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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张千帆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18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作者:张千帆
       

    近十年来,中国的内外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从开会的架势来看,就有很大变化。和十七大相比,现在这种紧张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放在以前都不可想象。如果说是因为换届,十六大也是换届,但是绝不像今天这样。中国发展到今天,政府已有了危机感,不过民间似乎还没有;虽然社会批评越来越猛,但我看社会情绪实际上是相当乐观的,至少对于未来来临的危机没有任何深刻意识。这种乐观其实是很盲目的,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之外,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表明中国改革会越改越好。中国一个多世纪来的失败根源也是在于这种乐观,总以为事情已经够糟,无论怎么折腾都不会更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终究是时代进步,能有什么错?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革命派把事情搞砸了,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至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革命的阴影之下。中国目前的社会资源,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很可能还不如那个时候。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今天不会搞砸呢?
       
    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是什么?就是五四时期保守派杜亚泉(伧父)所说的“国是”之丧失,国家对于基本是非没有共识。当时是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没有共识,今天则是“左派”和“右派”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意识形态严重分裂,几乎可以说是“不共戴天”。我所说的“共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立场,而关于基本游戏规则的底线共识,尤其是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体制的共识。我们说,一个有活力的国家首先是一个价值多元的国家,单一价值观只能造成停滞和僵化。但是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社会各界就必须具备底线共识,否则就像中国的清末民初那样,肯定是维持不下去的。美国大选刚结束,大选的时候两党打得头破血流,但是美国社会是有基本共识,两党谁都不敢跨越基本游戏规则。
      
    因此,一个进步的国家必然是建立在底线共识基础上的价值多元国家。西方知识精英虽然有左右之别,但是在体制上是有基本共识的。这主要是因为左派知识精英放弃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和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法治这套经典“资本主义”体制妥协。他们在经济体制上做了妥协,但政治体制其实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一人一票”嘛,发展中社会相对意义上的“穷人”总是占多数,总有希望通过选举掌权。在左派认同了宪政民主游戏规则之后,整个西方社会的体制共识就形成了。
       
    看看中国,整个社会分裂得多么厉害。贫富差距巨大,不同阶层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中国现在看上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只是一个内在已被掏空的躯壳。从分税制形成的财政分配格局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央先把钱拿走,地方政府需要钱怎么办?再通过征地、拆迁、污染等各种手段把人民掏空,让环境透支。国家是由中央代表的,从外表来看维持得很强大,但其实就是一层硬壳,里面已经全烂了,一点就破。这样的国家必然很脆弱,什么都可能变成危机;许多所谓的“危机”在其它国家看来只是普通问题,但对它来说就成了危机或威胁。危机的根源在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剥夺格局,上层不会牺牲既得利益让步,下层普遍有被剥夺感,上下之间不可能形成共识,大概惟一的共识就是“爱国主义”;但凡国际上有关于中国的任何风波,尤其是领土纠纷,都会掀起“反美”、“抗日”的轩然大波。这是很危险的。
       
    但我认为,最根本意义的分裂还是知识精英的分裂。我们现在有点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当时实行魏玛共和,但是社会各派没有共识,左右分裂很厉害,最后走向了纳粹法西斯。中国知识界的分裂除了左派主张国家主义、右派主张自由主义之外,首先在于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认识。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在国内,国际问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当然,国际问题是个导火索,有可能击溃脆弱的国民神经,最终影响国内走势。这在五四运动体现得最清楚,凡尔赛条约可能在列强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挑起了新仇旧恨,对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脆弱的民族心态是中国尤其需要当心的地方。中国问题的关键当然还是国内问题,因为治病要治根,中国的病根在内而不在外。我们首先要补养自己的身体,包括修复体制,包括拉动内需等等。如果再像这样歇斯底里“发展”下去,中国的前景确实是很危险的。
       
    左派严重夸大了未来战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很容易利用病态的民族心理将中国引向军国主义。钓鱼岛事件极大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一些种族主义分子跳出来攻击日本民族,好像所有一切都归咎于日本“人坏”,所以中日终不免有一战。这种种族主义观念其实和纳粹本质一致,完全扭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起因。日本当年之所以走向战争,不是因为日本人好还是人坏;日本人显然不全是坏人,中国人显然不全是好人,人好人坏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事情。归根结底,日本军国主义是明治宪法体制的议会失败和天皇实权引起的,当然经济危机和对中国资源的觊觎也是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是日本从民主滑向了集权,天皇被军队拉拢控制了。这个体制在战后得到了根本改变,天皇已经成为“虚君”;议会民主虽然不尽完善,但还是发挥着很大作用。所以今天只要不受某些外来突发因素刺激,日本不会轻易走向战争。反观中国怎么样呢?在体制上,中国很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而这样的体制是很容易走向军国主义的。
      
    无论动机是什么,左派煽动战争威胁的客观后果有利于军方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左派的逻辑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但是现在“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呢?以中国如此之低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如此之高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当强大的军力及国际舆论的压力,如果还有任何国家想要通过物理方式侵略中国,只能说是脑子进水了。比此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没有硝烟的经济侵略,通过国际贸易的丛林规则剥削中国劳动力、掠夺中国物质资源,这些可能如左派所言正在进行着,但是经济掠夺之所以可能,一定要有国内政府配合。防止经济掠夺需要的是按宪政文明原则构建国内政府,让政府对人民和公共利益负责,而不是进一步提高军力、扩大政府权力。
      
    因此,保护中国的国际利益和国内利益一样,恰恰要求我们借鉴西方的宪政民主构建政府,而不是拒斥宪政文明。事实上,我甚至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真正希望中国马上实现宪政民主,虽然这是他们本国的核心价值。为什么要改变这一切呢?中国目前这样的行事方式不是对他们很好吗?压榨自己的劳动力,消耗自己的自然资源,为他们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把环境污染留给自己,他们买不起还要借钱给他们享用,还有哪个政府能对他们更好?如果实行宪政民主,这一切可就都保不住了。在我看来,中国的宪政民主最终要靠自己,但是这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未来的体制达成共识。
       
    我认为,中国今后至少需要达成六个方面的共识:
      
    一、党内民主化;
      
    这个问题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党政分开,1987年十三大就已提出,但是1989年之后就不再提了。如果党政不分,执政党什么事都管,什么权力都抓在手里,这不是一个办法。执政党自己说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但是在如此集权格局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地方一把手制度给各地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譬如重庆发生那么严重的腐败,完全是因为一把手无法无天。因此,第二个层次是改革地方一把手制度。地方如果像中央这样搞七常委、九常委,可能会好一点。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层次,就是在党内实行差额选举,至少可以从基层开始。
      
    二、选举规范化,包括党内选举、人大选举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
      
    众所周知,现在人大被普遍认为是“橡皮图章”,根本是因为人大代表不是真正由选举产生的。如果还是用现在这部宪法的话,人大选举不规范,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会有起色。
      
    三、言论自由化;
      
    没有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现在搞什么选举?连候选人是谁都不认识,候选人也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自由竞选。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就是新闻自由,当然还涉及其它自由,如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目前,我们政府对这些基本自由限制得很死,而且从最近的事件可以看到,这种限制不只是针对右派的,可能右派受限制的场合多一点,但左派也一样受限制,所以广开言路、放松言论管制应该是左右一致的共识。
      
    四、经济市场化;
      
    现在“国进民退”非常严重,无论是从土地管理对农地流转的限制,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增长率,还是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配模式,都清楚体现了这一点。要真正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一定要刹住“国进民退”的逆流。
      
    五、司法职业化;
      
    司法改革搞了十多年,没有搞出太多名堂。今后一定要把司法职业化真正推动下去,否则还说什么依法治国?
       
    最后一点就是宪法实用化或实效化。
      
    其实,我上面说的这些东西在1982年宪法里都规定了,但从来没有认真实施过。为什么没有实施呢?直接原因是行宪机制不合理。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是颁布三十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宪法。所以一定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宪法适用与解释机制,比如建立宪法委员会,把宪法真正用起来。
      
    有人可能会说我是“右派”,其实以上六点无所谓左右。宪法不仅保护右派,也同样保护左派。我希望以上六点能成为超越左右的体制共识。只有形成这样的体制共识,中国社会才能避免大动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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