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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不是和宪政水火不容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12日 转载)
    
    来源:《财经》
    

    “我经常对贺卫方说,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不是和宪政水火不容。斯大林和‘文革’那一套是专政,不等于社会主义。”在宝隆温泉公寓的住所里,83岁的江平如此谈起近来的“社会主义与宪政”之争。这是他近来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江平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公平正义,和宪政代表的自由法治不可分割,并可互相借力,寻求最大公约数。
    
    半个世纪以前,正是这两者关系的畸变,造成了一代人的灾难,也让青年江平遭遇了被打成右派、婚姻变故和身体废残的厄运。用江平的话来说,自己是时代覆巢之下幸存的一只蛋,虽然蛋壳上已有了裂痕。
    
    但从江平的经历看来,更适合的比喻毋宁是列车下的枕木。虽然被出轨的列车碾压负伤,却没有腐朽碎裂,仍旧承担着时代的重量,铺成通往法治的轨道;并且抽枝发芽,布下思想的绿荫。这或许也是江平口述自传取名《沉浮与枯荣》的一种寓意。
    
    眼下,这段“会思想的枕木”仍旧在思考、呐喊、寻找。
    
    疼痛的机缘
    
    1960年9月12日,是江平前半生命运的谷底。
    
    那天上午,在下放劳动中的一次火车事故里,江平遭遇碾压,左小腿被压断,巨大的疼痛使他昏迷,却仍旧在病床上受到了“是否企图卧轨自杀”的调查。
    
    从“反右”运动开始,江平已经从命运的高峰急剧下坠。因为曾经散布“斯大林的错误是苏联制度问题”,以及带头张贴联名大字报向学校提意见,其中有质疑“肃反扩大化”和“工会不民主”条目,江平被打成第五类处分的“右派”,开除团籍,撤销职称,下放劳动。43年后,江平在“七十自序”中提及,这是自己最刻骨铭心的时刻,“有时梦中还杂乱地回放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心有余悸”。
    
    更猝然的打击则是,被打成右派后的一周内,从莫斯科留学开始恋爱、新婚不足一个月的妻子,因为“预备党员不能转正”的压力断然与江平离婚。据说,两人曾“吃告别饭”又抱头痛哭。妻子很快别有怀抱,江平却陷入几乎是终生的绵长追思中。
    
    命运的捩折,虽然肇因于“反右”的大背景,却是此前看似被时代宠遇的江平难以预料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的红色法学生,本来想要学新闻、搞体育,或者参加南下工作团的江平被意外选中,留学五年待遇优厚,“只比培养飞行员差一点”。回国后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民法教师,又成为院长钱端升眼里的“才子”,被校内“革命干部派”和“北大教师派”两方寄予厚望,可谓风光无限。但在这样顺风顺水的生涯中,也悄然布下了特殊的机缘或曲折,勾勒着江平以后命运和思想的轨迹。
    
    虽然作为“红色新人”培养,江平的家庭出身却并非完全和政治年代的要求一致。
    
    在自传《沉浮与枯荣》中,江平并不讳言父亲在“汉奸组织”的银行中做事,在抗日的民族厄运中“过着安逸而舒适的生活”。江平的传记作者陈夏红说,出身是江平的“人生痛点”之一。
    
    江平的中学是有着教会背景和燕京大学富于渊源的崇德中学,以后又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希望从事记者的自由职业。江平的两个姐姐也在北大和清华念书,身处民主自由思想的大本营。对于燕京大学的校长、著名的“司徒雷登”,江平虽然在赴苏之前仿效领袖在心中默念“别了,司徒雷登,别了,燕京”,心中却并未抛下“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信条,以及随英美式教育而来的自由、民主、人权信念。
    
    这种英美自由主义的血统,正如同多数教会或英美血统学校出身的“两头真”(是指在年轻时和年老时说真话、认识真理)老人一样,在投身革命后仍沉埋于血液,会在特定时机自然显现。
    
    对于江平来说,则使他在留苏学法之初回避了政治气味过强的国家公法——宪法、刑法和刑诉法体系,本能地被私法——民法吸引,从而站在了一生“为私权呐喊”的路径入口。而苏联虽然处于阶级斗争思维中,却由于不愿否认俄罗斯民族作为“第三罗马”传人的身份,在民法中保留了罗马法的体系,甚至要求学生学习拉丁文。罗马法则正是大陆法系的鼻祖。出身西式教育的江平,对这种渊源敏感而执著寻求。这样,身处苏联的江平意外接续了西方法学的血缘。
    
    自由民主的理念,又使江平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事件发生后,为斯大林侵犯人权的罪恶深深震惊,认定是苏联制度的问题,因而在“反右”中提出纠正肃反扩大化和工会民主的要求,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
    
    “文革”后期,江平读到了德热拉斯(又译为“吉拉斯”)的《新阶级》,震撼之余,思想从“反右”之后的“缴械投降”中走出,确认了早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认识。
    
    “江平的学术与精神资源互相矛盾。”陈夏红分析,这种矛盾,终其一生都存在且活跃,成为思想上的痛点。时代的巨变,把政治和灵魂的分裂加在了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很多人面临着和江平类似的矛盾。
    
    江平的独特之处在于,后者战胜了前者又吸纳了前者,使疼痛变成了馈赠,即使其中包含了22年时光和半条腿的人生代价。
    
    而更多的人,已经在疼痛之中遇难,或变得麻木。江平留苏法律班的同学中,一位回国之初跳楼自杀,一位在“文革”中跳井。其余的人大多离开法学领域,随政治潮流颠沛,一生碌碌。江平的挚友康洁仁,原为公安部局级干部,因“右倾”降调至北京政法学院,“文革”中被捕死于狱中,江平为其写下了“欲将杯酒祭君魂,万里垄土不知何处寻”的悼辞。
    
    江平的前一代民国法律学人,如东吴大学盛振为、杨兆龙和朝阳大学“台柱子”曾志时,在建国之后被作为旧法人员排斥,所学尽废;至于后一代人,生逢法律实用主义向法律虚无演变,习于政治思维,学术根基薄弱。
    
    “只有我们这一代,在旧中国受过一些教育,外语还可以,又是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对西方法律也有所接触。”江平说,这个建国之初小小的窗口期,被他们幸运赶上了。
    
    而在“反右”之后的境遇,他们虽然离开了法学领域,付出人生代价,却因为整个国家处于法律荒芜中,个人并没有落在时代后面。“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断档,我们也就从右派帽子下被解放出来,派上了用场,搭建学术‘人梯’。”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分析,在江平这一代“重新起步”的法律学者中,可以区分出两类群体。当初“靠边的”,包括“苏东”渊源的,因为原来受教育的基础较好,出头露面机会较少,读书思考的时间相对较多,此时整体而言成就相对突出,内涵亦相对扎实。其余按等递减,以迄于无,或负数,“所赖为官位权势,如流沙翻舞于天”。
    
    在“苏东渊源”的学者之中,江平很快像当初在北京政法学院一样崭露头角,成为翘楚。当初在苏维埃法学体系外对西方法学的有意寻求,使他很快能摆脱意识形态局限,接轨国际理念,追寻法治真义。
    
    “虽然有痛苦,但是活了下来。比起那些死去的人,在国家的不幸中,我仍然是幸运的。”对于命运机缘的领会,让江平度过了艰难岁月。
    
    “文革”年代,江平寄情于诗词。这部近年来出版的诗词集,以“信是明年春自来”题名。
    从罗马到大西洋
    
    1979年,回到北京政法学院讲台上的江平,在全国率先开设了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
    
    其间也含有命运的机缘。“文革”之初的“破四旧”中,江平忍痛将自己在留学期间俭省购置的一箱法律书籍卖为废纸。但走到废品站,江平又抽出两本有关罗马法和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的著作留了下来,成为此时仅有的课程参考书,而且是国内少有的资料。
    
    以后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印的课程讲义,曾经风靡全国,并引发“非法出版物”风波。江平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本讲义而对江平生出最初的仰慕。
    
    在“文革”结束之初开设罗马法课程,对于江平来说,既是一次冒险,又含有“托古改制”的尝试。
    
    赵旭东分析,当时国内的民法课程一般是照搬苏联民法,阶级斗争气息很严重,江平则直溯罗马法源头,为下一步开设西方民商法破局铺路。这使江平很快站在了民商法教育的前沿,他的课程为学生所喜爱,并在1984年出版了《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为中国民法学打开了一扇窗”。
    
    赵旭东认为,江平对于时代的法学需求有一种独特的前瞻性,从20世纪80年代的开拓私法到90年代的倾力市场,他总是善于做出方向和价值判断。江平的另一位弟子龙卫球则总结为“从大处着眼”。赵旭东本人正是在江平的引导下,将公司法确定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并从此走上了商法的研究方向。
    
    台湾学者、被视为两岸民法第一人的王泽鉴则称,江平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宏观思维,“对于民法、商法以至整个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有独到而清晰的研判,并提出独特的架构和理念”。
    
    江平对于中国法治“四个阶段”(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法律理念主义)的划分,即是显例。
    
    20世纪80年代初,从告别集权体制、保护私权(以至人权)的趋势着眼,江平全力开拓私法领域,并以私权为纽带加强民法和商法的联系,适应了此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体现了他对法治的洞察力。
    
    在当代法学的发展趋势下,江平从自己出身的大陆法系逐步走向比较法和英美法,是另一例证。
    
    虽然江平始终有浓重的“罗马法”情结,并且推动了中国政法大学和罗马法发源地意大利大学的直接交流,用王泽鉴的话说是“使中华法系和另外一个重大法系有了交集”,却没有停留在对大陆法系成文法典的爱好上。这在江平对于民商法的推动中越来越清晰。
    
    龙卫球认为,罗马法形成时期的“裁判官”制度启发了江平。在罗马法体系中,正式的法律之外,裁判官上任时可以发布文告,因袭成为有效的法律文件,裁判官受理和审判案件的判例也影响了以后的法律。而这和英美式的法院判例法相通。
    
    但在江平自己看来,他转向英美法更多还是出自改革开放年代以后的接触,观察到国际法律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法治的需求。
    
    民法典的制定过程,或许是江平的认识契机。最初中国试图模仿苏联制定一部宏大的民法典,以后却被领导人彭真否定。彭真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会出现许多不好预见的现象,一部成文《民法典》难以应对,不如先制定总则和单行法。这一意见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民法典的立法方向,虽然打击了很多学者心中的民法典情结,却也为后来的市场经济发展所证实。而在本世纪初,担任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再次提出制定民法典,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拿出一部厚达216页,长达10万多字的民法典草案,却因为卷帙浩繁、临时拼凑而遭遇众议,江平表示:“这难道就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后,我们拿出来想要达到世界水平的民法典吗?”
    
    民法典草案最终为《物权法》出台取代,也引发了江平今天的想法:“是不是非要制定一部统一、严谨的民法典?把市场经济生活全部归纳为一部统一法典,可能吗?有必要吗?松散型的单行法齐备,也可以说民法典完成了。”
    
    这对于一个大陆法系出身、长期致力于“民法典之梦”的学者,看似“自我背叛”,却是出自对中国实际需求的考虑。
    
    江平说,欧洲法学界长期看不起英美法,认为无理论,不成体系。但看现代的发展趋势,英美法的理论并不贫乏,并且成了西方法学和法律制度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国际法领域如此,在商法领域,英美法重视商业,显示出更大的市场实用性。譬如侵权行为,德国民法典只有十几条规定,而美国法律有900多条,划分很严格。“我始终主张,中国需要特别注意吸收英美法制度。”
    
    “他是一个理性绝对主义的反对者,也是民法系统论特别是德国民法典形式主义的最重要的反对者。”龙卫球说,江平在法学观念上,重视的是历史方法、比较方法和经验方法,而不是纯粹理性,这样就接近了英美法的经验思维。
    
    在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担任了比较法研究所所长,集合一批比较法学精英,其中包括了新秀贺卫方、米健等人,也兼容了潘汉典这样的老学者、传承英美法血脉的东吴大学旧人。
    
    在20世纪90年代,江平主持翻译了《外国法律文库》和《美国法律文库》,并担任中国比较法研究会会长,进一步为比较法研究打下根基。在《沉浮与枯荣》中,江平自称他的比较法情怀“始终如一,萦绕于心”。
    
    自民国以来,大陆法系一直是正宗。秉持英美法传统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建国后遭遇厄运,一代精英沉埋于政治底层。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和人事脉络,大陆法系仍是法学界主流,英美法旧人僻处边缘,只是在国际关系和贸易纠纷中临时救急(参见《财经》2013年第19期、20期“东吴法统的余晖”)。
    
    江平出身于正宗的苏联大陆法系,又在改革年代受重用,却钟情英美法并推动其复苏,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某种补偿回归。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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