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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18日 转载)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

    
    
      2012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较好的时期,或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内在的矛盾才被激发出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改革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要求,革命就会成为现实的选项。
    
    
      但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还是最坏的时期?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的时期?如何判断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一
    
    
      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对革命,这个话语转向表达出知识界一个怎样的思考线索,或者说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时代。中国近20年的思想变迁,涉及多种主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20年前,李泽厚、刘再复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阶层的一个普遍共识,彻底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反革命者,因为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90年代,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对革命谱系的清算,文章可谓做到家了,锋芒所指,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有革命类型。与革命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遭致批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在那个时候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一面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现成镜子。中国知识人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国革命与专制轮回的历史和现实,由此得到的深刻体会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更重要,伯克比卢梭更重要。
    
    
      我认为,正是知识界的上述理论反思和传播从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权力、资本和话语这三大力量共同意识到和平渐进的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倡导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搁置了一切理论争议,用实用主义路线完全排除了激进主义的生存空间,革命话语基本终结,全民共同迎来消费主义浪潮,尽享物欲解放的快感。在社会的普遍改进状态下,哪里还会有对革命的焦虑。
    
    
      事实上,直到2011年,学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主基调依旧是对革命史观的批判,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对晚清宪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泽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如果慈禧多活十年,晚清宪政改革就有可能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即进入2012年,学界的整个调子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晚清宪政改革而言,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和革命赛跑。人们问的最多的是晚清宪政改革失败,被辛亥革命取而代之,原因何在?现在来看,原因当然很清楚,因为晚清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宪政改革的动力和能力,在它不能继续主导宪政改革的时候,它就只有成为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后也没有导致一个更好的结果,没有产生一个合理的制度,但是作为晚清宪政改革失败的必然替代物,辛亥革命因其某种必然性,而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不二选择。以这样的历史尺度来观察现实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至少意味着革命话语还没有彻底丧失其现实性,革命话语到2012年重新出场,证明了这一点。
    
    
      金观涛、刘青峰写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从关键词研究入手,由此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思想变化的关系,值得借鉴。按他们的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419次,到了1903年达到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和改革的两极化态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2012年革命在中国成为全面话语,是不是也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境?改革因其无法深入而唤起人们对革命的关切。
    
    
      朱学勤对卢梭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个清算。秦晖、金雁两位对俄国革命也有持续的反思,尤其是金雁最近出版的《倒转红轮》影响巨大,对苏维埃革命所基于的俄国思想传统有极其深刻的分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对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认识和反思,可以对中国的下一步变化提供何种启示呢?中国与法国、俄国同处一个革命谱系,法国和俄国的问题或许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可以法国或俄国的方式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我的困惑在于,当促成革命的各种要素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广泛存在时,对革命的反思是为了阻止革命的再次发生,还是说在适宜革命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下,革命一定会发生?
    
    
      朱学勤在给我的信中有句话说的很到位,“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这可能是我们的共同心声。但这只是知识人的主观选择,从告别革命到不得不面对革命,这是否说明,告别的良好愿望和主观选择,并不是决定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对现实并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改革还是革命,一定有其各自发生的内在逻辑。我的观察是,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
    
    
      二
    
    
      革命的逻辑蕴含于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能否告别革命,只能基于我们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判断,这些社会矛盾是否已到了现行制度无法解决的程度?实行宪政导向的改革,是否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来源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垄断了各种资源。大多数人在丧失资源支配的情况下,为反对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抗,以实现一种比较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唯有通过革命这种方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马克思不断地预言革命,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之际,都宣布更大规模的革命就要到来,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在革命中自取毁灭,反而一直存在下来,至今依旧看不到其灭亡的任何征兆,原因何在?是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是通过改革其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来达到消解革命的作用。股份制是对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私有制的改造,民主制是对少数人垄断政治资源专制的改造。同时,实行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保障一切人权,用宪政的原则实现多数人的权利和保护少数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化解了根本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彻底告别了革命。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和早期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在于少数人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垄断经济资源和垄断政治资源必然合为一体,形成权贵资本体。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均是来源于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制度安排,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节制的资本共同操控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自然会发生对革命的联想。资本主义最后能够避免革命,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从根本上消除革命温床的正确之路,那就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来实现尽可能公平正义的资源分配,不仅人有其利,而且人有其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
    
    
      三
    
    
      对中国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各界有广泛的共识,包括执政党也有清醒的估计。执政党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把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分歧的焦点在于,按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质是走什么样的路,按哪个方向进行改革。
    
    
      执政党目前的口号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是现在正在走的路?走这条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现在恐怕谁也无法下结论。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肯定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脚下走出来的。当我们在理论上还在闪烁其辞时,在时代潮流中还在摸着石头时,在需要做出决断时还在左右摇摆时,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未来之路依然扑朔迷离,改革或革命依然是中国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持续不绝的话题。
    
    
      马云有一句话,“改变成功者是最困难的,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大堆理由。”我套用他的话说,改变胜利者是最困难的,不仅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且的确还有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胜利者的地位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有永远不败的胜利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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