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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中国经济的出路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21日 来稿)
     2009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祭出“4万亿”大招,一举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在全球一片哀鸿中再现了“一枝独秀”奇迹。几年过去,今天的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持续下行压力,这使得人们意识到,中国或许并未真正摆脱金融危机阴影,只是通过刺激手段暂时搁置了危机。现在,中国经济不但面临下行压力,而且似乎短期内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中国不但不再是“一枝独秀”,已经泯然众人;而且比之最近复苏势头颇好的美国,明显屈居下风,国际游资也闻风转向。
    
     中国经济面临危机、陷入困境,对此,一些自由派学者感到的不是沮丧,而是兴奋。在他们看来,这种实践的变化,“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全球经济只能有一种成功模式,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通过一些短期见效的手段,达到一些暂时、表面的效果,却留下巨大后患和严重后果——他们或许忘记了,这种“短期”,代表的是持续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所谓“严重后果”,包括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信这样的“短期”与“后果”,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梦寐以求不可得的。今天的“短期论”、“后果论”,与30多年前国内的“帝国主义回光返照论”如出一辙,都是理论或观念对实践经验的一种规避。之所以会有同样的反应,是因为二者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人世间唯一的绝对真理,任何对此质疑、反对的人,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

    
    这些学者还忘记了,如果目前的困境足以否证“中国模式”的存在,那么他们自己所推崇的普世模式早就被否证了——要知道,整个金融危机就是由这种普世模式制造出来的。几年前还在手忙脚乱寻找解释、试图修补漏洞的自由派学者,仅仅因为大洋彼岸的一个复苏苗头,就仿佛重新“找到了组织”,扬眉吐气。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之所以能较快走出困境,是因为坚决奉行了结构调整战略;这一过程是冷冰冰的,“要死人”的(许小年语)。美国敢于倒闭、敢于死人,所以调整成功了;欧洲害怕倒闭、害怕死人,所以不但走不出困境,而且越困越深;中国要想走出困境,同样只能真刀实枪“调结构”,同样要不怕倒闭,不怕死人。这些人没有想到或者是并不关心,中国与美国的基础条件不同,同样的操作下,美国死一个人,中国可能要死十个;再加上人口基数的不同,甚至可能死几十上百个。这样的结局,难道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还不谈由此可能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的冲击。这样一种普世模式,难道是值得信奉并遵循的吗?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自然界天灾,而是人类本身社会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即使是自然灾害,人类也要想办法避免和改造;对于这样一种必须以周期性“死人”作为代价的经济运行方式,人类难道不应该想办法改造之、改变之,而只能奉若神明、恭行不悖吗?
    
    自由派学者奉若天条的什么“调结构”,其实政府自己早已喊了多年,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劳烦学者们当作自己专利和显示高明来接来喊?原因很简单,因为害怕“死人”,中国政府短期内调不了,推不动。学者们可以站在云端喊口号,政府却必须在泥水中趟出一条路来。这么多年趟不出,说明这条路不好走,说明它相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并非一条好路,这个药方并非对症之方。但是,明明在实践中此路不通,为什么从政府到民间却依然死抱着这个药方不放?道理很简单,一是这个药方符合主流经济学逻辑,代表了普世道路;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问题,确实需要调整,“调结构”一说抽象上并没有错——结构有问题,需要调整,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可以走出困局的突破口,也不是当前形势的对症之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难题,不能囿于书本,囿于成见,而是要从实践出发,从政府而非市场的角度来寻找出路。因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及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创造性地发挥了政府作用。
    
    从以往30多年的经验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一是通过制度压抵了要素价格,使企业具有竞争力;二是通过宏观政策克服了市场的周期波动,促成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之所以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出手,是因为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本身很有效率,可以自动解决问题,就不会有政府出手的机会。当然,政府出手挽救市场后,应该及时退出,让市场机制得以回复,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和市场两个手段都能发挥作用。两个手段、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好,所以政府的强力干预不应成为常态。但因为这种干预方便、好用、可控,而市场复杂、不可控,所以中国政府习惯了多用行政手段,其结果是一方面压抑了市场功能的回复,另一方面导致边际效益递减。政府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只是行政干预在一个方向上的失灵。中国的经济前途,不取决于回归市场,而取决于能否找到政府有效干预的新的方向,新的着力点。
    
    中国经济今天呈现的政府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政府失灵,是在市场失灵引致政府介入后发生的。所以,如果现在政府不行的话,长期萎缩的市场更加不行。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应该鼓励其完善,但这是长期目标,而不是现在应对危机的正确方式。脚长得不好看应该做保健,这是对的;但鞋子不合脚首先应该做出改变的是鞋子而不是脚,只有在穿上一双合脚的鞋子后,脚的保健才能顺利进行。同理,市场发育应该是在危机解决,经济回归常道后,通过行政退出再来实现,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录像带的倒带,曾经是个复杂而繁琐的难题。但自从出现手动倒带器后,难题迎刃而解。所以手动和机器,其优劣并不绝对,各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同理,市场、政府各有其用、各有其长。对于市场复杂的问题,或许政府处理起来很简单;反之亦然。政府、市场不应相互排斥,更不应在观念上首先抽象排斥,而应该在实践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到老鼠才是好猫。而在现实中,往往并不是只有白猫或者黑猫才能捉到老鼠,而是有时白猫能够捉到,另一些时候黑猫才能捉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要走出当下困境,出路不在市场,也不是什么“调结构”,而在于政府能否找到新的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所谓宏观政策,财税与货币手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逐渐出现并完善的。中国的国情、经济运行条件及社会基础都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当然有可能发现或创造出新的政策工具。这既是“中国模式”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国道路”圆满自信之必须。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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