均增长15%以上。这些支出的增速过快,加大了低收入户家庭的生活压力,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2006年,10%的城乡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8%和33%,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7.2%和57.4%,收支基本相抵(注7)。
    
    三
    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何会变得越来越悬殊呢?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每种原因里往往又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更具体的原因。要讲清这个问题,就得抓住最关键的东西,抓住问题的牛鼻子。
    
    如果把整个社会的财富比作一块蛋糕,那么贫富差距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讲的再具体些,也就是照什么比例分、按什么原则分以及由谁来主导分的问题。
    
    显而易见,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的财富都来自同一块蛋糕。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之所以会变得越来越大,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分给穷人的蛋糕比例变得越来越小,分给富人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大。那么,为什么分给穷人的蛋糕比例在当今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小,分给富人的比例会变得越来越大呢?原因之一是分配格局出了问题。
    
    分配格局事关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他们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参与分蛋糕的三大主体。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分配现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大,这个大既体现在绝对数量上,也体现在所占比重上。
    
    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7倍,而农民更低,才增长了1.2倍(注8)。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6年起,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在波动中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10.91%增加到2011年的22.0%,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再看增速,自2002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39%,而同一时期中国GDP年平均增速度为10.57%,财政收入的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全国政协委员、中金董事长李剑阁直陈:“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
    
    不但政府分得的蛋糕比例变得越来越大,企业分得的蛋糕比例同样也在不断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显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企业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从21.9%增加到了29.6%(注9)。
    
    四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财富蛋糕就那么大,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越来越大,劳动者分得的当然就只能越来越小——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主要表现为比重小,而不是绝对量小(注10)。
    
    当然,政府分得的蛋糕大,并不意味着最终一定就会挤占劳动者的蛋糕。一些西方福利国家政府分得的蛋糕也很大,劳动者的蛋糕最后不是也没受影响吗?但这种结果的前提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方面。而中国却完全不是这样,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被政府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维持庞大的行政机构的运转了,惠及老百姓的很少,落到穷人头上的就更是毛毛雨了(注11)。
    
    仅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来看,尽管中共一向标榜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主人的劳动在自己的国家却最不值钱。据媒体报道,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下降到2005年的最低点36.7%,22年中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注12)。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越是发展,中国劳动者的收入越是相对减少,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也越是严重。
    
    劳动报酬中的一个大头是职工的工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比别的国家低,也就是职工的工资低。那么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大陆独立学者刘植荣的研究,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工资平均为41,535元,而中国只有6,120元,还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倒数的话就是第26位。再看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而中国仅为25%,排在世界第158位(注13)。以现在的富士康为例,苹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润达150美元,为销售价格的30%。与此相比,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每部却仅为8美元,占售价1.6%。而在中国来说,富士康的工资还算是高的。(注14)
    
    除了绝对水平,职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1978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却下降为11.2%。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计算,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明显落于其它国家之后(注15)。
    
    透过现象看本质,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大,劳动者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小,说明中国的财富分配呈现出向政府和企业不断倾斜的明显趋势,这意味着财富分配格局已严重失衡。由此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流向富人的财富比例持续上升。
    
    以民营企业家为例,分配格局的失衡使得中国私人资本的回报比例节节上扬。有数据说,这个比例从以前的20%提高到了2006年的30.6%(注16)。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中国先富人群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在不断扩张,他们的钱袋子明显变得越来越鼓。
    
    分配格局失衡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流向穷人的财富比例不断下降。
    
    道理很简单,当今中国的劳动者大多数都是穷人(垄断企业的职工除外),当今中国的穷人大部分也都是劳动者(失业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除外),因此分给劳动者的蛋糕越少,也就意味着分给大部分穷人的蛋糕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分给富人的蛋糕没有增加,贫富差距也会因为穷人拿到的蛋糕比例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断扩大,更何况分给富人的蛋糕比例同时还在不断增大呢?!
    
    既然流向富人和穷人的财富比例如此相悖,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当然也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分配不仅存在着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的问题,还存在着财富分配方式极度扭曲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对财富分配的直接介入。这也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一大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要素分配财富,资本的所有者获得资本收益,劳动力所有者获得劳动报酬,凡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莫不如此。但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在现行的财富分配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力,还包括权力,而且权力的作用更大。换句话说,中国不仅按要素分配财富,而且同时还按权力分配财富,权力甚至成了当今中国最有力的财富分配手段。由此导致的结果必定是财富分配向官员和资本明显倾斜,而且这种倾斜大都是通过腐败、寻租及垄断的形式实现的。
    
    不论是经济学家的研究还是国人的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创造的巨量财富,一直在通过腐败和寻租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大小贪官和各种寻租者的腰包,而这部分人正是当今中国先富人群的主体。
    
    经济学家通常把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成是一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标志。197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安•克鲁格发表了题为《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论文。在这篇论文里,她用一个模型计算了当时世界上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土耳其的租金总额,结果发现它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7.3%和15%。仿效克鲁格的做法,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分别计算了中国1987年、1988年和1992年的租金总额,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大概是20%到40%,不但世界罕见,而且比当年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土耳其、印度还高得多。可见中国的腐败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人的研究,2008年中国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它们急剧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注17)。可见腐败与寻租是导致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的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腐败,寻租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也是腐败和寻租泛滥得最快最广的国家之一。曾几何时,贪污受贿几百万就算是巨贪,现如今,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者已比比皆是,贪污受贿上亿、乃至十几亿、几十亿的,亦非个别。就连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坦承,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注18)。由于腐败和寻租现象越来越猖獗,贪官和寻租者的腰包自然也变得越来越鼓。
    
    在一大块蛋糕被大小贪官和各色寻租者通过腐败和寻租暗中吞下的同时,还有一块不小的蛋糕则作为国企高管的薪资被他们堂而皇之地装进了自己的钱袋,这部分人也是中国先富人群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学者刘植荣的研究,全球企业高管的工资平均是最低工资的5倍,而中国国企高管的工资则是最低工资的98倍(注19)。中国银行高管的工资更是高得离谱。据中国银监委披露:国资商业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等高层,2006-2006三年,有37家银行122名高管的年薪酬在1千万元以上,最多达4770万元。而香港特区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的年薪被舆论指是世界各银行行长收入之冠,也才不过1千万元。一次,月工资加补贴仅约1万元的前副总理吴仪在国企高层会议上问道:“请问台下哪一位没有高级别墅,请举手!”近千名与会者没有一个举手的。吴仪又问:“请问台下哪一位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的年薪、津贴、奖金不超过一千万?”与会者仍旧没有一个人举手。(注20)
    
    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悬殊,一是因为财富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分配比例出了问题;二是由于财富分配方式极度扭曲,分配原则不正常。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主导财富分配的权力依旧被牢牢地撰在大权独揽的共产党手里,中国人民对如何分配自己创造的财富依旧没有任何发言权。古往今来,照什么比例和按什么原则分配财富从来都取决于由谁来主导财富分配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中共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市场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统治者的中共握有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体现在财富分配上,蛋糕怎么分,照什么比例分,按什么原则分,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不会是资本的意志,更不会是劳动者的意志,只能是它的意志(注21)。
    
    那么,中共的意志究竟又是何种意志呢?别看它一贯声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实作为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极权政党,它从来就不曾代表也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利益——包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改革开放说是为了造福民众,说到底其实不过是为了追求共产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意志体现在财富分配上,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政府千方百计与民争利,把财富尽可能多地搜刮到自己的腰包中来。为什么中国的财政收入不但增速远超GDP(注22),而且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为什么中国人民供养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而中国政府对民生的投入却远远落在绝大多数国家之后?根源就在于此。
    
    当然,在把自己先喂饱的前提下,共产党也会兼顾资本的利益。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毕竟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不搭上这班车,经济就搞不上去,江山当然也就坐不稳,而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不依靠资本。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中共不但认识得很清楚,而且相当务实。正因为如此,昔日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如今已摇身一变,被共产党当成了“座上宾”。搞了一阵权力市场经济后,共产党还醒悟了一点,跟资本家结盟不但有利于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利于自己“闷声发大财”。换句话说,发展经济离不开资本家,发财致富同样也离不开资本家。资本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分蛋糕的时候当然也要向他们倾斜,也要让他们多分点。不过,资本家再怎么重要,终究不是自己人,所以该向他们搜刮的共产党也还是要搜刮的,毕竟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普通劳动者,别看共产党嘴巴上一向把他们的地位抬得很高,什么“领导阶级”了,什么“国家的主人”了,那只不过是用来哄哄人的。在它心里,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其他劳动者也好,从来都不是什么“领导阶级”和“国家的主人”,而只是供自己使唤用以榨取财富的牛马。既然是牛马,当然就没必要把他们养得膘肥体壮,能吃饱有力气干活就行了。个个都膘肥体壮了,那得分多少蛋糕给他们啊!给他们多了,自己不就少了吗?这样的傻事共产党是绝不会干的。当然,在蛋糕越做越大和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有时也会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毕竟让他们吃饱点,不但会更听话,干活也会更有劲。
    
    所以,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的财富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是必然的。
    
    不仅如此,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整个经济被牢牢地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政府不受民众的任何监督和制约,权力成为最强势的分配手段,大量财富因而得以通过腐败、寻租和垄断源源不断地流进大小官员和各色寻租者的腰包,同样也是必然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两篇文章中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结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分配结构取决于权力结构,贫富差距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差距。中国的权贵阶级之所以那么富有,是因为他们垄断或买通了权力,中国的普通民众之所以那么贫穷,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权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权力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贫富差距势怎么可能不变得越来越悬殊呢?可笑的是,这种畸形的改革明明是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新一轮演绎,居然还自称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岂不是天大的讽刺?!
    
    
    ——
    注1:引自《南京气温骤降 外来民工冻死于地铁桥洞》,见2009年12月18日中国江苏网。
    
    注2:引自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的《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
    
    注3: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标准一直远远低于联合国的标准,也普遍低于其它国家制定的国家标准,几乎是世界最低的。即便是2011年提高后的最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仍与联合国的标准相距甚远。
    
    注4:引自《中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见2010年5月10日中国经济网。
    
    注5、注6: 引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下半年出台 核心是政府减税》,见2012年5月14日人民网。
    
    注7:引自《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6页-第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注8:引自颜昌海《“盛世中国”的冰冷数据》,见凤凰网博报。
    
    注9:引自《企业只涨利润不涨工资 劳动力处于分配弱势》,见《瞭望》。
    
    注10: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引自《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
    
    注11:1978年,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4%,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2008年中共“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与此同时,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开支仅相当于GDP的百分之六,比发达国家低二十二个百分点(引自《国企红利肥自己 施惠于民成空谈》,载2010年10月11日《东方日报》)。联合国要求:教育开支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5.1%,发达国家5.3%,撒哈拉以南国家4.6%,印度3.5%,最不发达国家也达到3.3%,而中国长期仅为2.3%,比台湾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曾经表示,中国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
    
    注12、注15:引自《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见2010年12月16日强国社区论坛。
    
    注13、注19:引自刘植荣著《世界工资研究》,转自铂程斋www.dapenti.com。
    
    注14:引自端宏斌《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没钱!》,见网易博客。
    
    注16:引自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
    
    注17:引自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摘要,见《财经》杂志总186期。
    
    注18:引自《温家宝:腐败现象接连不断 而且越来越严重》,见2007年3月16日新华网。
    
    注20: 引自《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见新一塌糊涂网站•New YTHT.Net,2009年7月27日。
    
    注21:“无代表不纳税”,西方民主国家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代表对于政府纳税权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税收问题,其税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行政部门严格执行。中国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税法均有政府政府部门制定先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不仅如此,对税收立法也缺少有力的制衡监控机制,使得政府本身的增收倾向缺乏平衡,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引自《中国税收失控背后政府焦虑症》,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14期)。
    
    注22:从1994年到2003年,GDP只增长了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316%,对比相差一倍。2005年的GDP比1994年增加280%,但税收收入却比1994年增加461%,财政收入增加507%。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到2010年超过8.3万亿元。2006年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远远高于GDP增速(引自《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隐忧》,见2012年2月9日《时代周报》)。
    
    
    5.改革开放让中国变得公平公正了吗?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五
    
    
    中共一贯标榜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现任总理温家宝甚至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这样的光辉却迟迟照不到广大中国民众的身上,今天的社会不公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更普遍更严重。它们就像笼罩整个中国的无边阴云,让人窒息而无奈。
    
    ——题记
    
    一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一辆满载着62名儿童、一位教师和一位司机的面包车东倒西歪地疾驰在一条多雾的马路上时,与一辆运煤车迎面相撞,面包车被毁,23人死亡,其他人严重受伤。
    
    多年来,校车夺命的惨剧一直在大陆频频上演,一再引发社会公愤。发生在甘肃的这起特大校车事故,更是深深刺痛了当下社会敏感的神经,将广为诟病的校车问题再次置于公众的聚焦中。
    
    按照大陆媒体的报道,校车惨剧之所以持续不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校车属于当今中国的稀缺资源,质量差、数量少,安全性能经常不达标,超载更是家常便饭。而这个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长期得不到解决,关键是因为差钱。
    
    按照联合国的要求,一个国家的教育开支至少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5.1%,发达国家占5.3%,撒哈拉以南国家占4.6%,印度占3.5%,连最不发达的国家也占到3.3%,而中国长期仅为2.3%,比台湾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曾经表示,中国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试想,教育投入如此之低,很多事情都差钱,政府哪里还能顾及校车?这种情况下,校车的配置当然只能靠学校自行解决,甚至由家长掏钱,质量差、数量少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中国公车购置从来就不曾差过钱,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不但一向可观,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公车当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1年中国政府用于采购公车的开支已经攀升到了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亿元(注1)。《中华工商时报》的一篇报道曾引述中国财政部、发改委和统计局调研的数据指,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至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注2)。与此同时,超标购车等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今年2月媒体就曾曝光过宁夏财政厅斥资近900万元一次性采购25辆豪华奥迪车的丑闻(注3)。
    
    一边是豪华的公车,一边是寒碜的校车,一边是逍遥自在的官员,一边是危险重重的孩子,这种鲜明的反差生动地凸显了当今中国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声讨?!
    
    有人抨击说,政府一向爱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既然是“花朵”,那就应该对他们倍加呵护,拨出专款为他们买足车,买好车。但你见哪届中国政府这么做过?由于缺乏政府的财政投入,车少质差,“祖国的花朵们”只得挤在超载的简陋校车里,每天往返在危险的路途上,车毁人亡的惨剧频频上演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官员的后代是决不会坐在这种校车里的,官爸爸的座驾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专车。
    
    还有人责问道,中共官员一向喜欢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公仆”。既然是“公仆”,那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少买公车,杜绝豪车。可大街上哪天不见乘着超标豪车的他们在招摇过市,有时甚至还要专门的警车为其开道?
    
    一位有心的网友在微博上贴出了甘肃校车惨剧发生地庆阳市政府大楼的照片,那真是一栋流光溢彩的漂亮建筑,光地库和通风系统就花费了约1400万元。一个贫困市,居然花这么多钱来建政府办公大楼,却不肯掏一分钱为孩子买校车,有人质问道,“为什么美国等国家的校车皆是固若金汤的庞然大物,而不是简陋如斯的小面包?”“为什么国家的花朵没有一个适宜的花盆呢?”网友“快乐的精灵老爹”在微博上愤懑地指责说,“小小的庆阳不过是中国千万个地方的代表。穷什么不能穷政府,苦什么不能苦领导。”
    
    中共一贯标榜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现任总理温家宝甚至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这样的光辉却迟迟照不到广大中国民众的身上,今天的社会不公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更普遍更严重。它们就像笼罩整个中国的无边阴云,让人窒息而无奈。
    
     二
    在当前广泛存在的各种社会不公中,分配不公是最突出也最为民众诟病的一种。
    
    在任何社会和国家,由于天赋、能力和机会不同等原因,人们的收入不可避免都会存在一定差距,不可能绝对平等,只要付出与收入成正比,即使有差距也是合理的,一般情况下人们也不会觉得不公。但中国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有的人付出很多,收入却很少,有的付出很少,甚至没付出,收入却很多。总之,相当一部分人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来自人民网的一项调查表明,抱怨“干得多,挣得少”的人将近70%(注4)。可见分配不公有多普遍。就连温家宝也多次承认这个问题已很严重。
    
    那么,当前的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初次分配中,这种不公具体体现为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明显失衡,政府和企业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大,劳动者的比例则越来越小。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这个比重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 ~65%之间。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劳动所得却持续下降。权威数据表明,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资本收入占比也在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注5)。而与此同时,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1年为15.3%,1996年降至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又进一步降到11%(注6)。人们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讥讽为“GDP一大步,财政税收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 “强资本、弱劳动”。
    
    由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本来的作用是要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但在中国却存在着明显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行政费用快速增长,“三公”消费日趋庞大,再加上财政支出长期重发展、轻民生,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弥补,反而还进一步扩大了。
    
    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相比,老百姓对贫富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公更为敏感。根据官方统计部门的数据推算,2005年和2008年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别为21倍和23倍,但经济学家王小鲁通过研究发现,实际差距其实更高,分别为约55倍和65倍。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近年来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注7)。
    
    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固然跟他们的正常收入悬殊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前者作为当今社会的强势集团,在正当收入之外还有大量不正当的灰色收入,而且这部分收入比他们的正常收入远要高得多,而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后者,他们的收入中却没有这一块。根据王小鲁的研究,全国的灰色收入在2005年接近3万亿元,到2008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上升为5.4亿元。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腐败,其中包括:(1)钱权交易,以权谋私;(2)公共投资与腐败;(3)土地收益的分配;(4)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这就是说,强势集团凭借手中的权力和资本,在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情况下,就将高达数亿元的巨额财富全部侵吞了,而作为财富创造者之一的普通百姓却没有分得分文。试想,还有比这更不公平公正的分配吗?(注8)
    
    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公也很明显。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比农村高2-3倍。80年代中期,一度下降为1.86倍。之后差距继续扩大,2006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已超过农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1.76倍,两者的收入比从1997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的3.33∶1,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注9)。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介绍,城乡居民收入比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而在中国目前已高达3.3倍(注10)。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分配不公是城乡居民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他们从事的大多是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又苦、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种,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但受身份的影响,尽管他们付出的比城镇职工多,工资待遇却明显比他们差。权威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城镇职工年均工资以年平均增长率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左右,剔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增长更加缓慢,城镇职工工资的绝对水平与农民工工资绝对水平之比已由2001年的2倍扩大到目前的2.8倍左右。2006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实际增长12.7%,而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年平均收入仅为11352元,同比增长9.9%,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进一步扩大(注11)。
    
    分配不公还存在于不同行业之间。目前大陆最高的与最低的职工工资已相差15倍左右(注12),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更是令大众愤愤不平。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介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注13)。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更是高达128倍(注14)。另有数据表明,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注15)。
    
    三
    司法不公也是当前广泛存在尤为突出的一种社会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标榜依法治国。什么叫依法治国?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就是必须做到司法公正。也就是说,在司法机关审案判案的整个过程中,都要严格依据法律的要求,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但现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今中国,司法普遍不公,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有法不依、以权代法、徇私枉法、侵犯人权的事件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江泽民及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和迫害堪称是当今中国司法不公的最突出的事例。
    
    众所周知,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和迫害中,宪法却成了一张被撕得粉碎的废纸,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610办公室”(中共专司镇压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的指令成了法院审判的唯一依据。当局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怎么判你,就怎么判你。在这种情形下,法庭辩护纯粹成了走过场、装样子。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因此被非法关押、劳教和判刑,他们的人权遭到野蛮的侵犯和剥夺。对于这种公然以权代法、践踏法律的非法行径,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法官也毫不掩饰。
    
    据明慧网报道,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老太太高德玉(当时68岁),因为炼法轮功而被绑架和逮捕,她家人为她请了律师。律师在要求会见高德玉老人过程中,遭到执法部门层层阻扰,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2010年9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12年。
    
    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于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梁秀兰八年、张立芹和邵连荣7年半 、李秀华、孙永生和杨占民7年徒刑。之后,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
    
    法官对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办事,那么按照什么呢?湖南省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进行判决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式,没有办法,这怨不得我们。”
    
    2008年12月17日,江苏省苏州法院判法轮功学员路通四年徒刑,路通的女儿为父亲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审,当地法院一位名叫顾迎庆的法官说:“你不要寄希望于法律是超脱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吉林省农安县“610”办公室马主任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
    
    当然,中国的司法不公绝不仅限于以迫害法轮功为代表的这类敏感政治案件中,在刑事、民事等各类案件中都广泛存在。为此,许多人感叹:“司法公正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句笑话。”下面这篇帖子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描写。
    
    “普通老百姓如果跟权势分子打起了官司,十有八九会输掉。情况是这样的:(1)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你肯定会输;(2)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模糊,法官会做出倾向于权势者的解释,你也肯定输; (3)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会挑其他的毛病,你也很可能会输;(4)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他们会配合权势者来调解,实际上是威胁性的调解,你可能会接受不公平的调解,可能会撤诉,也就是认输;(5)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又不吃威胁那一套,那么法官就会拖,一个官司也许拖个几年也不给你判,你相当于输;(6)你的请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不吃威胁那一套,法官实在拖不下去了,可能会不得不判你赢,但判了之后无法执行,你还是得输。”
    
    著名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论司法》中说:“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的违法行为更严重。因为这些违法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一向被视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崩溃了,人们还能够相信和指望什么?
    
    四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社会不公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阶层固化。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社会地位不同的阶层组成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同阶层的成员是可以相互流动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阶层归属是可以改变的,不但社会地位高的人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沦为较低社会阶层的成员,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低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也可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成功地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前一种流动属于向下流动,后一种流动属于向上流动。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旦社会流动受阻,特别是向上的流动受阻,通道变窄,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就会趋于固定化,所谓阶层固化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阶层固化的本质是起点不公。它意味着人们一出生就面临着不公的境遇,未来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升迁或致富的前景如何等等,都不取决于自己的才华和奋斗,而取决于各自的家庭背景。换句话说,人们的地位、身份和利益等一概都是从父辈那里传承而来的,穷成为穷的原因,富成为富的原因,官成为官的原因,民成为民的原因。这公平公正吗?当然不!不幸的是,这种新生的不公正在当下中国蔓延着。据 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相当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 ,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注16)。
    
    当前的阶层固化首先体现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普通民众的后代越来越难以享有良好教育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普遍都被官员和富人的子女占据了。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渠道。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所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改革开放初期,不同阶层后代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是公平的,众多贫寒家庭的子女通过勤奋读书,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好学校,从而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但随着教育资源分配的日趋不平衡,普通学校和优质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教育已经市场化、产业化的今天,好学校、名牌学校的收费居高不下,以往那种只要成绩好就能读好学校、上名牌大学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出身越底层,上好学校越难”的趋势逐渐席卷全国,寒门子弟尤其是农村孩子读好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感概的,“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注17)
    
    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该校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只占总数的17%,而在当年的高考中,考生中有62%是农村学生。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该校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但2007年已跌至31%。据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负责人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注18)。
    
    就业,本是寒门子弟提高社会地位的另一重要途径。然而,在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的同时,通过就业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如今家庭背景已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父母没钱没权,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通过 “萝卜招聘”、“内定招聘”、“人情招聘”(注19)等各种招数,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这也是阶层固化的一种典型体现。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教育部计划的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注20)
    阶层固化还表现在家庭背景对职业升迁和创业致富的影响越来越大。来自权贵和富豪家庭的子弟,如果做官,不但机会多仕途顺,而且升迁也快;如果做生意,大都也是一帆风顺,很容易成为富翁。底层民众的后代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想升官?尽管你能力强、素质好,但没有背景和关系,没门!想发财?虽然你有才华,肯吃苦,但没有背景和关系,同样没门!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研究也发现,私营企业主的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精英为主,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成功机会则越来越少(注21)。
    
    相比较而言,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社会上流行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们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奋斗能够成就未来”。“鲤鱼跃龙门”、“寒门出贵子”的故事比比皆是。30年后,“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社会上流行的却变成了“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很多人都认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奋斗无法成就未来”。“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垄二代”、“穷二代”和“农二代”等应运而生,“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寒门难出贵子”成了令人绝望的现实。无怪乎人们嘲讽说:“当下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拼爹时代’”。无论是上学、找工作还是买房子等等,青年人比拼的都不再是各自的能力,而是彼此的父母和家庭背景。没有一个好爸爸的穷孩子,人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由此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悲剧。
    
    《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6个字:“为什么这么难。”
    
    《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16日报道,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自杀前感叹:“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2010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遗书:“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
    
    五
    面对犹如大山一般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社会不公,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改革开放为何没让中国变得公平公正?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公越来越严重的根源是什么?
    
    对此,作为国家管理者的中共历来都有一套避重就轻的说辞——为了避免伤及其统治的合法性,它总是试图将公众的视线竭力引向体制之外。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共识: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严重不公的根源恰恰不在体制之外,而在体制本身。
    
    中共一贯声称,在它的统治下,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党的干部、政府的官员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既然是主人,整个国家的权力当然应该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既然是公仆,当然就得听命于主人的意志。但现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众所周知,中共当政后,一直固守一党专政。在这种极权体制下,共产党不但垄断了社会的一切权力,而且不受民众的任何监督和制约,民众则被剥夺了应有的一切权力,只能无条件地听任共产党的摆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这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仍然如此。这种权力配置的严重失衡,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不公——权力的不公。
    
    有人把这种不公称为当今社会最大的不公,这话说得不无道理。相比较而言,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就业不公等等,其实都只不过是社会不公的表象,权力不公才是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不公,才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公的最大根源。
    
    试想,分配为何会不公?就国民收入的分配而言,那不正是因为政府、资本和劳动者各自拥有的权力不一样吗?政府的权力最大,当然拿大头。资本的权力次之,当然拿小头。劳动者什么权力都没有,当然拿得最少。
    
    再说贫富阶层之间的分配为什么会不公?原因不同样是因为他们各自拥有的权力严重不均衡吗?当官的手中有权,不仅工资高,而且可以以权换钱,不劳而获,甚至一夜暴富。资本家吧,虽然不掌权,却能用钱贿赂有权的官员,借他们的手大肆捞钱,把人民的血汗和公共财富占为己有。
    
    即便是城乡居民分配的不公,也同样是权力不公的结果。城市和乡村相比,前者更多代表了一种强势权力,而后者则更多代表了一种弱势权力。当强势权力对弱势权力的利益不断进行剥夺时,分配怎么可能公平呢?
    
    权力不公不但导致了分配不公,也是造成司法不公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都是权力的终决者,权力的任何表现,都要在法律的许可和规范下进行。但一党专政的中国却完全是个反例——党比法大,权比法大。因为大权独揽,法律自然也就成了中共进行政治迫害和维护私利的工具,有法不依、以权代法和徇私枉法当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而普通民众由于被剥夺了所有权利,一旦打起官司来,只能听凭他们的宰割,无罪蒙冤、有冤难诉的惨剧和悲剧天天都在上演。
    
    教育不公不也同样是权力不公的恶果吗?!中国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一向为政府所垄断,这些资源的分配权更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孩子能上好学校啊?首先当然是爸爸有权的“官二代”。“富二代”的爸爸虽然没权,但有钱,钱能买通权,所以“富二代”也不乏享受良好教育的优先机会。至于“贫二代”,爸爸无权又无钱,大多数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官二代”、“富二代”上好学校。即使是少数成绩特别出众的尖子,好不容易挣得了上好学校的机会,有时却又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不得不忍痛放弃。
    
    那么就业不公呢?幕后推手也还是权力不公!举个例子说,前不久大陆媒体曾曝光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到2011年才毕业的在校大学生,竟然提前已经被安排进了家乡湖南省冷水江市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工作,享受事业编制,而且经过了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的层层批示。什么样的学生能如此神通广大?原来,他就是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原局长曹长清的公子。该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在回应记者采访时称,冷水江市“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照顾(各单位)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并称“如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试想,这位大学生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还没毕业就有了一份好工作?纯粹不就是因为他有个当过人事局局长的爹么?如果他爸爸没当过局长,而是个普通农民,这样的好事会轮到他吗?做梦吧!
    
    所以说到底,只要不废除一党专政,就必定存在着权力不公,只要存在着权力不公,中国再怎么改革开放,公平公正的阳光都不会照到老百姓的身上,不但照不到,整个社会还会变得越来越不公。
    
    ——
    
    注1:引自《媒体称中国2010年公车采购花费达800亿元》,载2011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注2:引自《公车改革难在打破特权》,载2010年12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注3:引自《宁夏财政厅一次性采购25辆奥迪A6 花费近900万》,载2011年1月27日《城市晚报》。
    
    注4:引自《社会公平调查:96%民众对权力造成的不公不满》,载2008年11月6日人民网。
    
    注5:引自《刘煜辉:初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重要》,载2009年5月9日南方网。
    
    注6:引自百度百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词条。
    
    注7、注10、注12、注14:引自《新华社:内地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载2010年5月10日《经济参考报》。
    
    注8:引自《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载《财经》杂志总186期。
    
    注9:引自《看懂中国贫富差距》第14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注11:引自《城乡分配:农民工需要“公平起点”》,载2008年第2期《瞭望》。
    
    注13:引自《国有石油公司职工晒工资单 自曝买房便宜100万》,载2010年4月15日新华网。
    
    注15:引自《加上灰色收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大于0.5》,载2010年8月9 日《南方周末》。
    
    注16:《畅通社会流动机制是最好的维稳》,载2012年3月20日人民网。
    
    注17、注18、注20、注21:引自《底层人群无背景无身份向上流动困难》,载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注19:公务员职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理解都是求职者这个萝卜是否适合职位要求的这个坑。而所谓“萝卜招聘”,是网友对“量身定制”招聘干部的一种形象比喻。主角多为年轻的应聘干部,有权的官员父母。
    
    
    6.改革开放提升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吗?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六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大发展,道德却大滑坡。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已然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位。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精忠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等传统美德不但日渐式微,甚至荡然无存,而金钱至上、私欲横流、坑蒙拐骗、以强凌弱、诚信缺失、假话流行、贪污腐败、索贿受贿、良知泯灭、寡廉鲜耻、人伦颠倒等歪风邪气却日甚一日地充斥着社会的每一寸空间和每一个群体。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题记
    
    一
    佛山,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现代化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经常被大陆媒体作为改革开放的样板之一加以报道。然而,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这里的小悦悦事件,却使这个城市意外地成了人们对当代中国道德现状进行聚焦的目标。
    
    那是一个与往常一样的日子。当天下午,两岁幼童小悦悦正在位于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家门口的巷子里独自玩耍,不料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她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随即从她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大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小悦悦身上碾过。
    
    之后,还有呼吸的小悦悦孤零零地躺在路边。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随后,又有两名路人从小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小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小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10多位路人从小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都只是看了看,没有人援手相救,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就这样,先后有18人从小悦悦身边走过。直到拾荒阿姨陈贤妹出现,才上前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10月21日零时32分,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后离世。
    
    18个大人眼睁睁地看着被撞到碾伤的小悦悦却无人援手相助,一个垂危的年幼生命就这样被无情的司机和冷漠的路人弃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此事被媒体报道后,随即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人们在问:“如今的中国,老人跌倒不敢扶,小孩被碾没人救,中华民族怎么了??”
    
    无独有偶。就在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不足一个月,针对此事的舆论还未停息之际,四川省内江市又发生了一起小悦悦事件的翻版。 不同的是上次受到伤害的是一名幼童,而这一次受到伤害的则是一名老太太。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1年11月2日晚,四川省内江市一名老太太过马路时,被一辆越野车撞倒,司机逃逸。随后一名出租车司机路过事故地点,再次碰撞到受害者,涉嫌二次碾压。当晚,被撞老人不治身亡。交警部门通过查看监控视频证实,事故后一分多钟里,并没有行人围观,但因为是入城线,车流量较大,此期间有多辆车经过,但都没有停下。
    
    前一次,面对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多名过往行人选择了袖手旁观,最终小悦悦遭到了二次碾压。这一次,面对被越野车撞倒的老太太,尽管期间有多辆车经过,但司机们同样选择了视而不见。 两起事件最大的共同点都在于路人的冷漠。
    
    其实,类似的场景在小悦悦事件之前便早已屡见不鲜。远的不说,仅2010年被媒体报道过的类似事件就不乏其例:
    
    2010年1月,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老人肖雨生在小区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已没了呼吸。
    
    2010年7月,在广州白云区石井白云湖,两名男孩结伴游泳时溺亡。记者重访现场时找到了死者的几名老乡,据其中一名当事老乡表示,两名男孩遇险时曾有七八名附近五金厂的男工人路过湖边,她曾两度向对方呼救,但对方始终不肯帮助,以致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
    
    2010年11月,从超市购物出来的顾客发现有位老人卡在了护栏中。听到呼救,负责在护栏旁看车的周女士和路过的行人都聚拢过来,纷纷拨打110和120。面对危在旦夕的老人,周女士曾经想上前搀扶,但却被周围的人劝阻了。就这样,老人被卡在护栏里足有十多分钟,众人虽距他只有一步之遥,竟无一人伸出救命的手。当120救护车赶到的时候,老人已停止了呼吸。
    
    2010年11月,一名婴儿被丢弃在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的街头。4天中居然没有一个路人去关心这个可怜的孩子,最终寒冷的冬天带走他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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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年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救死扶伤,一直都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秀美德。但小悦悦事件以及发生在其前后的一连串类似事件,却完全颠覆了它们,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了当下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沉重现实。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修身重德著称于世。然而,改革开放30年,经济大发展,道德却大滑坡。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国人的道德水准已然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位。环顾今天的神州大地,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勤政爱民、精忠报国等传统美德不但日渐式微,甚至荡然无存,而金钱至上、私欲横流、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吃喝嫖赌、以强凌弱、诚信缺失、假话流行、贪污腐败、索贿受贿、良知泯灭、寡廉鲜耻、人伦颠倒等歪风邪气却日甚一日地充斥着社会的每一寸空间和每一个群体。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二
    与毛时代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官员既没有精神信仰,也缺乏社会理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力贴现主义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指南,由此导致官员群体私欲空前膨胀,官德大规模沦丧。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危机正是以此为开端的。
    
    官德沦丧首先表现为贪权。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官员,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不崇拜权力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官员尤其如此,因为权力不仅能给他们带来地位,而且能够直接转化为金钱。为此,他们总是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往上爬,甚至不惜直接用钱买官。从农家子弟成为地方高官的原中共镇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便是一个典型。陈在镇江工作了19年,一心希望升任该市市长,却苦于朝中无人。为求疏通中央组织部,秘书主动为他托人奔走,付了130多万元人民币和4万美元给自称是中央要员的骗子,成了官场《假如我是真的》骗局的最新版本。
    
    官德沦丧还表现为贪钱。为了捞钱,许多当官的从收受礼物发展到大笔受贿、索贿甚至敲诈,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如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他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自己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江西婺源县原县长杨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杨峰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开口就向私企老板索要上千万元。他恬不知耻地对客商说:“你在婺源发了财,不对我表示表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官德沦丧的另一个表现是贪色。当今的中国官场,包养情人、“二奶”成风,许多人对生活腐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嫖娼狎妓、共用情妇,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不能自拔。中国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中共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如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云南省省长李嘉廷、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等高官莫不如此。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官员滥用权力,法为私器。近年来,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者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而获罪的事例层出不穷,如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等。不只是普通民众,连一些记者也遭到了官员的强力“阻截”。前不久,《经济观察报》就有一名记者因报道某上市公司的负面消息,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为名在网上通缉。更早之前,甚至还出现过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让警察进京抓记者这样的例子。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当官的官气熏天,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后非但不道歉,还大骂群众“算个屁”。“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长沙市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名交警制止后,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随后,他与交警以及赶来处理问题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陕西淳化县3名局长,乘坐挂警牌车辆通过收费站时与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竟大打出手。更有甚者,有的官员竟然为摆脱情妇纠缠而行凶杀人,或为一己私利,动用黑恶势力加害同僚。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官员谎报虚夸,欺上瞒下。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有些官员面对群众的质疑,张口说谎,故意夸大、编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有些官员为了向上爬,大搞浮夸虚假的政绩工程和数字游戏。欺上瞒下竟然成了他们常用的工作手法和生存秘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便是这种生态的生动写照。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当官的不仅千方百计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寡廉鲜耻地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独立评论人袁剑先生曾以官场中的文凭热为例说:“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注1)。
    
    总之,如今的中共官员可以说烂得已经没有人样了,许多人人格之低下、言行之龌龊,早已突破了文明的底线。在老百姓眼里,“共产党的官没一个好东西”,许多贪官甚至连妓女都不如。
    
    三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别是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高发的严峻形势,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企业家应该流淌道德的血液”。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之下,这句话其实可以反过来解读——中国企业家的身上普遍流淌着不道德的血液。
    
    事实确乎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在自身财富和社会地位快速增长提高的同时,其应有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不断下滑,许多人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为了发财,不择手段,职业道德荡然无存。逐年攀升的企业家犯罪曲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009年出版的《法人》杂志曾经刊登过学者王荣利的一篇论文——《中国企业家犯罪基本情况统计与分析》,这篇文章专门研究了从1990年到2008年被媒体报道过的221位中国企业家的犯罪案例。他们中既有国企企业家,也有民营企业家;既有非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者,也有上市公司高管或者实际控制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身价数亿数十亿的富豪,也有身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社会知名人士。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犯罪现象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和发展趋势,特别是自1997年至2007年的11年间,这一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2007年企业家犯罪的人数竟然是1997年的13倍多。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道德沦丧,是与诚信缺失、欺诈成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守信理应是企业家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却见利忘义,弃诚实信用于不顾,利用合法的合同形式,欺诈他人,谋取不义之财,甚至不惜以身试法。
    
    据《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披露,民营企业家不但多因诈骗犯罪,这种现象而且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报告显示,在当年109例民营企业家被初步确定或判决罪名的案件中,除了17例“涉黑”案外,其余92例中的41例,都是合同诈骗、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等各类诈骗罪,占近一半比例。在当年“落马”的十大民营企业家中,有五成涉嫌骗取贷款、欺诈发行股票和非法集资等。另外,在2010年度,民营企业家各类诈骗案只有19例,到2011年却一下上升到41例,增涨了1倍多。
    
    行贿受贿是当代中国企业家道德沦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行贿是民营企业家最主要的犯罪表现之一,在他们所犯罪名中排名仅次于诈骗罪,列第二。
    
    在行贿的民营企业家中,既有“黑社会老大”之流的企业老板,如原沈阳嘉阳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庸、原福州凯旋(中国)集团董事长陈凯、原江西联达实业有限公司总顾问熊新兴、原大连冬士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冬海波等,也有全国各地所谓的“首富”企业家,如原欧亚农业董事局主席杨斌、原农凯集团董事长、“上海首富”周正毅、原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公路大王”张荣坤、原乐山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德军等人,还有“走私大鳄”原厦门远华集团老板赖昌星、原深圳市惠威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改清、原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董事长李深等人。无论“黑社会老大”,还是各地“首富”,或者“走私大鳄”,他们都热衷通过行贿手段腐蚀拉拢政府官员,以此获取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额利益。
    
    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万科董事长王石曾举例说,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结果,在座的老总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举手的仅有五六位。可见行贿之风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已盛行到何等地步。
    
    如果说在当代中国,行贿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家,那么受贿的大多是国企企业家。来自《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数据表明,国企企业家多因行贿犯罪,在国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例中,行贿罪占了一半左右,名列第一。迄今为止,在受贿的国企企业家中,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是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受贿金额最多的一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陈同海因此被判处死缓。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道德沦丧还表现为对消费者的肆意坑害。
    
    相比较而言,传统社会也有奸商,但他们至多是缺斤少两,但现在有些企业家黑到什么程度?为了牟利发财,他们不但明目张胆地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甚至连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都不管不顾,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根源即在于此。
    
    被称为“毒奶大王”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便是黑心商人的一个典型。在她的的领导下,号称中国奶业三巨头之一的三鹿集团为了牟利,在明知三聚氰胺可以致人结石乃至死亡的情况下,居然明目张胆地大量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结果导致全国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最终,田文华本人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
    
    四
    古往今来,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不仅承担着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而且自身就是一个民族道德高度的典型标志。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普遍堕落的时代,知识精英的堕落可以说是终极性的。
    
    毛时代,在中共的极权控制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沦为了政权的附庸,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开明派掌权期间,他们的生命力一度有所恢复,其理想主义的改革激情,敢于针砭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特别是在六四民主运动中挺身而出的勇敢表现,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六四惨案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权力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后,面对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生性懦弱的中国知识精英再度集体缴械,不仅普遍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而且迅速沦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其道德沦丧的速度之快着实让人震惊。
    
    这种道德沦丧首先体现为知识精英的御用化。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中国知识精英基本上都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就像有人讽刺的那样:“都是一些圈养的狗,没有人格只有狗格”。
    
    毛时代的知识精英尽管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但他们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大都是真诚的。因为受蒙蔽,他们对于自己为之效力的那个政权和那套意识形态不仅深信不疑,而且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现在则完全不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早已走出了前辈们的那种蒙昧状态,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但不认同现政权,许多人甚至还相当讨厌和痛恨它。说到底,他们之所以要违背自己的情感充当现行体制的代言人、吹鼓手和化妆师,纯粹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
    
    象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这些御用精英把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在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下,他们的良知和人格已不复存在。凭借自己的聪明,他们很清楚,身处眼下的这个社会,要想出人头地,“混得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为大权在握的中共卖命,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为其抬轿子,否则,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混不个人样来”。如果谁还敢与它作对,那别说前程,就连小命可能都保不住。所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靠和投机,选择了放弃良知责任换取功名利禄。
    
    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里,每当中共有什么重大决策出台时,或是遇到什么重大难题时,这些御用化了的知识精英总会不失时机地跳出来,为自己的主子摇旗呐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帮着中共忽悠民众。
    
    例如,当社会大众对腐败极度不满时,精英们站出来解释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当老百姓对贫富差距拉大议论纷纷时,精英们又站出来发言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争辩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张维迎提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观点更妙: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则打马虎眼称: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知识精英的道德沦丧还表现为他们的市侩化。
    
    六四爱国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共一方面收紧了一度有所放松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打开了一向紧闭的金钱物欲的大门。反映到知识精英的身上,一方面,使得他们由于恐惧而纷纷缴械,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引领他们为了私欲而向金钱投降,迅速沦落为物欲的奴隶。
    
    形象地说,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像是一群高级市侩。如果说当官的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权力变现,那么他们一门心思琢磨的则是怎样用知识换钱。从前,他们把高尚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视为匕首投枪,当成武器;现在,那些知识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后,变成了他们在市场上拼命兜售的商品。什么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什么读书人的面子和身份,也被当成了一叠废纸。只要能捞到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金钱,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轻易地俘获了这些一向清高的精英,而且攻克了历史上最难攻克的堡垒:独立与自尊。为了满足对金钱和物质的贪欲,他们甚至连起码的廉耻都可以抛于脑后,完全堕落到了丑态百出的地步。
    
    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谈到中国知识精英的市侩化时曾举例说,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
    
    所谓斯文扫地, 不过如此吧!
    
    五
    古往今来,教师始终肩负着教书育人、培养下一代的重任,在人们眼里,一向有着很高的道德声誉,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改革开放后,大陆教师队伍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师德败坏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以至于许多人都在问:“教师,你怎么了?”
    
    师德败坏最突出最普遍的表现莫过于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
    
    广东省检察院曾公布过该省2009年度反贪“十大精品案件”,英德市原教育局局长赖来新受贿66.5万元一案即为其中之一。据媒体报道,“赖来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校服供应商、建筑商的贿赂共计人民币66.5万元。该案涉案人员多、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是系统案件、商业贿赂窝串案的典型案例。由于办案人员正确贯彻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严惩主要犯罪分子的同时促使近百位涉案校长投案自首。”这不免让人震惊!区区一个县级市,学校不过上百所,不仅教育局长带头受贿,手下的近百位校长而且一同跟着捞钱。这样的丑闻,除了当今的这个改革开放时代,哪朝哪代有过?
    
    当领导的如此以身作则,普通教师能不跟风效仿吗!如今,学校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变相向学生或家长索要财物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人们对此也都见怪不怪了。辽宁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鲁昕曾在该省2004年3月30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披露,仅当年头3个月里,他就陆续接到了二三十封中小学生家长的信件,反映的一概都是学校老师的师德问题。
    
    不仅如此,现在有些教师的“吃相”甚至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一位名叫李海年的作者爆料说:“我家属的一个朋友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亲戚的小女孩在某个县城小学上学,这个小学在市中心而且是重点,因此全市上下老百姓挤破头把子女送往该小学,一个班级八九十人普遍现象。刚上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在班里跟全班学生说,如果你们哪个想调位子,让你们的家长找我(那言下之意,想调位子得送礼)。这个小女孩因为个头矮,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于是放学回家跟自己的爸妈说了此事。第二天,小女孩的爸妈赶紧请班主任吃饭,并送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果不然,第三天,小女孩被调到最好的座位。然而,第二学期,小女孩又被调到最后一排,无奈之下,小女孩的爸妈只好再请客送礼。为了望女成凤,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小女孩的爸妈是每学期都要请客送礼!”(注2)
    
    类似这样的事,并非个别,许多人都碰到过。别说家长,就是稍有良知的教师也都看不下去。这不,有感于当下师德败坏的社会风气,一位教师忍不住在网上对“当今的种种为师之道”痛加抨击。
    
    他在帖子中写道:“《庄子•田子方》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指最可悲哀的事,莫过于思想顽钝,麻木不仁。而今天,我想借用一下这个句式,流泻一下长久以来的心情,那就是——哀莫大于为师。
    
    作为一名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才是,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界的逐步‘开阔’,我却羞于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一名教师……
    
    难道,我一直为之而努力、而追求的儿时的那个绚丽的梦错了么?面对当今的种种为师之道,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教师节的一个茶话会上,一位家长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我们的老师教育我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对祖国没用,就是废物。现在的老师教育孩子,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不能过上好日子……’
    
    政府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的老师‘领会精神’后,立刻也干起来。为了创收,纷纷打起了所教班级学生的主意,美其名曰‘给差生补课’,实则是变个花样乱收费(每生每月100-120元)。几十个学生,挤在老师家客厅、饭厅的狭小空间里,且不说昏暗的灯光下如何上课、做作业,单是那糟糕的空气,我想也是学生不想吸收的。更不要说浪费了孩子们宝贵的睡眠时间。不去吧,肯定不行。于是,很多家长为了孩子‘前途’计,只好屈从把孩子送去。他们戏称这叫‘双夹皮’(就是教了钱到学校学知识,还要交钱给老师再学一次)。也告诫孩子说‘这就是别人说的——知识就是财富!’
    
    有的老师在班上暗示学生家长送礼,对学生说:‘老师家×月×日进新房,叫你爸爸妈妈来家里玩。’孩子回去一说,家长能不去送礼吗?
    
    还有请客吃饭。每学期开学初邀请老师吃饭都得预定、排队。难道是风俗吗?不是的!是为了孩子得到老师特别关照,有个好座位罢了。小学到初中,班额普遍过大,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一百余人。本来只能容得下五六十人的空间,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要想上课听得清楚,不受影响,就得有个好座位啊。好座位怎么来?请客吃饭啊。吃完饭呢,还得负责娱乐,有的人几杯酒下肚,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学生家里,在自己学生的面前,完全是一个赌徒的样子。
    
    更有甚者,学生违反了纪律,当老师的把家长叫来训斥一番后,抓住机遇说:‘你看你这孩子把老师气得心烦,找个时间,把班上老师带到哪里去散散心……’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怎么了?真的清贫得要如此致富吗?为了过上好日子,甘愿背上一世的骂名吗?
    
    听多了家长们的抱怨,竟不知不觉间变得胆怯起来——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老师。虽然我不曾吃过他的‘嘴软’,拿过他的‘手短’,但是,我害怕他们因为憎恶而从眼里射出来的那道寒光,像利箭,直直的向我射来。
    
    我那儿时的梦还能找回来么?我哀于为师,心却未死。”(注3)
    
    看罢这篇文章,不免让人感慨。一位教师竟然如此痛心疾首地抨击自己同行的为师之道,可见当今大陆的师德已经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与中小学老师相比,大学教授的道德滑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本是教师中的精英,理应人品端正令人敬畏,但当今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却充斥着种种不肖之徒——有男教授色诱少女,奸淫女性的,有女教授勾搭、玩弄男研究生的;有文凭学历造假的,有屡爆粗口骂人的;有不务正业到处捞钱的,有与人约架的-----难怪网民们早把教授改称成了“叫兽”!
    
    六
    医生虽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任,医德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命的安危。纵观古今中外的医学史,大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德艺双馨的医家,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着医乃仁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卫着医道尊严!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的医院早已成了一个充满铜臭的场所,许多医生道德败坏,唯利是图,严重玷污了白衣天使的美好形象。
    
    谈到医德败坏的现状,人们最痛恨的莫过于“收红包”。在相当一部分医生那里,看病的热情和态度,完全是跟患者是否送红包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不良的医生护士甚至公开索要。即便他们没有公开或变相索要红包,大多数重病患者也不敢不送,因为风气使然,这已经成了医患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职工向记者透露,这家医院的很多医生私下里都向患者要钱,就连自己的职工就诊也要送红包。索要红包的具体方式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某医生要收患者甲的额外费用,就会让患者甲将钱打到患者乙的私人账户上。然后,该医生再告诉患者乙,说是自己有一笔钱错打到对方的账户上了,要求对方返还。如此一来,红包便顺利到手。
    
    吃回扣是医德败坏的另一种突出表现。
    
    2011年4月11日,一篇题为“江苏弘惠疏血通回扣”的帖子出现在多家网站,将南京3家著名大医院百余名医生吃回扣的丑闻公之于众。
    
    发帖人名为“陈雷”。帖子称:“江苏弘惠医药有限公司以生产、经营药品代理为主,在南京市北京西路6号办公,主要经营品为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疏血通注射液(规格:2ml)、复方骨肽注射液(规格:2ml,5ml)及冻干粉。
    
    我曾在公司销售部门上班,疏血通注射液厂家进价每支是7~7.5元,而医院进价高达每支39.5 元,中间利润高达33元,各医院医生回扣按10元到12元发放,致使医生乱开药,多用药,不合理用药。江苏省各大小医院年销售量达500万支左右,医院零售价为45元,销售金额达两亿两千多万。疏血通在其他省市零售价在30元多一点。”
    
    为表帖子的真实性,“陈雷”甚至在网上将该公司“内部文件”,比如“2011年度疏血通注射液销售协议”贴了出来,帖子用红笔描出这样一句话“发货时按照7.35元/支打款发货”。具震撼性的是,“陈雷”将包括所销售的药品量、医院以及医生的姓名、所在的病区都一一点出,发生的时间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份,并且每名医生后面都有数量不等的“临床费”,而这临床费就是业内所称的回扣。百余人的名单里,最少的“临床费”为30元,最多的一个月达到了4290元。
    
    七
    谈及世风日下的道德现状,人们的眼睛和舆论的关注似乎多半都集中在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等这些有身份的人的身上。这一点当然不奇怪,因为特定的身份地位不仅赋予了他们左右社会风尚的能量,而且也使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判断一个社会道德水平高下的重要标杆。
    
    不过,如果因此认定当今中国的道德大滑坡仅仅只局限于这部分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客观地讲,这场滑坡席卷了社会的所有群体,首当其冲的固然是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等,但普罗大众同样也未能幸免,他们的道德水平同样也在飞速地下滑,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就说小悦悦事件吧,那18位自私冷漠不肯援手相助的路人有几个是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呢?在类似事件中,那些围观的人中固然也有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普通民众吧?
    
    换一个角度讲,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救人者反遭被救者诬陷和讹诈的事屡见不鲜。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南京彭宇事件,类似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
    
    比如:2008年6月16日中午,在陕西省西安市,20岁的河南小伙张衡见一位老人倒在地上,便好心前去搀扶。谁知道老人一把抱住他,硬说是他倒车时撞上的。但事发现场很多人证明张衡是冤枉的。
    
    再如:2009年8月8日,在贵州省都匀市,市民彭女士驾车路过夜市摊,因堵车而停车时扶起了一位摔倒在路边的老太,结果老太一下子冲上去抱住彭女士轿车的后视镜,坚称彭女士撞了她。
    
    还有:2011年7月初,广州军区某测绘大队下士小刘完成测绘任务后,骑自行车返回宿营地,途中见一位老大爷昏倒在路旁,便急拨120急救电话,与医护人员一起将他送到医院,使其转危为安。不料老人亲属赶来后,硬说小刘是肇事者,不但逼他赔偿医药费,还说要到部队告他。无奈之下,小刘只得从银行卡中取出3000多元付了医药费(注4)。
    
    ------ ------
    
    在上述事例中,那些诬陷或讹诈自己恩人的被救者或他们的亲属,大都不都是普通人吗?
    
    谈及遍及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有网友感慨道:“农民认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自己吃的菜要少撒农药,别人吃的无所谓;卖肉的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自己吃要新鲜的,别人吃的多加点销酸没关系;盖房子搞装修的认为反正不是我住的,差一点儿管他呢;生产油漆的认为反正不是我用的,甲醛多点无所谓;搞XX的认为反正出问题了也不是我在用,差一点儿凑合着吧…………”这些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农民、工人、做小买卖的无一不是这个社会最普通的人!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一大传统美德是乐善好施。然而,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不久前对各国人民的慈善行为和捐赠数量做了一项调查,通过受访者对“过去一个月是否给慈善组织捐过钱;过去一个月是否为一个组织做过义工;过去一个月是否帮助过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来进行评分和排名。结果显示,在153个受访国家中,中国大陆排名第140位(2010年的排名为147位),美国排名第一,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和加拿大这六个发达国家分别排在第二位至第七位。就连斯里兰卡、泰国和老挝这三个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都挤进捐助指数排名的前十,分别排在第8、9、10位。
    
    试想,在这项有关国民道德水准的全球性调查中,拖了中国后腿的想必也绝不仅仅只是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吧?
    
    七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失去道德约束的早已不是一个或几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是整个民族,有的人甚至无恶不作,已经堕落到了没有资格再被称之为人的地步。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一党独裁的中共!
    
    中共当政后,把有神论和宗教打成了所谓封建迷信,将敌视佛道神的共产主义确立为人人必须信奉的意识形态,大肆宣扬无神论,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一举斩断了中华民族道德良知的根基。在此基础上,中共以党性取代人性,建立了一整套名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伪道德,不仅践踏和消灭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且利用、纵容和放大了人性中一切阴暗丑陋的东西。其结果,不仅导致了毛时代的道德大退化,也为文革后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后,中共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转而搞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其实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虽然它也标榜自己是市场经济,但本质上与发达国家实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价值观而言,真正的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为己利人的伦理准则,它既充分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同时也要求人们不可因为追求这种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将这种追求牢牢地置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之下。而中国的权力市场经济虽然表面上并不排斥道德伦理,甚至时不时地还要唱唱道德高调,但实际上奉行的却是一切向钱看的逻辑,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可以不择手段,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通通抛在一边,甚至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一言以蔽之,前者遵循的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后者奉行的却是极端的利己主义。
    
    文革后,曾经风靡一时的共产主义信念轰然倒地,一场规模空前的信仰危机席卷了整个中国,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在这种大背景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由权力市场经济呼唤而来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便乘虚而入,一举俘获了国人迷茫空虚的心灵,并顺势打开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只潘多拉魔盒,让长期被抑制的私欲一下全都释放了出来。
    
    当今的中国人,在被问到“你信仰什么”时,许多人都会众口一词地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信,既不信鬼神天堂地狱,也不信共产主义,我只信自己,信钱。”
    
    试想,一个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和金钱,把极端利己主义奉为人生指南的国家和民族,道德怎么可能不大规模滑坡甚至崩塌呢?!
    
    中共不仅是改革开放后极端利己主义风行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身体力行这种腐朽人生观的开路先锋。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夸张地说,从上到下的各级中共官员,绝大多数人都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他们以身作则,带头谋私利,搞腐败,弄虚作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个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邪恶榜样。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滑坡通常都是一个由上而下,无远弗届的的传递过程。就像谚语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当官的都不拿道德廉耻当回事,他们治下的国民能不上行下效吗?于是,我们看见,官员爱钱,民众就拜金;官员贪腐,商人便投机;官员撒谎,百姓就跟着讲假话;官员自私冷漠,国人便只顾自己------
    
    在席卷全民族和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中,中共不仅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而且对于一切敢于不唯它是从,坚持道德良知的正义人士,均视为眼中钉,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残酷打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和迫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中国大陆的道德水平已经沦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法轮功开始公开传向社会。
    
    法轮功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为本,教导弟子真心向善,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凡真心修炼者,无一不严格要求自己,在社会上恪守公德,乐于助人;在单位里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深受大家的好评。大量的事实证明,法轮功不仅净化了成千上万修炼者的心灵,而且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升。
    
    只要是不怀偏见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出,法轮功的迅速传播和宏扬,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一次道德重建和回升的良机。但即使是这样好的功法,江泽民和中共出于共同的妒忌心理和邪恶本性,也容不得他在中国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1999年7月,由它们连手发动的一场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和迫害迅速席卷了中国大陆。
    
    这场镇压和迫害是对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道德良知的一次彻底毁灭,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六四”的血腥屠杀。
    
    自从1999年那个夏天以来,中共不仅疯狂迫害法轮功,还千方百计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往他们的战车上绑,逼迫每个人出卖背叛自己的良知,成为受他们操纵的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协同他们一起犯罪。为此,他们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向所有人灌输他们制造的谎言,实行全民洗脑,以欺骗民众,煽动仇恨;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系统的连坐制度将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包括公职、考核、孩子入托、入学、就业等等)都和迫害法轮功直接挂上钩,对全体国民进行威逼和利诱。如2002年5月,中共曾下发内部指示,要求用金钱来刺激保安人员抓捕法轮功学员。在广东省,保安抓一个“还在炼法轮功的”就可奖励3000元。不仅如此,打压法轮功学员积极的各级官员还被加官进爵,劳教所的狱警、派出所的警察被当作“英雄”受到表彰和奖励,就连劳教所中被利用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犯人也都纷纷被减期。与此同时,同情和支持法轮功的人,轻者失业、失学,重者被抓捕、关押。
    
    在中共的这种专制高压和利益诱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无情践踏,恶的一面则受到无所顾忌的纵容与鼓励;有良心敢讲真话的人坐牢送命,昧着良心迫害讲真话者的人却升官发财。一时间,神州大地,假话泛滥,诚信扫地,良心泯灭,看风使舵、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和明哲保身成为社会流行的趋势,人们在“集体无道德”的大潮中变得越来越自私和冷漠。难怪有人说,这场迫害的实质就是要把好人变成恶人,把恶人变成更恶的人。
    
    文明的大厦向来都是以道德良知为基石的。一个“集体无道德”的社会,也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的社会,人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撒谎成性,心里装满私欲和仇恨,伤害他人从不感到羞耻。在这样一个畸形变异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谁都无法获得他们所祈望的安全和幸福,受害的最终将不只是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整个民族、国家以至人类的未来都将因此被葬送。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共把我们带进的不正是这样一个可怕的陷阱吗!
    
    ——
    
    注1:引自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四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注2:引自《曝光教师腐败内幕》,见2010年9月14日人民网教育频道。
    
    注3:引自网文《哀莫大于心死:师德的沦落》。
    
    注4:引自维基百科词条“南京彭宇案”。
    
    
    7、改革开放增进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吗?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七
    
    
    今天的中国人,吃着无处不在的垃圾食品,喝着不洁净的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忍受着居高不下的房价、学费和医药费,纳着全球名列前茅的税赋,所交养老金的70%被不用交养老金的公务员所尽情挥霍,用着比美国高的电价,开着比美国贵的车,烧着比美国贵的油,跑在世界上收费最多的高速公路上,得到的却是低廉的工资。一言以蔽之,经济增长的“牛市”带来的却是幸福指数的“熊市”!
    ——题记
    
    一
    “你幸福吗?”
    
    许多人都曾暗暗这样问过自己,网络上也常有人提这个问题。前不久,因为一位农民工在遭遇央视记者的这一提问时回答说“我姓曾”,更使这一问一时间成了全中国人都知晓的热门话题。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却蕴含了普通中国人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体会。
    
    一位名为“薰衣草人”的网友在帖子中曾这样回答说:
    
    “我很庆幸,妈妈没有用奶粉、而是用母乳把我喂养,我庆幸我的头没有大,妈妈你真是太醒目了!
    
    “我庆幸我家房子没有因为我是超生儿而被拆,计生办的同志太人道了,真是太感谢计生办的同志了。
    
    “我庆幸我老板每月按时发给我工资,我庆幸我不用像有些人为了拿工资而爬上广州海珠桥看风景,虽然工资少了点,但每月省吃俭用还能剩一千来块。
    
    “我庆幸我没有犯法,我庆幸我没被阿SIR把我抓起来,因为我也很容易激动,听说现在激动很容易就死人,到时法医宣布我激动死或者高兴死就太不值了。
    
    “我庆幸我在城里没有房子,庆幸没有因为阻止强拆而自焚,因为现在都是有钱就有理,拆你家房子那是为了除旧貌、换新颜!为了加快祖国建设。
    
    “我庆幸我有个强壮的体格,庆幸我因为身体强壮吃了几年地沟油都还没死。虽然目前脸色有点发黄,但照我估算,以我强壮的身体再坚持三五年应该死不了!
    
    “我庆幸我长得不算丑,庆幸我没有因为长得像小偷而被城管打死,因为现在的城管都是火眼金睛,在他们眼里,长得丑就是小偷,是小偷就会被打死。
    
    “我庆幸我家乡没有煤矿,我庆幸我没有因为挖煤而永远留在那黑漆漆的洞里,因为煤矿出事故是家常便饭,不出事故才是奇迹!几死几伤,只是个数字而已,幸好,这数字里不包括我!
    
    “我庆幸小时候打的疫苗没有把我毒死,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不良的感觉,以后可就难说了。
    
    “我庆幸我没有渴死,我庆幸每天打开水龙头都有水,我庆幸我还能呼吸,在浑浊的空气里大口大口地呼吸。
    
    庆幸之余,我感到在这个和谐的国度里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我想,但凡看过这篇帖子的人,恐怕没有谁会不明白,这位网友并不是真地在赞颂当今中国人的生活,而是在调侃这种生活,蕴含在这种调侃背后的其实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满腹无奈。他的言外之意是:“身为中国人,我们生活得其实很不幸福!”
    
    来自多种渠道的调查和研究都表明了一点:改革开放并没有增进中国人的幸福感。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人的幸福感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也就是说,10年之后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注1)不但下降了,而且比10年前还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也描画了同样的趋势: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远没有10年前快乐了。可见,改革开放并没有增进中国人的幸福感。
    
    最新数据来自官方人民网下属的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今年6月15日至6月19日的一次调查,当问及“衣食无忧后,您是否感到更幸福了”,有90.4%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不是,仍面临住房、工作等诸多烦恼,幸福感下降”,仅有3.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知足常乐”。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幸福感不仅在下降,而且明显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久前,联合国首次发布了《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该报告以2005-2011年为调查时段,分别从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九大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幸福感。结果显示,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的幸福指数仅排名112位,倒数第45位,不仅大大落后于其GDP总量的排名位次,也落后于其人均GDP的排名位次,属于相当缺乏幸福感的国家之列。调查结果还表明,在中国,自认为幸福者占9%,生活困窘者占77%,受苦者占14%。
    
    盖洛普2011年4月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盖洛普所称的生活“美满”一档,而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有17%的人说自己生活“困苦”。央视也曾联手几大门户网站对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做过调查,给出了 5个选项:很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比较幸福。调查的结果显示:选择比较幸福的只占4%,幸福的是18%,选择一般的占40%,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占了38%。
    
    改革开放30年,论经济,GDP每年增速接近10%,名列全球同期第一;论国力,连跨几大台阶,已跃居世界前列;论财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大多数人的钱袋子都鼓了起来;论形象,空前奢华的奥运和世博会,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论影响,连一些西方媒体都在热炒“中国模式”,鼓噪“大国崛起”。按说,这种情势下中国人的幸福感理应明显增强才是,可为什么实际上却不升反降呢?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但最直接且作用最大的莫过于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注2),尤其是后者。因此,只要我们把普通中国人生活中与其相关的方方面面都盘点过一番,答案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二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那就让我们先从吃说起吧。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后,困扰中国多年的吃饭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天,大多数人不但吃得比以前饱,而且更比以前好,这是事实。不过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食以安为先。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国人今天的吃那就实在不敢恭维了,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惊人地倒退。多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什么“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简直让人防不胜防,神经紧绷,心生恐慌,甚至"谈食色变"。
    
    有网民调侃道: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
      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日本人的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中国人的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
    
    毫不夸张地说,食品安全如今已成了高悬在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上面这个广为流行的段子,正是对这种现状的生动写照!
    
    2011年,有感于日趋恶化的食品安全现状,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和34名网络志愿者创办了全国首家有毒食品警告网站——掷出窗外网,收录了全国有明确来源、有受害者的近3000条记录。网站成立后迅速串红,一年来点击量突破19万人次。今年5月4日,因为两小时内出现了25000多人次的超负荷流量,网站一度瘫痪。之后的7个小时内,工作人员不得不更换服务器。
    
    打开这个网站,首页是一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用不同颜色展现了从2004年到2011年国内食品安全问题的演变形势。图中显示,2004年地图上仅呈现有4个深红色的食品安全问题区域,2011年发展到11个,长江以南地区几乎“全军覆没”。目前,这家网站搜集到的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报道已多达2337篇,仅5月份3天中就更新了6篇。
    
    食品安全的不断恶化,对国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最令人担忧和愤怒的是,不安全的问题食品不仅危害成年人,还在危害我们的下一代。全世界每年因食物污染致死的5岁以下儿童亡不过300万,而按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中的计算,中国每年因食物污染致死的5岁以下儿童竟高达210万。(注3)
    
    连尚在襁褓中的幼儿也都成了问题食品的受害者。广为人知的“大头娃娃”便是他们中的典型。
    
    据大陆媒体报道,近年来,由于劣质奶粉奶充斥各地农村市场,误食了这种奶粉的婴儿有的出现了头大身小、浑身浮肿的症状,人称“大头娃娃”。其中尤以安徽阜阳最为知名。
    
    2005年4月,央视国际曾报道说,一度泛滥阜阳农村市场的劣质婴儿奶粉,已经残害了六七十名婴儿,至少已有8名婴儿死亡。这些鲜花般娇嫩的幼小生命,刚来到世间几个月就这样枯萎、凋谢了,给一个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以无情的打击。
    
    记者翻开阜阳市人民医院2003年以来的《住院登记簿》,上面用刺目的红笔记下了一个个死于“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的名字:林乐,4个月,颍上县关屯乡;刘阳,4个月24天,涡阳县高容镇;李强,3个月,太和县双浮镇;马长远,2个月,吴毛毛,4个月,都来自颍上县耿棚镇;李城市,8个月13天,临泉县吕寨镇;刘欢,40天,阜南县三塔镇;周龙翔,4个月,利辛县早集镇。这8个婴儿是在医院死去的,所以有记录。而有一些被收治的“大头娃娃”,家人看到没法治或无钱治,就放弃治疗出院了,这样回家的一般活不了,医院没办法统计。
    
    试想,身为中国人,每天都在担心自己吃的东西不安全,你会幸福吗?
    
    三
    吃的不安全,那么喝的呢?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的自来水是安全卫生的。但今年5月《新世纪》杂志首次公开曝光的“自来水真相”,却令公众一片哗然,谁都没想到我们自来水的合格率居然只有50%(注4)。
    
    《新世纪》的报道称,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住建部对覆盖全国的4000多家县级以上城市自来水厂做了一次全国性水质普查。普查结果表明,全国共计有4000多家自来水厂,每天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其中有1000家以上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水质不合格,自来水合格率只有50%,无一城市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除此之外,全国还有上万座小自来水厂供应乡镇,水质更不乐观。
    
    据德国工程博士王维洛披露,实际情况其实比这还要糟糕。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活饮用水质量一直存在两套标准,一套标准是住建部制定的,一套标准是卫生部发布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城镇自来水厂执行的还是建设部2005年发布的《城市供水水质标准》,前面说到的50%的合格率就是依据这个标准查出来的。不过,从2012年7月1日开始,全国将执行卫生部2006年新制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这个标准比目前尚在执行的住建部的标准要高,可以和欧盟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比。如果依据这个新标准,中国自来水现有的水质不是50%不合格,而是100%不合格,连号称全国第一的北京自来水的水质也无法达标(注5)。
    
    让人忧心忡忡的还在于,自来水出厂后,需经过输水管道才能到达用户家中。目前,中国城镇的这些管道已经普遍老化陈旧,再加二次供水,无疑让本已堪忧的自来水水质更如雪上加霜。
    
    据专家介绍,老旧水管容易腐蚀、结垢,产生微生物细菌种子,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有时肉眼可见,水发黄发黑发臭,但多数时候肉眼无法发现。近年来,全国各地因二次供水导致的水质二次污染事件一直充斥媒体。仅2000年至2003年全国184个大中城市管网水质就发生过4232次二次污染事件(注6)。
    
    经过处理的自来水水质都这么差,没经过处理的其它饮用水的水质就更可想而知了。
    
    那么,饮用水水质不合格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饮用水研究权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认为,不合格水对人体的危害,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看得见的通常是微生物污染危害,可能致人突发急性疾病,好在国人习惯饮用开水,可以杀死微生物污染物,这个危害表现并不明显。看不见的危害,容易被忽视但更值得关注。据他介绍,自来水中的有机化合物总量一旦超标易导致慢性疾病。这些有机化合物中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激素,又叫内分泌干扰物。环境激素有四方面的危害,会让人免疫力降低,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会致癌症,会对人神经系统产生干扰。王占生告诉记者,饮用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的水,“一天两天没问题,半年一年看不出问题,但有机化合物会在人体中累积,最终对身体造成危害,严重时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2009年的普查发现,以地表水为水源的自来水厂水质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而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厂,不少也出现了氟、砷、铁、锰等超标(注7)。
    
    据世界权威机构调查,在发展中国家,各类疾病有80%是因为饮用了不卫生的水而传播的,每年因饮用不卫生水至少造成全球2000万人死亡,因此,水污染被称作“世界头号杀手”。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因水污染而致病的人有1.9亿(注8),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发病致死的有9.56万(注9)。
    
    试想,身为中国人,每天喝着和用着不安全的水,你会幸福吗?
    
    四
    吃的不安全,喝的不卫生,那么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的空气呢?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10年9月公布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已成了越来越遥远的梦。
    
    北京是目前全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这一点,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归国后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施一公教授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过去两年,不止一次地有朋友问我:你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总是回复:最不开心、也是常常痛苦的唯一事情就是空气污染。我的慢性咽炎2010年开始,逐渐加重,遇到今天这样的污染天就像嗓子里堵了个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很难受。不知还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忍受这样严重的空气污染。”(注10)
    
    2011年12月4日,美国大使馆所公布的检测数据显示,当天对人体有害、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颗粒物PM2.5,已达到522微克每立方米的程度,超过了“空气质量指数”最高换算标准500微克的程度,导致北京部分医院呼吸科患者爆满,淘宝网上口罩也成了紧俏商品。幽默的北京市民说:“在北京生活,拚爹已经过时了,现在开始要拚肺!”
    
    有网民干脆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改编成了《沁园春•雾》,以调侃北京天气:
    
    北京风光,
    千里朦胧,
    万里烟飘,
    望环城内外,
    浓雾莽莽,
    鸟巢上下,
    阴霾滔滔,
    车舞长蛇,
    飞机难降,
    欲上六环把车飙,
    需晴日。
    
    空气如此糟糕,
    引无数美女带口罩,
    惜一罩掩面,
    白化妆了(音Liao),
    唯露双眼,
    难判风骚,
    一代天骄,
    央视裤衩,
    只见后座不见腰,
    尘入肺,
    有不要命者,
    来做早操。
    
    施一公教授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特别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也知道他的心情会随着空气质量的好坏而变化。但大多数朋友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较汁”。他在博文中回答这个疑问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污染的空气对幼儿的发育、智力、健康都会有很多不良影响。可怕的是,这些影响一般不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被明显察觉到,也许有些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觉察其影响。但科学研究表明,污染空气中的化学小分子和重金属不仅会引起呼吸道和肺部疾病、对心血管和肝脏产生危害,还会诱发突变、加重癌症的几率,甚至会对幼儿的大脑发育产生不良影响、甚至直接影响智力。最为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对空气污染没有足够的意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主动诉求。而对患者,很难确证是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的病变。”
    
    他还告诉我们:“空气污染比其它的污染危害更大。首先,受害人最多。除非生活在过滤器里,所有人都会受害。其次,几乎无法防护。我们担心水污染时,可以加装一个有害物过滤器;担心食物安全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安全的食物或洗干净后再食用。对付空气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空气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最多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装上空气过滤器,但效果有限。实质上,我们每个人的肺脏就是北京市的空气过滤器。”(注11)
    
    据2011年第47期《南都周刊》刊发的《当空气也要特供》一文披露,为了应对空气污染的严重危害,在人民大会堂、在胡锦涛的办公室,还有红墙掩映的中南海,已安装了200多台著名的远大空气净化机,该产品已成为中共领导人指定的必需设备!也就是说,目前中共领导人办公场所的空气都不得不特供了。不言而喻,这样的特供广大的中国民众自然是无法享受到的!
    
    试想,身为中国人,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那么困难,你会幸福吗?
    
    五
    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宣称它领导的革命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让人倍感讽刺的是,如今中国老百姓几乎个个都在抱怨,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又造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他们踹不过气、直不起腰来。
    
    其中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大山是买不起房。
    
    跨入21世纪后,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就像坐上云霄飞车一样一路飙升。如果按照工资和房地产平均价格计算的话,中国目前显然已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国家。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房价与家庭年均收入的比例一般在3-6倍之间,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0至20倍。在美国,一套普通住宅大约等于城市居民3-5年的收入,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大约是10至15年。2011年,北京商品房每平米均价1.3万多元,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29万元,连3平方米的面积都买不起。难怪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研究报告中惊呼: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30的中国购房者正在负担着和美国人一样高的房价!
    
    在房价不断攀升的同时,银行的房贷利息也一涨再涨,很多购房者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还贷负担。国际通行看法认为,如果房贷月供超过个人月收入的1/3,将出现较大还贷风险,并影响生活质量。而据调查,中国32.18%的人月供占到了收入的50%以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奴”。在“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下,他们的生活质量大为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他们常常戏称自己正在坚定地叩响“忧郁症”的大门,甚至一只脚已经迈了进去。
    
    知名时评人王石川在其所写的《一个“房奴”的辛酸:承受生活精神重压》中这样描述自己作为一个“房奴”的窘状:
    
    “我就是‘房奴’的一员,去年11月买的房。拿到房产证的当天,我如释重负:我终于不需要再租房了,我终于迈进有房一族了,我终于是房子的主人了。
    
    然而,月供2715元的房贷让我气喘吁吁,正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承受着‘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不敢娱乐不敢生病,除了买书以外不敢高消费。
    
    个中酸辛不足为外人道也,至此我终于发现,我不是风光八面的房主,而是货真价实的‘房奴’。
    
    我常常想,要是不买房,节省下来的钱足以使我的生活质量提升一个档次;要是不买房,节省下来的钱也足以让远游的我多一份孝敬父母的心意;要是不买房,我也势必活得更有尊严,不必承受许多原本不该有的精神重压。我拥有了房子,却失去了幸福;我得到了房子同时也得到了压力,这真是一种悖论。有时,我不免这样问自己:买房难道是一种美丽的错误吗?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种收入水平的人而言。
    
    说买房是错误,这并非矫情。仅仅从亲情角度出发,买房会使含辛茹苦的父母再受重创。因为单是房子的首付,我也无能为力,必然求助于父母。日渐苍老的父母不仅没有收获到子女的回报,反而‘老骥伏枥’为子女的房子奔波,于心何忍?而且,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一代,父母还需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说,父母这一代人,几乎永远都难以享受到清福,子女的购房更是使他们的压力‘雪上加霜’。
    
    我暗暗责备自己不该买房了。但转念一想,要是不买房会怎么样呢?那就要持续租房。
    
    买了房子是‘房奴’,不买房子是流浪一族。平衡两者之间的鸿沟,也许只能靠房价下跌。但是,寄希望于开发商降价是与虎谋皮,单纯的房市调控又有沦为‘空调’的嫌疑。就在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在全国都有项目的一位开发商对记者透露,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在100%以上,‘赚钱赚得我们自己都害怕’。尽管我已买了房子,看到这样的言论,我还是有种复杂的情感。”
    
     “房奴”的日子固然不好过,买不起房的人日子更难过。大批的工薪族、蚁族、民工在城市里起早贪黑拼了老命也跑不过房价上涨的速度,他们可能几个人挤居在一个租来的只有几平米的平房,有可能住在公司分配的连洗手间都是共用的集体寝室,甚至还有的是在一个单间里用块窗帘就拉起了两间夫妻房。当然,那些为了节省几百块钱房价而跑去距市区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租房上班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展望前程,他们比“房奴”更焦虑,更迷茫。
    
    连外国记者都为之感叹: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像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注12)。
    
    试想,身为中国人,承受着房价泰山般的重压,你会幸福吗?
    
    六
    压在当今中国百姓头上的第二座大山是看不起病。
    
    人生在世,难保不生病。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基本公共职能,就是为国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因此,政府财政作为支付全民医疗费用的主角,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发达国家的政府每年都会拿出一大笔钱用于公民的医疗保障,有的国家甚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如英国、日本等。
    
    但遭人诟病的是,始于上世纪后期的中国医疗制度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这项职能当成包袱甩给了市场。受此影响,政府财政每年对国人医疗保障的投入大为减少,不但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如自己的印度等国(注13)。更有甚者,即便是这部分已经少得可怜的投入,居然80%都用到了党政干部的身上。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只有占人口10%的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部分集体企业的人员拥有完全的医疗保障,而占人口50%以上的城市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其余的人只有低水平的医疗保障。换句话说,半数以上的中国人看病都得自己买单。加之医疗费用的上涨又明显快于居民收入,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看不起病自然也就成了困扰当今中国老百姓的一大社会问题。
    
    2010年2月27日,有位网友在跟温家宝进行线上交流时吐槽说:“温总理,我们农村的看不起病呀!”这话道出了当今中国农民的普遍境遇!
    
    2004年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在公开场合引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上的数据说,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农民一旦得了大病,一年的现金收入连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都不够。有关调查表明,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即便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其实,看不起病的又何止是农民呢?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相当一部分收入不高的群体也同样如此。就连体育冠军、劳模这类曾经的风云人物也不乏其例。
    
    据《三秦都市报》报道,今年3月,退役已经13年的前亚洲链球冠军徐伟利突然发现双腿浮肿,呼吸比较困难,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胸腔积水严重,心脏和肺受到压迫后导致供血不畅、呼吸受到影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但由于经济困难,一时无法支付数万元的治疗费,徐伟利只得每隔一周到医院抽取一次胸腔内的积水,每次费用700元。抽完积水以后,他的呼吸相对能够好转一些。6月28日,他再次到医院抽出1200毫升胸腔积水后,因没钱买药而返回到住处,打电话向朋友借了200多元。6月30日,他来到医院买药时,药费竟然高达600元,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又给平日里经常照顾他的朋友张某打去电话“求助”。
    
    事后,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在田径运动比赛的领奖台上,当国旗冉冉升起时,我每次都流下了眼泪。没有想到,退役13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因为经济困难交不起600元的医疗费而流泪”
    
    2004年12月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过去10年,中国公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明显下降,居民自我医疗(俗称“有病自己医”)的比例逐年增加。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竟达29.6%。这里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得病后自己买药吃。36%的居民生病后不去医院就诊,而是跑到药店购药,采取自我医疗,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农村由1998年的23%增加到31%、城市由44%增加到47%。二是看不起病就硬扛着。“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
    
    不管是自我治疗还是自己硬扛着,显然都是因为看不起病。调查显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试想,身为中国人,有病在身却看不起,你会幸福吗?
    
    七
    除了买不起房和看不起病,压在当今中国百姓头上还有一座大山——上不起学。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轮教育产业化的热潮。这之前,上大学虽比较难,但费用并不算贵,至少普通民众还承受得起。这之后,大学不断扩招,跨入大学校门不再是难事,但学费却呈几何级数增长。
    
    资料显示,从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而大学学费却猛涨了约20倍。1997年大学生的平均学费只有800元,而到2000年已急速跃升到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这还只是个基数。现在的大学,已经分为A、B、C三类。所谓的5000元左右的收费仅是针对一类本科而言,二类本科的收费就要6000-7000元了,三类本科的学费更高,每年达10000元。有数据说,中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这还是10年前的行情,如今的价码涨得就更高了。 
    
    沉重的学费负担使许多穷孩子上不起学,也压得许多贫困家庭直不起腰来。2005年8月17日,《财富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谁让我们上不起学》的报道,让人读了不禁唏嘘。
    
    报道说,2005年8月4日,贵州省某医院门前,“为女求学愿卖肾”的告示刺痛人心。这位卖肾的中年妇女是贵州省一个偏远山村的农民,她的女儿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张溪和母亲抱在一起以泪洗面。张溪真的高兴不起来,8000多元的学费对每月仅靠200多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的母女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因高学费压力导致大学梦破灭的绝不止张溪一个人。
    
    2005年8月,当一纸录取通知书发到黑龙江省某乡李伟家时,父亲低着头对他说:“儿子,咱们还是别念了,爸实在是拿不出这些钱来了。”李伟知道,为了让他们哥俩读完高中,高二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卖掉了住了20多年的房子,还了以前欠下的债务,给他和弟弟交了学费,他们爷仨现在还住在爷爷的家里。看着作为一家支柱的父亲双目噙泪、满面羞愧与无助的神情,李伟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残酷。
    
    据统计,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重费”之下,数以万计的贫困家庭放弃了让子女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靠打工赚钱读完4年大学的河北籍农村学生李刚选择了考研。可昂贵的考研补习班费用、报名费、资料费让他无力应付,加上读研收费风声渐大,迫于学费压力,李刚拨通了“月薪2-3万元的男公关”广告的电话。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被招聘公司骗走了2200元钱。当同学问起李刚知不知道月收入2—3万元的“男公关”都做些什么时,李刚低着头说,自己并不是想做不健康的事,只是学费的压力太大了。
    
    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学费堪忧,中小学教育收费一样是老百姓肩上的重担。
    
    家住北京的李勇交纳了8万元的赞助费才使自己的孩子进入了某重点小学,月薪3000元的李勇粗算了一笔帐,不将学费与其他杂费计算在内,仅赞助费一项,孩子上学的6年间每月就要花去他60%以上的收入。收费的初中、高中就像一个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需要大笔的金钱去填充。
    
    试想,身为中国人,当你和你的孩子在沉重的学费压力下苦苦挣扎时,你会幸福吗?
    
    八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学说明什么?除了说明中国的房改、医改和教改均已失败之外,还说明了一点:老百姓缺钱。
    
    按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11759元,增长了34.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5.8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3587元,增长了26.4倍。论速度,显然不算慢,论增幅,也不算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称,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但如果你去问问中国的老百姓,你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持否定态度的肯定居多。
    
    为什么?撇开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中外工资和物价的巨大落差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已,日子过得拮据,入不敷出、促襟见肘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人民网最近的一项调查, 70.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温饱”状态,缺乏安全感、存在生存焦虑;认为自己处于丰衣足食状态的受调查者占比22.4%;认为自己处于“小康”或“富裕”状态的受调查者占比总计不足5%。
    
    那么,为何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得既不算慢也不算小,可他们的日子还普遍过得那么拮据呢?
    
    第一,这是因为物价跑得比收入快,人民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9年11 月,中国的CPI(消费物价指数)累计增幅为5.7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数据显然被大大低估了。理由很简单,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51元,按5.7倍换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1978年的51元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今天的290元还不足北京市2008年每月390元的低保水平,只能喝西北风。可见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对于一个连房价年增1.5%这样的离奇数据都能做出来的统计局,给不出真实的CPI大概也不稀奇。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单个物品的价格对比。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先生曾经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至•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包括食品、医疗、衣服、交通、烟酒和居住等6大类,然后和同类物品今天的价格进行对比:
    
    第一类是食品类。1978年时面粉价格 0.185~0.22元/斤,根据中国粮油信息网,2009年11月上海面粉价格为1.19元/斤~1.92元/斤,价格涨幅为5.4~10.38倍。
    
    1978年猪肉价格0.85~1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鲜猪肉(肋条肉、精瘦肉)价格为9.59、11.39元/斤,价格涨幅为9.59~13.4倍。
    
    1978年带鱼价格0.305~0.38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带鱼价格8.08元/斤,涨幅21.3~26.5倍。
    
    第二类是高档烟酒类。1978年中华香烟0.55元每盒,茅台酒8元每瓶;当下价格分别为57元每盒,和828元每瓶,价格涨幅为103.6倍和103.5倍。
    
    第三类是衣服类。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目前每套100~500元,涨幅5~50倍。
    
    第四类是交通类。1978年北京地铁票价0.1元,目前为2元,涨幅20倍(北京地铁票价曾为3元,后为鼓励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调低票价)。
    
    第五类是医疗类。1978年阑尾炎手术价格8元,目前90~500元,涨幅11.25~62.5倍。
    
    第六类是居住类。1978年水费0.12元每吨,目前3.7元每吨,涨幅30.8倍。
    
    可见,多数物品的价格都增长了二三十倍,个别的甚至涨了上百倍。
    
    依据这个对比,《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徐以升先生估算出1978年51元的购买力大概与今天北京3000元相当。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购买力31年里缩水了58倍,换算成通货膨胀率的话高达每年14%,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速(注14)! 须知,这还没有把早已涨得面目全非的房价、学费和医疗费用包括在内。难怪有人感叹:“80年代万元户还是富翁,到现在谁家里如果只有一万元,跟赤贫也没大区别了,财富就是这样被消灭的。”
    
    第二,在物价一路快跑,人民币购买力持续下降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开支却在显著增加。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上学、看病和住房基本不要钱,现在不但样样要钱,而且价格涨得让老百姓心里发慌。就说看病吧,根据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两者分别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说,农民一年的收入,连住一次医院的费用都不够。
    
    在收入跑不过物价,生活开支又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买一套房、供养一个上大学的子女、或是遭遇一场大病就足以让一个殷实的家庭变得窘迫,老百姓的日子怎能过得不拮据呢?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又怎么可能满意呢?
    
    有网友以上海为例说,文革时上海人最低生活费8元,现在450元,文革时小青年的工资是39元,如果按照最低生活费和工资之比,现在的工资只有不低于2200元才能与文革时期持平,要是加上现在高物价低福利的因素,3000元工资的人的生活也未必比以前好。要是有一个孩子上高中读大学,还要买房,你的月工资只有不低于8000元才有可能,买房也要20年到30年才能偿还完贷款。那么,上海人的收入是个什么水平呢?据媒体报道,2011年上海人均年收入36230元,人均月收入约3019元。也就是说,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甚至8000元的并不多!
    
    试想,身为中国人,许多人日子过得如此拮据甚至艰难,他们会觉得幸福吗?
    
    九
    除去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学、收入低之外,困扰当今中国百姓的还有养老保障的问题。
    
    老有所养不仅是所有人的期望,也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眼下,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越来越多,但整个国家养老保障的形势却阴云重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坦承:中国老年人的保障和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同时由于老人容易生病,医药负担又很重。当前,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还是一个亟待完善的工作。
    
    形势最为严峻的是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2008年时,央视国际曾报道过,中央财政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民养老没有一分钱投入,1.1亿农村老人老无所依(注15)。2012年7月10日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仅为 34.6%,月均养老金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1527元)的近5%。
    
    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保障,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晚景凄凉,生活艰难。2008年12月22日的《法制晚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湖南农村的付达信当年69岁,是个独身老人,平时主要靠村里发放的600元补助金过日子。可在当地,买一个鸡蛋就要8角钱,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年600元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够生活的。“我已经两年没有吃上肉了。”付达信说。无奈之下,他决定通过抢劫犯罪把自己弄进监狱,因为监狱里虽然没有自由,但不愁吃不愁穿,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果然,实施抢劫被抓进看守所后,付达信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每天一日三餐能吃饱了,而且吃到了两年以来的第一顿肉。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很知足,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长一些。”
    
    与农村相比,城镇的养老保障水平明显要高出一截,但由于养老服务滞后等因素,老人的晚年生活仍面临诸多难题。
    
    就说养老机构吧,现在的“空穴”老人日趋增多,很多人都想去养老院安度晚年,但中国养老院的发展现状却难如人意。据调查,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养老院的最低费用每月都在1500元以上,还不包括护理费、简单的医药费及不再退还的用品费,好一点的高达5000元人民币。《中国经济周刊》近期对北京养老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床位缺口大、费用远超退休金、及养老院并未真正实现为老人服务,仍以经济效益为重等诸多问题,使欲将余生托付给养老机构的老人们举步不前,望而生畏。生活不能自理、现住北京昌平养老院的72岁的童奶奶,在选择养老院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想入住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目前已有9000多人排队,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童奶奶无奈地说道,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
    
    据媒体报道,首次“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目前全国城乡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即“失能老人”)约有3300万,其中完全失能的有1080万,占在家庭居住老人的6.4%。而这3300万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由于没有依靠或家庭贫困,养老机构不愿接收,面临十分凄惨的晚年(注16)。
    
    那么,再过二三十年,当现在的中年人退休的时候,他们的老年生活是不是就比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好呢?也未必!
    
    中国银行等机构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我们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以北京为例,看看北京居民的养老状况会是怎样的?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像现在这种生活水平的话,一年就需要9万块。假设你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你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养老制度,如果你月薪是4000块,再假设你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当然,我深深地表示怀疑,你的薪水能不能涨3%,但是假设能,好吧。那退休时你的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是你需要242万元,你连这个零头都不够,怎么养老?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说在2012—2017年,中国14~64岁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约为2.94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十人中有一个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后,每十人中老年人的数量可能会达到四个,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各位知道这对我们年轻的夫妇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每对夫妇要供养四个老人,你们怎么养得起啊?我都替你们担心,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未来的日子有多难。”(注17)
    
    试想,身为中国人,晚年生活充满隐忧,谁会觉得幸福呢?
    
    十
    令人堪忧的不仅是国人的实际生活境况,还有他们的心理状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经济持续增长,短缺经济一去不返,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普罗大众的相对剥夺感同时也越来越严重,使得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不免大打折扣。
    
    简单地讲,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一种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参照群体可以是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也可以是过去的“我”或“我们”。人们将自己与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相比较时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叫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与过去的“我”或“我们”相比较时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叫纵向的相对剥夺感。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民众的相对贫困化。
    
    正如人们经常谈论的那样,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始终是在权力的主宰和操控下进行的,呈现出向权力和资本倾斜的明显态势,其结果,使得中国由一个原本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迅速转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在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情况下,便纷纷一夜暴富成了腰缠万贯的富豪,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挣到的钱还不够权贵们塞牙缝。根据官方统计部门的数据推算,2005年和2008年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别已达21倍和23倍,而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实际差距其实更高,已分别达到约55倍和65倍。如果把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增长比作一场赛跑,那么冲在前面的健将无疑是权贵,而被远远甩在后面的则是百姓。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数民众在绝对收入水平比改革开放前均有所提高的同时,却普遍陷入了相对贫困化的窘境。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万万不会想到,当年他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批判,竟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无情现实。而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正是这种相对贫困化的必然结果。试想,有权有势的,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无权无势的,累死累活,收入微薄。面对付出和回报严重倒挂的这种悲摧现实,民众会感到公平吗?能没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吗? 当今中国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绪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说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相对贫困化,那么纵向的相对剥夺感则要归结于工人农民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地位的明显落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共执行的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和政策,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了中国舞台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在这种社会格局下,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整治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自然成了社会的最底层,而被中共忽悠着充当政治炮灰的工人农民则获得了比他们高出一筹的社会地位,不仅在入党、提干、参军、上大学和找工作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被捧为“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更是被渲染成了“领导阶级”。凡是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没有谁会忘记,身为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而身为工人农民则要有面子得多,起码在政治上是这样。可以说,毛时代的社会中间阶层就是工人农民。
    
    文革结束后,中共的执政方针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主”,发展经济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地富反坏右不复存在了,知识分子变成了香馍馍,新生的资本家更是成了共产党的桌上宾,而工人农民虽然还顶着“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的桂冠,实际上却完全沦为了为权力和资本打工的苦力,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毛时代的生活虽说算不上幸福,但至少社会地位比现在要高。今昔对比,他们的相对剥夺不免油然而生。
    
    试想,在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困扰下,他们会觉得幸福吗?
    
    十一
    比相对剥夺感更普遍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焦虑。有专家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的时代。”这绝非危言耸听!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生活压力持续加重,社会不确定性和风险明显增大,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公共服务极不健全,加之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官民冲突日趋尖锐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今的中国人,无论穷富官民,可以说普遍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以及无助无奈的感觉,担心房价上涨、担心职位不稳、担心成为剩男剩女、担心婚外情,担心老无所依……形形色色的焦虑症可谓层出不穷,焦虑已成了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据2006年12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而且,和5年前相比,47.8%的人感觉“更焦虑了”。
    
    底层民众收入微薄,无权无势,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无望,生活压力比其他阶层都大,他们的焦虑可想而知。
    
    今年7月1日,恰逢中共建党91周年。网友“旭风东阳”在西祠网晒出的《普通打工者在南京生活的成本一览表》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和热议。帖子称,如果要满足衣食住行、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每个月至少要花费1045元。如果你还有上网、吸烟、买化妆品的嗜好,那么意味着如果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连自己都养不活。这篇帖子还将不同收入水平对应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罗列:“月收入1000-1500元,你连衣服都穿不起,裸奔。月收入1500-2000元,城中村就是你的家,除非你爸叫李刚。月收入2000-2500元,你可以找个女朋友,结婚就算了!月收入2500-3000元,你就筹划20年后叫你儿子给你买房吧!月收入3000-3500元,你可以想着在这扎根,光想就行了。月收入3500-4000月收入,你可以在这扎根,发芽就算了(扎根=买房,发芽=生儿育女)。月收入4000-5000元,扎根发芽,等35岁以后吧。月收入5000元以上,你还可以畅想下你的未来。”不过,有几个普通打工者的月收入能达到5000的水平呢?帖子的最后,作者无奈地感叹道,“唉,生活真的太难了!”你想,他们能不焦虑吗?
    
    论收入,大城市的白领比普通打工者要高出一大截,但他们依然焦虑。
    
    焦虑来源于过大的生活压力。据2012年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一家世界知名调查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胡颖廉分析,人们之所以感到压力大,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医疗、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缺乏稳定感,另一方面则与当前社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扩大,不少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有很大关系。
    
    刊载于2012年2月28日《新京报》上的一篇消息《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国家 月入7500元无安全感》足以为证。这篇新闻举了硕士毕业生小姚为例子。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目前每个月的平均税前收入约7500元,扣除五险一金700元及个税227元后,实发工资约6500元。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其他两个同学合租一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己住其中一个10余平方米的单间,租金1500元;每个月基本伙食费约1200元,但如果算上应酬(同学、同事近期结婚的特别多),还要多花约500元。加上交通费、手机费、上网费、水电费等开支600元,以及每个月寄回家的500元,小姚每个月的积蓄不足2500元。小姚说,生活在北京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这篇新闻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任中层管理人员的毛女士,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她说,“我的工资两三年没涨了,但东西却越来越贵”。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
    
    按说富人们住豪宅,坐豪车,穿名牌,日子过得风光无限,在一般人眼里,应该没什么可焦虑了吧。其实也不尽然,在光鲜的外表背后,他们的生活同样也抹不掉焦虑的阴影。如何搞定与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关系,如何在守法与突破现有框架之间游走,如何平衡财富创造与社会舆论,如何明晰企业的产权,如何处理家族内部的财产和人际关系-----哪一桩不是麻烦事?哪一样不令他们烦心费神?
    
    当官的也不例外。这是一个政治股票时代,他们随时上升,随时跌落,无法凭一己之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走。无论位置高低,他们似乎都难以看清方向,如同在雾蒙蒙的大海里航行,每一个暗礁都有可能让他们船翻落水。
    
    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指出,焦虑情绪从轻到重会分为4个层次,先是身体紧张,常觉得无法放松,习惯于眉头紧锁;然后爱出汗、眩晕、呼吸急促、老想去大小便,这是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强烈造成的后果;之后就会对未来产生无名的担心,如担心工作和健康;最后发展到对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和别人的言行都充满了警觉。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焦虑是情感中的“破坏分子”,一旦染上这种病症,就会被不安的感觉追赶着,陷入了危机四伏的生活。
    
    试想,身为中国人,被各种焦虑困扰着,大家会觉得幸福吗?
    
    十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究竟如何?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不升反降?在完成了以上的盘点之后,现在可以做个小结了。
    
    就生活水平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GDP一路高歌猛进,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大多数中国人的钱袋子确实不同程度地鼓了起来,加之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市场供应大为丰富,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比前好了不少,就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仅仅只是有限的提高,而且伴随着严重的相对贫困化和明显的相对剥夺感,远不像中共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试想,如果真是这样,今天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房奴、蚁族、屌丝、穷二代、农二代呢?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在感叹生活的艰难呢?不仅如此,在大多数人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的同时,有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同步提高,反而比以前还下降了,几千万的下岗工人便是最突出的典型。
    
    就说居民收入吧,单就数字而言,与过去比,涨幅当然不算小,但与其它国家比,就不容乐观了——不是一般的不容乐观,而是很不容乐观。你想,论工作时间,全世界如今数中国人最长,而论工资,中国人却是倒数第一(注18),你说你能乐观得起来吗?这还不是让人最郁闷的,毕竟这是跟别的国家比,人家收入再怎么高,咱们眼不见心为净,当不知道就是了。最郁闷的是,本国同胞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都领先世界了,基尼系数早过了合理的上限。你想,都是中国人,贫富那么悬殊,广大民众的相对贫困化和相对剥夺感能不明显吗?更何况,物价跑得比收入快。汽油,菜价,房价,奶粉,中药,水电,白酒,烩面……凡是你需要的,几乎没有不涨价的。一个“涨”字,不断敲打着老百姓脆弱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对老百姓而言,收入提高二三十倍有多大实际意义呢?至少有限吧。
    
    就生活质量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吃的是问题食品,喝的是不卫生的水,呼吸的是被严重污染的空气,健康和生命每天都在遭受着防不胜防的伤害,再加上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人们的自由和尊严一如既往地被随意践踏,下一代的教育更是让人忧心不已------生活质量在诸多方面不但没有与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反而还下降了,经济发展带给人的有限的物质满足感因此被大大抵消了。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难怪在经济高增长持续了30多年的今天,中国竟然出现了“第三波移民潮”,移民的而且大多是有权有钱的人。至于移民的主要原因,据媒体报道,除了小孩的教育,就是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不言而喻,这是他们在用自己的脚给中国的生活质量亮分(注19)。
    
    以吃为例,对于如今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除了山珍海味,基本上可以说是想吃什么就可以放开了吃什么,完全不必担心钱的问题,而这在毛时代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不过,虽说不愁吃不饱,也不愁吃不好,但大家却吃得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不放心了。各种各样的激素、色素、防腐剂、吊白块、甲醛、苏丹红、瘦肉精、漂白剂、增白剂、保鲜剂、催熟剂、甜蜜素、香精、双氧水、福尔吗林、工业盐、明矾、滑石粉、石蜡、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敌敌畏、剧毒农药 1605和3911等等,充斥着我们的一日三餐——从自家的菜肴到酒店的美味,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就连中共副总理王岐山也承认:“现在已经不是说有没有吃、够不够吃、有没有花样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样才能吃得放心的问题。越白的面越不踏实,越亮晶晶的大米越不敢吃。”(注20)这样的生活水平你说到底是提高了还是没提高?就算是提高了,提高的幅度能称得上是翻天覆地吗?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30多年,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有限,与此同时,民众的相对贫困化和相对剥夺感却相当普遍和严重。更重要的还在于,生活质量在许多方面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是明显下降,正如网民调侃的:“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油——用不起,路——走不起,学——上不起,病——看不起,房——买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债——还不起,状——告不起,官——惹不起,娃——养不起,爱——伤不起,良心——对不起,跌倒的老人——扶不起,碾压的女童——救不起,我们竟然还活着——了不起。”这便是当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了这样,经济发展再快,民众的幸福指数能提高吗?
    
    十三
    针对上述结论,想必会有人说,恐怕也不是每个中国人的感觉都是你断言的这样吧!不错,当我们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时,并非意味着所有中国人皆是如此,而是就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总体而言。如果分阶层看的话,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在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下降的同时,少数权贵的幸福指数却在不断上升,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最新一期发表了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带领的团队对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在1990年之后的20年里,中国上流阶层的生活满意度在增长,越富有的人满意度越高,而穷人越来越不满,低收入、低教育阶层的满意度下降得最显著。(注21)来自中国官方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官的和经商的(注22)。
    
    网上有篇帖子对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幸福指数做了更深入具体的估算,读了颇令人感慨:
    
    1、城市完全失业人员,占总人口实际3%,幸福指数0.1%。这部分人生存都没保障,更别谈安全、自尊、归属、人生价值了。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2、城市不完全失业工人,包括矿工、民营企业工人,民营企业工人又包括民营生产企业工人、给小商贩打工的工人,他们占总人口的22%,幸福指数3%。这类人,除第一类外,收入最低、最无保障、社会地位也最低。
    
    3、完全的农民,占总人口的10%,幸福指数5%。所谓完全的农民,就是完全靠种地的。安全感、归整感比第1、第2类略强。
    
    4、有地,农闲时出去出卖体力打工的农民家庭,占总人口的50%,幸福指数15%。
    
    5、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占总人口的10%,幸福指数16%。
    
    6、普通公务员,占总人口1%,幸福指数60%。
    
    7、城市中小规模的老板,占总人口的2%,幸福指数65%。
    
    8、中小官员,占总人口的1%,幸福指数70%。这类一般生存无忧,受尊重,由于有一定的掌握百姓命运的权力,所以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实现感。
    
    9、演员,占总人口的0.6%,幸福指数90%。
    
    10、大老板,占总人口的0.35%,幸福指数95%。
    
    11、大官,占总人口的0.05%,幸福指数99%。
    
    这些具体数字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跟来自各种权威渠道的数据,尤其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说是基本吻合的。它表明当今中国不同阶层的幸福指数相差十分悬殊,在整个国家或者说大多数人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的同时,占人口一小部分的官员和富人的幸福指数却相当高。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共的改革开放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严重损害国人的健康权为代价的,是以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和社会不公以及罔顾民生民权为特色的,是无关民主自由的推进和人的尊严的提升的。总之,是以降低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和增进少数人的幸福感为结果的。
    
    这样的改革开放难道是中国人民所期望的吗?
    
    ——
    
    注1: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本质上是一回事。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是对幸福感的量化,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包括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环境改善、社会公正、未来保障等。
    
    注2:简单地说,生活水平主要是指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而生活质量主要则是指生活的好坏程度。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生活质量与客观意义上的生活水平有关,但也有所区别。简单地说,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是保持较高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了保持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及身心健康之外,生活质量也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获得快乐、幸福、舒适、安全的主观感受,而后者是与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对社会与环境的认同有着密切关系。”
    
    注3:引自《我国食品安全与食线性疾病控制对策》,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注4、注6、注7:引自《自来水真相》,载2012年第18期《新世纪》。
    
    注5:引自《七一中共当局给全国人民的耻辱献礼 消息遭泄露》,载2012年6月25日阿波罗网。
    
    注8:引自北明《中国冥路》,载《新纪元》162、163期。
    
    注9:引自《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世界第一 65万》,载2007年7月11日网易。
    
    注10、注11:引自《可怕的空气污染》,载施一公的博客。
    
    注12:摘自西班牙《世界报》,转引自《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幸福?》,载天涯社区。
    
    注13: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800亿,而香港仅800万人,政府向医院拨款竟达400多亿。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2%降到了6%。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卫生费用增长48倍,政府卫生预算只增长21倍,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却增长118倍。今天中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达到52%,远高于美国人所承担的15%,而英国、日本甚至印度都实行了几乎全民免费的社会医疗制度。
    
    注14:引自《徐以升:系统性质疑CPI》,载2009年12月22 日《第一财经日报》。
    
    注15:引自《中央对农民养老零投入 一亿人劳碌半生老无所依》,载2008年12月26日央视国际。
    
    注16:引自《如何给“失能老人”一个幸福晚年》,载2012年7月26日新华网。
    
    注17:引自郎咸平《中国人退休后可能面临悲惨生活 应效仿欧美改革》,载百度文库。
    
    注18:引自《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第4页,第13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9月版。
    
    注19: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8期。
    
    注20:引自《王岐山谈食品安全:菜农不吃自己种的菜》,载2011年3月6日《山东商报》。
    
    注21:转引自《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不等于幸福》,载《凤凰周刊》2012年第16期。
    
    注22:引自《公务员幸福感最高》,载2011年2月18日人民网。
    
    
    8、改革开放创造了怎样的“中国奇迹”?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环境日甚一日地被污染,资源日甚一日地被透支,国民的健康日甚一日地被损害,贫富的差距日甚一日地被拉大,传统道德和文明日甚一日地被毁坏------凡此种种,无一不足以证明,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以毁灭生态环境,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剥夺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福利为惨重代价的“无发展的增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式的增长”!
    ——题记
    
    一
    2011年4月3日,享誉全球的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繁荣让英国‘自惭形秽’”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埃莉诺•米尔斯的英国人,他在文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来到中国后所感到的震惊。
    
    他写道:“我从伦敦希思罗起飞,11个小时之后抵达上海。它看着像是未来。这里大得叫人难以置信。即使是从空中俯瞰,中国的这座超级城市——人口达 2000万——也似乎绵延无尽。一模一样的以马口铁为屋顶的蓝绿色工厂不计其数;一排排崭新的高楼;仿佛无边无际的玩具镇内均匀分布的乐高建筑模型。而机场……
    
    我是从希思罗最新、最漂亮的第五航站楼出发的,那里人挤入,弥漫着一股汗味,到处都是航班延误的旅客,感觉就像第三世界的公共汽车站。相比之下,上海的机场一尘不染,它有两个崭新的航站楼,与无论哪个相比希思罗的第五航站楼都像是可怜的小温室。
    
    在中国,人们正以惊人的速度修建高速铁路;他们的目标是连结重要城市,促进贸易和就业。在过去的10年里,当局修建了庞大的公路网络。------这里到处都体现着进步、活力和对贸易的渴求。”
    
    想当年,毛时代的中国留给西方人的印象,除了专制愚昧恐怕就是贫穷落后了。事实也确乎如此。那时的中国,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得凭票供应,很多青壮年人吃不饱,城市面貌和基础设施更是比西方落后许多。
    
    与那时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确实发生了足以称之为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和铁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辆辆轿车川流不息,一间间商场琳琅满目-----每到夜晚,闹市区更是流光溢彩,车来人往,市声喧嚣,一片繁华景象。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一线城市,其发达程度与纽约巴黎伦敦等西方大都市已相差无几。不久前举办的“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更是以其举世无双的奢华和规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令众多挑剔的老外也为之折服。
    
    而在所有的变化中,被中共视为改革开放最大成果和其政权合法性金字招牌因而也最为它津津乐道的,则莫过于持续了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也就是被大陆媒体和一些海外媒体竞相热炒的所谓“中国奇迹”。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持续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水平,在全球可统计的166个国家中位居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高3个百分点,比排名第五的韩国高3.5个百分点,比排名第七的印度高4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居世界第10位。但到2010年,便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试想,在这样的“奇迹”面前,像埃莉诺•米尔斯这样对中国并无深入了解的西方人怎能不感到震惊呢!
    
    然而,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撇开统计造假的数字水分且不论,一旦人们对中华民族为近30多年来的高增长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和巨大的成本,以及这种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究竟如何有了充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会恍然大悟,所谓的“中国奇迹”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被有的人称为“奇迹”,当然是因为它超乎寻常的持续的增长速度。不过,如果我们放眼近几十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别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其实也在高歌猛进,与中国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俄罗斯巴西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印度为例。1991年印度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在果断抛弃陈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之后,企业家的活力得到了释放,贸易被刺激起来了,外国投资也被吸引来了。1992年后,印度象雄起,GDP增幅从1年前的1.3%迅速升高至1996年的7.8%。5年间,印度实现经济年均增长6.2%。尔后,1997年至2002年的5年里,印度GDP年均再涨5.5%。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5年,即2003年至2008年,印度又分别以3.8%、8.1%、7.5%、9.4%、9.9%的GDP年增幅,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姿态,GDP年均增幅进一步升至8.8%。2009年,印度GDP年均增长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10.4%,高于中国0.1个百分点,第一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大型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
    
    印度主要评级和研究机构印度信贷评定与投资服务公司2011年1月4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强劲的内需将推动印度经济在今后5年实现年均增长8.4%。IMF称,中期来看,印度可实现经济年增长8%至8.5%,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则更加乐观,他们认为在2010至2015年间,印度GDP的年均增长可以达到8.8%,超过中国的8.7%。
    
    印度推行经济改革20年后,近两亿民众摆脱了极端贫困,其在全球产出中所占比重也增加逾一倍,人均GDP更是增长了4倍多。如今,印度常常被当作一个典范,证明亚洲的一个民主制国家如何能够与中国的飞速发展不相上下。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现任总理辛格总结说:“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经历过4届政府,但没有一届政府敢于逆转我们确定的经济改革路线。不论政府如何构成,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受威胁。这是印度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当然,与印度俄罗斯巴西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又要更快一些,但这种差别充其量只是数量上的,并非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它们都处在中、高速增长区间。在这个意义上,不乏学者认为,把中国经济增长称作“奇迹”,未免有点夸大其词(注1)!
    
    不过,“中国奇迹”到底是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并不是我们想在这里深入探讨的主题,我们的想要阐述的主题是通过对比“金砖四国”经济的高增长,找出“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由此揭开蒙在其光鲜外表下的真实内幕。
    
    三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金砖四国”的经济高增长总体上都是在全球市场体系高速扩张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同时它们各自都实行了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化改革。这两点恰恰正是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几乎相同的时期里能够同步实现高增长的共同原因——全球市场体系的高速扩张为它们大幅度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化改革则极大地激发了各国潜在的经济活力。
    
    不过,这两个原因虽然能够解释“金砖四国”为何在几乎相同的时期里能够实现经济的同步高增长,却无法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何以又比其它三个国家明显要更快一些。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
    
    像所有造反起家的专制政权一样,中共从当政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如何证明自身合法性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暴政,尤其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更使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文革后,由于中共本性不改,继续逆世界民主大潮而动,罔顾中国民众的民主呼声,拒绝还政于民,死心塌地地坚持一党专政,只能把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经济改革上,更准确地说,也就是寄托在经济增长上。因而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眼里,经济增长远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任务,而成了关系到中共能否赢得民心继续执政的头等政治大事。
    
    “六四”屠杀后,惧怕失去权力的中共彻底关闭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发生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的这场血腥屠杀,虽然用坦克和开花子弹成功地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于血泊之中,但也使刽子手同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民众对中共实行政治改革还残存着某种幻想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幻想都被彻底击碎了,中共的政治声誉也因此一举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失去了除经济增长之外的所有合法性资源的政治情势下,中共比谁都更清楚,能够让民众继续忍受其一党专政的唯一出路,就是以更大的力度推动经济的高增长,进一步做大财富蛋糕,从而在物质需求上给予他们更多的满足。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强压在民众心里的不满和怒火很可能就会因此爆发,共产党的统治很可能就会因为百姓的揭竿而起而毁于一旦。换句话说,能否实现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此时已不仅关系到中共能否重塑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直接决定着它的生死存亡。
    
    因此,“六四”屠杀之后,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中共眼里被进一步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了整个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从上到下必须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予以确保的死任务,也成了医治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甚至变成了公共治理的唯一目地。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中共其实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把维系一党专政的砝码孤注一掷地全都押在经济增长上。其结果,便导致了盛行至今的GDP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
    
    四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给出了许多定义,有人称它是投资依赖型的,有人说它是出口导向型的,更多的人则把它定义为粗放式的。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更确切地讲,它其实是一种GDP主义主导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核心就在于盲目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形象地讲,也就是GDP为王,GDP挂帅,一切围绕着GDP转,只要能够增加GDP,可以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不讲质量和效益。
    
    与众不同的是,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具有追求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罕见动力和激情,同时还拥有在短期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迅速拉动经济高增长的各种能力和手段。这是因为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共大权在握,垄断了经济增长需要的几乎所有要素和资源,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注2)
    
    一方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有着超乎寻常的饥渴,另一方面同时具有在短期内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能力和手段,这样一种GDP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是“金砖四国”中的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因为握有这件“独门秘器”,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和激情不但远远超过了印度俄罗斯巴西,人为压低各种经济增长成本(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的能力和政府的投资能力也都远远超过了它们。前一种能力既为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也使中国产品因为低价优势而得以畅销国外;后一种能力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总额。回到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金砖四国”同样受惠于全球市场体系的高速扩张和更加开放与自由的市场化改革,同样都出现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何以中国增长得比印度俄罗斯巴西更快?奥秘就在于此。如果没有这个“独门秘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印度俄罗斯巴西,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中国奇迹”。
    
    不过,源于中国特定政治制度和政治情势的这种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固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但同时也注定了这样的高增长必然是一种病态畸形的“奇迹”。这也正是我们要在这里加以深入分析的。
    
    五
    以GDP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其具体特点表现为“八高”——除了高增长,还包括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高成本、高投资、高出口和高风险。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众多严重问题,可以说都源出于此。
    
    让我们先从高污染说起。
    
    由于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追求GDP的增加值,中国经济的增长简直成了一场拼环境拼资源的战争,由此导致的最大的负面影响,莫过于对生态环境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
    
    有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006年,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
    
    在当前的中国环境污染版图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是形势最为严峻的三大重灾区。
    
    PM2.5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PM2.5密度小于10是空气的安全值。2010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一张2001年至2006年PM 2.5平均值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展示了全球的空气污染形势。从这张图上看, PM2.5密度最高的地区是中国和北非、东亚,其中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全部高于50,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比撒哈拉沙漠还要高很多。这就是说,中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3月2日公布的数据, 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经济发达地区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显著增长,使得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PM2.5污染进一步加重,灰霾现象频繁发生,能见度降低。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已成了国人越来越遥远的梦。以致有人戏谑说,如果你位于PM2.5指数高的地方,想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得背井离乡,穿越千山万水。
    
    空气污染成这样了,那么水呢?据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毛如柏披露,从2005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3年开展了水污染防治法的执法检查,结果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有水皆污。
    
    据《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3月19日报道,中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而据2011年8月出版的《半月谈》披露,近几年全国水污染事故每年都在1600起以上,为此每年群众上访达2000多人次。2012年1月12日的《中国科学报》上有一篇报道称:“我国现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水中的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可见,对于中国农民中的3亿多人来说,喝上一口清洁的饮用水,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土壤污染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2006年7月18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视频会议上透露,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用污水灌溉的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200万亩,合计超过1.8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毫不夸张地说,伴随着GDP的高增长,中国近30多年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来自国家环保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中排在第133位。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曾有专家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就连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都曾公开表示过:“一系列数字和事实,使我认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撇开别的不论,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国民的健康,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这个根本的保证。而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今已成为国民健康名副其实的头号杀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的感叹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他曾对记者说:“近5年,不少病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我不抽烟、不喝酒、注意饮食,为什么也会得肝癌、胃癌或者肠癌?我家很干净,为什么孩子得白血病?这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污浊、饮水有害、食物有毒、家具有味的环境里,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得病。”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每年因空气污染而致人死亡数目最高的国家。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引发的疾病,而中国每年大约有656000人死于由室内或室外空气污染引起的各种疾病,占全球总人数的32.8%(注3)。另外,每年因水污染而致病的中国人有1.9亿(注4),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发病致死的有9.56万(注5)。
    
    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还导致了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上升。2008年4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总人口,接近200万人,其中以肺癌死亡率的上升速度为最快。据中国卫生部2006年公布的消息:“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高发癌症变化明显,肺癌死亡率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第4位,跃居2000年的第1位,上升最为明显。各种数据显示,无论患者人数、发病率还是死亡率,中国目前(2010年)已经是世界第一肺癌大国(注6)。
    
    2012年7月9日,卫生部通报说,中国目前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已达2.6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全国总死亡的85%(注7),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另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05》披露,中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病的人数达250万至300万,每年心血管病的医疗费用高达1301.17亿元人民币,其增长速度接近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而慢性病高发的罪魁祸首也是环境污染。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披露的数字,由于环境污染严重,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2006年已高达145.5/万。每年80万到120万先天缺陷儿降生,其中三到四成降生即死,四成终生残疾(注8)。
    
    六
    与高污染同样惊人的是高消耗。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其实是一个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注9)。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持续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节约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GDP主义的主导下,中国的当政者和企业家却严重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当政者看重的是当下的政绩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企业家关注的是眼前的经济效益而不是资源利用率,是如何获取更多的经济价值而不是被消耗掉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必定是以对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和挥霍浪费为前提的,是以牺牲中华民族未来的生路为代价的,因而也是难以持续的。
    
    如今,连习惯于文过饰非的官方媒体也不讳言“我国是世界上浪费最严重,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的6倍,欧盟的5倍多,日本的9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而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人民网2005年11月28日载文称:“由于开采方法不科学及工业生产空排空烧,我国可燃气资源利用率不到1%,一年就浪费8个‘西气东输’的输气量。”
    
    煤炭在中国能源产业和消费结构中占70%左右,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战略性能源。尽管中国人均煤炭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煤炭资源浪费却十分惊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张宝明曾痛心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国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煤炭资源就浪费了280亿吨。” 据该报报道,目前全国拥有各类煤矿2.8万座,其中国有大型煤矿2000多座,产量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65%,矿井回采率(开采出来的煤量和可采储量之比)平均只有45%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35%的乡镇和个体小型煤矿2.6万座,这些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15%-20%。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资源回收率能达到80%左右,他们每挖1吨煤只消耗1.2-1.3吨资源。平均下来,中国的煤炭回采率只有30%,相当于采1吨扔2吨,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一半。如果回采率仍然维持在这个水平,20年后至少还将有1180亿吨煤炭资源被浪费掉。
    
    再来看水资源。现在中国单方水GDP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专家称,“华北地区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开采方法,再过15年,地下水就会全部枯竭……”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根据2010公布的遥感调查,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达到35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2%。水土流失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而且发生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
    
    森林资源破坏和浪费也很严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4。据统计,中国森林在10年间锐减了23%,可伐蓄积量减少了50%,云南西双版纳的天然森林,自50 年代以来,每年以约1.6万公顷的进度消失着,当时55%的原始森林覆盖面积现已减少了一半。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是全球最权威的独立环保机构,它发布的《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推出了两项指标,其中之一为“生态足迹”。什么叫“生态足迹”?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维持人们从事生产及生活所需要的全部陆地和海洋面积。地球有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面积共为113亿公顷,人均1.8公顷,而人类人均却消耗了2.2公顷土地海洋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生态赤字达0.4公顷。中国人均资源只有0.8公顷,人均消耗却达到了1.5公顷,虽然消耗量低于全球平均数,但生态赤字为0.7公顷,远高于全球0.4的平均水平。
    
    因为遭遇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和被大肆挥霍浪费的缘故,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避免地被严重透支,可供未来利用的越来越少。按照经济学家周天勇教授的研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越来越多地挤占农业用水,中国的农业缺水在300-500亿立方米,工业用水缺口达60亿立方米,667个城市中420个缺水,共计105亿立方米。到2040年,全国淡水资源供给对需求缺口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另外,未来30余年中,中国55%品位的铁矿石缺口在173亿吨到326亿吨。再则,即使按照2009年中国低水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消费量,剩余的石油可采年限也仅为7.08年,天然气为39年,煤炭为108年。即使未来石油和天然气按照目前发达国家最低的消费水平变动,中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也远远不够未来31年的消费,石油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15.5倍,天然气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3.14倍(注10)。
    
    试想,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还剩多少资源可供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吗?
    
    七
    除了高污染和高消耗,伴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还有极端冷血的高剥夺。
    
    为了维持低成本的经济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GDP的规模,中国政府一直不惜以行政权力蓄意剥夺广大中国民众的基本权益——包括他们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社会保障福利以及经济收入和收益等。就此而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啻就是一部中国民众的血泪史。因为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此描画这部历史的全景,只想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章为例,这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夺。
    
    按照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的分析和概括,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剥夺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首先是农村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
    
    第二种是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制度性剥削,其具体形式包括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这种剥夺,中国政府获得了数量相当惊人的财富,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农民工每年被卷走的财富就达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剥夺的一个力证。
    
    第三种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这种剥夺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到新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表明,在改革开放近前20年,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这些年里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毛时代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
    
    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剥夺了农民的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当然,被剥夺的绝不仅是农民,通过国企改制、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低工资、低利率、低汇率等方式和手段,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都遭到了政府程度不同的剥夺,这种剥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由此导致的一个最大的恶果,便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
    
    改革开放30多年,高增长的岂止是GDP,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同样也在高增长,在GDP迅速跃居全球前列的同时,中国已一举跨入了当今世界分配最不公平、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刚刚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持续下降,目前的比例不到40%,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数值。中国官方的最新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低于政府财政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中国人社部专家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的国际警戒线,中国最富有的10%家庭收入是最穷的10%家庭收入的65倍。而这一切,正是高剥夺的必然结果。
    
    八
    高污染、高能耗和高剥夺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高成本。
    
    凡是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评价GDP,不能只看收益,也要计算成本。只有在扣除成本之后,才能看出GDP的净效应(也就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净效应并不一定跟收益成正比。即便收益再高,数字再漂亮,但如果成本居高不下,GDP的净效应肯定也不会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所谓的“中国奇迹”便立刻露出了马脚。
    
    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经济增长与作为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总和的国民财富密切相关(注11)。经济增长固然能创造新的财富,带来收益,产生正效应,但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技术进步的相对性, 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已有的财富损失浪费一部分,也就是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具体而言,这个成本指的是经济增长中除去生产投入之外所付出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前者包括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后者包括因为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以及道德滑坡等社会因素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成本。显然,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社会的财富存量才会增加,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才是正的,含金量才会高;反之,如果成本大于收益,社会的财富存量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就是个负数,经济增长就成了一桩得不偿失的亏本买卖。
    
    而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统计指标的GDP,恰恰没有扣除经济增长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它只告诉了我们社会当期新增加了多少财富,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多大,并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成本即负效应有多大,在付出成本产生负效应后,整个社会的财富存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是增加了具体又增加了多少等等。总之,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净效应究竟是怎样的。就连中国官方的统计权威也承认“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注12)
    
    为了弥补GDP的这个重大缺陷,准确反映财富存量的变动情况也即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国外经济学家在GDP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中国政府也开始了绿色GDP的研究工作,并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GDP的核算体系框架。
    
    所谓绿色GDP,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得出的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换句话说,只有从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后,才能看出经济增长究竟有没有带来国民财富的净增长?如果净增长了,是否跟GDP的增长同步?一言以蔽之,才能看出经济增长的净效应究竟是多少?
    
    那么,从绿色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成本究竟有几何?它的净效应到底怎样呢?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教授在21世纪论坛2001年会议上曾披露:“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注13)。”
    
    2006年6月5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新闻发布会透露说,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污染的影响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政府相关部门做过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析结果是占到GDP的8%,而世界银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们在西部调查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个分析,损失大约为11%左右。这几个数字强调的角度不同,差别比较大,总的来说,大概就是10%左右。”
    
    《半月谈》杂志刊载的“中国奇迹背后:长期偏重经济发展忽略自然规律”一文告诉我们: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从2002~2006年的五年间环境污染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6亿。若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角度来计算,中国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6万亿元,占GDP的12%多。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2000~2006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及破坏事故11706次。其中2006年全国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达到了842次,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
    
    可见,上述有关自然成本的数据尽管并不一致,但即便是最保守的统计,也相当惊人。一旦扣除这块成本,中国的GDP显然将缩水不少。
    
    2004年2月16日,央视国际播发的报道《中国经济自主增长遭遇“可持续发展能力低”挑战》称,“据有关部门统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一直保持在8.8%的高速度,但其经济增长成本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据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为660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位居192个国家的第161位。”同年3月4日,新华网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对片面追求GDP增长说不”的文章更明确断言:“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知名经济学家刘胜军博士说得更直白:“如果充分考虑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中国的GDP实际上并没有增长。换言之,经济陷入了‘零和游戏’(注14)的状态”(注15)。
    
    牛文元教授对中国国内储蓄率的研究从一个角度为上述论断提供了佐证。他告诉我们说,“在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显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0.3%,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第2位(仅次于非洲资源国家博茨瓦纳)。1999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为4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但是,由于中国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名义国内储蓄率’的真实性,即中国国内储蓄率中的相当部分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换来的”(注16)。
    
    还要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未公布有关经济增长社会成本的具体数据,但从已有的资料来推算,这个成本显然不小。试想,如果再把这部分成本扣除掉,中国的GDP还将缩水多少?所谓的“中国奇迹”,到头来完全有可能是白玩了一场的零增长,甚至很可能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亏本买卖。
    
    九
    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不仅代价惨重,成本惊人,而且还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是“悬崖边的增长”。这种高风险,除了跟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高污染、高能耗、高剥夺和高成本有关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大特点——高投入、高出口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先说高投入。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依赖型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30多年高增长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超高水平投资的支持(注17),而这种超高水平的投资率又是由中国政府建立在金融垄断之上的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来维持的,说得更直白些,也就是靠中国政府强摁着自己控制下的国有银行增发贷款来维持的。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中国超高的投资率根本就无法维系,中国经济也断然不会出现什么“增长奇迹”。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是以巨额的银行坏账为代价的,它所包含的金融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知道,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按照市场原则将资金或者资本配置给最优者。然而,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框架下,由于保增长始终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国政府在为投资提供金融支持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投资有无风险和效益,而是能否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收到增加GDP的效果,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都会不计代价地出手。可见,这种金融支持纯粹就是政府实现高增长政治目标的予取予求的政策工具,根本不是市场基于风险和收益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
    
    事实证明,由于严重忽视风险和效益,再加上腐败的侵蚀,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势必导致金融资源持续和大规模地被错配和浪费,进而沦为银行坏账。而且,中国政府对增长速度提出的要求越苛刻,投资越高,浪费就越大,坏账也就越多。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利用其建立在金融垄断之上的这种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固然成功地维持了超高水平的投资率,从而维持了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
    
    那么,中国银行累计产生的坏账到底有多少?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1%,鉴于中国官方数据一向存在的信誉问题,观察家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耳的估计是,内地银行不良贷款占整体贷款的比例高达35%。有学者估计,截止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额不低于35903.2亿元(注18),约占2006年GDP的17%。
    
    巨额的银行坏账不但变相盗窃了中国百姓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未来置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而且它就像一只蛰伏在“中国奇迹”阴影中的猛虎,随时都可能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奇迹”发出致命的一击。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巨大的危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为了清理多年累积的巨量坏账,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发动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金融救援行动。
    
    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国债,以缓解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亏空之急。紧接着,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从四大银行剥离了15000亿元的坏帐。2004年,中国政府再次发起大规模的金融救援,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在同年再次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了2787亿元人民币的坏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为同样准备上市的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剥离了600亿元人民币的坏帐。但不管剥离也好,注资也好,其实都没有真正消灭坏账,充其量只不过是将它们“左兜换右兜”,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科目下挪到了那个科目下,从现在支付被延期到了未来支付而已,最终都得付出隐性通胀、高物价的代价,由纳税人买单。由此不难想见,因为存在着巨量坏账,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泡沫究竟有多大,风险究竟又有多大。
    
    更糟糕的还在于,尽管中国政府从1998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频繁和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行动,却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杜绝银行坏账的产生,只不过解了一时的燃眉之急。说到底,这是因为产生坏账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的金融垄断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金融作为经济增长政策工具的特殊功能,而这一切又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坏账将源源不断地产生,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这也正是中国银行坏帐最可怕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规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动都无济于事。
    
    1998年之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中国政府大量剥离坏帐并为金融企业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却在以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新积累。据2011年6月2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国银行业能否托起四万亿之累?》一文披露,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出口业时,中国政府责令中资银行为大规模信贷扩张提供支持,以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中资银行积极展开行动,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总计人民币20万亿元(合3.1万亿美元)。银行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发放给了地方政府借贷者。估计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为25%至30%,即人民币8至9万亿元。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清理和拯救,中国的金融系统又重新回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高危状态,很可能再一次掏空纳税人的腰包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而以中国目前在短、中期极其虚弱的偿债能力,显然是经不起银行坏帐的进一步打击的。可见,金融败坏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国金融躲过了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谓在劫难逃。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银行坏账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迄今尚未爆发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维持着40%左右的超高水平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一向喜欢存钱,而且在金融市场封闭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钱存到国有银行。一旦这些条件改变,不良贷款失去了高额存差(即存款大于贷款的数额)的掩护,就会大白于天下,那时银行离危机也就不远了。尽管当下谁都无法精确预测危机何时将会降临,但可以确认的是,惊人的银行坏账已经为迟早将会到来的这场危机准备了充足的弹药(注19)。
    
    十
    如果说高投资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那么高出口则必然使实体经济的不稳定性剧增。后者与前者一样,都使中国经济的增长笼罩在一片高风险之中。
    
    作为典型的投资依赖型经济,中国长期畸高的投资势必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何消化这部分过剩的产能便成了横在经济增长路途上的一大难题。幸运的是,在冷战后全球化市场急剧扩展,国际间经济联系明显加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因为高投资而产生的庞大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暂时找到了出路。在国外市场需求强劲的前提下,依靠着领先世界的超低价格,中国的外贸出口额逐年剧增,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不断攀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被打上了高出口的明显烙印。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货物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同期GDP 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出口额达1.2万亿美元,全世界70%的玩具、50%以上的手机、空调、彩电,40%的纺织品都是中国生产的。同时,出口依存度也从1980年的6%提高到2007年的39.19%,远远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不过高出口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固然成功地解决了由高投资造成的庞大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建立在国际市场需求强劲和中国产品具有低价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只要这两个条件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动,高出口都将难以维系。正因为如此,在经济行家看来,一个国家的出口依存度过高通常并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因为它意味着经济安全性的降低和经济风险的加大。
    
    就国际市场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持续高增长是以全球化市场的明显扩展为前提的。但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从来都是有周期的,国际市场更不可能以哪一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一旦经济全球化的势头放缓或受阻,全球经济下滑,国际市场萎缩,高出口就会变得难以维系,中国的制造业就会遭受重创。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对象之一,根据以往的贸易经验,美国消费下滑一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下滑5到6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消费下滑3个百分点,经济步入衰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大幅下降。因此,形象地说,美国经济一感冒,中国经济就会跟着打摆子。
    
    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波再生动不过地展示了高出口所包含的高风险。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对象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普遍出现衰退或增速放缓,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受国际市场滑坡的冲击,2008年中国出口额增速结束连续6年超20%的高速增长,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速更是全面回落。当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速比上年下降5.6%,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则降到了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特别是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萎缩,不少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就价格而言,多年来“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败对手,独领风骚,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地摊价”这把杀手锏,这一点可谓众所周知。那么为什么中国产品的价格能做到比别人都低呢?那是因为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甚至就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力价格等。而中国的要素和能源之所以能做到比别国的价格都低,那又是因为中国政府强行将它们压低了甚至压低到了极限。不过,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固然大大降低了中国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长期人为压低要素和能源价格的做法却是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而且,伴随着它们的还有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生态危机、资源透支和贫富分化,对民众利益的这一系列严重剥夺无疑大大抬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鉴于长期以来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低阶层收入的同步增长,同时,环境容量、资源供给已难以支撑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旦中国政府无力或无意再压低要素和资源的价格,长期被压抑的要素、资源价格开始从最底线反弹,不难想象,“中国制造”的低价优势很快就会丧失。试想,到那个时候,高出口这本经还能再念下去了吗?
    
    十一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在他之后,经济学家更是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按照当今经济学家界的普遍看法,经济增长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后者却包含着远比前者更丰富的内容。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经济总量的增长。虽然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结构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经济增长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它的主要目标是数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经济发展则不同,它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均衡的持续的和协调的变化,包括了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和文教卫生等诸多具体内容。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曾尖锐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注20)。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过程来看,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盲目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很可能会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在讨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时列举了5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无工作的增长(出现严重失业的经济增长)、无声的增长(失去民主和自由的经济增长)、无情的增长(贫困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经济增长)、无根的增长(毁灭文化,降低了人们生活质量的经济增长)、无未来的增长(造成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增长)(注21)”。将中国经济近30多年高增长的现实与之对照,无论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贫困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毁灭文化,降低了人们生活质量”,还是“严重失业”(注22)和“失去民主和自由”,可以说没有一样是不吻合的!
    
    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Robinson的话说,中国并没有行进在向发达国家繁荣水平迈进的道路上。“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有一个社会走进死胡同的例子(注23)。”就连中共领导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注24)。”“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断扩大,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考虑,今后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注25)
    
    这种“无发展的增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两个成语:杀鸡取卵和饮鸩止渴。就像知名经济学者袁剑说的那样,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GDP “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福利效果却是负的。”(注26)。
    
    十二
    如果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放在现代经济史的范围去考察的话,我们还会发现,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一战后纳粹德国所取得的令西方世界震惊的“经济成就”其实颇为相似。
    
    提到纳粹,人们想到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战、集中营、焚尸炉、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使一度跌入经济低谷的德国迅速复兴,这不仅在当时被纳粹党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
    
    1929年至1939年之间,一场经济大衰退席卷了全球。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资本的短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其中世界国际贸易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都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据估计,大萧条时期,全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为了走出低谷,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方各国纷纷寻思良策,而纳粹德国则是大萧条时期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希特勒上台后短短4年里,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的失业率从原来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时,德国还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
    
    以高速公路为例,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就诞生在当时的德国。到1939年,纳粹德国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到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了最初规划总长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国的高速公路累计约长1.24万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时代修筑的,人们至今仍把它叫做“希特勒路”。
    
    当年,希特勒还对高速公路的工程质量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一般四车道宽34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不设路灯,每隔约200米竖一金属片镶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车灯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条“光带”;路面经特殊处理,整齐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尽量小,要有足够的视野,转弯处的半径要尽量大等等。连紧急停靠地带、高架桥、立交桥,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军车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高速公路修好后,沿途风光明媚,技术先进,希特勒广邀各国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连美国人看了都称羡不已。
    
    光有路还不行,还要有车开,希特勒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为德国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买得起的车。这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代名车——“甲壳虫”的由来。为了能够生产这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著名的大众汽车厂组建成立。
    
    纳粹德国的这些经济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同时它们又是十分畸形的,因为这些经济成就都是建立在全体德国人民的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德国优秀文化横遭摧残的基础之上的。
    
    或许更重要的还在于,迅速恢复的德国经济并非是实现民众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为启动疯狂的战争机器作准备的。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经济乃是名符其实的以军事工业为基础和支撑的战争经济。德国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当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没错,只不过把经济驶向战争的轨道并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识做出的决定。除非发动战争,否则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经济是绝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于民。
    
    举个例子说,因为“要大炮不要黄油”,纳粹当局极力压缩粮食和副食品进口。1929年,德国进口粮食182.9万吨,动物油脂12.5万吨,乳酪6.4万吨,蛋16.8万吨。到1939年,德国进口粮食126.8万吨,动物油脂4.2万吨,乳酪3.2万吨,蛋10.2万吨。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1939年纳粹当局对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采用定量配给,并进一步压缩原有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定量。结果,德国居民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仅有343克,连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饥饿时的粮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把“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相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增长。
    
    十三
    综上所述,在GDP主义的主导下,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盲目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粗放型道路,因而至始至终都贯穿着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全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在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方面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反而下降了,甚至下降得很明显;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为温饱而发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未来却被严重透支了;一方面社会的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另一方面贫富的鸿沟也越来越深;一方面高增长取得了可供炫耀的收益,另一方面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却大得惊人 -------尽管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上,在二战后新兴国家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都曾程度不同地出现和存在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不曾集中和恶化到像中国这样触目惊心的地步!
    
    GDP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虽然拥有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桂冠,却失去了湛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未被污染的江河和农田;虽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城市,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却失去了不含瘦肉精的猪肉,不加三氯氰胺的牛奶,没有甲醛等有害物质的无毒大米和农药含量不超标的蔬菜水果;虽然拥有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和“令人惊艳”的“上海世博”,却失去了越来越多可供子孙后代开发利用的土地矿山河流和森林。
    
    环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环境日甚一日被污染,资源日甚一日被透支,国民健康日甚一日被损害,贫富差距日甚一日被拉大,传统道德日甚一日被摧毁------凡此种种,无一不足以证明,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以毁灭生态环境,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剥夺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福利为惨重代价的“无发展的增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式的增长”!退一步讲,如果硬要将中国经济称为“奇迹”的话,那也不仅是高增长的奇迹,同时还是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高成本和高代价的奇迹。
    
    “我看着满目创痍的繁华
    感到痛彻心扉的惆怅
    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
    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
    
    试想,这种光鲜耀眼却含毒带血的高增长对中华民族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奇迹”如果再延续下去,等待着中华民族的又将是什么?
    
    十四
    事实上,这样的“奇迹”不仅不该再延续下去,也无法再延续下去了!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大背景下,尽管一些御用学者宣称中国经济还可以再高速增长几十年,一些幼稚的外国媒体和学者甚至对“中国拯救世界”信以为真,把中国当成了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诺亚方舟,官方舆论更是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忽悠人的乐观主义情绪,但许多了解中国内情的经济学家都很清楚,支撑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昔日光环耀眼的GDP主义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多次委婉地表示“中国经济不乐观”。按照他的看法,原有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即通过技术提高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经下降,通过进出口弥补国内消费不足的趋势也已经发生改变,且其已经让当前的宏观经济进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注27)。以何清涟、袁剑、牛刀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拐点已经出现,一个大裂变、大衰退的新时代正不期而至。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形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逆转。过往20年里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全球市场的大幅扩容,使得“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有力地支撑了高出口和高投资的延续,成功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然而今非昔比,以全球经融危机为标志,战后开始的长达60多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如今正在落幕,国际市场由此将进入一个持续低迷的时期。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制造”的独特竞争优势已然失去了用武之地,更何况,近年因为来劳动力、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大幅上升,这种优势本身也已开始褪色。这一切都使得昔日的高出口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后中国持续低迷的出口数据便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如今正在显现。
    
    从内部条件看,市场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已显著减弱。过去的30多年里,它曾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未来的日子里,它还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发挥作用,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作用将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公共品方面的过度的扭曲的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空间甚至可能比别的发达国家更小”(注28)。
    
    试想,既然曾经拉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这些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甚至迅速消失,这种高增长还可能再延续下去吗?
    
    ——
    注1: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但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认为,“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引自郭宇宽《慎言中国经济奇迹——专访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载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网站)
    
    注2:引自《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41页。
    
    注3、注5:引自《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世界第一 65万》,载2007年7月11日网易。
    
    注4、注6: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载《新纪元》162、163期。
    
    注7:引自《中国慢性病致死占总死亡数85% 确诊患者超2.6亿》,载2012年7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注8:引自《污染严重畸婴激增四成》,载2007年10月31日香港《苹果日报》。
    
    注9:2004年2月16日央视国际题为《中国经济自主增长遭遇“可持续发展能力低”挑战》的报道称:“我国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矿少,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00亿立方米,人均淡水资源量为225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我国是少林国家,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我国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为130—150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3%左右,但国内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估计到2010年石油需求将超过3亿吨,2020年达到4亿吨。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
    
    注10:引自《不转变模式中国未来发展将无路可走》,载2010年7月16日《经济参考报》。
    
    注11:百度百科对“国民财富”的解释是:“一国(地区)一定时间内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料。包括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两部分。国民财产是历年劳动产品的积累,其在存在形态上又可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金融资产三部分。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产物,如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注12:引自《GDP:作用与局限》,载2010年第5期《求是》。文中说,“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注13、注16:引自《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载2005年8月21日中国政协新闻网。
    
    注14: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零和游戏又被称为游戏理论或零和博弈,源于博弈论。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博弈零和游戏的内容如下:两人对弈,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则若A获胜次数为N,B的失败次数必然也为N。若A失败的次数为M,则B获胜的次数必然为M。这样,A的总分为(N-M),B的总分为(M-N),显然(N-M)+(M-N)=0,这就是零和游戏的数学表达式。
    
    注15:引自《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载2011年12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注17:据新华网2012年1月17日报道, 2011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4.2%。英国“每日电讯”在一篇题为”中国宿醉后的漫长痛 苦开始了”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是一个危险的数值,即使在亚洲4小龙经济崛起的时代,也没有见过这样强劲的投资增长。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史上,这都是从来没有见 过的数字。
    
    注18:《银行坏账三万亿》,载2006年8月4日新浪网。
    
    注19:本节系根据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六章整理编写。
    
    注20:引自百度百科“绿色GDP”词条。
    
    注21:引自《经济发展成本、经济主体行为与制度安排》,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注22: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中国城市失业率为9.4%,其中男性为8.7%,女性为 10.4%。中国社科院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是9.4%,已经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而台湾经济学家测算中国大陆失业率在30%以上,亚洲开发银行测算在34.3%。
    
    注23:引自Acemoglu、Robinson合著的《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转引自2012年第七期《南风窗》第16页。
    
    注24:引自《温家宝:中国经济依然存在四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载2007年3月16日人民网。
    
    注25:引自《温家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得起人民”》,载2012年4月25日中国新闻网。
    
    注26: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十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注27:《吴敬琏:与林毅夫有异见不稀奇 中国经济不乐观》,载2012年10月15日搜狐财经。
    
    注28:袁剑《大拐点》第186页,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9.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吗?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九
    
    
    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不但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国有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和成千上万的摩天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和惊艳奢华的上海世博------然而,揭开这些光鲜华丽的外衣,当下的中国其实百孔千疮危机四伏。改革开放缔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泰民安的盛世,而是一个大厦将倾的乱世。
     ——题记
    一
    2008年,乘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宣传机器掀起了新一轮歌功颂德的高潮。一时间,各种煽情肉麻的溢美之词充斥了大小媒体。
    
    有的说: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和活力,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注1)
    
    有的称:30年来,改革开放创造了两个“当惊世界殊”的“盛世”:一是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的盛世;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盛世”。(注2)
    
    还有的调门更高: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大盛世”,即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唐代前期的“贞观之治”、清代初期的“康乾盛世”。但就发展变化的深刻性、持久性、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来说, 30年的改革开放堪称第“四大盛世”,完全超过“三大盛世”。(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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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太平盛世。
    
    不过,一个社会和时代到底是不是盛世,关键不在于政府的宣传机器怎么定调,而在于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实情究竟如何。就此而论,别的且不提,眼下正方兴未艾的新一波移民潮就让喧嚣一时的盛世之说迅速露出了马脚。
    
    据媒体报道,2010年总共有50.8万中国人移民到了34个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定为已发展的国家,比2000年增长了45%。2011年美国接收了8.7万个来自中国的移民,明显比上一年的7万人为多。
    
    与以往以知识分子为移民主体不同的是,近年来出现的这波移民潮可以说是富人移民潮。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最新公布的《胡润财富报告》显示,超过16%的中国富豪已经移民或向其他国家递交了入境文件。此外,44%打算近期迅速移民,超过85%计划送孩子出国读书,1/3在海外拥有资产。报告称,虽然这100万名富翁都从中国经济中获利丰厚,但是只有28%对中国未来两年的发展有信心,比去年报告中的54%大幅下滑。
    
    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调查,富人移民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除此之外,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等(注4)。可见,中国的富人并不看好自己的祖国,压根就没把今天当做什么太平盛世。
    
    其实,因为同样原因而移民的又何止是富人呢,如今高官中没把老婆孩子弄到国外去的还剩几人?
    
    据香港《动向》杂志曝光,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竟有187名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 142名候补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5%;113名中纪委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8%。
    
    来自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部级以上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更是高达91%或以上。有民众在网上调查,称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孙女和孙子、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习近平的女儿都在美国学习或定居,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澳大利亚绿卡…… 还有,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和孙子邓小弟是美国籍、刘少奇之女刘婷婷是美国籍、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是美国籍、陈云之子陈元是美国籍、刘华清之女刘朝英是美国、宋任穷之女宋彬斌和张万年之子张建国都在美国定居。
    
    为何这么多高官都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往发达国家?当年因贪腐倒台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据大陆媒体报道,他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表示:“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试想,如果改革开放真地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有权有势的上层社会不用说肯定是这个盛世里活得最滋润的群体了,他们怎么可能会争先恐后地抛弃由他们当家的这个乐园,远赴陌生的异国他乡呢?那么多的权贵、富豪和成功人士不约而同地这么做,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改革开放创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泰民安的盛世,而是大厦将倾人心惶惶的乱世。
    
    乌云己经压顶,暴风雨即将到来。连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都公开承认中共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注5)。无论是官民矛盾的白热化还是政权合法性的丧失,无论是群体性事件的密集高发还是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无一不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二
    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不但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国有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和成千上万的高楼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和惊艳奢华的上海世博------然而,揭开这些光鲜华丽的外衣,当下的中国其实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过于官民矛盾,最突出的危机莫过于统治危机。
    
    纵观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共当政后,动辄自称代表人民,实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但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千方百计地榨取他们的劳动血汗,官民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加深,直至十年文革,终于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
    
    文革后,中共为了挽救这场危机,搞起了改革开放。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官民矛盾得以缓和,统治危机也有所缓解。但好景不长,中共的邪恶本性注定了它容不得党内任何有良知的力量做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很快便因为遭到整肃而失势。此后,以镇压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为标志,中共的改革开放迅速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民众利益的歧路。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加计划经济,那么改革开放后建立的邓式社会主义(中共自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一党专政加权力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邓式社会主义不仅沿袭了毛式社会主义的一党专政,还把这种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嫁接到了一块,也就是把权力与资本嫁接到了一块,权力因此变得加倍的蛮横贪婪,共产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的本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比毛时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表现在政治上,改革开放后,中共各级政权尤其是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不但更加官僚化了,而且呈现出向流氓化甚至黑社会化方向演变的明显趋势,越来越依赖于使用黑社会惯用的手段特别是暴力手段治理社会,以至于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衙门”和“合法化的黑社会”。
    
    政府本应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因为变成了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衙门”,共产党的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对百姓的困苦和呼声经常不闻不问。这且不说,更严重的是,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保护者,但由于变成了“合法化的黑社会”, 共产党的政府不但不竭尽所能地保护民众,而且经常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徇私枉法,野蛮执法,暴力执法,甚至采用黑社会惯用的各种手段——从威逼利诱到赤裸裸的暴力,明目张胆地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肆无忌惮地打压他们的合理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干脆直接雇用当地恶霸和黑社会成员帮其执行公务,或者公然与黑社会组织合作,共同经营经济领域的业务。
    
    正如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注6)对此,有网民描画得更加惟妙惟肖:“你和他(指官府)讲情理,他和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明,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他要是听烦了,就搞逝世你。”
    
    表现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受到的掠夺压榨更是毛泽东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不但要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还要受到形形色色的官僚集团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的掠夺压榨。形象地讲,如今共产党插在中国民众身上的吸血管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别的不说,仅仅“新三座大山”就已经压得黎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了。
    
    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固然让中国的财富蛋糕成倍扩大了,但大头都被不创造财富只消耗财富的共产党和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去了,而作为财富创造者的老百姓,拿到手的却微乎其微。横征暴敛之下,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尽管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中都有所提高,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举世罕见的“阶层认同偏下”的现象。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中国人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却占了将近55%。一些中国水准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人士,却将自己看成了社会的中下层乃至下层,对自己的阶层定位明显低于实际情况。这样的调查结果全世界都没有。
    
    比之于政治上的欺压凌辱和经济上的掠夺榨取,让中国民众更难忍受的是经济高增长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生态代价,因为它们对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更直接的威胁,严重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这也正是中国的GDP之所以被称为“带血的GDP”的原因所在。
    
    总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民众无论是政治上受到的欺压凌辱,还是经济上受到的掠夺榨取,以及由于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对他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都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加重。在这种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一度趋于缓和的官民矛盾怎能不重新变得尖锐起来,一度开始缓解的统治危机又怎能不重新死灰复燃呢?时至今日,无论是这种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均已明显超过了文革后期。
    
    三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冤情,关键在于有了冤情之后,人们有没有地方可以申冤,当权者会不会站出来为他们主持公道。如果百姓有冤却无处申冤,政府不但不为他们主持公道,反而还对申冤者无情打压,肆意迫害,使他们冤上加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情况下,官民矛盾势必趋于公开化和白热化。遗憾的是,这正是改革开放后当下中国的真实写照。而中国访民的遭遇则是这种现实的典型缩影。
    
    按照2005年1月5日国务院第76次常务会议通过和公布的《信访条例》,中国公民有权“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但现实情况跟这个条例经常对不上号。面对民众上访反映的大量问题,当地政府部门不但常常敷衍了事,不认真受理,有时甚至冷酷到了连起码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地步。
    
    2009年12月3日的《成都商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河北省承德市下二道河子村66岁老人王秀珍,去镇上反映拆迁问题。吃遍闭门羹,偶然碰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申请向史书记“反映个事儿”。史书记直接回绝:“别找我”。王秀珍放声大哭,问“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史书记答:“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就走了。对此,有人评论说:“权力机关有权摧毁底层的生活,也不惮于行使这种权力。当这些权力用于摧毁底层生活时,路路畅通;当生活被摧毁的人们吁告苦情以及不法情事时,这些权力哪怕听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注7)。”
    
    既然在当地上访解决不了问题,民众当然只好把申冤的希望寄托在上级政府身上。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仅2003年7、8月的50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亲赴北京上访的人数就在20万人以上。但他们哪里想得到,越级上访比在当地上访更难,阻力更大,遭遇往往也更惨。
    
    在农村,每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 按上级政府的要求,每个乡镇都有截访任务。特别是对于老上访户,往往安排专人“包干”,采取人盯人战术,几个干部包一个上访户,不让其越级上访。
    
    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干脆把上访户关进“信访学习班”。所谓“信访学习班”,其实就是变相的监狱。2009年3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例子:江苏响水县农民王信书因为房屋问题到省城南京越级上访,结果被响水县人民法院法官和法警以“解决房子的问题”为名送进了“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而“学习班”目的,正如看守“学习班”的保安所言“就是让你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访”。
    
    尽管有些访民冲破重重围堵,成功地到了北京或省城,但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没来得及跨进信访部门的大门,又被当地的警察、便衣截住,扭送到老家的驻京办、驻省办,再押送回原籍所在地看管、关精神病院或是劳教。
    
    当然,也有些侥幸没被截住的访民进了上级信访部门的大门,但结果又如何呢?照例是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最终不了了之。
    
    不生在中国,你绝对体会不到上访之难之惨!许多访民原本对共产党还抱有希望,不断碰壁之后,越来越多人的希望被逼成了愤怒和绝望。
    
    据媒体报导,今年6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政府门前,两千多名“遭当局掠夺土地、工人下岗、房屋强拆、暴打、拘留、劳教、关黑监狱、送精神病院等迫害的民众”举行抗议。抗议的民众表示,他们“长期的上访无人理睬”,“对当局失望到了极点”,并“扬言要与当局腐败集团的贪官污吏们同归于尽”。
    
    很多绝望的访民甚至被迫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去天安门前自杀。上访北京9年的辽宁访民李世告诉记者,仅他知道的自杀事件就有1996年春,在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的张军;西安被医生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药“五步倒”后生死不明;北京顺义张淑凤跳地铁寻死未遂;甘肃访民画家宋建民舍命冲中南海被毒打判刑;东北访民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叶国强跳金水桥遭判刑;不知名访民在天安门公厕上吊;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等。
    
    四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什么社会,一旦官民矛盾达到了公开化和白热化的程度,势必就会发生统治危机。而这种危机的一个突出标志便是统治者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认同,从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2012年7月31日,中共建党91周年才过不久,隶属官方的《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评论。
    
    文中说,“对于不断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种种不当行为,以及‘捂盖子’、‘不出事就是没问题’、‘花钱买平安’等错误做法,就是在回避问题,主动制造与社会的紧张与对抗,实际上就是在耗损合法性资源,与民心渐行渐远。
    
    “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
    
    “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显而易见,“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的言外之意,是说今天的中共政权已“与民心渐行渐远”,其“政治和道义合法性”已被严重“透支”。事实上,今天的中共政权岂止是“与民心渐行渐远”,岂止是“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被严重“透支”,更准确地说,它其实已完全失去了民心,丧失了政治和道义的合法性。
    
    不是什么“反华势力”、“敌对分子”,恰恰是共产党自己的倒行逆施唤醒了越来越多曾被它蒙骗的中国人,让他们从玫瑰色的梦中彻底醒来——原来他们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共产党在新的名头下榨取人民血汗的一场财富盛宴。再看在这场盛宴上踌躇满志如鱼得水的那些共产党官员,从猥亵女童、底气十足的“你们算个屁”的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到奸淫幼女近百名的河南永城市委副秘书长、优秀共产党党员李新功;从恐吓他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的兰州市城关区旅游局局长张德礼,到叫嚣 “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打不死你”的最牛纪委书记安徽桐城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从虚构拆迁贪污逾两亿元的北京顺义小镇镇长李丙春、贪污10亿元的四川达县县委书记李春刀,到在瑞典被偷走130万克朗(相当于130万元)之后更加疯狂扫货要“补回损失”的内蒙古乌海市长侯风岐等人,从贪权贪财贪色好出风头的江泽民到为人阴险歹毒惯于玩弄权术的曾庆红,有一个像人样的好东西吗?
    
    时至今日,中共几乎成了人人痛骂的对象,甚至连共产党的官员背地里也在大骂中共。就像中国和平同盟主席、中国民主大学校长唐柏桥说的那样,“今天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威信远远比晚清时候还要差。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恶的代名词。”
    
    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这种极度厌恶和切齿痛恨,在他们对网上广为人知的那只“最美蚊子”的称颂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今年2月下旬,包头市委常委、东河区委书记许文生率团奔赴新几内亚考察,这期间他被当地的蚊子咬了一口,不料归国后竟因此引发了脑炎,医治无效去世。许文生死后,包头当局不但把他树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大肆宣扬“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事迹生动地诠释了新时期党的先进性,”还发出了“全市人民向人民的好儿子、旗县区领导的楷模——许文生同志学习”的号召。
    
    此事见诸网上后,立即引来民众的沸腾,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这只蚊子居然一口就能咬死一个腐败官员,功劳不可谓不小。为了对它表示感谢,有网友特地封这只蚊子为“最美蚊子”。
    
    “——第一次这么喜欢蚊子。
    ——没想到非洲的蚊子居然这么有正义感!
    ——长期吃特供没免疫力,碰上蚊子,死了吧?
    ——这个蚊子可以引进到中国,对于这个只咬官不咬民的好蚊子表示敬意。在这个互相吹捧的年代,在这个相互表示敬意的社会,蚊子能保持这样的清醒,这是难得。”有网民如此称颂道。
    
    “非洲的蚊子立功了,比天朝的百姓能力强。建议给该蚊子颁奖——国际反贪奖!”另一位网民这么说。
    
    还有人说:“非洲蚊子,你代表中国人民枪毙了一个公款出国旅游腐败分子。号召全国人民向蚊子学习,学习它爱憎分明的思想觉悟,学习她英勇杀敌的过硬本领。”
    
    也有人说:“非洲蚊子火眼金睛。这样的“最美蚊子”再多一些就好了!加油!”
    
    显而易见,网上的一片叫好并非是单单冲着这位被一只蚊子给叮死的官员来的,大家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以此发泄各自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官员的极度不满——如果这种不满没有达到极限,人们绝不至于对一个陌生官员的意外病故如此“幸灾乐祸”。这还不足以反映共产党今天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吗?
    
    话说回来,当此风暴将至之际,尽管中共内部一些良知未泯的人在苦口婆心地呼吁“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本性邪恶的中共是绝不会照着他们的希望去做的,只会沿着原有的轨道一意孤行地继续走下去,直至头撞南墙。
    
    一个大家都可以清楚感受到的事实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众对于中共的怨恨和愤怒不断升级,比经济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可以断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这番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
    
    五
    为了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国民党的反,毛泽东当年说过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他万万不会料到的是,这句话如今也在共产党自己的身上应验了。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本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近万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示威者广为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启东人站出来,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随后,一些示威者冲进市政府大楼,扒光了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的上衣,给市长徐峰套上了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并将搜出的许多名贵烟酒以及避孕套等物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在示威过程中,民众还掀翻了汽车,捣毁了市政府的办公电脑。
    
    无独有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从南海工人罢工、广州新塘骚乱到乌坎村民维权,从厦门市民抵制PX项目的大规模集体“散步”、大连反对PX项目游行到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直至今年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神州大地上的民间抗议风潮(即群体性突发事件)可谓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高发期。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和研究,近年来密集高发的中国民间抗议风潮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数量增多、规模趋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间抗议风潮在中国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0000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注8)。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与此同时,风潮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注9)。
    
    二是以维权事件为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维权事件约占当前民间抗议风潮的80%以上。因为参与的主体有别,抗争的对象和维权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其中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而工人则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维权内容,工人抗争则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维权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雇佣工人的主要要求是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的主要要求是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的是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的是保护国家财产不流失等。
    
    三是泄愤事件占有相当比例。此类事件区别于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最主要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参与者无明确的集体利益诉求,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纯粹是为了表达和发泄对官府和社会的不满才卷入其中。其次,这类事件主要因偶然缘故引发,一般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映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的情况,但真正当骚乱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再者,这类事件没有明确的组织动员者,政府找不到磋商对象。最后,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情绪失控,有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不仅会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四是表现方式趋于激烈。近年来,暴力性、破坏性抗议风潮逐渐增长,参加者的行为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风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激烈甚至极端手段,如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人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五是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抗议风潮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民间抗议风潮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它们中大多数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喊出了诸如“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口号。
    
    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六
    共产党未当政时,它的头号目标是夺取政权,当政后,它的头号目标则是保住政权,这是由它作为一个罕见的权力狂的本性所决定的。在中国,毛时代把保住政权叫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邓时代则改称“维护社会稳定”,江胡时代干脆简称“维稳”。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错误地总结了十年动乱的教训,格外强调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性。邓明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又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邓小平身后,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民间抗议风潮风起云涌,中共政权面临着不断加重的危机,“稳定压倒一切”的调门更是越喊越高,维稳不仅成了中共各级政府的优先任务和考察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为此投入的各种资源也与日俱增。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研究,维稳支出已成为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注10)。2010年全国维稳支出金额5490亿元,已经超过了当年5340亿元的国防费用(注11)。
    
    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尽管中共维稳的力度越来越大,但结果却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恶循环。
    
    究其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稳定,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竭力维护一党专政,继续剥夺民众基本人权的歪路,一条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官商勾结疯狂掠夺压榨黎民百姓的黑路,一条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大量透支自然资源的歧路,总之,走的是一条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邪路。这样的改革开放,能不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激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吗?
    
    真要想维稳,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扭转改革开放的方向,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这一根源。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它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面对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一向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的中共自以为大权在握,掌握着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不但不去体察安抚民众的不满和冤情,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切实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但以维稳为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甚至一逞权力暴戾,采取各种流氓暴力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压、镇压民众的维权行动和抗议风潮,其结果民怨当然越积越深,矛盾当然越来越尖锐,社会当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近些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维稳工作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本质上只能是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潜在的社会矛盾,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从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注12)。”
    
    维稳的本意是消除导致不稳定的因素,结果自己却成了强化不稳定的推手,以至于越维稳反倒越不稳,这真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天大笑话!
    
    七
    2012年12月23日,玛雅预言中的世界末日。不管这个预言是否准确,但至少对中共来说,今年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事之秋。专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殆尽,政权处于空前不稳定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和尖锐,大有山雨欲来,大厦将倾之势。这一点,仅从大陆各阶层当下的政治思想动向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刚刚过去的这大半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连串的惊人戏剧。从“王薄事件”到“谷开来谋杀案”,从“什邡事件”到“沈阳罢市”,从“南海争端”到“钓鱼岛风波”,从“北京大水”再到“伦敦奥运假赛风波”,有关中共的各种丑闻接连不断地浮出水面,让中国民众更加认清了它的邪恶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纷纷加入到“全球退党大潮”的行列中。据《大纪元》报导,王立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民众“翻墙”出来、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势不可挡。仅7月的第一周,声明脱离中共组织的人数就有52万多人。到目前为止,已有一亿二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
    
    退党义工Yina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名公安局长在接到他的“劝退”电话后,表明身份说:“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当官的,我是公安局局长,你赶紧帮我退。”而另一位声明退出中共的大陆人士表示,要那个党有啥用?现在中国没有人权,中共可以不择手段,随随便便就要一个人的命。共产党就是来祸害老百姓的。另一位已经做了“三退”的大陆人士向《新唐人》表示,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看的出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个人吃人的社会。
    
    进入2012年后,中共各级政府网站频频遭到黑客攻击,规模之大、频率之快可谓前所未有。
    
    4月初,一个自称为“匿名中国”的黑客组织,攻击了几个地方政府的网站,不但使首页面目全非,还用中英文号召大家“起义”,反抗专制,“为自由而战”。并警告中共:“亲爱的中国政府,你绝对不是毫无失误的,今天你的网站被骇,明天你的邪恶政权就会垮台。”
    
    4月18日,大连市甘井子地区政法委网站被黑。网站首页惊现“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墓”字样和图片。4月23日,山东省沂源县的中共县委党校网站上出现了“推翻共产党重建新中国!”的字样,中共党徽也被打上了两个大大的黑“XX”。
    
    5月9日,广西柳州地区的融水苗族自治县28个政府部门网站全部被黑客攻陷,出现了号召全民大起义推翻共产党的反共标语。5月18日不同时段,宝鸡市12个政府网站均被黑屏,出现反共标语:“共匪不亡!天理不容!”及“打倒共产党”。 8月初,四川眉山城乡规划局网站也被黑客攻陷,在首页留下反共标语“共产党是流氓无赖!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并在标语下标注“反共黑客”。有评论表示,目前,中国大陆民众已经从恐惧中共发展到了直接抵抗中共暴政。
    
    一个社会和国家将向何处去,精英人士的动向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如果说一年以前,中国精英阵营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存有怀疑,那么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这种怀疑已不复存在。
    
    去冬以来,中国舆论朝野和左中右各派都开始大谈中国的危机和变局,认为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潜伏多年的权力斗争可能一触即发,2012年将成为中共危机四伏的关口,中国已走到不得不变,不变就要动乱的十字路口。
    
    元旦刚过不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就在新浪微博中突然发声:“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历历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4月5日,中共民主派的言论重地《炎黄春秋》召开了一场有关薄熙来事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座谈会,不止一位讲者认为中国已在大变的前夕,人心思变,现今的“维稳”局面已维持不下去了。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他说,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
    
    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主编杨继绳说:中国现在处于大变革前夕,民间怨声载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他说,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污染著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
    
    曾担任中共中宣部长22年的中共元老陆定一的儿子,APEC亚洲院士陆德说,中国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不励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革命。
    
    不仅精英们在大谈革命,革命的幽灵甚至也潜入了中南海的深宫大院。当下,中共高层对“亡党危机”的共识,已不是什么秘密,胡锦涛、习近平等都曾在不同场合公开承认过这种危机。
    
    胡锦涛卸任前曾多次发出过亡党危机加剧的警告。2月下旬,胡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党正面临着的亡党危机,近年不是减弱、缓和,而是加剧、激化。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党的执政和政策的矛盾。胡说,根据调查,有关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在地方贯彻的情况:在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社会民主这三方面,很差和较差的,占了大部份,这反映到当前政治局面上,反映到党工作处于被动上,最终也反映到党面临危机加剧上。胡又警告说:这个被动局面不克服,一场政治性灾难就会发生,这是不以主观意志而改变的规律。
    
    据《动向》杂志报导,习近平也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指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习还说:“社会已把三个问题列作新时期亡党亡国的三大祸端,”“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国家前途危机能否化解,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
    
    不久前港媒还曝光,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竟然是即将接任中共总理一职的李克强的枕边书。此书描述和分析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这场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则是中央集权(注13)。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大革命前的法国虽然经历了“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这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
    
    无独有偶,据港媒爆料,这本书也是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的枕边书。因为忧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会引发革命,他不但自己认真研究此书, 还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它(注14)。
    
    10年前曾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底崩溃的知名亚洲事务专家、美籍华裔作家章家敦,不久前再次断言中共的崩溃就在今年。被中国表象和中共宣传所迷惑的人一定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许多了解中国内情的人都认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诚如知名经济学者袁剑所言:“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注15)
    
    形象地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艘已经触礁进水的巨轮,正在大海上死命地挣扎着,而足以使其葬身海底的风暴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
    
    注1:引自《张平:改革开放30年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见2008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网。
    
    注2:引自《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
    
    注3:引自《改革开放30年:中国模式的独特创造——访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载2008年12月19日《中国教育报》。
    
    注4: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8期。
    
    注5:引自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2007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
    
    注6:引自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2004年第二期《当代中国》。
    
    注7:引自《要跳楼去五楼凸显权力最基层的冷酷》,载2009年12月4日《新闻晨报》。
    
    注8:引自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见2010年1月20日共识网。
    
    注9:引自闫纪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处置对策》,载2010年第5期《理论导刊》。
    
    注10:引自关武君《“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载2010年7月13日《学习时报》。
    
    注11:引自维基百科“维稳”词条。
    
    注12:引自《清华大学:中国维稳工作陷入“越维越不稳”怪圈》,载2010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注13、注14:引自《胡习密谈亡党 李克强枕边书谈革命不可避免》,见2012年8月8日大纪元新闻网。
    
    注15:引自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三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跋
    
    改革开放不但是文革后中共最重要的决策和最引以自傲的政绩,也是文革后中共重建其政权合法性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共,判断其政权的合法性,关键就在于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文革后,百废待兴,人心思变,改革开放理所当然成了全社会的一致共识,也让历经苦难的中国民众再次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一个中共许诺的“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美好明天似乎正在向他们走来。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和深入,中国民众越来越失望地发现,现实中的改革开放与他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不但不是玫瑰色的,而且有着极为狰狞的面目。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有些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甚至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水平。漫步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们已经感受不到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的明显差别。但这种现代化却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框架之上,符合人性、让人享有充分权利,从而能够维护和提高人的尊严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背离了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框架,以剥夺人的权利和摧毁人的尊严为特征的橱窗式的畸形现代化。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如中共当年承诺的那样先富起来了,但他们并不是被共产党在嘴巴上尊为主人的广大民众,而是自称公仆,口口声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党官员和依附于他们的各色奸商。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是一般地富起来了,而是暴富起来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财富并非来自于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统统都是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是买通权力后巧取豪夺来的。而中共当年承诺的共同富裕,则成了一张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反而变得越来越悬殊,早已跃居全球前列。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罕见的高增长,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然而,理应由全社会共享的这一成果,绝大部分却都落入了只占人口极少数的以中共官僚为代表的权贵阶级的口袋,普通民众拿到的只是零头,而改革开放的巨大代价却完全落到了他们尤其是广大农民与城市下层人民的身上。换句话说,权贵阶级在改革开放中收获的巨大利益完全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利益严重受损的基础之上的。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总体而言,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较毛时代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尤其是落后于权贵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与此同时,尽管在中共的宣传中,工人农民仍然是“国家的主人”,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却较改革开放前一落千丈——不但在政治上沦为弱势群体,而且在经济上降为边缘阶层。日益增长的相对剥夺感,让他们深陷无望与无奈。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不但在经济上受到的掠夺是毛时代所望尘莫及的,而且在政治上遭受的压迫总体上也丝毫没有减轻,在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加重。事实表明,以挽救和强化中共专制统治为首要目地的这场打着引号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对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新一轮践踏,是权贵阶级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巧取豪夺的一场狂欢,是普罗大众备受蹂躏用血泪写就的一幕悲剧。
    
    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这场坡脚的改革开放非但没有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反而充分说明了它的邪恶自私无耻;不但没有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反而充分彰显了它在管理国家上的昏庸和无能;不但没有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者和卓越领导者,反而充分证明了它是阻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畔脚石和历史罪人。毫不夸张地说,历经30多年的这场改革开放,彻底褪去意识形态外衣的中共,如今已完完全全蜕变成了一个在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赤裸裸地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腐败党、盗贼党和吸金党。
    
    不言而喻,这样的改革开放绝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只能代表中共和权贵阶级的私利。这样的改革开放也绝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会遭到人民的吐弃,事实上也已为他们所吐弃。试想,这样一场既背离人民又遭到他们吐弃的改革开放,怎么可能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呢?实际上,它证明的反倒是中共执政的非法性,是它下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堪称是一堂格外生动的政治课,正是它让越来越多曾经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中国人明白了,不管中共怎么改头换面,以什么样的面目示人,它垄断权力,压迫和掠夺人民的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只能是变得越来越凶狠,越来越贪婪。真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现代化新国家,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梦想,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解体中共,让它早日退出历史舞台。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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