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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路新:读书札记之二:大饥荒的墓碑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09日 转载)
    
    来源:刘路新博客 作者:刘路新
    

    人到中年,经历的事情多了,神经就变得麻木了。面对许多事情,也不轻易动感情了。
    
    可是,两年前,读李世华的《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却让我泪流满面,很多次,不得不放下书,躲进洗手间,任泪水直流,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才又拿起书。
    
    看看这一段:
    
    “大年初三,我便要起程返校。父亲出去给我借学费,我跟父亲出门,母亲也随着送我到了村子中间。父亲不知从谁家借来的钱,交给我,我正要动身,母亲却突然放声哭了起来:‘乖儿来,你下次回来不知还能见到你大大(方言,爸爸之意)你娘不……
    
    “我积压在心里的痛苦一下迸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父亲一边催我走,一边责怪母亲:‘孩子该走了,你又说这些,叫孩子难过…….
    
    “然而,母亲的话一语成谶,一切不幸被母亲言中:这一别正是我与父亲的诀别。”
    
    因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作者的父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送葬的棺材“是母亲陪嫁的嫁妆 – 岁月的剥蚀已变得油漆斑驳的柜橱”。
    
    再看这一段:
    
    “儒存叔招呼一声:‘发丧吧。”四个年轻人便架起‘棺材’两头的杠子,抬了起来。一个橱柜加上父亲几十斤干瘦的身躯不会很重的,四个年轻人虽然饱受饥寒,当时可能还空着肚子,也并不显得太吃力。。。。
    
    “这是一只孤独的送葬队伍,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亲戚,没有人围观,只有我们的哭声和几个年轻人踩在泥泞的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我随送葬的队伍走着,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当我偶尔抬起头的时候,看见父亲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在‘棺材’的后头摆动。”
    
    李世华的这本书,让人不忍卒读。它所记述的是,在“大饥荒”的岁月里,短短的28天之内,作者一家五口死于非命的惨剧。
    
    还因为,我和作者李世华来自同一个地方,安徽省的砀山县。我们两人的村子,相距十公里,都在黄河故道的南岸,一望无际的沙土地。书中的方言,读起来亲切,很多的人名地名,都听说过。
    
    后来,回国探亲,我就买了20本李世华的书,回去送给朋友,特别是现在我们家乡任职的各级党政官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那次大饥荒。
    
    书中说,“那年的春天特别寒冷而漫长,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等到夏天,没有等到麦子成熟,便在饥饿的煎熬中倒下去了。”
    
    我的爷爷就是这样倒下去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之一。
    
    不止一次听母亲说,那个春天,麦子好像总也不熟。生产队的食堂没东西吃了,家里早已四壁皆空。爷爷个子高,饭量大,平时干农活,一天可以锄几亩地。这样的人,一定是先倒下。
    
    很多天没吃东西,爷爷饿的没办法,就和村里人一起,到村庄西头的地里,吃了很多的观音土。观音土这个东西,吃进去,拉不出来。第二天,“爷爷痛的嚎叫不止,好多次,从床上滚下地来,赤身裸体,往外爬。”母亲身为儿媳,也顾不了那么多,多次将赤身裸体嚎叫不止的爷爷拖回床上。当天夜里,爷爷就断了气。赤裸的身子,一半在门里,一半在门外,嶙峋的胳膊,伸得老长,像要去抓什么,瘦削的脸,因痛苦而扭曲,难看极了。
    
    我们皖北这个地方,千百年来,见证了太多的历史。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就发生在这里。后来,沛县的“泗水亭长”刘邦,率“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在这里“斩白蛇起义”,建立汉朝。后来,“游方僧人”朱元璋先是在这里托钵行乞,又以此为基地建立大明王朝。后来,来自白山黑水的大清军队从这里南下,统一了中国,建立“大清”。再后来,到了1948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里决战,淮海战役中,我的爷爷,和其他许多“支前”的民工一起,推着独轮车,跟着解放军,追着隆隆的炮声和战争的硝烟,一直把老蒋推到台湾岛,推出了共产党的“新中国”。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战马的嘶声渐远,无数的生命,还有斑斑的血迹,都被这漫漫黄沙掩埋。
    
    而生活在黄河故道两岸的百姓,千百年来,就像是沙土里的草,一遍一遍地,被战争的车轮碾过。
    
    历史的脚步并不停歇。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分田到户,可是,分得的土地,还未来得及划好边界,打个界桩,又要合起来了。紧接着,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放卫星、赶英超美,接踵而来的,是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大饥荒的受害者,主要是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不识字。他们默默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离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为了写作《温故一九四二》,作家刘震云去问他姥姥,因为“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很多次,我想了解过去的事情,问母亲,母亲总是一句,“都过去了,还说它做啥”,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因为回忆过去总伴着太多的痛苦,很多的中国人选择忘记。
    
    李世华写的虽然是《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可是,在大饥荒的岁月,有过类似经历的家庭数不胜数。所以,作者在扉页上,将此书献给数千万死于大饥荒的人们。
    
    我一直认为,大饥荒是了解“新中国”历史的“黑匣子”。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土地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历代的革命家,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以土地为突破口,以拥有土地作为号召和团结队伍的口号。从陈胜吴广到赤眉绿林,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没有例外。1927年在文家市,共产党就提出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夺取政权后,第一件要做的,当然就是“土改”。
    
    分到土地的农户,那种喜悦的心情,在很多作品中,都有过描绘。
    
    可是,土地分到一家一户,不就是私有制了吗?不就回到解放前了吗?这和共产党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党又号召农民把土地合并起来。以“共同劳动”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这与马克思说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也是一致的。
    
    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正版原装,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苏联过滤的,是列宁主义。中国社会中“均贫富、等贵贱”和“耕者有其田”的传统意识,经过马列主义理想的过滤,放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受屈辱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上中国文化中“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意识这个佐料,再经过毛泽东的诗人气质去具体地体现出来,其必然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自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开始,就注定了既左右摇摆,又上下颠簸的命运,而且,没有一刻消停。
    
    其后果之一,就是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大饥荒可能是最为费解的运动之一。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反精神污染”,等等,都较为容易理解,原因较为单纯。可是,一场大饥荒,就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的了。这个问题,就连毛泽东都颇为费解,他说,中国的农民真好,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没有发生暴乱或起义。
    
    迄今为止,就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范围,过程,很多还不为人知。单单一个因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同的研究者就提出很不相同的数字,有很大的差距。
    
    第一次读到这方面的书,是丁抒的《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1991年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这本报告文学,可能是海内外描述大饥荒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开拓性的研究,有些资料不完备,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大饥荒死亡人数,作者的估计在2000-4000万之间,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约”的数字了。
    
    后来,读到贝克(Jasper Becker)的《饿鬼》(Hungry Ghost:Mao’s Secret Famine) 一书。作者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这本1998年4月出版的书,也属于报告文学一类。
    
    《饿鬼》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描述大饥荒的书,在这方面,填补了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史的空白。
    
    中文的《人祸》和英文的《饿鬼》都属报告文学,总体来说,属记述性质。这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作者访谈大饥荒亲历者所获得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可是,这两本书,对大饥荒没有深度的研究,也谈不上学术分析。
    
    后来,接连读到李世华的《共用的墓碑》(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新华社杨记者的书,还有冯客(Frank Dikotter)写的《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2010年出版。这三本书,让我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这三本书可以互相参照着阅读,李世华的书,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社会学称为CASE STUDY。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家庭,在大饥荒中,是如何生存,又是如何消逝的。俗话说,一叶知秋。很多的中国家庭,有过类似的经历。
    
    杨记者的书是全景式的,上下两册,资料详实。全书先是以省为单位,描述全国各地农村大饥荒的惨象,以及城市的生活,然后,对大饥荒做了详细的分析,从大饥荒的祸根,组织基础,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到当时的人口统计,气象资料,等等。
    
    杨记者在新华社做了三十五年的记者。花了十年时间,利用到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资料,访问当事人,收集上千万字的资料和数据,为我们描绘了这场惨剧的全景。
    
    例如,作者“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和求教气象专家,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那几年的气候是正常年景,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他还把“分省的30册《中国人口》中的有关资料,一本一本地抄录,将抄下来的表格列成数据,再一个省一个省地计算”。经过一百多万字的详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大约3600万人。
    
    三千六百万人是个什么概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三倍;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2千万,伤1500万;相当于150次唐山大地震;也是广岛原子弹死亡人数的150倍。
    
    冯客是香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在四年的研究中,冯客是第一个获准使用许多国家密封档案的学者。
    
    黎安友(Andrew Nathan)评价冯客的书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发生的那场大饥荒“最为详实的研究”。
    
    冯客在严谨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说,大饥荒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年,而是四年,从1958年初到1962年底,饿死的总人数达4600万人,而不是杨记者说的3600万人。同时,冯客还认为,不仅毛泽东,当时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如周恩来等,对大饥荒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冯客不仅描述了大饥荒的惨象,还有深度的思考。比如,冯客发现,在“大饥荒”死去的人中,有6-8%不是饿死的,而是被地方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打死的。为什么干部要打群众呢?有的是为了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有的是屈服于同级干部的压力,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暴力传统也是因素之一。
    
    在英文版的第300页,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不管地方上的形势有多混乱,暴力总是自上而下的。“赵章生就是一例。1959年庐山会议后,当地开始了清算运动,起初,这位基层党员不愿打那些被怀疑是“右派”的人。领导叫他打,不然,就可能被划入“右倾保守”之列,可是,他还是很不情愿用武力去对付其他党员。结果,被罚款5元,以示警告。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思想斗争,慢慢地,他屈服于这种压力,开始诉诸武力,把一个小孩子打的满脸是血”。
    
    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乏赵章生这样的人物。不仅是大饥荒,像“反右”,“文革”,涉及范围大的、小的,持续时间长的、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过后,没有一个人会主动承担责任,哪怕是部分的责任,更不要说暴力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反省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受害者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施暴者认为自己是“赵章生”。
    
    像大饥荒,“反右”,“文革”,这些长达数年导致数千万人丧命的运动,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或者中共高层的几个人,可以说明问题吗?可以解决问题吗?那些基层的官员,普通的党员,甚至像你我这样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任何应该反思的地方?
    
    当罪恶发生的时候,作为帮凶,助纣为虐,当然是罪恶。作为旁观者,袖手旁观,也是罪恶,是另一种形式的助纣为虐。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1966年8月5日,“文革”开始之际,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暴力的教育工作者。施暴者是一群如花似玉的少女 -- 她的学生。可是,几十年过后,直至今日,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有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没错,有的参与者否认自己曾参与其中,还有的,百般为自己辩护。
    
    我们这个民族,很多的时候,是野蛮的,势利的,弱肉强食。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让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自我反思的能力。所以,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去的错误,那些愚蠢的错误。
    
    一个对痛苦选择遗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她会重复过去的痛苦。一个不愿面对自己的历史,缺乏反思能力的民族,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她会一再地重复过去的痛苦。
    
    1962年初,毛泽东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后,刘少奇制定了经济调整政策,向毛汇报,引起毛不满,刘愤愤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农民不是知识分子。所以,一场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就没有像57年的“反右”,像十年“文革”,甚至“反精神污染”那样,有很多人书写,很多人研究。关于这场大饥荒,很多的问题,至今还没搞清楚。
    
    甚至有人质疑这场大饥荒是否真的发生过。
    
    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公诸于众,对于大饥荒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出版物也会越来越多。
    
    一位哲学家说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就是遗忘和拒绝遗忘的斗争。
    
    每一本书,每一项研究,都是为大饥荒中死去的人,为那场大饥荒,立起的一块墓碑。
    
    每一块墓碑,都提醒我们,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
    
    本文来源:刘路新博客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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